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演绎 莫如波 2013～2014

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从002611的频率分布看古族群关系：002611作为北方汉族高频的父系单倍群，但其在长江以南的原住人群中相当低频，根据严实、王传超等论文数据，南方侗傣壮族21例、三江侗族27例、仫佬族11例，一共只出现1例，占1.7%；瑶族60例、畲族51例、拉珈瑶23例、广西瑶11例，一共145例未见一例002611；就南方汉族当中，广东汉族40例、广西汉族59例、平话汉101例、福建汉族13例，一共也只见7例，占3.3%；中南半岛老挝人1133例当中有18例，占1.6%。但002611在苗族中占20.7%(12/58)、在越南人中占14.3%(10/70)、泰国人占11.8%(2/17样本过少)。侗傣民族原居岭南，瑶畲族原居长江中游的湘赣(位置偏南)，苗族原居长江中游位置偏北，老挝人祖先主要是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据蔡晓云数据)。可以想象，002611原先在长江以南很可能是欠缺的，当中的零星比例多来自后来的北方。苗族的002611有可能来自东夷的太昊集团，三苗曾联合东夷与炎黄集团大战，东夷很可能是002611的一个爆发区，北方汉族的002611应是东夷及华夏双起源的，共祖年龄至少有八九千年。龙山文化期，两昊集团被炎黄集团打败并兼并，但三苗至尧舜禹时期还是被打击与驱逐的对象(舜逐三苗于三危)，因此，苗族的002611不太可能是黄帝裔或来自华夏集团，由于瑶族没有002611，荆蛮也就成不了爆发区，苗族的002611似乎只能来自于东夷(同时三苗的M7也流向北方东部)。湘地的扬越应该是瑶族的祖先，其未加入东夷联盟与黄帝战；三苗在湖北被混合同化后形成楚^[注]；东夷应是韩国人及日本人002611的源头；越南人及泰国人的002611很可能是秦汉北方垦卒的后代，祖先是中原人及楚人。推论：韩国人、日本人及闽语人群(潮汕人)的M117应共源于东夷的少昊集团；由于藏族的O3系统主要为炎帝族裔的M117(29.82%)，而M134*低频(2.63%)(据祁学赋)，因此，前仰韶文化期，M134*的爆发区应不在关中河套地区，综前，采用排除法推测，北方汉族高频的父系单倍群M134*(F444)，早期应爆发于河北的磁山文化及后期的后冈文化人群。O古族群树系图>>>、O古族系地理分布图>>>。(109)

２０１４.１２.３ 关于侗傣人群的M117、M134*的来源：南方侗傣语族源自广东、江西、福建、江浙一带，父系单倍群以O1a-M119(P203、M110)为主体的百越土著，从新石器晚期有肩石器及有段石锛的传播判断，文化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南越西樵山文化，二是东越河姆渡-良渚文化，东越常混来自台湾的M110，且C3*比例相对较高，而南越一般不混这两种单倍群。大约在1.5万年前，粤北M119(P203)人群的一支迁江西、浙江，形成东越，而留居广东的一支后来在南海西樵山一带获得发展，东越与南越的分离年代大约在1.5万年前。大约在四五千年前，东越及南越都对周边产生了侗傣化，东越主要体现为有段石锛向南洋传播并形成南岛语族，南越主要体现在双肩石器向周边传播，使骆越在语言上侗傣化。由于新石器早中期广西是没有M119的，因此，西南没有M110、C3*的侗傣民族多源自广东，海南临高人也是，而混有M110，C3*比例较高的侗傣民族则源自东越。
  侗傣人群普遍混有一定比例的M117、M134*，由于这两种单倍群是北方中原人群的高频类型，因此，判断其为侗傣原住民还是外来成员，难度相当大。海南临高人M117占26.7%、M134*占10.0%、M119占26.7%（据李辉)，迁岛时间在3000～2500年前，比秦汉中原人迁岭南更早，因此，不可能来自历史时期的中原，再由于没有M7，语言上不属苗瑶语系，其也不可能来源于春秋战国荆蛮的扬越及楚人，由此判断，临高人M117、M134*的源头应是珠三角的南越土著。东越马桥原住民125个样本， M117占5.6%、M134*占20.9%、M119*占35.4%、M110占7.4%（据李辉)，历史时期长江下游华东人群的O3系统以002611占优势，如果马桥原住民有O3混入，应以002611占优势而不是M134*及M117，由此判断，M134*及M117为东越土著可能性更大。