２０１９.１２.３０ 姓氏与YDNA相应只是个传说，你的YDNA更可能与地域有关：中国人的姓氏早期主要起源于二三千年前，绝大多数姓氏随父亲延续，尽管存在改姓、收养、入贅等情況导致单倍群改变，但理想情况，每个姓氏应存在一种或多种共祖于二三千年前的主体单倍群。然而，理想太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测试数据表明，未见任何姓氏存在有共祖于二三千年前的相应的主体单倍群。汉族中共祖年龄万年以上的大类单倍群大致可列出12种 >>>，大部分姓氏尤其大姓随着测试或收集样本的增多，会出现类似于汉族平均比例的分布特征，即汉族中高频的单倍群在某个具体姓氏中也会出现较高比例，汉族中相对低频的单倍群在某个姓氏中亦低频，具体可见polyhedron每周一姓单倍群比例。如果进一步细分，表现在具体姓氏上的单倍群就十分细碎，以莫姓为例，测试70个样本得到的单倍群竟有49个之多，每一种单倍群的样本数大多只有一二个。其他姓氏类似数据可在基因助手上查询到。可以看出，父系单倍群与姓氏总体的相关性是很弱的，或者具体到村落时才有强的相关性。父系单倍群的概率更可能与地域有关，例如不管是哪个姓，在华东以F492更高频，在西北是F438之类频率更高，Y7080、M88在两广更高频一些等等。同样道理，古代同一姓氏也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单倍群，仅根据晋南姬姓古方国测得是N-M128(F1998)就判断周族的主体单倍群是N-F1998是不可取的。(163)

２０１９.１１.２２ 高山族祖先yF706和mtE1在1.4～1.3万年前末次主冰期低海平面时迁徙台湾：从YFull YTree v7.09看到，在O2a-F871(即N6)下面，南岛语族的独有分支AM01750(即B451)与大陆的F1010(即F717)分化于F706，分化年代期望值是12200年、最大值是13800年，B451南岛样本共祖年代期望值是4700年、最大值是5800年。由于分化年代远早于南岛样本的共祖年代，可认为台湾原住民是有B451的(缺高山族细分数据)，且居上游源头位置，B451的年代比六千多年前台湾最早的新石器大坌坑文化要早得多，应属末次主冰期移民。风虎云龙网友也将B451的共祖年代上溯至9620年前。判断在1.4～1.3万年前低海平面时父系F706与母系E1从大陆迁徙台湾，然后分化出yB451和mtE1a，B451在四千多年前再渡海迁徙南洋。台湾原住民总人口约54万(2014年统计)，排前三位的是阿美族20万、排湾族9.6万、泰雅族8.6万。O2a-P201在阿美族中比例最高占35.9%，另在排湾族占4%、在卑南族占17.4%，P201在原住民中的总人数约有4万人，约占高山族男人总数的15%。阿美族母系E系占13.3%，主要是E1a，频率为9.2%，而其他原住民大部分是E1a的下游类型，E系在台湾原住民中的总体比例为18%。由此判断，阿美族祖先最早进入台湾，父系是F706后来分化出B451，母系是E1后来分化出E1a，E1a再扩散到其他原住民部落。E1的年代是14ka，大陆见极其零星的E1*；F706诞生于1.5万年前，在1.38万年前分化出大陆支F717及南岛语族特有类型B451。台湾海峡在1.2万年前开始被淹没不能通行。由此判断，阿美族祖先迁徙台湾的时间应在1.4～1.3万年前。这个时间大致与台东县长滨文化起始时间相吻合，长滨文化属于典型的砾石石器文化，经华南传至台湾，C¹⁴测定最早约1.5万年前，并延续至5000年前，从其具备的延续性可判断应由高山族祖先所遗留。其他各支迁徙台湾岛的时间：根据李辉等估算O1a*台湾簇的共祖年代为14659±3110年，奋斗网友搜集到M110下面的菲律宾支B397与文莱支B396的共祖已有6200年，可判断O1a-M110及CTS3085亦为末次主冰期移民，可能与O2a-F706同行；O1a-F140应该是来自浙江沿海大约七千年前渡海进入台湾，带着有段石锛形成大坌坑文化并分化出B388；稻粟混作农业及石板棺文化是在五千年前进入台湾，估计从大陆迁渡台湾的人群是来自山东沿海的O1a-F168*，稻粟混作农业在台湾沿海的迅猛传播也让长滨文化终止于五千年前，台湾原始土著B451及M110在获得农业及渡海技术后，在B388、F168*人群的挤压下快速漂洋到达菲律宾等南岛。