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流域的古族群演变

---时值清明,撰万言共祭起源于贺江流域的五万年二千代先祖

地学演绎 莫如波 2012.4.3

  要点苍梧越是贺江流域原住民苍兕与封豨的融合;西江中游东周腰坑墓及青铜文化来自湘地扬越;西瓯是因扬越南迁挤压而西迁的苍梧越,Y主体是O1a;瓯骆、北汉南迁交趾有归宿,越南人大多是秦时广西骆越及秦汉北方士卒的后代;汉代集居苍梧郡的大批北方汉人去向成谜。

  贺江流域旧石器晚期遗址不少,如上游桂东北的富川县就有狮子岩遗址、横山岩遗址、尖山大岩遗址、荆竹山遗址、狗公山遗址[1,张镇洪],中游有封开县河儿口镇的罗沙岩遗址第二文化层,下游附近有梧州市西南约10千米的木铎冲遗址[2,梧州日报],其中,罗沙岩遗址第二文化层用铀系法测得的年代为48±5kaB.P[3,刘尚仁等],由于岭南大约在20~15kaB.P进入中石器时代,推测其余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年代大概在50~20kaB.P。中石器时代遗址主要见于贺江中游地区,如罗沙岩遗址第一文化层(铀系法22.4±1.6kaB.P)[3,刘尚仁等]、河儿口镇黄岩洞遗址(C14校正后年龄为10145±200年)[3,刘尚仁等]、莲都镇的螺髻岩遗址(11.1kaB.P)及乞儿岩遗址、金装镇水石岩遗址;新石器早、中期遗址有六七千年前的封川簕竹口台地遗址、五六千年前的河儿口镇白石岩颅骨化石;新石器晚期遗址在封开县的杏花、金装、罗董、渔涝、长安、封川、江口等地已发现70多处[4,封开文物],尤以杏花河畔最为集中,有乌骚岭遗址、禄美村遗址、塘角嘴遗址、佛子岗遗址等,年代4.6~3.9kaB.P[5,谭元亨]

  旧石器晚期遗址应由东亚黄种人的始祖部落-封豨部落所遗留。由于年代太久远,对其人群归属只能作个大概判断:在贺江上游桂东北富川县一带活动的应是O3族系,后来他们进入湘南湘西并向北方发展,而在贺江中下游的渔涝、杏花一带生活的应是百越O1a及骆越O2a,后来百越O1a主要向东往珠江三角洲、粤东、台湾以及北江流域、江西、江浙一带发展,骆越O2a主要向广西及中南半岛方向发展。

  以下主要是新石器晚期以来贺江流域古族群演变情况。

  一、苍梧越,贺江流域的原住民

  这里的苍梧越是指由远古封豨部落与苍兕部落融合发展形成的族群。约4100年前,帝舜、帝禹曾与尧之子丹朱(帝俊)在九嶷山区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帝舜与帝俊都死于、葬于九嶷山,封豨也因这场战争被擒,融到苍梧之野,封豨与苍兕融合为仓吾(苍梧),并以“醒狮”为图腾[5,谭元亨]。苍梧越源头应在九嶷山一带,后来扩展到整个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秦朝湘地的苍梧郡人群在这里不被看成是苍梧越,他们应属荆蛮扬越。

  苍梧越,也称山越,新石器晚期活动于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如封开杏花河畔遗址群等应由他们所遗留,在乌骚岭150平方米范围内,有111座排列有序的二次葬浅坑墓,随葬物中有类似于石峡文化的陶三足器和石器,但未发现人骨遗存;禄美村遗址(4kaB.P)出土有与石峡文化(5~4.5kaB.P)、良渚文化(5.3~4.2kaB.P)相似的1件石琮及1件小石钺;在杏花河畔遗址群152件斧锛石器中,发现有36件的石料属霏细岩,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封开本地有霏细岩的情况下,可推定是从西樵山霏细岩石器制造场搬运来的[4,封开文物]。西樵山文化流行二次葬,东南地区新石器晚期二次葬还见于粤北石峡遗址、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6~4.5kaB.P)及湘乡岱子坪遗址(5~4.5kaB.P)等[5,谭元亨]。从文化上,杏花河畔遗址群与粤北石峡文化、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及浙江良渚文化等具有类同性质,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同类族群之间部分人员流动所形成的文化传播现象。李辉等所进行的古DNA检测表明,良渚遗存主要是O1[6,李辉等],由此可判断,至少是贺江中下游地区的南苍梧越,族群Y染色体单倍群的主体是O1a-M119(P203),至于贺江中上游地区的北苍梧越,主体可能是O3谱系,并混有O2a-M95(M88)及O1a-M119(P203),讲标人应是这种北苍梧越的后裔。

