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源流辑要 <15>
<14> <13> <12> <11> <10>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39～48）
２００９.３.２ 根据分子人类学论坛baiyueren最近研究的成果：与父系K相对应的东亚母系N超单倍群初始扩散之地很可能在北部湾周边地区(包括海南原住民)，尤其是越南北部，其分歧年代大约在6.6万年前，无法细分的N*高频区主要在北部湾西面的越南北部，湘西、粤东、上海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少量分布。N超单倍群在东亚留下两个主要的分支N9a和A，其中，N9大约在4万年前分歧于越南北部，N9a约3.6万年前分歧于越南与广西交界地区，N9a高频区在湖南东部，A约4万年前可能分歧于桂东北，高频区在湘西北及鄂西。另有B*在中南半岛中部出现高频，整个B系的高频区在广西，B4、B4a、B4b都产生于北部湾区，B4a和B4b的高频区在广西及粤西一带，B5在4万多年前分化出B5a及B5b，B5a在粤桂湘交界区及鄂西有两个高频区；再有R*在珠江北岸及黔北出现两个高频区，F1在珠江北岸出现高频，并有向粤北-江西方向扩散的趋势。详见>>>、或见baiyueren做的系列图。另作图：约5万年前现代人祖先从南亚经中南半岛北部进入广西云南可能的路径。最早期，当到了黄种人父系O/N走完这段路程的时候，母系已融入了50%的早东亚人M系基因。古人迁徙常以男人为主导，母系则更多地留了下来，这样，当今母系的DNA就更能反映当地土著的面貌。黄种人父系与母系N系统单倍群的对应关系可能是这样的：早期NO、O*在中南半岛北部及广西对应着母系的N*、B*、N9及N9a，甚至是B4与B5a，他们向两广北部迁徙，父系O先后分化出O2、O1与O3，母系N各支也向下游分化，O2主要对应母系的B5a及B4，O1主要对应母系的R9、F1、B4及B5b，O3主要对应母系的A、N9a、B4及B5a。也就是：父系祖型NO及O*讨了早期的N*、B*、N9、N9a甚至是B4及B5a做老婆，后来分家了，O2喜欢讨B5a及B4做老婆，O1最喜欢讨R9、F1、B4及B5b做老婆，O3喜欢讨A、N9a、B4及B5a做老婆，再后来就是迁徙北方的那部分O3e族群(包括M122、M324、M134及M117)，抢夺了更多的早东亚人M系做老婆。估计大概就这个样子。(与父系O3关系密切的母系A*在贺江流域高频，为O3诞生于原始封豨部落再添证据)(48)
２００９.１.３１ 兴隆漥-红山文化的族属：分布于燕山北面的西辽河流域，后期向西南发展至冀北，与仰韶文化及后岗文化接合。兴隆漥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两者合称泛红山文化，年代在8～5千年前，恰好在5千年前涿鹿大战之时中断，与后红山期夏家店下层之间存在千年的文化断层，大约在3500年前，西辽河流域易主，由农耕文化转变为游牧文化。与中原裴李岗、东夷后李等系列文化相比，泛红山文化自有渊源，属并行发展关系。泛红山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出土有大量与农业有关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及陶器等，当中有细石器，陶器以筒形罐为基本器形；泛红山文化有最早、最发达的史前玉文化，红山文化出土有数量巨大的玉器；泛红山人崇拜猪龙，有用猪做陪葬，出土有玉猪龙、猪首龙等，并见最早的龙凤玉雕；兴隆漥文化尚有居室葬葬俗；红山人崇拜女神及生育神；学者徐子峰认为，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源头之一。从这些特色判断：兴隆漥文化的主要源头应是北京一带更早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如北京的怀柔转年及门头沟东胡林遗址、河北的徐水南庄头及原阳于家沟遗址等；推测泛红山族群父系主要为O3系(O3-M122、O3-M324及O3e-M134)，同时也混有从沿海迁来的O1a及O2b人群，居室葬俗可能与O2b有关，磁山遗址有检测结果为O1(据李辉等)；父系是早东亚人C3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涿鹿大战后所形成华夏化后裔其C3低频；父系主体是乌拉尔N的可能性也不大，估计早期纯N人群尚为游猎采集族群，不过，不排除在红山族群当中混有相当比例的N族人(包括N、NO、K*、F*)，如北京汉与辽宁汉的F*比例高达19%及27%，筒形罐及细石器的传播可能与N族有关。［辽西牛河梁等父系数据见(89)］