台湾原住民主体是B388及F168*，约占60%，而南岛即以B451及M110相对较多(据奋斗网友)。台湾原住民新旧单倍群关系：早期的O1a-M119*主要是CTS3085、早期的O1a-P203主要是B388与F168*、早期的O1a-M110不变、早期的O3-P201也即F871或N6支。(162)

２０１９.１１.７ 两个有点意外的推论 ㈠.M122与M95一起来自华南：晋南横北西周遗址发掘到2例O1b-M95及6例O2a-M122古DNA，M95分化于1.4万年前，样本共祖年龄只有1.2万年，源头在岭南，M95的出现暴露了M122的行迹，相互在一起，O2a-M122也应该是1.2万年前来自华南。横北发掘到的M95应该是个早期分支，与F1759一样属O1b的北方特有类型。㈡.人种体征与Y染色体血缘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蒙古人种祖先NO系起源于亚洲东南部，出于同源同路同时间的关系，其早期5万年前的体征必然与其他5～6万年前从非洲迁来的C*、D*、K*人群相似，同属澳美人种，东亚蒙古人种体征应该是从南方迁徙北方之后才形成的，过程所需不超过1.5万年，未迁徙北方的人群如东部沿海八千多年前的马祖亮岛人、上山桥头人 >>>仍然保持澳美人种体征，中南半岛古人保持尼格利陀人种体征，但他们血缘上可与北方人群同属NO系，人种体征的不同是由气候差异所引起，是气候、环境、时间的产物，与血缘关系不大。把有澳美人种体征的马祖亮岛人、义乌桥头人想象成南岛土著类型K*、C*，把中南半岛尼格利陀人想象成只有C*、D*是没有根据的。亮岛人母系是E，现代人mtE见于包括台湾原住民在内的南岛语族，因为台湾原住民父系没有C、D、K*，亮岛人mtE所对应的父系就不可能是C、D、K*，推测最有可能是与南岛语族有关联的O2a-F871(即N6)或O1a-M119；良渚有检出父系主体是O1a-M119，从文化承袭关系上判断，上山文化义乌桥头人及河姆渡人应该是O1a-P203+。澳美人种可以理解为亚洲东南加上澳洲、美洲的原始土著种类，迁澳洲的形成澳洲土著，迁美洲的形成印第安人祖先，留居亚洲东南的是古尼格利陀人，迁徙北方的形成蒙古人种，蒙古人种最接近尼格利陀人种(Negrito)，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古华南类型有较明显的澳洲土著-尼格利陀人种特征。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与研究》(1984)文摘：半坡文化居民的体质属于蒙古人种，但只有少数与现代华北组接近，多数与现代华南组和印尼组接近；庙底沟组与仰韶组群接近较为明显；庙底沟二期居民体质形态与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不如仰韶组群那样接近南亚蒙古人种；大汶口和仰韶文化居民之间的体征差异并未超出同种系的范围，有人表示大汶口居民与现代华南人比较接近；南方原始居民接近南亚人种，表现有类似于赤道人种的一些性质，如昙石山人、河宕人、甑皮岩人等；头骨测量值甑皮岩组与半坡组比较最近；河姆渡头骨一方面存在一系列的蒙古人种性状，又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殷墟中小墓(当地平民)与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祭坑含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和南亚成分，可能来源于四邻方国的异族战俘，包含少量高加索人种。(161)