  南苍梧、北苍梧的语言应同属侗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侗泰语族)。如贺江流域由垌(开阔谷地)、罗(田地)、思(村寨)、六(禽畜窝棚)、榃(水塘、水坑)、古(这里)、扶(优越、富)、边(村)等组成的地名应源于原居苍梧越[7,张寿祺等];又如粤语中呢ni(这)、虾ha(欺负)、啱(刚好)、痕hen(痒)、搣mit(拧、折取)、揼dom(踩、跺脚)、擒kum(盖)、冧lum(垮塌)、痞mao(蹲、伏)、鸭up(唠刀)、ngap头(点头)、nin(乳头)、乸nar(母、雌性)、閪hae(女阴)、揾won(找)、腍nam(软绵绵)、鸡公(公鸡)、人客(客人)、菜干(干菜)等日常用词与壮语类相同或相近,可能源自古越语或苍梧越语言。

  二、扬越,春秋战国时从湘地带来腰坑葬俗与青铜文化

  包括贺江流域在内的西江中游地区的腰坑墓葬俗及青铜文化应由扬越从湘地传入,判断扬越源自长江中游地区的荆蛮,Y染色体单倍群是O3系统与O2a(M95+M88),O3系当中有O3-M7,如李辉等检测到的大溪文化的古DNA结果[6,李辉等]

  腰坑葬俗就是在棺材底死者腰部下面再挖个坑放置随葬物。这种墓葬商周时期集中在湖北,春秋时期集中在湖南,战国早期集中在湖南南部的资兴旧市,战国中晚期大量出现在两广的桂江、西江及北江流域。至今,两广地区发现春秋至东汉初的腰坑墓共175座,其中春秋末2座、战国早期4座、战国中晚期138座、西汉早期27座、东汉初4座。主要集中在西江中游,有广东罗定背夫山、封开南丰利羊墩、德庆落雁山、广西平乐银山岭、灵川七星坡、岑溪花果山、贵港罗泊湾、钟山县张屋等遗址。这些腰坑墓在时间上有从北而南、从东而西的特点[8,莫志东] 伴随着腰坑葬俗进入西江中游的是湘地、楚地的青铜文化。腰坑墓葬及青铜器多发现于江河等交通线旁,其可能是北来扬越“贵族”的墓葬,而当时本地苍梧越可能还在流行二次葬,只是遗迹很少被保存下来,当今贺江流域等西江中游地区都还有二次葬流行。

  李秀国《西江东周墓族属辨析》一文认为,西周时扬越栖处于今湖北汉水下游的江汉地区和湖南、江西等地,楚人入湘前,湖南东部和南部的主体民族是扬越,至春秋,随着楚的壮大,楚向南征伐和扩展,春秋中期占领湖南北部,战国早期占领湖南南部,由北而南,楚进越退,部分扬越南迁,成为岭南扬越的渊源所在。[9,李秀国]

  扬越腰坑墓葬到达的范围,南面有罗定的背夫山遗址及岑溪的花果山遗址,东面到达广宁与四会,广州亦有9座西汉早期腰坑墓[8,据莫志东]。扬越及荆楚人的南进挤压,导致岭南百越(岭南侗台人群)向周边迁徙。范宏贵(1989)从语言学角度比较分析认为,民族大迁徙的年代发生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二世纪[11,蔡晓云]。海南临高人在语言和体质上与泰族、老族、壮族、掸族、布依族、岱-侬族、傣族等壮泰民族具有同质性,其祖先应为岭南的骆越、南越或西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征服海南岛时,临高人的先民已经在那里繁衍生息,迁岛时间估计在春秋战国之际的2500年前,再从词汇异同和声调产生等情况估计,年代不早于3000年前[据百度百科]。推测,中南半岛泰老民族的侗台化以及西南大多数侗台民族的西迁,与海南临高人先民迁岛一样,可能与战国中晚期扬越荆楚人对岭南的挤压有关。

  从扬越荆楚人进入岭南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大概有二百年时间,古楚语与当地的壮侗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南丰话当中,如掏(绑)、笃(捅、底部)、揞(遮掩)、戆(傻)、仡失(吝啬)、谛(知道)等日常用词可能与扬越语言有关;粤语中的睇(看)、企(站立)、新簿(媳妇)、得闲(有空)、成日(整天)、冚唪唥(全部)、晏(晚、迟、下午)、督水(告密)、督穿(捅破、戳破)、巷笃(尽头巷)、屙笃尿(撒泡尿)、咁样(这样)、唔(不)、依家(现在)、边度(哪里)、搞乜(搞什么)、怎解(怎么回事)、驾势(有排场)等可能源自扬越或荆楚人,据说,《楚辞》或湘北土话中有其相同或相近的用词。