过程简述：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早期，以O3系为主体的古北京人视封豨为正宗，高高举起猪图腾，向东走秦皇岛沿海绕过燕山山脉，进入到西辽河流域，此时，O1a及O2b人群也从沿海迁来，混入该地域。他们过上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定居半定居生活，其发达及文明程度堪称一流，至5千多年前，他们向西向南发展到河北北部，与黄帝集团及东夷集团接合。约5000年前涿鹿大战爆发，O3系人群的大部分归黄帝统领并移居河北、河南，成为后来先商源头之一，部分O1a及O3人群向北迁徙，给北亚带去O1a基因，部分O2b及O3迁徙松辽平原，后来形成夫余族群，可能还有部分O2b及O3向东迁徙朝鲜半岛。时隔千年后的4000年前，共工被派守冀州，形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到了3500年前，Y-SNP为C3的游牧山戎发展壮大，占据了西辽河流域。(47)（据吉林大学赵欣的博士学位论文：红山文化可能不是先商的源头，或进入华北的N系后来被消灭了。牛河梁文化mtDNA与南方汉族最接近，以N系为主，而头颅特征属古东北类型，与近代北亚人相近；进入青铜器时代，辽西mtDNA与华北汉族最接近，以M系占优势，头颅特征属古华北类型。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器时代，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一个N系被M系覆盖的过程、存在一个从红山土著到华北人群迁入的变化过程、存在一个红山土著从兴旺发达到消失的过程。红山文化消失后，部分可能散落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古蒙古高原类型”是匈奴联盟人种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更晚期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乃至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构成中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这些古代居民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大量南下进入长城地带,并带来发达的畜牧业经济。大山前战国墓五个样本mtDNA全属N系，人群来源于战国时燕民北迁事件，同时说明，战国时燕南一带mtDNA仍以N系为主。红山文化的消失可能与华夏集团的扩张有关，恰好发生于五千年前涿鹿大战之后，红山文化的消失过程可能是华北、东北龙山文化期的一个缩影，磁山文化等可能也遭同样的命运，如动画:华夏族群DNA的扩张及对其他族群的覆盖过程。09.9.16 相关>>>）(47)
２００８.１１.２ 关于炎黄二帝及炎黄后裔：<一>、原始人群从南方迁徙北方，北至河南、河北，又有一支向东迁徙山东、另一支向西迁徙黄河中游的渭水流域，原始迁徙过程沿途散落有诸多小聚落、小群体，后来较大的群落大多是在原有小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贾湖、裴李岗、磁山、大地湾、后李文化遗址等，它们的年代虽稍有先后，但原始群落之间可以是独立发展的，之间并不一定有承袭关系，文化上有交流，但血缘上可能属并行关系。
<二>、在西部的渭水流域，8200～7000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期有大地湾文化前期(也称老官台文化)，进入6800～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期，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成半坡文化，半坡文化属母系氏族社会。在东部的河南、河北，9000～7000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期有贾湖、裴李岗及磁山文化，它们可划归同一系统，进入59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期，在裴李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成庙底沟文化。分布情况有如：新石器早\中期遗址分布及迁徙路线图>>>、陕西南部新石器遗址分布图>>>、汉族源流过程动画>>>。
<三>、据考古判断，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大约在5600年前，炎黄二帝作为父权社会的首领也就不可能早于这个年代，炎帝黄帝应出现在仰韶文化的后期或说是庙底沟文化的中期，炎黄文化应是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计，轩辕黄帝的年代大概在5000年前。