２０１９.９.２５ 说期刊成果北京田园洞人y-K2b、河南仰韶-龙山期古DNA及汉藏的mt-M9a1a1c1a&b：①.据网友收集，北京田园洞人y-DNA分型结果为K2b，属PQR的祖先分支，是K2a-M2335(即NO-M214的祖型)的兄弟分支，K2、K2a、K2b的突变年代最大值约在5万年前，田园洞人的考古年代为3.95万年前，结合南洋发现有P*早期分支，Indian Telugu人是K2a2a，判断北京田园洞人K2b及西伯利亚西部Ust'-Ishim人K2a1(亦即pre-NO)来源于末次间冰期从南方迁至北方的人群，源头在中南半岛或岭南。Ust'-Ishim人K2a1是NO的“父辈”兄弟，田园洞人K2b是NO-M214的“祖父辈”兄弟，相关>>>。②.据网友，崔银秋、方燕明等在《华夏考古》2019年04期发文，对河南龙山时期禹州瓦店遗址4089～3913年前人骨进行古DNA测试，在8具人骨中有效提取2人，一女性线粒体为N9a2，一男性线粒体为D5a2a1、Y单倍群是O2a2b1a2a1c(即F46下面的F3386)，属典型的中原东部类型。四千年前有南方人北进而非戎狄南下。可以想象一下石家河人群(可能是F11)及良渚人群F492对北方的影响。③.吉大考古测得河南仰韶、龙山文化古DNA父系有Q1-M120、O1b12a-Page59、M134+、C2e2-F845+及NO*，母系以D4(begj)为主，还有B4d、F1d、F2h、M8a2、M11d等。有望解开之前的诸多谜团：Q1-M120很早在六七千年前已出现在中原东部，估计万年前已从中亚迁入河套关中地区；O1b12a可能是F1759，是北汉的特有类型，是与M122一起北迁的一支；C2e2-F845诞生于约1万年前，诞生于北方或东北的可能性更大；母系D4在六七千年前已出现在中原东部，龙山文化期河南出现D4高频人群，现代河北人高频的D4更可能与这些人群有关而不是来自燕北的狄系；因为炎黄集团从关中东迁兼并两昊集团发生在5～4千年前，而河南古DNA出现了六千年前的Q1-M120、mtD4g及五千多年前的mtM11、M8a等北方类型，说明全新世早期在中原东部已开始了原始农耕人群y-O3与细石器狩猎族y-N、Q1之间的融合，相关>>>、>>>、>>>，两大族群何时融合、如何融合是北方人群起源的核心问题。作者通过对全序及常染分析认为，四千年前左右有上规模的南方人群流入北方。有待于更多的早于五千年前的古DNA来揭开古中原人群的底色。④.藏族母系M9a1a高频，在祁学斌等的6109个数据中占到16.30%，据孔庆鹏团队与董广辉团队李玉春、田娇阳等，中国北方人群是M9a1a1c1a而藏族是M9a1a1c1b1a，之间是并列关系，庙子沟遗址和朱开沟遗址的古DNA见有祖先类型M9a1a1c，原文>>>。如何能证明藏族的M9a1a1c1b1a是随着粟黍作物的传播源自北方东部人群？藏族的M9a1a1c1b1a与西藏的粟黍农业同路同源依据不足，北方汉族与藏族的M9a1a的分岔点应在关中至川西一带，M9a的源头可能是中原西部的y-N原始戎狄狩猎族群，而粟作农业则起源于中原东部的磁山文化。如果不作细分，光看藏族母系中高频的M9a1a、D4、A4及A11，很容易得出其与华夏祖先族群具有同源关系，藏族的主体类型M9a1a、D4、A4等来自西北黄河上游地区，但从目前所知的父系数据，藏族中与汉族具有同源关系的单倍群不足20%，且可以肯定藏族中比例超过50%的主体类型y-D与汉族没有同源关系，原先y-D对应的母系是什么？这间接说明汉族与藏族中的同型线粒体应共源于第三方，很可能是全新世早期活动于黄河上游地区的y-N狩猎族群，即相同的类型来自于第三方而不是来自于汉、藏祖先之间先后的承袭关系。也许有人会说线粒体M9a对应y-CTS1642，导致两者在藏族中比例较高，并用来证明CTS1642起源于关中地区，但彝缅系是CTS1642的高频区却是M9a低频区，侗傣人群及两广汉族CTS1642有一定比例但M9a也是低频，无法证明两者存有对应关系。结合大量的M9a数据、>>>，判断东亚人群的M9a主要来源于中原西部北部的y-N原始戎狄狩猎族，戎狄母系扩散能力很强，导致藏族中西北起源的mt-DNA(M9a、D4、A4、A11)占明显优势，在北方汉族母系当中也能看到戎狄成分强悍的一面，汉藏有同源主要体现在母系，在母系氏族社会，其影响也非同小可。(付巧妹团队等对距今5200年以来青藏高原人群线粒体的研究表明，4～3.6千年前开始的大麦农业在青藏高原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传播更多的是技术上的传播，而不是大量人群迁徙的结果，人群居高海拔要比大麦农业来得早。科学网2020.3)(160)