  扬越与北苍梧越的区别:扬越主体是O2a-M95,混有荆蛮特征单倍群O3-M7,没有岭南侗台人群的O1a-M119(P203),扬越讲苗瑶语或古楚语;而北苍梧越主体是O3*-M122,次为O2a-M95,混有侗台人群的O1a-M119(P203),没有O3-M7,北苍梧越讲的应是侗台语,如当代讲标人

  三、扬越南迁挤压,部分苍梧越西迁组成西瓯,瓯骆、北汉南迁交趾有归宿

  古书所讲的西瓯大概位于广西贵港、玉林一带。如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岭南道五》中云:贵州(今贵港),“本西瓯、骆越之地”;贵州郁平县(今玉林市境),“古西瓯、骆越所居”;党州(今玉林市境),“古西瓯所居”[10,覃圣敏]。古时岭南西南面的骆越称“田、地”谓“那”,而岭南北面的南越及苍梧越称“田、地”谓“罗”[5,谭元亨],对照现有地名,广西贵港、玉林一带应属“罗”地名范围,应属苍梧越所及范围,可参考此图(年代较早)。但再早在新石器早、中期,广西北部所流行的是屈肢葬葬俗,相对应人群应为骆越祖先,由此推断,贵港、玉林一带的西瓯应是后来才迁去的,西瓯应是西江中游苍梧越的后裔,是扬越南迁挤压时的西迁移民,当今广西壮族流行二次葬葬俗应与这次移民融合有关。西瓯应没正式在封开或贺江流域出现过。春秋战国时,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由于受扬越的南迁挤压,部分苍梧越被同化,不肯被同化的部分西迁,在广西北部玉林、贵港、桂林等地形成西瓯联盟。从时间上,史书上“西瓯”的出现与扬越进入岭南的年代相当,南朝梁人顾野王(519-581年)在《舆地志》中说:“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10,覃圣敏]交趾泛指岭南,意思是说岭南周时(西周、春秋、战国旧称)所居为骆越,到了秦时称西瓯;《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一书中有:“自公元前323年立西瓯至前111年赵光降汉,……”[5,谭元亨]。“西瓯”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战国中期。西瓯故地桂平、贵港一带未发现较早期腰坑墓葬群(贵港罗泊湾有2座西汉早期腰坑墓)[8,莫志东],说明西瓯有别于有腰坑葬俗的扬越。

  以前曾做过分析,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族群及长江中游地区的荆蛮族群起源于广西北部、西部,见>>>,结合蔡晓云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11,蔡晓云]分析认为,原始孟高棉-苗瑶系统的父系应是没有O1a-M119(P203)的,再结合广西北部新石器早、中期流行屈肢葬判断,当今壮族当中的O1a-M119(P203)应不是广西当地的原住民而是东来移民,最大可能是六七千年以来来自广东。陈晶认为:“O1单倍群内部结构明显地体现出壮族的某些成分从东部向西部扩散的过程”,“可能是西瓯混入骆越的过程”[12,陈晶]。壮族人主要是骆越及西瓯的后裔,壮族人群多混有10%~20%不等的O1a-M119(P203),也有部分没有O1a-M119(P203),陈晶、李辉等检测的多个壮族人群166例,O1占9.64%[13,陈晶等],结合历史事件,能导致这么多人与西部骆越发生融合的,应是抗秦时的瓯骆联合,O1a-M119(P203)应是西瓯的主体成份,进一步追踪其源头,不是苍梧越就是珠江三角洲的南越,当然是南苍梧越可能性最大。壮族的O1a-M119(P203)比例不高,一方面可能与秦瓯一战太过惨烈有关,很西瓯人都战死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瓯本身有相当部分是O2a(M95、M88)。融合在两广汉族中的O1a-M119(P203)比例也不高,如广州10.0%(郭华)、广宁15.0%(文波)、广东7.8%(石宏)、梅县20.0%(薛雅丽)、汕头10.9%(李辉)、广西汉族15.3%(石宏),相关>>>

  西瓯是苍梧越的西迁部分,为什么能跟秦军拼上三年,并能“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能杀秦军数十万,参战者至少也得数十万甚至是两倍以上,人数众多可能是联合了西南面的骆越,三年战线可能包括了从西瓯故地桂林、贵港、玉林到骆越大本营大明山(武鸣县及周边地区[10,覃圣敏])、左江、右江,直至越南境内的交趾一带。西汉大约元始二年(2)岭南各郡的人口分布情况,似乎已经显示出秦瓯大战后岭南西瓯、骆越主体的去向。《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和《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中的岭南人口排前的几个郡为:交趾郡户92440,口746237;九真郡户35743,口166013;苍梧郡户24379,口146160;南海郡户19613,口94253;合浦郡户15389,口78985;人口排后的两个郡为郁林郡(口71162)与日南郡(口69485)[14,王元林]。其中交趾郡的人口比其他六郡的总和(62.6万)还要多,在越南所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不多(10处)的情况下,可推断,交趾郡的人群应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广西的骆越以及残存的西瓯。(秦汉时岭南各郡地图)