再从东越及南越的同源年代推断，M134*及M117大约在1.5万年前应已混入到粤北的O1a人群当中，但由于更早盛冰期迁徙台湾的人群没有M134*及M117，因此，其扩张年代也不会早于1.5万年前低海平面时，所以，可以锁定M134*及M117就是在1.5～1.4万年前扩张、混入到O1a人群的；由于早期桂北是原始孟-苗的地盘，人群当中有M7，绥江流域及粤东又是讲标人祖先的地盘，O3*很可能是P201*，没有M134*及M117，因此，侗傣人群的M134*及M117可能是从湘东南经粤北、江西混入到O1a人群当中的，同时，他们可能是湘、赣、粤北、浙之间最早稻作技术的传播者。O3支系分徙动画>>>。相关：STR结构图南方原住民处于根部、O1a系统先后四次分迁、O1支系分徙图、岭南原始族系分析、临高人。(108)

２０１４.８.１５ 亚洲东南可能曾存在过一种来自非洲的先前晚期智人：基因学及体征上的晚期智人约20万年前已在非洲出现，基因学上的现代人祖先大约在6万年前走出非洲、向全球扩散，但在中国南方，发现多处7～13万年前的先前晚期智人遗迹：王頠等采用铀系法测得柳江人化石上方钙板层的年代为7～13万年前或更早；广西崇左智人洞下颌骨化石处于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阶段，年代在11万年前；董光荣对内蒙河套人进行热释光法测定，年龄距今7～15万年；王威等在广西百色田东陆那洞挖掘到两颗早期人齿化石，年代在7～12.7万年前。其它介于5～10万年前的遗迹有：封开罗沙岩遗址第三文化层(铀系法79±15ka)、光释光法7万年前的三峡井水湾遗址(裴树文等)、铀系法4.7～10.5万年前的云南西畴仙人洞遗址(张新锋等)、铀系法9.4万年前的郧西黄龙洞遗址等。这种先前晚期智人在7.4万年前遇到超级天灾灭绝了？或者以未知的基因单倍型遗传给现代人？由于藏族人有高频(90%)的丹尼索瓦人基因EPAS1(据华大基因组等)，因此，早期智人-丹人在现代人祖先到来时应未灭绝，还与父系D人群发生了融合，由此推测，低纬南方的先前晚期智人更没理由灭绝，父系为D的人群更可能融合有先前晚期智人的基因，只是这种基因单倍型目前还未被识别，同时，汉族人有低频的EPAS1，不排除也遗传有较高比例的先前晚期智人基因。或者是这样：现代人祖先没有与丹人发生接触，只是丹人与先前晚期智人发生过杂交，汉人中低频的EPAS1则来自现代人祖先与先前晚期智人的融合。也许是一波波纵向的、跨越时空的融合，导致了中国人类化石出现一系列形态上的共性，是非洲起源与本地杂交的结果。目前，分子人类学说明一点，世界上所有人群的父系及母系均携带有非洲祖先的突变，然而，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融合有来自非洲祖先的突变，但不排除更多的其它单倍型源自本地远古人。(丹人的DNA序列测自海拔1000～3000m的阿尔泰山而非青藏高原，EPAS1是算高原低氧诱导因子还是丹人的特有基因？或者是远古非洲共祖遗传的残余片断？徐书华研究组认为，近五年诸多研究一直没有找到EPAS1可能与人类高原适应相关的功能变异；藏族特异的拷贝数变异并不存在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中)
  如果先前晚期智人的遗传基因在东亚人群中存在的话，Y染色体单倍群应为现代非洲类型的A、B*，母系为L0、L1、L2、L5或pre-L3，只是其在东亚罕见，就算有也可能是近代非洲移民。通过晚期智人(黄岩洞人、河宕人)、早期智人(马坝人)及黑猩猩之间的眉嵴对比看到，早期智人经历了600万年的演化，都还保留着与黑猩猩相似的弓形高眉嵴，很难想象，在后来的十几万年能进化出晚期智人的平薄眉嵴，难以相信现代东亚人起源于本地的早期智人。(107)

２０１４.２.１４ 《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1期考古专辑中的古气候信息 ①.董明星、张艳红等：早全新世11～8kaB.P.是末次盛冰期之后的第一个温暖时期，全球海平面上升约60m，但在该时期的8.2kaB.P.出现了一次冷事件，石家庄地区当时为较为冷湿的针叶林草原环境。②.王辉、莫多闻等：通过对陕北多个全新世剖面的总结和对比，区域气候变化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11.0～8.5cal.kaB.P.不稳定的升温期、8.5～3.8cal.kaB.P.较为稳定的高温期以及3.8～2.2cal.kaB.P.干冷期。4.0cal.kaB.P.