<四>、什么是炎帝？什么是黄帝？“炎帝”年代偏早，有认为是偏西面渭水流域群落的首领，袭“炎帝”号者共530年(约始于5600aB.P);“黄帝”有认为是偏东面庙底沟文化群落的首领，袭“黄帝”号者相传300年(约始于5300aB.P)。石年炎帝及勗其黄帝是东部(裴李岗文化区)有熊国君少典与有蟜氏所生的两个儿子，炎帝石年幼长于姜水，取姜姓，接任原半坡文化群落的首领，往后八任为石年→临魁→承→明→直→来→衰→榆罔(约5300～5100aB.P)，最后一位炎帝榆罔为黄帝所败；黄帝长于姬水，取姬姓，袭黄帝号者为勗其→巨駓→芒昧→夷栗→柏坚→节→赫胡→封胥→依卢→启昆→轩辕，共十一任(约5300～5000aB.P)。石年之前应还有多任“炎帝”,他们或直属神农氏后裔。(流传版本太多，难以作考)
<五>、传说历届炎帝或黄帝的继位方式是部落中能者居上，这也可能是炎黄后裔Y染色体单倍型具有多样性的原因之一，当中M122、M324、M134及M117为高频成员。有可能辨清同一单倍型的或许只有轩辕黄帝的后裔，会是M122吗？
<六>、约7千年前从老官台文化部落分出的藏缅语族O3谱系中M134高频，再加上西北省份汉族M134>M122，由此可判断炎帝所管辖的西部半坡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群落应以M134占优势，说不定炎帝世系本身就是以M134为主；因东夷区汉人M324高频，少昊后裔赢姓分支检出为M117，因此，除以几个姓氏少量检出数据作证外，采用排除法也能确定黄帝后裔的单倍型主要应为M122(只是不明,这么古老而庞大的黄帝族系为什么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支突变类型?)。估算数表>>>、>>>
<七>、既然有八任炎帝、十一任黄帝，出现好多个炎帝故里、炎帝陵、黄帝故里、黄帝城、黄帝陵也就一点都不奇怪。(46)
２００８.１１.１ 南方有古老的M117人群：O3e1-M117被看作是汉族的标志成员之一，但M117的等频率图很怪，岭南、西南、中南半岛北部局部出现高频，如广西贺州罗城平话汉人42.9%、广西红水河壮族15.4%、广西三江侗族10.5%、广西隆林徕人10.0%、贵州大方仡佬红16.1%、云南马关拉基23.3%、海南临高人26.7%、海南陵水疍家15.0%、上海马桥原住民27.1%及11.8%(据李辉等)。百度百科有文章认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征服海南岛时，临高人的先民已经在那里繁衍生息，时间估计在春秋战国之际的2500年前，再从词汇异同和声调产生等情况估计，年代不早于3000年前。这意味着这种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讲临高方言的M117人群在南方居住的历史很悠久。约7千年前诞生于中原的M117人群为什么会在那么早以前就跑到南方山区及海南岛来，并融合在百越O1a及骆越O2a之中？这似乎验证了他们属少昊集团后裔这种可能。他们原住黄河下游，4千多年前，黄帝打败蚩尤兼并了两昊集团，接着又有尧、舜、禹大败三苗，部分少昊后裔就逃到了南方。假如这些M117人群原属炎黄华夏集团，他们好像没必要那么早就跑到南方来，华夏汉人大规模南迁始于秦汉，且以华夏族雅言为基础，所形成的方言为粤语。(M117的源头在南方，在O3系向北方迁徙前，M117已诞生，侗台语系的M117很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见后>>>61)
这里想到另一个问题：5万年前黄种人祖先能快速地从云南迁徙到两广北部，最大的可能是沿西江水系的岸边迁徙。最早期到处都是山林草丛，是无法行进的，古人长距离迁徙很可能是选择了枯水期的河岸及漫滩。(45)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关于北方汉族O3系北迁时的群带成分：北方汉族O3系的四大成员为O3*-M122、O3-M324、O3e-M134及O3e1-M117，简称O3e族群。早期华夏族群欠缺O3d-M7；北方汉族中O*-M175罕见；北方汉族混有相当比例(约15%)的K*-M9，K*为K系除已测分外的其他成员，出现频率从西北往东、南有所降低，主要可能是N1、N*；北方汉族局部样本出现较高比例的F*-M89，如辽宁汉族占27%、青海汉族占25.4%、北京土著占19%；北方汉族普遍混有3～8%的Q1-M120。
从北方汉族O*罕见说明，O3向北方迁徙前已高度分化，并产生过瓶颈效应，这很可能与早期北渡长江有关，只有O3系过了长江，而他们的祖型O*则被挡在南方；O3d-M7的诞生可能比O3e-M134晚，且初期可能离O3e族群的北上路线较远。连O*、O3d-M7都未能成为O3e族群的群带成员，很难想象O1、O2、N、K*、F*早期会混杂在O3e族群之中北上，他们的北迁应另有路线。O1、O2走的应为沿海线，而N、K*、F*应走云南-四川-黄土高原-华北-东北线，且K*、F*应为乌拉尔支N的群带成员(其实，这张父系K*等频图已经反映出他们北上的路线)；Q1源于中亚可能经阿尔泰山脉南麓及西蒙古高原进入黄土高原及华北，当然，Q1西来时也会混带有少量的K*、F*。N、K*、F*、Q1到达北方应比O3e族群稍早，后来他们大多被O3e族群所消灭或驱逐，部分融合到汉族之中。(44)