２０１９.９.１０ 估判CTS1642迁徙中南半岛的时间：中南半岛北部CTS1642高频，主要源自长江中上游的彝缅祖先族群，部分来自西樵山人群Y7080，因为印度东部蒙达人群有高频的来自广西的O1b-M95(M1283)(如图表)，但缺乏O2a-CTS1642，所以CTS1642应是在M1283之后进入中南半岛的，M1283的共祖年龄约为6000年，CTS1642本身也只有六千多年，其南迁时间就不会早于6000年前。因为中南半岛人群欠缺y-N、D，判断CTS1642主要来自宝墩、早期三星堆等彝缅祖先族群及西樵山人群，南迁(包括迁徙云南)大致与三星堆文化二期同步。根据考古，古彝缅文化最早在大约5000年前出现于中南半岛，西樵山双肩石器在四千年前开始向西南传播，综合判断，CTS1642大规模迁徙中南半岛应开始于夏商时期。三星堆遗址与宝墩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部，两者相距不远，起始于大约4800年前，三星堆早期及宝墩人群应属古巴蜀彝缅祖先族群，主体很可能是CTS1642。到了夏商之际，与二里头文化有关联的中原人带来了青铜文化，被三星堆土豪族吸收同化并形成三星堆二期，不愿接受同化的人群向中南半岛方向迁徙，此时宝墩文化也即终止。受商代中原东部文化影响形成的三星堆文化二期，到了3100～3000年前周灭商时因遭受波及而终止，人群进一步向南流动，导致中南半岛人群CTS1642愈加高频。[距三星堆80km的同类文化遗存高山古城遗址，2023年厦门大学测得两例父系为D1a1-Z31591（4500～4200 aBP，属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范畴)、O-Z25915（即F5+CTS1642，380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一例线粒体mt-M9a1a（375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
  寻找三星堆人群的去向，三星堆新出土的黄金面具、青铜面具、青铜神树、"方向盘"、大批象牙和大量海贝为其主体属CTS1642添加有利依据。三星堆遗址年代的下限大约为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时落下帷幕；蜀人大致在商代到战国后期，主要活动于四川盆地的西部，但势力全盛时，也曾到达陕西南部和云南北部的某些地区；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曾经有蜀的记载，武王伐纣时，有蜀人参加；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越南境内的交趾，征服当地雒将后建立骆国，所以蜀人还是部分越南人的先祖；有学者认为三星堆跟西亚早期文明有联系，理由是黄金面具、黄金权杖、青铜神树这些东西跟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有一些相似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很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摘自:>>>）。