  当今的越南人应有相当部分是西汉-唐代交趾郡人群的后裔。从蔡晓云的数据看,沿海越语孟高棉(MK-V)与内陆东孟高棉(MK-E)有较大差异,内陆东孟的O3系统M7比例相当高,而沿海越语孟M7零星,主要为M122*(002611占10/70);内陆东孟的M119甚为零星,M119在沿海越语孟中低频。由此判断,内陆东孟的源头应是中南半岛新石器时期的土著,而沿海越语孟(沿海越南人)的O2a(M95、M88)及M175(或是O2*-P31)很可能来自广西的骆越,O3系统应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北方汉人尤其是楚地的士兵与垦卒,低频的M119应源自残存的西瓯。(孟高棉-苗瑶族系分布图)

  由于西瓯主体已向西南方向迁移,推测南越国时(前203~前111)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的苍梧王国并未包含有更多的西瓯人群,广东汉族中西瓯遗民的后裔应不多。

  四、骆越,岭南西部、西南部的原住民

  进入三千多年前的商周青铜器时代,大石铲退出了实用舞台,但在骆越则演变为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农业祭祀礼器,这种没有使用痕迹作祭祀用的钝刃大石铲在骆越的活动中心-广西的左江、右江发现最多[5,谭元亨],但在封开县内也发现有十多件形制奇特、磨制精细的双肩大石铲[4,封开文物],推测,这种大石铲源自广西地域的骆越,是判断骆越进入封开等贺江流域的依据。

  “骆越”作为族群的称谓不一定出现得很早,这里借用来表示广西地域从远古几万年前延续下来的原住民。骆越Y染色体单倍群大部分是O2a-M95(M88),混有祖型O2*-P31及O*-M175。赵青等检测广西那坡黑衣壮63份样本,O*-M175(xO1a、O2、O3)占4.76%[15,赵青等],其它更多壮族数据O*-M175(xO1a、O2a、O3)比例相当高,如陈晶、李辉等166个样本,O*占24.1%[13,陈晶等],这个O*,大部分应是O2*-P31。O2*-P31大约诞生于4万年前,年代比O1、O3早,O2*-P31作为O系的底层普遍分布于O2、O3、O1人群当中,比例最高的是壮族(骆越裔),其次为苗瑶,汉族约占5%,也低频地出现于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族群,但南岛印度蒙达人群的O2全为O2a而未见O2*-P31,相关见薛雅丽数据陈晶李辉数据甘瑞静数据蔡晓云数据严实数据陈晶认为:“携带Y染色体单倍群O*(注:大部分应是O2*-P31)的壮族人在广西境内是自东往西扩散的”,如图>>>[12,陈晶]。O2*-P31的初始扩张地应在广西东部,诞生于原始封豨部落。早期的骆越应属较为单纯的O2系统,后来融入了苍梧越及南越的O1a-M119(P203),侗台人群的O3系统有可能源自北苍梧越,也有可能源自秦汉时的中原汉族,当中没有O3-M7。早期2~1.5万年前,广西西部的部分O2与O3系统混合,形成原始孟高棉族群并南迁中南半岛,属南亚语系,骆越侗台人群与孟高棉族群的相同之处是都有高频的O2系统,不同之处是骆越侗台人群有O1a-M119(P203)而没有O3-M7,孟高棉族群有O3-M7而几乎没有O1a-M119(P203)。

  五、北方汉人,北人南迁

  北方汉人的Y染色体单倍群,以O3为主体,主要是O3-M117、O3-M134*、O3-002611,但没有O3-M7;还有北方起源的N-M231、N1-LLY22g、C3*-M217及Q1-M120等。几乎没有O2a(M95+M88)及O1a-M119(P203),但有少量O2的祖型O2*-P31。