２００８.１０.２１ O3系走湘-鄂-豫中线的佐证：①.母系GM血型黄种人afb1b3遗传因子(红色)最高频在岭南；②.Rootsi的图O系最高频在岭南；③.M122等频图可见高频区在湘西，可辨华中线路；④.M324的高频区也在湘西，后经华中转迁山东；⑤.湘西是M134的高频区之一；⑥.M7的一个高频点在湘西；⑦.国家地理频道，O在岭南分化，O3走华中线(仅是个粗略示意图)；⑧.汉人的O3e1-M117不应与藏缅的O3e1-M133同时分化于西北，否则，他们就会搅在一起。这些都为O-M175的分化中心在岭南、O3系中的M7及M134分化于湘西、O3系从华中迁徙中原以及M117诞生于东部中原添加了佐证。(这些图太粗略了)
北大中文论坛等关于M117的讨论，所表示M117并非炎黄集团的最原始核心：在金力与xue的资料中，M117的比例都较低，如xue的一个资料，166个汉人仅19个M117，而金力的，488个汉人仅47个M117。有认为，M117并不是源于汉藏，但在汉藏群体中得到了富集。早期李辉曾认为M117是汉人独有的标记，后来金力又发文偷偷否定(见>>>)。畲族及汉族都有较高比例的M117(见>>>)。(43)
２００８.１０.１８ 苍梧曾是西瓯联盟成员吗？苍梧也则苍兕+封豨,《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一书中指，西瓯是以封豨的原始人群为中心，融合其周边的苍兕、桂国、沤深、黑齿、雕题等形成的岭南最早、最大的母系氏族部落联盟。自公元前323年立西瓯至前111年赵光降汉，其间共212年，当中属楚101年，御秦抗秦8年，属秦4年，被骆占封溪3年，立苍梧国96年。
但广西民族博物馆莫志东认为：苍梧越与西瓯属不同的部落，苍梧越主要活动在贺江流域，大致相当于汉代的苍梧郡范围，苍梧越亲南越，南越国时苍梧民间已使用铁器，而西瓯主要活动在西南面的玉林-贵港-桂林一带，南越国与西瓯之间是"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的羁縻关系；春秋战国时苍梧地域的腰坑墓葬风格源自湘地，而史书中的西瓯故地桂平、贵港一带未发现腰坑墓葬群。(前222平定荆楚;约前221征服湘地苍梧;前221占领番禺;前218西瓯起兵抗秦;前217凿渠通粮;前214败西瓯立桂林郡)。李秀国《西江东周墓族属辨析》一文也认为西瓯在西南面，苍梧郡范围不属西瓯，西江中游的东周腰坑墓葬属扬越文化类型。(根据腰坑墓葬的年代与地域分布，莫志东所指的苍梧越实为李秀国所指的扬越，西江中游东周腰坑墓葬应不属西瓯。如果西瓯仅为玉林-贵港-桂林一带的岭南土著，恐是无力抗秦三年，可能是西瓯联合了西南的骆越)
贺江中上游的平话汉、壮族、瑶族等父系Y-SNP混杂多样(㈠、㈡、㈢)，有混D*、O*、O3*等古老成员，可见怀集讲标人及桂东北罗城仫佬族、金秀拉珈瑶、富川瑶族等O3*有较高频率，余人群大多以O2a占优势，即使是平话汉人(除罗城、金秀外)，亦多为本地原住民(瑶族或为更早期的荆蛮移民)，难分辨出有更多的中原汉人(这里未涉及平话汉、讲标人外的其他汉族人)。(42)
２００８.９.８ 从西樵山双肩石器的传播看百越O1a在岭南-东南亚的扩张：百越O1a的祖先族群居广东西江-珠江以北，几万年来的扩张很可能是长期的，其中最有迹可寻的是伴随着西樵山文化双肩石器传播的那一次。珠三角西樵山文化可分四期：一期为细石器工业，尚无陶片出现，分布范围小，仅见于南海西樵山附近，与细石器堆积同层的贝壳C14年龄为6275±120年；二期在5.5～5千年前，发展成临时的、季节性的霏细岩双肩石器制造场所，有陶器出现，双肩石器供应波及附近的三水盆地；三期在5～4千年前，出现了固定的、专业化的霏细岩双肩石器制造场，产品遍及珠三角并有外运，封开杏花河遗址(4ka)有霏细岩双肩石器出土，粤北石峡文化晚期(4.5ka)亦见双肩石器，新石器中、晚期该技术沿水系向广西、云南、贵州、中南半岛及海南岛传播，双肩石器也见于4千多年前的台北圆山文化等，大约3～2千年前传及马来西亚；四期在4～3千年前，双肩石器需求量激增，出现了稳定持久的采石、制石生产，西樵山文化的规模更大，周围出现了近四十个原始聚落。3千年前西樵山文化被青铜文化所替代。珠三角河网发达，百越原住民善长舟楫，可认为越人在4千多年前具备渡海能力并东渡台湾，大约3千年前南渡马来西亚。西樵山文化出土有较多的拔牙(凿齿)遗存，并流行二次葬俗，对比江浙良渚文化，应属百越O1a。西南地区也有本地起源的双肩石器，有研究认为，其多为溜肩打制石器，而源于西樵山技术的多为平肩磨制石器。(摘编主要引自:曾骐.西樵山的开发和西樵山文化的外向型特征)(41)
２００８.８.２７ 旧石器晚期黄土高原与中亚之间有文化交流吗？有人根据宁夏水洞沟文化(25～29kaB.P)的有些器形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窄石叶文化的特征，判断曾经席卷北非与欧洲的窄石叶文化也影响到了华北，并推断晚期智人在中亚-西北-华北一线也有交流。