三星堆有大量牙璋等二里头文化元素及源头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蜀人又参加了武王伐纣，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毁于商残部的报复，再迁金沙后终止于公元前316年的秦惠王灭蜀。出土了来源于热带的象牙及来自海滩的贝壳，以及金属器物中包含有西亚、中东古文明元素，说明沿中南半岛、西南方向存在通畅的交流通道。主要出于文化交流，欠缺人群长途迁徙，中东人群少见东亚的单倍群，至于凉山彝族中的F2-M427，也未能判断其与中东或南亚人群存在关系。在中原人群对蜀地不断地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人群很可能沿交流通道迁徙并停留于中南半岛，导致中南半岛人群CTS1642高频，而中国西南人群CTS1642主要分布于彝缅族群当中。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与蜀山氏之女的孩子，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颛顼的最初封地、都城、陵寝均在河南，从支系亲缘关系上可反过来说明，CTS1642作为M117+F5+F8下面的A9459的分支，很可能是在六千多年前从河南分出而不是从关中，三星堆中的二里头文化元素也说明这一点。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云南等地的海贝最早在春秋时期，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云南等地晚期的贝币所反映的可能是三星堆人群、文化的流向。由于历史上曾发生过元蒙屠川、张献忠及满清屠川、湖广填川事件，估计在四川汉族中属巴蜀土著后人者甚少。相关>>>。(2021.3.21) 新2022.6>>> (159)

２０１９.８.３１ 分析泰国人父系单倍群细分数据：在泰国人928个样本中，频率最高的是M95下面的M1283，占32.33%，M1283诞生于约11400年前，大约在6000年前从岭南分出，迁中南半岛然后再迁徙南岛及印度东北，M1283南迁时是独行者，导致南岛及印度东北不出现P31*、M88成员，M1283占到泰国人O1b-M268的63.2%，估计在东南亚其他人群中所占份额也不会少；另外泰国人M95+M88下F2758的比例亦较高，频率为11.3%，由于云南等地人群亦混有F2758，判断其迁徙中南半岛较晚且还来回跑，时间上大致与三四千前稻作文化传播期相当。再一个比较醒目的单倍群是F5下的F8(即M1706)，频率达到13.8%，泰国人的F8的主要是CTS1642，含西樵山人群的Y7080大约4～5%，早期南迁可能与四千年前有肩石器传播相应，另在战国时再南迁。其他低频单倍群：C、D、N比例占2.1～2.8%，D比汉族(1.9%)略高，而C、N低于南汉、远低于北方汉族，再结合其他更多数据(>>>、>>>、>>>，缺缅甸人数据)，判断中南半岛属C、D、N低频区；M89*、M9*、NO*、O*这些早期*支叉，总共才占1.3%，比例过低，与东南亚起源地地位不相配；北方人高频的单倍群如F11、F46、F2137等在泰国人群里低频，另外潮汕人的F317、东越的F81比例也不高；之前《科学》所刊越南古DNA中的F134，在泰国人中只有0.3%，可判断越南人14.3%的002611不是土著F134的后代而是秦汉北方汉人或楚人的后代。原文分析到早期中石器时代1万年前父母系出现扩张，后来在新石器时代5～4kaB.P及青铜-铁器时代2.5～2kaB.P出现过两次单独父系扩张。目前主要分岐是M95人群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南半岛的？有认为晚至四千年前才随稻作文化进入，而更早所居者为尼格利陀人群C、D；有认为中石器时代1万多年前开始迁入，我主张大约万年前进入，见>>>。