  最早到达贺江上游的中原人应是大约4100年前的舜帝,司马迁《史记·本纪第一·五帝》中载:舜“践帝位二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5,谭元亨]。至于四千多年前是否有中原人流入岭南,《山海经·海内经》中云:“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有说帝舜与帝俊在九嶷山发生战争,帝俊死后,其后人禺号与尧之臣逃到南海立“三首国”[5,谭元亨],这一过程可能有中原人流入,如临高人等侗台人群当中的M117、M134*等[16,李辉等]说不定是这批中原人的后代。秦始皇统一岭南,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发兵50万,其中“一军守九疑之塞”,从湖南宁远九嶷山前的潇水而下,经零陵入湘江,再经萌诸岭入封水(贺江)转郁江(西江)至番禺[5,谭元亨],这是有史第一次大规模中原人迁来,但有多少留居贺江流域就难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共设县治32个,其中沿贺江密密麻麻设有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6县[5,谭元亨],如图>>>,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江中游的苍梧郡有“户24379,146160口”,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增至“户111395,466975口”[5,谭元亨],如此密集的设县及大量的人口增加应与大批北方汉人南下有关,但曾居贺江流域的这些汉人后来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难寻踪迹,桂北平话汉族有可能是这些人的后代,但甘瑞静、潘尚领等所做的DNA检测结果表明,他们多是岭南土著的后代[17,甘瑞静等],或者广宁人较高比例的N(M231、LLY22g)及M134所显示的是秦汉时华夏汉人的后裔。不可否认的是,南丰话、信都话、罗董话等所包含的雅言“活化石”应形成于汉代,源头是中原华夏族群。

  封开是粤语及广府文化的发祥地,粤语的源头是中原华夏族群的雅言,汉代广信交趾刺史部或交州治所是岭南首府,粤语(尤其广西白话)在交州东迁番禺(公元217)前已基本定型。粤语中如佢(他)、喺(是)、嘅(的)、旧时,往时(以前)、几时(何时)、朝早(早上)、细孥(细路、小孩)、僆仔(靓仔、少男)、后生(年轻)、畀(给)、话(说、道)、望(看)、憎(讨厌)、噍(音赵,咀嚼)、趯(音迪,跑、逃)、冇(没有)、诈谛(假装)、讹(骗)、黐ci(粘)、搲wa(抓)、搦nik(拿)、闩门(关门)、韫wan(关)、谂(想)、謦欬或倾偈(聊天)、阴骘(音阴质,心地坏)、狗窦(狗窝)、菢(音袍,禽鸟孵卵)、纸鸢(风筝)、没水(音味,潜水)、鈪(手镯)、靸tad鞋(拖鞋)、酒埕(酒瓮)、樽(瓶)、罂(小口瓶)、缹(同煲)、镬(锅)、生鍟(音姓,生锈)、煠(音闸,用水煮)、滚(沸腾)、斟酒(倒酒)、窿(洞)、罅la(缝隙)、隔篱(隔壁)、嗍(吸、吮)、饮啖水(喝口水)、呝(嗌、叫)、籴米(音迪,买米)、些少(一点儿)、犀利(厉害)、佮份(合伙)、攰gui(累)、髧dan(垂落)、大髀bei(大腿)、掘(秃、钝)、卒之(终于)、争D(差点)等日常用词源自古汉语,可在古诗词中找到它们。(-网搜编辑)

  封开人的来源相当复杂,43万人口竟有268个姓。综观历史,在陆路艰险难行的古代,岭南借助贺江、潇水与中原沟通,封开成为历代统治者垂青之地,也成为中原战乱时难民顺水路南下的避风港;明正德、嘉靖年间,封建皇朝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对土著瑶、壮族进行多次围剿,使不少人入居封开;抗战爆发后,亦有部分难民流落封开;封开还是古代朝廷贬官流放之地[18,羊城晚报]。从部分姓氏来源来看,大多是唐宋以来迁入封开的,有的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有的是绕道福建迁来,有的从南京珠玑巷迁来,早于唐代从北方迁来的也有,但应不多,如开建金楼村大宗祠莫姓,据说是东晋后期至南北朝期间从北方迁来定居。

  以下是林雄主编的《甲第开南粤》一书封开部分姓氏来源的简介。[19,林雄]