前后，该地区的古文化异常繁荣，整个榆林地区的遗址数量多达739处，还出现了面积超过400×10⁴㎡的石峁古城，而之后延续长达千年之久的青铜时代的遗址数量却大幅减少，夏商和西周时期遗址数分别仅有77处和52处。③.王琳、崔一付等：青甘地区马家窑文化的三个时期，马家窑时期(5300～4800cal.aB.P.)遗址数量有530个，半山时期(4500～4300cal.aB.P.)遗址数量(249个)显著减少，到了马厂时期(4300～4000cal.aB.P.)遗址数量(674个)又明显增加，且分布上明显向西扩展。半山时期气候恶化，马厂时期降水明显增多。④.孙楠、李小强等：陕西白水地区5050～4870cal.aB.P.处于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带上，年均温约为12.9℃，比现在高约1.5℃，年均降水量约为758.4mm，比现在高约180mm。⑤.赵琳、马春梅等：山东龙山文化早期(4500aB.P.～)可能存在显著的降温及气候突变事件，龙山文化晚期(～4200aB.P.)推测气候较温暖湿润，龙山文化之后气候趋干冷。⑥.李虎、安成邦等：一些亚热带树种的出现显示陇东齐家文化时期(4300～3800a.B.P.)的气候可能比现在暖湿。⑦.吴文祥、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4.5～4.0kaB.P.)为气候干冷期。相关：徐德克、吕厚远在《科学报告》上发表论文，通过对东北龙岗火山区小龙湾玛珥湖沉积年纹层的分析揭示，535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存在约500年的自然周期。经拟合，冷期低谷出现于5.3、4.8、4.3、3.8、3.3、2.8、2.2、1.7、1.2、0.8、0.3千年前，暖峰出现于5.1、4.6、4.1、3.6、3.1、2.5、2.0、1.4、1.0、0.5千年前及现代，曲线拟合，>>>、>>>。
  据吴文祥、胡莹等，Denton和Karlén在1973年根据北半球冰川进退情况发现了全新世有4次小冰期。1993年O'Brien等对格陵兰冰芯全新世地球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冰芯中海盐和陆源降尘浓度在11300～12900aBP、7800～8800aBP、5000～6100aBP、2400～3100aBP、50～700aBP等几个阶段相对较高，并呈现约2400年的准周期，基本对应于Denton和Karlén根据北半球不同地区冰川进退重建的4次冰川的前进期。又据李容全，杨怀仁引用登坦等和休登等关于北半球小冰期的研究成果，得出全新世四次小冰期的出现顺序为8～7kaB.P(冷峰在7.8kaB.P)、5.8～4.9kaB.P(冷峰在5.3kaB.P)、3.3～2.4kaB.P和450～30aB.P(峰态在200aB.P)。经拟合万年世界气候变化曲线，可得全新世由2500年、500年周期叠加引起的气候变化曲线。
  按波动周期，1.6～1.5kaB.P应为暖峰，但南北朝却还处在寒冷期。据秦冬梅，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致经历了四个寒冷期，第—个出现在公元280年左右，持续了30年，第二个在公元340～359年，第三个在公元390～419年，第四个在公元530～549年，记载冻害最多的是第一个寒冷期，有11次，其与周期曲线1.7kaB.P冷谷相对应。公元530～549年，本该为暖峰，却为第四个寒冷期，可能与火山喷发影响有关，据《地球物理学研究通讯》,公元533～536年发生了一次造成全球气候变冷的巨大的火山喷发，结果可能导致了本该在1.5kaB.P前后出现的暖峰推迟至隋唐时的1.4kaB.P。至于4.1kaB.P，可肯定是个暖峰，长城地带的生态对气候极为敏感，但四千年前却异常繁荣，除上面所指的榆林地区外，还有西辽河流域在红山-小河沿文化中断后，夏家店下层文化爆发性出现(3000余处)也能说明4千年前气候适宜。在4.4～3.9kaB.P，应存在一个气候从干冷至暖湿的剧烈波动期。(106)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从南辕北辙到趋同的观点：①.陆巍、吴宝鲁1997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文章，根据石器与陶器等构成的相似系数，认为广西甑皮岩-豹子头文化与中原文化具有更大的相似系数，其中又与关中老官台文化最为相似。