贺江流域地处粤湘交界，封开杏花出土的四千年前稻粒遗存及广信河遗址群出土有石琮表明，广东的稻作文化应源自良渚东越而非湘地，三四千年前岭南发生了侗台语化而非南亚语化。稻作文化可能是由华东的瓯人带进贺江流域，然后先传给广西的骆越，再传至中南半岛。早期的骆越可能讲南亚语，三千多年前转讲侗台语，战国时侗台语化向中南半岛扩展，形成侗台语族泰老民族。沿稻作传播路线，主体单倍群东越是F140+、苍梧越是M122*、南越是Y7080、骆越是M95、中南半岛是M1283，之间差异巨大，反映稻作农业主要以文化形式在各族群之间接力传播，而人群流动起的作用是次要的；稻作文化的传播过程是南亚语不断被向南压缩的过程。据乔晓勤、张镇洪等，泰国西北泰缅边界1.2万年前的仙人洞遗址发现有人工驯化植物迹象，和平文化期已出现没有完全脱胎于采集的早期种植，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块茎类、豆类及瓜等，经济活动可能是种植业与狩猎、采集并重。说和平文化属尼格利陀人狩猎采集族群是站不住脚的。《科学》文章称中南半岛稻作新移民与狩猎采集土著发生了混合，但三四千年前的古DNA却未发现有C与D。若想说中南半岛C、D、N低频是被后期人群覆盖的结果，但南方包括中南半岛几千年来的战争要比北方少得多，是古代北方人群南迁避难的地方，发生土著几乎完全被消灭、取代的可能性极小。判断中南半岛早于四千年前所居人群为尼格利陀人C、D无法成立，推测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群为尼格利陀人C、D更无依据。(中科院付巧妹团队在11个遗址获得25个9500～4200年前的相当于常染的古基因组，不支持东南亚、东亚南部存在先尼格利陀狩猎族，后农业人群的“两层假设”>>>；根据宿兵团队等的研究，尼格利陀人在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应是存在的，具矮身高等体貌表型的柬埔寨土著等可能是其后代；付巧妹团队获得9～8.6千年前广西独山人的yDNA是O2a-M7下游的F1275，岭南陡刃砾石石器人群属O系人已再无悬念，可判断和平人群为孟高棉语族的祖先，主体为O1b-M95与O2a-M7)(158)

２０１９.５.１ 华夏祖先的关中：八千多年前，从河南裴李岗文化早期分出班村类型，沿黄河西迁形成早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期演化出半坡文化，可称其为使用陶器的原始炎帝(神农)农耕人群，父系是F5下面的F438、Y8389等，母系是N系及M系的M7b、M7c及D5等。西迁的原始炎帝族系在关中渭水流域碰到了较早在那里生活、使用细石器的戎狄猎人，戎狄父系是N、Q1，母系是D4、M8a、M9a、M10、G、C、A等。原始农耕人群讲古彝语，戎狄猎人讲狄系语言，他们发生融合，形成原始炎羌汉藏祖先及汉藏始祖语，母系M系比例较高。从6千年前至5.5千年前，黄帝族系F11从山西南部西迁进入关中渭水流域，开始了与炎羌人群的融合，文化上表现为黄帝族系庙底沟文化对炎帝族系半坡文化的取代，人群上造成了对原始炎羌人群的分化，少部分迁西南藏彝走廊，并同化了西南及西藏土著形成藏缅语人群，留在关中的原始炎羌人群与黄帝族系进一步融合，形成古华夏族群及古华夏语，古华夏语是一种混有古戎狄语的古彝语。(157)

２０１９.３.２３ 日本学者做的古人、现代人全基因对比，支持南线起源：亚洲东部人群的祖先来自非洲，迁徙路线有东南亚南线与西伯利亚或新疆北线之争，尤其近几年西伯利亚取得一些古老的古DNA后，更有人认为东亚人群起源于北线，起源于西伯利亚Ust'Ishim之类的古人，这种被网友戏称为“戎狄下南洋”的东西还被人从体质学方面发表于英国《自然》期刊上(如图>>>)，而日本学者通过对亚洲东部古人及现代人的全基因分析对比认为，现代东亚人与日本绳纹人Jomon、北京田园洞人等，向老挝和平文化采猎人及现代安达曼人聚类，形成一个东南亚起源的大支系，万余年来的西伯利亚古人以及北美印第安古人处于这个支系的下游，而4.5～2.4万年前西伯利亚Ust'Ishim等古人则属另些支系，他们与现代东亚人距离更远，不排除其更早从东南亚分出(也不是走北线)，或者已经灭绝。另外，日本学者已测得绳纹人Jomon的线粒体是N9b1，其祖先很可能是从北方库页岛-北海道方向迁入日本的，对应父系有可能是C3*。截图>>>；原文>>>。相关起源路线问题>>>、>>>、>>>。(156)