  陈:为县境较早之姓。汉代有陈钦、陈元,渔涝戴村有将军祠。渡头且止白屋陈姓,于宋咸淳年间从福建南容府迁至封开。杏花大阳江翰冲村陈姓的始祖统禧公,原籍南京镇江府丹阳县,生有四子。明洪武初年,妣李氏同四子逃到封川。莲都北哥、大塘口陈姓,于明代天顺年间,由南雄珠玑巷迁来落籍。陈氏后裔分布县内十八个镇一百五十三个村,省内新兴、罗定、阳春、信宜有其分支。
  梁:金装大府梁姓,宋朝从南雄珠玑巷迁来开建二都(今南丰)金岗古石村,第十代分支四都(今金装)学堂村、帝动村(大府)。七星深六梁姓,于宋朝咸淳年间从南京珠玑迁来,其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一百四十三个村;省内德庆、南海、中山、顺德有其分支。
  莫:自东晋后期至南北朝祖莫饰公始,分迁河南开封、福建、广东省开建金缕村,并有迁封川文德居住。都平高浪莫姓,宋朝由南京珠玑巷迁到广宁,明朝迁到封开。莫氏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一百三十四个村;省内南海、南雄、郁南以及广西桂平、苍梧有其分支。
  李:封川三村李姓,于明代洪武年间从其祖籍江西吉安府迁来,其后裔分布县内十八个镇一百二十五个村;省内阳春、信宜华山、新兴和广西苍梧等地有其分支。南丰附城李姓始祖逢桂公,原籍广东兴宁县头寨,清代康熙初年来建,娶当地苏氏为妻,定居于南丰。
  黎:罗董大垌黎姓,始祖黎进辉,原籍广西苍梧县思德乡一格郑村,明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避西寇扰乱,偕祖妣程氏迁封川。其后裔散布于县内十八个镇一百个村;省内郁南、罗定、德庆,以及广西苍梧、滕县、来宾县等有其分支。
  林:封川六村林姓,其祖于元末至正年间从福建福州府莆田迁来。后分支金装大林、新圩、七星进民、渡头九盘等十八个镇十七个村,以及番禺、澄海、南沙、揭阳、南海、新会、中山平岗、梅县西河等地。
  黄:金装社村黄姓,于宋朝咸淳年间迁到广西桂林市门外,经过数代迁至怀集、开建南丰学宫西侧,明初再迁金装社村定居。大洲岐岭黄姓,于清代从南海柏迁来。其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九十八个村;省内南海、顺德、三水、罗定、广西贺县等地有其分支。
  孔:莲都文华、四村孔姓的祖先,是孔姓第三十七代孔葵(即孔氏入粤始祖)唐进士及第,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迁岭南节度使,再迁保昌县平林村。四十六代孔安涌,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一一三一年)避受德庆州任朝奉郎官,居端溪县附籍晋康乡。五十三代孔必科,因元末残世,戈疫交劫,离别德庆七兄弟,携眷迁到封州,落籍德宁乡(今罗董)平城村。不久,孔必高也因残世瘟疫,携眷上封州德宁锦衣坊,裔孙散居罗董寨岗。全县十八个镇七十五个村有孔氏后裔。
  侯:南丰侯村侯姓始祖罗贵,祖籍南雄府始兴县。南迁之因,藩府失妃,罪及百姓,故于南宋开禧元年(公元一二○五年)正月初五集结村民九十七人逃难南迁。侯姓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五十三个村;省内罗定、中山、南海以及广西贺县、富川、桂林等地有其分支。
  苏:江口丰沙苏姓的始祖苏海会,明代初从南京珠玑巷迁来,封川、江川、大洲有其分支。长安民成苏氏始祖苏汝卿,宋末因朝廷选妃逃生而来,他有三子,长子苏敬祥分居金装大佃,次子苏仲祥分居长安谭石村,三子苏孟祥迁怀集县。苏氏后裔分布县内八个镇七十一个村;省内顺德有其分支。
  卢:金装民益卢姓,宋初由南雄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珠玑巷迁到德庆县,第三代分支到此;有分支长安和怀集县。大洲垢塘卢姓,有分支广西苍梧。杏花新联卢姓始祖,于宋末从南京珠玑巷迁至广州,清代分支到封开。卢氏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七十七个村;省内顺德、新会,以及广西蒙山、滕县、平南等地有其分支。
  张:金装仁厚张姓始祖于宋德元年(公元一二七六年)从江苏南京珠玑巷迁顺德又迁广西贺县邑洞口,第五代迁来封开定居;张姓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五十三个村;省内南海、番禺、新会有其分支。
  吴:金装新圩下蔡、回塘两村吴姓始祖仲贤(又名宗贤),字藩庄,祖籍南雄始兴郡;南宋末年,为避兵祸,南迁定居开建县;广州、高要、怀集和广西贺县信都等地有其分支。大玉口寨河吴姓始祖,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一三六八年)从江西省吉安府卢陵县迁来定居,分支有广西铺门、大惠口等地。吴氏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六十个村。
  植:南丰富孟植姓始祖植元真为一世,于唐太宗年间入粤,发祥于三水上塘下村。十三世祖植盹迁怀集。十六世祖植念迁金装大水口。十七世植祖福次子寿二迁罗董霹雳。十八世植寿长子青泰迁居金装植村、安靖。二十二世祖植余铭迁富孟,至今发展至四十六世。植氏后裔分布县内十八个镇六十五个村。
  邓:南丰时学、酒井邓姓始祖先于宋代后期由南雄珠玑巷迁南海井头村,明代才迁来此定居;第七代分居金装安靖,第十代分支莲都云塘,第十五代分支广西桂岭、贺街等地。邓氏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五十四个村;省内顺德、东莞、三水有其分支。
  刘:平凤刘村刘姓的始祖刘文通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南雄珠玑巷迁肇庆,后迁来定居,杏花、罗董、长岗有其分支。刘氏后裔散布县内十八个镇四十六个村;省内中山、东莞、新会等有其分支。
  聂:江口丰沙聂姓始祖聂大德,宋初从湖北迁广州,再迁新会、德庆,五世祖聂子梅迁到封川二码头和江口上沙村定居,封川台洞旧村、平凤范村有其分支。县内十七个镇五十个村有聂姓后裔。
  欧:杏花河口欧姓,其先祖于元代从江西入籍广东南雄珠玑巷,其后裔迁居顺德,于明代隆庆年间分支来封开。县内有十八个镇四十五个村有其分支。
  姚:南丰宝鸭姚姓始祖姚王贞,明朝率族众从南雄珠玑巷分支迁广州、肇庆及封开。县内十八个镇四十三个村有姚姓后裔。