欧洲莫斯特文化的特征：出现了用石片精心制作的主要用于切剥兽皮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其创造者为欧洲本地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135～28kaB.P)，属旧石器中期文化；欧洲窄石叶文化：旧有的手斧和石片工具为较狭长的石叶工具所代替，骨头和象牙被广泛利用，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的生产工具，出现了较多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其创造者为来自非洲的晚期智人-克罗马农人，属旧石器晚期文化。
水洞沟文化能穿越不同的人种？既掌握了尼安德特人的技术，又学会了克罗马农人的文化？这本身就有点悬，倒不如说水洞沟文化是自创的或直接从非洲带来更为合理（那些石器技术不学自明，造出什么样的石器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有一定的随机性，有勒瓦娄哇技术不见得就是莫斯特文化，有石叶不见得就是奥都那窄石叶)。
从基因交流上，尼安德特人已灭绝，不可能存在与现代人的祖先-华北晚期智人之间的交流；欧洲现代人祖先-克罗马农人最早的考古年龄为40～35ka，印欧-中亚人的Y-SNP共祖年龄为：IJ约38.5(20.5～46.2)ka、I约22.2(15.3～30.0)ka、P约34.0(26.6～41.4)ka、R约26.8(19.9～34.3)ka、R1约18.5(12.5～25.7)ka、Q约20ka，而我国西北部的印欧单倍型主要为R1、J、Q1，如维吾尔族约有35%的R1、4%的R*及10%的J、宁夏回族约有17%的R1(据刘水龙)、北方汉族普遍有3～8%低频的Q1，由于R1、J、Q1的发源地不在中国，境内只是其中的分支，因此他们的分支共祖年龄远达不到水洞沟文化的25～29ka。
由此判断：中亚印欧人进入黄土高原及华北地区的时间应晚于R1的总体共祖年代，且很可能在盛冰期结束(15kaB.P)以后；韩康信、谭婧泽、张帆在专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2005.4)中作结论性指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如3.9～3.5kaB.P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性质，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这进一步说明少数印欧血统东进黄土高原及华北是晚近期的事；由于南方O系各分支诞生前，间冰期北方已有人类活动(40～50kaB.P,只能是D)，因此，北方盛冰期种群很可能是间冰期早东亚人D的延续种，盛冰期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旧石器晚期游猎采集文化的延续，而黄种人O系向北方迁徙的时间应发生在盛冰期结束以后，带去的是有磨制石器、陶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新石器文化。(40)
２００８.８.９ 研究生论文中的观点
文波:“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与语言有显著相关性，而mtDNA与语言学分类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南方汉族在父系遗传上保留了大部分北方汉族的成分(平均北方成分约80%)，而母系遗传上则融入了相当多的南方民族血缘(平均北方成分约50%)；根据分子钟估计，南北分化的时间在2万年之内，第四纪末次冰川开始缓解到消失的1.8～1万年前可能是形成南北差异的关键时期”。石宏:“利用SNPs-STRs相结合的遗传学分析手段，推导出东亚特有单倍型组O3-M122伴随人群由南向北的早期迁移事件发生于距今约2.5～3万年前”。陈晶:“壮族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群为O*、O2a、O1。壮族的遗传结构中有几个层次，最早的O*、O2a成分普遍出现在各个支系中，第二层是由东部来的百越核心成分O1，第三层是北方来的汉族成分O3”。董永利:“云南境内在新石器晚期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的地区，这些民族主要来源于三大族系：北方的氐羌、南方的百越和百濮，语言上对应关系是：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南亚语系”。杨智丽:“云南大部分民族群体都是氐羌、百越和百濮三个古老民族部分人群的后裔；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来看，百濮族群分布最为集中，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最紧密，较为完整的保留了远古祖先的特点，百越族群各民族稍微有些分散，氐羌族群的民族分布最分散”。(据兰海)(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