２０１９.３.１ 从古DNA说西辽河地区的古族群更替：西辽河地区从早到晚有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相继出现的古族群有陶罐类农耕人群、细石器狩猎族群、从内蒙中南东迁的狄系、来自冀北的山戎以及来自东北方向的东胡。①.兴隆洼人群是以河北O3(F46)为主体，混合了沿海岸北迁的O1a、O2b等的陶罐类农耕人群，母系主体是N系以及D5、M7b、M7c等，后来逐渐与西辽河地区的细石器狩猎族yN、mtM系发生融合，到了红山文化牛河梁人群，父系N已占相当比例，但母系仍为N系及D5等，到了小河沿文化期，哈拉海沟遗址12例父系均为N*，母系D4比例飙升。红山-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有数百年的文化缺失，红山人群估计流向了朝鲜半岛，导致韩国人母系与牛河梁、哈拉海沟古DNA聚类。②.夏家店下层父系主要是N，次为O3系，而母系主体是M系。内蒙中南庙子沟父系是N*，母系为M系，狄系在长城地带在4300年前左右有过自西而东的迁徙，夏家店下层狄系应起源于庙子沟文化等人群，并混有燕南的O3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西辽河地区中断于3300年前。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失，应该是古族群间战争的结果。初步判断，大约自3700年前开始，陆续有东胡C3*从东北方向迁徙西辽河地区，形成3700～3300(3000)年前的平安堡三期、顺山屯类型、高台山类型及魏营子文化等，后期到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这些早期文化有一定关联。到了3500年前，冀北的山戎进入西辽河地区，山戎的祖先是姜家梁人群，父系是N1c，母系主体是M系，迁徙过程混入了冀北的yO3系mtN系。夏家店下层狄系与进入西辽河地区的东胡、山戎之间互为敌对，存有你死我活的消长关系，由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大规模扩张于3000年前，判断西辽河地区的狄系应该是被山戎或被山戎与东胡夹攻所灭，由于yN*在北亚、东北、韩国以及河北、河南人群中未出现高频(异常)，意味着狄系的男人几乎已被山戎(及东胡)消灭，而母系D4等M系即高频地出现于河北、辽宁汉族及韩国人之中。西辽河地区相对欠缺3500～3000年前的文化遗址，应该是狄系与山戎两败俱伤的结果。④.据《史记·匈奴列传》,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山戎”,山戎与东胡在西辽河地区应共存了较长时间。根据大山前夏家店上层灰坑古DNA，父系9例有3例是N1c、4例是O3，再结合母系单倍群，判断被打败并被用作人祭的应是来自于燕山南面、西面的人群，是起源于姜家梁人群及燕南O3系的山戎，而大山前夏家店上层主导人群就应该是东胡C3*。N1c在北亚人群中比例不低，判断山戎在西辽河地区被东胡打败后，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北亚，与C3*、C3c等融合成匈奴及突厥。燕国在春秋时北对山戎，战国时筑长城拒胡，意味着西辽河地区曾有过一个从山戎、东胡共处到东胡独霸的过程。2300年前燕将秦开东征，东胡不再与燕国为邻。东胡部分流入朝鲜半岛，韩日语混阿尔泰语特点，东北的东胡由C3*与C3d等组合成鲜卑、契丹，后来部分融入到蒙古族当中。相关>>>、>>>、>>>、>>>，迁徙演变动画。阅读链接：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155)