  六、苗瑶,尤其瑶族,载于地方志中

  瑶族的来源,说法不一,多认为与古代的“荆蛮”“长沙武陵蛮”等有渊源。南北朝时瑶族的分布已“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西通上洛(今陕西商县一带),北接汝颍(今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唐代瑶族主要分布于湖南、广东、广西,史称莫徭蛮。元、明、清时,瑶族遍及广西、广东、湘西南以及滇、黔部分山区。(据百度百科编辑)

  嘉靖《广东通志·外志·夷情》载,明代广东还有很多瑶寨,分布33个州县,其中肇庆府约有540处,占全省900多处瑶寨的60%左右,西江与粤北一样,为瑶族大本营[20,司徒尚纪]。据道光《封川县志》载,旧有瑶山52处,其中在坊场、修泰乡者八(8处),在德宁、归仁乡者十有四(14处),有文德乡者三十(30处);“县东北有麒麟、白马二山,西北有石砚山,皆重峦叠嶂,瑶、壮居之。”杏花、罗董一带的农村,在明代洪武年间有汉、瑶、壮三民族集居。道光《开建县志·风俗志》中载,原开建县亦有瑶山35处。因“地邻粤西都忠谠、象元以及一小王等山”“旧多瑶壮杂居处”“瑶多住小王等山,然今亦无几,惟何、廖、韦、李、莫、覃、卢、倪数姓,犹属其裔”[21,容观琼]不过,关于《开建县志》中的“瑶壮”,应为明万历年间(1587)广西苍梧道右参政管大勋所作《平蛮碑记》中的“集僚”,指“怀集,介封、开、阳、贺间,集僚杂居。”根据张寿祺、黄新美的观点,开建县的“集僚”实为标话群体先祖,应为本地原住民苍梧族群的遗裔[7,张寿祺等]。清代以来,封开境内的瑶族壮族汉化加速[21,容观琼]

  瑶族Y染色体单倍群以O3为主,混有较高比例的O2a-M95(M88),瑶族的O3系统有一定比例的O3-M7,瑶族一般少混侗台人群的O1a-M119(P203)。苗瑶与扬越同宗,源自长江中游的荆蛮,苗族源头可能偏北,瑶族偏南成分与孟高棉族群更接近。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张镇洪著.岭南文化珠江来-潇贺古道(北段)调查的启发;
[2].
梧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前景广阔.梧州日报;
[3].刘尚仁,陈华堂,刘瑞华,姚锦洪.广东封开河儿口盆地的古地理环境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11月.第41卷.第6期;
[4].北回归线上的封开.
封开文物古迹;
[5].谭元亨主编.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李辉,黄颖等.长江沿岸史前人群的Y染色体.Human Genetics(人类遗传学).200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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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博物馆.莫志东.试论两广地区腰坑墓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炎帝后裔苍梧部落南迁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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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赵青,潘尚领等.广西那坡黑衣壮族是泰老民族南迁途中的遗留群体.现代人类学通讯.第四卷.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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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甘瑞静,潘尚领等.桂北平话汉族的遗传成分主要源于当地少数民族.现代人类学通讯.第二卷.2008年;
[18].羊城晚报.古都封开43万人268个姓.20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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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尚纪.浅论盘古文化与盘瓠文化关系及其在岭南融合.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7卷第4辑,合作李燕;
[21].容观琼.封开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古都.西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总第38期.