由此推知，老官台是南民北迁的落脚地，大地湾文化由甑皮岩文化北移人群所创造，裴李岗文化由北移的豹子头人和部分甑皮岩人所创造；裴李岗文化是豹子头文化的继承者，部分甑皮岩人进入关中前曾在河南停留或定居，参与裴李岗文化的创造；同时，从陶器相似系数说明，彭头山文化是甑-豹文化北移的一个中转点。从仰韶期半坡古人类学证据(头骨形态等)也说明，关中居民与南亚的相似性大于东亚型人。②.韩建业2009年在《中原考古》上发表文章，认为贾湖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其实是大同小异，裴李岗文化总体面貌类似于贾湖后期；裴李岗文化后期西向对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北向对冀南豫北的影响和渗透相当明显；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可能是裴李岗文化西向扩展并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差异部分，如白家文化的绳纹、红褐彩、口沿外压光、唇面压印花边等特征，则与峡江及洞庭湖地区城背溪文化相似，汉水流域可能是两文化交流的通道。裴李岗文化后期对磁山文化的影响愈加明显。海岱地区原本分布着和裴李岗文化基本同时的后李文化，约公元前5400年转变为北辛文化，几乎所有的北辛文化遗存都或多或少包含有裴李岗文化因素，可能正是裴李岗文化部分人群的东向迁徙，才促成了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转变。③.张弛2011年在《文物》上发表文章，认为贾湖一期偏早时段主要分布在淮河和汉水中游，偏晚时段往北往西分布到了豫中和豫西，已覆盖了迄今所知的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裴李岗文化乃至人群应当来自贾湖一期，贾湖一期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老官台文化(或白家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裴李岗文化偏晚时期，与班村类型的年代相接，其在关中地区迄今找不到源头，因此很可能是班村类型的后续文化；如果再扩大范围来看，山东地区后李文化的时代与裴李岗文化相当，陶器群也是以釜、钵类为主，食物遗存中也同样有稻属植物，估计也来自与贾湖一期遗存同一时期类似的南方文化系统。可以想见，黄河中下游地区6000BC以降新石器中期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105)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骨坑人、丹人、尼人与现代人 12月4日《自然》杂志，德遗传学家在西班牙北部“骨坑”遗址的一块40万年前的人类腿骨中，提取到迄今最古老的近乎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分析结果显示：比起尼安德特人或现代人类，样本DNA与丹尼索瓦人更加相近，其与丹人在大约70万年前具有共同的祖先，如右图。此结果暗示，丹尼索瓦人可能来自中东地区，与“骨坑”人近缘，属第二波78万年前陨星撞击地球之后走出非洲的人群，相关>>>。李辉在《遗传学对人科谱系的重构》中指出：线粒体谱系现代人与尼人分开40多万年，两者与丹人分开大约100万年；在非洲之外的现代人群中，都发现有1～4%的尼人基因成分，基因交流发生于约7万年前刚走出非洲时，其后再没有发生过；丹人虽然发现于北亚(阿尔泰山区)，但在亚洲大陆现代人群没有发现任何丹人的遗传成分，反而在大洋洲新几内亚土著发现了大约6%的遗传比例，可能是他们的祖先在迁徙途经中南半岛时接触到了丹人；推断东亚早期智人与丹人是同一个物种。(104)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初探-开建文化可能是扬越文化的汉化，苍梧越是开建的底层：开建文化是粤西北的千年奇葩，迥异于周边文化。金装水石石山发现了距今约1万年前的石器遗址(据谭元亨)，其应由远古苍梧越祖先所遗留，苍梧越是长安、诗洞一带讲标人的祖先(据张寿祺)，也是开建地区的原始土著，讲标人父系DNA主体是O3*，没出现北方人群最常见的M134及苗瑶族的M7(据李辉)，母系原始型A*分布频率及内部变异频率最高(据陈致勇)，推测讲标人是最原始O3部落的直系后裔，开建地区可能是O3的诞生地。