２０１９.２.３ C4-M347、K*、C*漂渡澳大利亚的时间及单倍群的实际年代：澳洲与东南亚岛屿之间隔着帝汶海，当今最小海面宽约450km，古人渡海能力再强，也应该是在能见到澳洲陆地时才敢渡，按地球曲率，在1000～1500m高的山上或看远方1000～1500m高的山，无雾能见距离在100～150km之间，末次早冰期海平面约比现今低70米，帝汶海宽100～180km，在能见距离之内，理论上可以漂渡，按末次冰期海平面变化曲线，四五万年前末次间冰期，海平面比现今低五六十米，按比例估算，帝汶海宽140～220km，几乎已看不见远方的陆地。英国《自然》发表，古人在6.5万年前移居澳洲北部，另一张来自国外的线粒体迁徙澳洲的时间层次图也显示，来自非洲的晚期智人在6.5万年前进入澳洲。也有人根据所发现的遗迹，认为漂渡时间发生在四五万年前的末次间冰期，但从渡海条件来看，后期遗址更可能是由前期人群的后代所遗留。因为漂渡难度极大，只有个别能成功，导致澳洲土著单倍群十分单调，只有C4-M347、K*与C*，当中C4-M347分布于澳洲，最可能是携带F1370+Z31885突变的古人在6.5万年前进入澳洲，然后分化出M347，而K*、C*为与东南亚岛屿人群共享的类型，应该是在末次盛冰期2.5～1.5万年前才进入。这就要求F1370+Z31885的年代不晚于6.5万年前，但YFull YTree估算的年代，C最大值为6.9万年，而其下游F1370+Z31885(M347、M38)支的突变年代最大值只有5.1万年，偏小很多。再结合Ust'-Ishim人的古DNA类型及考古年龄等，综合对比认为，YDNA的实际年代应为YFull YTree突变年代(formed)最大值的1～1.28倍，而mtDNA反映的年代更能接近古人的真实年代，与考古测年相应。依此估测，O-M175的年代有可能达到50300年、M122达42000年、M119与M268达40700年、M95达18000年、F11达17500年、F316达8830年、F813达3840年、CTS1642达9470年、Y7080达7680年、F492达6010年、F656达4100年。
  《澳大利亚土著起源之谜》摘要：澳洲北部芒戈湖发现的(4)～6万年前130多个土著人遗骨，化石看上去非常“现代”,也称细瘦人；另有粗壮人化石最老才2～3万年，现代的澳洲土著大多数更接近粗壮人祖先。从整体看，粗壮人与细瘦人的体征差异仍然小于他们与世界其他现代智人的差异，演化上可能是由于后来冰期环境恶化，他们的头颅增大，头骨更加粗壮了。粗壮人与细瘦人的DNA没有什么明显差别。土著人的DNA与世界其他人有较大的差异，表明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至少4万年)与世隔绝，其间没有外来DNA“注入”。两份澳洲土著YDNA数据：北部Amhem 60例，C4-390.1_del占53.3%、K-M9占30.0%、C-RPS4Y₇₁₁占10%、R-M173占5.0%、F-M89占1.7%；西北部Desert 35例，C4-390.1_del占68.7%、K-M9占17.1%、R-M173占8.6%、O-M119占3.0%、F-M89占2.9%。判断：C4-390.1_del亦即C4-M347，属澳洲原始土著成分，祖先应为4～6万年前的细瘦人；K-M9*(xL,M,N,O,P,Q,R,S)、F-M89*(xM9)为东南亚岛屿及大洋洲共享类型，C-RPS4Y₇₁₁是M130至下游M217、F3393之间的点位即C*(xM217,M38,M208,M347)，这三种类型可能来自末次盛冰期，祖先为2～3万年前进入澳洲的粗壮人；O-M119为几千年来的东南亚移民；R-M173来自于近代的欧洲。(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