南丰利羊墩挖掘出38座战国-西汉早期腰坑墓葬(据杨式挺)，其有别于百越的二次葬，此类腰坑墓葬学者李秀国辨为扬越类型，与湘地扬越南迁有关；同时，从腰坑墓葬在战国至西汉早期具有连续性说明，秦始皇统一岭南并未给当时的开建人造成大的影响，秦瓯大战应不在贺江流域，贺江流域也并非西瓯居地。扬越的到来占领了开建盆地，苍梧越部分被挤到七星-党山山脉的东侧以及北部的长安、阳山等地，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的讲标人；留下部分被同化，开建人与讲标人有很多相同的民俗，开建话除包含有源自扬越的古楚语底层外，还残留有一些与标话相同的侗水语(据梁敏)底层。开明南山大庙所纪念的是西汉平定南越国的元帅莫少奇，开建是北方汉人移居岭南最早的落脚地，金楼大宗祠莫氏在东晋-南北朝迁来(据林雄)，莫姓应是最早安居开建的人群之一。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莫少奇等北方汉人带来了中原雅言，雅言与古楚语的混合再加上侗水语底层，开建话由此形成，开建话仅与信都话可互通，很可能形成于封阳县时期(前106～426)，扬越势力及其文化的曾经存在可能是开建文化迥异于周边的根本原因。开建话生命力顽强，多多宋代以来迁入人群均被同化。>>> (103)

２０１３.１０.１３ 福州闽江口近海台辖马祖亮岛掘得8.2kaB.P的mt-E：mt-E是南岛语族特有的母系单倍型，见于台湾高山族及南岛人群，大陆人群罕有。由于所得C¹⁴年龄早于代表最早渡海年代的台湾大坌坑文化(六千多年前)，也远早于南岛新石器文化(四千多年前)，由此几乎可以断定，台湾原住民无论在文化上还是血缘上均源自东南沿海新石器中期移民，对于“盛冰期土著”观点与理论，这可是颠覆性的。E是M9下面与M9a并列的分支，诞生于27.4kaB.P，早于大坌坑文化的分支有E1-14ka、E1a-10ka、E2-9.9ka，年代相当的有E2a-6.9ka、E2b-6.6ka、E1b-6.3ka，如果大陆是源头，这些单倍群在渡海前应有所扩散，但大陆只有极其零星的E1*，无法获证。关于马祖亮岛人mt-E的来源有几种可能：一、E的源头在南岛，约万年前从菲律宾漂流而来；二、E的源头在台湾，八九千年前渡海而来，相伴的父系有M110，并到达浙江沿海；三、源自盛冰期台湾或台湾海峡的旧石器晚期土著，是海平面上升后在孤岛环境中存活下来的遗民。古人到渺无边际的远洋中漂流等于去送死，出现可能性很小，意外的漂流成功率更低，考古学证据表明渡海年代不早于七千年前。综合(64)、(66)、(67)认为，南岛语族母系的E具有与父系M110类似的迁徙路径，E早期扩张于台湾盛冰期土著(如左镇人)，一部分与父系M110在海平面上升(14kaB.P)前迁徙福建、浙江沿海，东越有了M110，约九千年前，海平面再上升，马祖列岛与大陆隔断，亮岛人在孤岛中生存下来，但不排除在新石器中期为东越所灭，E没能出现在大陆人群当中(或极零星)。亮岛人的屈肢葬葬俗也表明，其与岭南骆越远祖有渊源，有别于东越或南越的二次葬及拔牙习俗。马祖亮岛早期E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台湾在文化及部分血缘上是南岛语族的源头。(102)

２０１３.７.１３ 线粒体DNA单倍群F及我测得的F1b'd'e：在文波数据中，F*比例较高的人群依次是：台湾泰雅族8/20、阿美族3/10、布农族9/46、云南拉祜族9/85、浙江汉族3/30、越南人3/35、马来西亚人3/37、土家族8/97；其他F*数据：昆明人16.2%(43)、琼海黎族10/100、内蒙人8.7%(103)、武汉人7.2%(42)、广州人7.1%(69)、太原人6.9%(58)；另外6109例藏族当中11.4%的F主要是F1*(占6.8%)。在细分情况下，F*在中国东南及东部有1.4～2.4%，在印尼的婆罗洲、Lonbok及巴厘岛有1.5～2.5%。云南少数民族F*稀少，主要是F1a。F的年龄为43.4ka、F1为33.5ka、F1a为22.2ka。从频率、地域及年代看，F可能诞生于北部湾一带，一支随ON-M214进入云南，后来被M系挤压得支离破碎，仅剩下零星底层；另一支随O系沿珠江水系东迁聚居岭南。2.2万年前，F1a大概在广西的O2a人群中诞生，她们部分随O2a迁徙中南半岛及南岛，形成高频区(高频、大宗)；另一部分随广东的O1a迁台湾岛及华东沿海；再有一部分随O3经湖南入长江中游，然后向西南及北方迁徙，当中有一些与A、B、M7bc一起被y-D劫持在盛冰期到了日本(关东绳文人)。我在复旦大学实验室测得的线粒体DNA是F1b'd'e(線粒體高變區I的結果为16042A、16051G、16183C、16189C、16269G、16300G、16304C，有10310A突變)，是16189点位下未知的、F1b,d,e的姊妹分支，算是F1*，与F1b近，与F1a、F1c稍远。F1b诞生于1.6万年前，中国各地人群平均有2～4%，西南少数民族稍高，次为北方汉族及瑶族，大陆侗傣人群少见，未见于台湾原住民及琼海黎族，东南亚泰国、马来及南岛几乎没有，暗示着F1b的湘地起源及其随O3迁徙(与A相似)。(101)

２０１３.７.１ 对y-N的疑惑：y-N是二传手，把母系单倍群C、D4、G、M8a、M9a、M10等从y-D人群那里传落至北方人群(包括北方汉族)。但N是NO-M214的下游分支，他们的原配是什么？y-NO迁入云南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从印度东北经缅甸入云南，另一条是在北部湾与O分手后沿红河入滇。如果从缅甸入滇，由于早期的mt-N多未向下游分化，路线又与y-D相近，上述单倍群可以来自y-D族群，只是1222例南亚语人F-M89*(xJ,H,L,P,O)低频(4.1%)(据兰海)，NO-M214踪迹难寻；如果从北部湾迁入，由于北部湾是mt-B、F、N9、R9、M7等的初始扩张地，y-NO的原配是此类单倍群无疑，或相对F*高频，这意味着后来在云南发生过完全的更替，y-NO的原配被y-D的M系女人完全替换。再一个疑惑，在y-N诞生前大约有三万年的漫长岁月，NO-M214却保持着不扩散，他们呆在哪里？又是如何延续下来的？更多的NO-M214(xO,N)后代在何处？怪得要死，似乎预示着食人族的存在，难道真如云南博物馆张兴永所言“食人风盛行”,从而导致当地三万年人口增长极其缓慢？相关：石宏等发表论文，进一步确认y-N的年代、诞生地域及迁徙路线。(100)

２０１３.６.２２ 关于西南yD及岭南O系的原配：由于族群发生了迁徙与融合，再加上y-D只剩下藏族及日本人有较高比例，所以，只能根据相应父母系单倍群诞生的年代、一些古DNA及海岛原住民数据作些判断。y-D从印度东北迁入藏东、云南大约在5.5～4.5万年前，相应的母系有M*、D、M8、M9、G，早期她们都未向下游分化，由于在戎狄古DNA及藏族特有类型中均未发现除A以外的N系成员，因此认为，y-D系的原配就算混有一些古老的N系类型，后来可能也没有延续下来，如田园洞人的pre-B。日本关东绳文人除原配M系外，还有N系的A、B、F以及M7b、M7c等南方人群常见类型，其来源有二种可能，一种是5～2万年前在云南一带与y-NO人群发生了母系交流，另一种是2.5～2万年前在湘地与以O3为主体的族群发生了母系交流。y-O大约在5万年前诞生于北部湾西北侧，然后沿珠江水系向东迁徙，在4～3万年前O2、O1、O3先后诞生。从台湾原住民及海南黎族母系单倍群看，其几乎襄括了东亚人群的所有N系类型(除A与N9b)，包括B4、B5、F、N9a、R9等，另外还有M系的M7b与M7c，这说明在O2、O1、O3诞生之前的y-O人群里，这些母系单倍群已经诞生并均匀地分布于各个部落，以致于后来难以再有分别与O1、O2、O3相对应的大的独自类型。至于海岛原住民的D(D4,D5)、G与M8a，应来源于盛冰期西南y-D族群的母系交流，D5诞生(38.3ka)及东迁年代较早，南岛人群亦有，D4较晚(27ka)，普遍见于侗傣人群，但南岛罕有；mt-C见于苗瑶、侗傣，但未见于南岛及台湾、海南原住民，与y-O系的交流可能较晚，从长江中上游地区混入岭南或晚于1.5万年前。(99)

２０１３.６.２１ 旧石器时代晚期O系独占岭南：旧石器晚期起源于亚洲东南的父系单倍群有C、D、O、N，O系在岭南分化、扩张，直至新石器中期父系D、C、N都未迁入岭南。判断依据：盛冰期从岭南分出的台湾原住民及海南黎族没有D与C(据李辉,文波)，更没有N；盛冰期从岭南迁徙南岛的以O2a-M95为主体的人群没混有D与N(据natstuya)；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早期从岭南迁往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族群D罕有(据蔡晓云)、N亦罕有；岭南侗傣人群D仅见于个别人群，C稀少，仅在与东越有关的人群有一定比例(据李辉,文波)。最早从非洲迁来时，C居东南亚沿海，D居藏东与云南，后来C3沿古海岸迁徙北方，N在云南诞生后迁西北，O系一直独占着岭南，直至新石器晚期荆蛮及东越南迁。虽然父系O(O1、O2、O3)与周边的C、D、N不发生融合，但母系是有交流的，海南琼海黎族(据baiyueren)及台湾原住民(据natstuya)的D(D4,D5)、G、M8a等应来自于云南一带的y-D族群，这些母系单倍群也广泛分布于侗傣人群当中(据文波)。(98)

２０１３.６.１９ 旧石器时代晚期y-D族群大概分两大支系：五万多年前，y-D族群从印度东北迁入藏东及云南一带，他们在追逐猎物中迁徙很快，用大约1万年时间就遍及了北方及长江流域。D族群总体分两大支系，一支系沿藏川走廓迁西北，父系不但有D*与D1，后来还诞生了D3，原配有D、G、M8、M9、M10等，后来又诞生了C、Z等，还混入了来自长江中游的A，水洞沟人应属这一支系，藏族的土著成分应来自这一支，后期迁徙北方的y-N族群的细石器文化应与这支有关，甚至其母系也与这一支有近缘关系，北方汉族母系A、C、D、G、M8、M9等与这一支有渊源，只是之间隔着y-N族群这个二传手。D族群的另一大支系沿长江而下，然后还有一部分迁华北东部，此支系的D是D*与D1；母系除有M系外，还有B、A、F、M7等南方人群常见的单倍型，部分可能来自与y-NO系的交流；源头是荆蛮的瑶族、畲族等常混有比例不低的y-D*、D1底层；日本关东绳文人也来自于这一支，他们沿古长江、古东海海岸迁徙日本，在中途或进入日本时产生了y-D2(D2与D1近,而与D3稍远)，迁日年代大概在2～1.5万年前。推测早期东亚母系呈东西分异，分界从湘西、鄂西，大概沿南水北调中线北上到太行山，分界线以西为M系(及A)，以东以N系(及M7)为主，也有M系，对应的父系是D与C3，分界线以西后来被y-N族群替代，以东被O3(O系)族群替代，但似乎原始的母系有更多延续了下来。(97)

２０１３.５.１８ 藏族的O3源自黄河中上游的前仰韶人群：西藏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具代表性的昌都卡若文化，尽管有不少马家窑文化因素(可视为共源因素)，但其制陶技术较原始，以手制方法为主，轮制技术还未掌握，其火候低、陶质疏松、颜色不均匀、器形简单。而西北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出现了轮制技术，马家窑彩陶技术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推测，向西藏扩散的O3人群大概在前仰韶文化期(8.2～7kaBP)已经从西北汉藏祖先中分出。O3a1c2-F238在约7千年前诞生于汉族祖先族群，当今在中原西部甘肃汉族中的比例为2.81%(33/1174)，而F238在藏族中非常低频，说明藏族O3人群的分出应是在F238诞生之前(据王传超等；译文>>>)或者迁来之前。藏族中与汉族共享的单倍型主要是M117，占29.82%，另有M134*占2.63%，其共祖年代在1万至7千年前(据宿兵等)，这个共祖年龄很可能也是所有源出西北的M117的共祖年龄。人群从西北迁来给青藏高原带来了农业和畜牧业，并导致藏族人群在最近7～8千年快速增长(据宿兵等)。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藏族的O3系统去窥探黄河中上游前仰韶期原始炎帝部落的单倍群，其大部分应是M117，早期尚欠缺002611；也可以从汉藏共有的Q1、N单倍群去推测原始族群的融合情况，如石宏等数据中藏族父系的M9应有一部分是N*与N1，M45有可能是Q1，宿兵等数据藏族2354例，N1*占5.06%、Q占1.23%，这样可判断，N与Q1可能在前仰韶文化期在渭水流域已经融合到汉藏祖先族群当中，>>>。西藏原始土著母系与西北采猎y-N族群有近缘关系，同属M系，而与日本关东绳文人及美洲印第安土著关系较远(印第安土著大多为A2、B2、C1、D1，少数X2a、D2、D3、C4c、D4h3)。(96)

２０１３.２.２３ 殷商平民母系多源自戎狄：吉林大学人文生命学院及边疆考古中心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约前1250～前1050)中小墓37个平民骸骨做古DNA分析，结果表明，母系单倍型为D、G、A、C、Z、M10、M*、B、F、N9A，其遗传关系与青铜时代早期燕北大甸子人群及内蒙中南朱开沟人群最接近；Y染色体DNA的研究仍在进行中，据Yungsiyebu等。这样的话，殷商平民母系的主体D、G、A、C、Z、M10、M*很可能来自河北北部，进一步追踪其源头，应为晋北-内蒙中南如庙子沟遗址之类的戎狄。殷墟平民母系的结果表明，源于长城地带的D、G、C、M10、M*类母系单倍群南下中原的年代要早于战国晚期戎狄华夏化。由于殷墟遗址的年代与燕北夏家店上层东胡文化更替夏家店下层戎狄文化的时间(约3300年前)很接近，因此，殷墟平民的母系不太可能来自于燕北夏家店下层戎狄(时间来不及，商代商贵族3600～3046年前)，再考虑到燕北夏家店下层与小河沿文化之间似有约六百年的文化缺失，进一步推断，夏家店下层与殷墟平民的母系应共源于四五千年前冀北、内蒙中南及晋北一带的戎狄(或戎狄祖先)。约五千年前，戎狄与冀北后冈人群发生融合，他们同时深受后期红山文化的影响，到了青铜时代的早期，一部分迁燕山以北，形成如大甸子遗址等夏家店下层文化，而留居冀北的人群后来向南发展形成先商文化及商文化，推测殷商人群的父系应有高比例的N*与N1，只是后来多被覆盖，而母系单倍群则更多地延续下来，成为现今河北汉族母系的主体。与商族起源山东说、辽西说、晋南说等相比，张渭莲路线可能性更大(按父系)。商族可能与原先的尧部落有关，传说尧初居陶(山东定陶县)，封地古唐国(河北唐县)，称帝后迁都平阳(山西临汾)；殷墟平民母系与临汾陶寺中晚期、冀北姜家梁及现代华北人聚类，而与晋南横北倗国人、蔚县三关以及现代南方人距离较远；殷商父系的主体可能是M134*及002611。
   桓晨博士学位论文，在河南偃师商城遗址获得商代早期17例线粒体单倍群为：D5五例占29.41%、D(xD5)三例占17.65%、G2a二例占11.76%，A4、A(xA4)、Z、M8a、M*、B4a、F各一例各占5.88%。论文认为:“二里头夏代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人群与偃师商代人群遗传结构相近，且对偃师商代人群具有遗传贡献。”根据baiyueren，二里头遗址28例单倍群是：D5九例占32.14%、D4五例占17.86%、B4a五例占17.86%、A*，A(A5a?)、N9a、F1a1、F1b'd、M7b、M7c、M8a、M*各一例各占3.57%；刘皓芳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二里头古DNA>>>。可见，偃师商人主体与二里头夏人具有同源性，只是偃师商人多混了些G2a、Z等M系北来或西来成分。与辽西、河北不同的是，燕北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及现代河北人的D主要是戎狄起源的D4，而偃师商人与二里头人群主要是D5，早期D5有可能与B、F、M7b、M7c一起沿湘-鄂-豫中线北迁中原东部。由此推测，晚夏二里头人群及早商偃师商人主要源于河南、鲁西或晋南一带，而晚商殷墟平民主要来自河北。(95)

２０１３.２.２ 北京田园洞人母系是pre-B(有认为是B)：Qiaomei Fu、Matthias Meyerb、Xing Gao等获得四万年前北京田园洞人古DNA结果，揭示田园洞人与许多当今亚洲人及美洲印第安土著有亲缘关系，但这个人在遗传上与欧洲人祖先已分离；田园洞个体携带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早期智人)DNA比例并不比该地区现代人多(据198401)。田园洞人属现代人(晚期智人)，母系单倍群是pre-B，是B的姨母分支，但可能已经灭绝(据polyhedron、baiyueren)。（4.5万年前西伯利亚西部Ust'-Ishim人古DNA测得父系是pre-ON、母系是pre-B，田园洞人的父系有可能也是pre-ON。末次间冰期，pre-ON及C、D祖先人群可能曾遍及亚洲东部，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中南半岛、南洋，只是到了盛冰期，北方人群大多灭绝了，ON系也几乎只剩下南方O和N这两支后代，>>>119）(94)

２０１３.１.１３ 北部湾西侧发现亚洲东南最古老的现代人头骨化石：法、美国际考古队在红河三角洲西侧山区(老挝境内)发现亚洲东南最古老的6～4.6万年前的现代人头骨化石，据Vietschlinger、>>>。为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后，一支经南亚-中南半岛，然后从北部湾西侧进入东亚提供了考古学依据。最早期亚洲东南的父系有C、K*、D及ON-M214(O及N未诞生)，C为海边渔猎族群，D从印度东北拐进藏东及云南，K*主要分布于南岛，可能从中南半岛西海岸迁徙南岛。当时海平面约比现在低50～70米，因此，留下这个内陆遗址的有可能是NO-M214人群，其为东亚O系及北亚N系的祖先，对应母系可能是B*、N*、N9、R9、F、M7等。(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