补充一:西汉元始二年(2)越南境内巨量人口的来源

  当时越南境内的交趾(746237)、九真(166013)、日南(69485)三郡人口总量为98.17万,是岭南苍梧(146160)、南海(94253)、合浦(78980)、郁林(71162)四郡总和(39.06万)的2.51倍,而越南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并不多(约有10处)。现今70例越南人的父系样本,主要是O2系统,其次是O3,Q、O1、C3等也有一定比例。当中明确源自中原或楚地的O3-002611占14.3%(10/70)、N1-LLY22g占2.9%(2/70),M134有11例,占15.7%,当中有部分可能是南方侗傣类型CTS1642及潮汕类型F2188、CTS5063,按南方、北方各半分摊,源自北方的M134占7.9%,再加些其他Q、C3、O3*等北方成分,越南人的北方成分约占25%。如果公元2年也按这个比例,越南北方血统的男人总数约为12.5万,而当时岭南四郡男人总数才20万。从公元2年人口数量以及现今越南人父系DNA数据推断其主要源头是岭南的骆越、西瓯以及北方的垦卒,与秦军南征及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有关。过程分析:西瓯故地在广西贵港至玉林一带,公元前221年秦军征服湘地及贺江流域,同年占领番禺(公元前219年“一军处番禺之都”),公元前218年西瓯起兵抗秦,秦军大败损兵折将数十万,前217年开凿灵渠通粮;据覃圣敏,西瓯迁西南方向,在广西武鸣大明山一带与骆越会合,与秦军再战,再败后迁越南北部河内附近,公元前216至前215年成立瓯骆国,公元前214年秦军破瓯骆国,公元前208年,瓯骆国乘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动乱之机复国,公元前204年,复国后的瓯骆国又被赵佗攻破,但没有灭亡,而是臣服于南越国,公元前111年,南越国及瓯骆国同亡于汉武帝;从西汉至唐代越南属于中国。推论:由于公元2年岭南及越南境内男人总数才69万左右,说秦始皇统一岭南派有50万大军肯定是个虚数(或部分用于征伐闽越),进入岭南的估计也就十来万甚至是几万;南征大军主要往越南方向征讨,说粤语及客家民系的起源与秦军有关很不靠谱。(2016.2.10)

补充二:汉代广东人要比现在更“汉”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元始二年(2)全国有户1235.65万,口5767.14万;北方(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比近4/5,南方人口占1/5多。西汉末战乱使人口不增反减并开始大量南迁。据《后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全国有户933.67万,口4789.24万;北方占3/5,南方占2/5。138年南方人口增加最显著的有,零陵郡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从23万增至105万,南阳郡从194万增至244万。岭南四郡从39.1万增至89.4万,当中苍梧郡从14.6万增至46.7万、南海郡从9.4万增至25.0万。两汉时期岭南(及越南)受战争影响相对较轻,可采用离汉人迁入区较远的越南境内的九真郡及日南郡人口计算138年岭南自然增长率,为原来的1.32倍。如果按自然增长,从公元2年至140年,苍梧郡人口应增至19.3万、南海郡增至12.4万、岭南四郡增至51.5万,但实际公元140年岭南四郡总人口达89.4万,即有37.9万应源于新增北方人南迁,当中苍梧郡有27.4万、南海郡有12.6万。如果自然增长部分按1/3为北方血统(源于秦朝及西汉北方士卒),即岭南四郡这部分的北方血统为17.2万,其中苍梧郡6.4万、南海郡4.1万。自然增长与新增北方血统相加,可算得公元140年苍梧郡46.7万人当中共有33.8万源自北方,占72.4%,土著血统占27.6%;南海郡25万人当中共有16.7万源自北方,占66.8%,土著血统占33.2%;岭南四郡89.4万人口当中共有55.1万源自北方,占61.6%,岭南土著占38.4%。当今广东人(父系)北方中原人基因约占50%,汉代的广东人要比现在更“汉”;苍梧郡高比例(72.4%)的汉血统为粤语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粤语基本定型于两汉时期的广信期。唐宋以来,广东融入并同化了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荆蛮苗瑶类,可算得现今广东人源自荆蛮类占18.8%,百越土著后代占31.2%。
  相关观点:语言学家罗康宁认为,南宋绍兴年间,南雄珠玑巷罗贵等38姓97家讲南楚方言
(大致是一种混有些古楚语的侗傣语,因胡妃事件迁四邑地区形成四邑话)>>>;汉代至唐初的早期粤语主要分布于两广交界,即西江流域中段和南江—鉴江流域、北流江—南流江流域,藤县、岑溪、容县、北流、玉林次方言以及吴川吴阳话、化州下江话、郁南平台话最接近封开南片,保存着较多的雅言因素和早期粤语面貌,属最底层,在早期汉族移民活动区形成早期广府民系(也暗示着汉代苍梧郡大量北方汉人的去向)>>>
(2016.2.15)

补充三:本文所说的南苍梧很可能是西瓯的祖先族群(前身),源头是东越

  首先,壮族及两广汉族中的O1约有一半是F492,F492是一种诞生于5200年前伴随着良渚文化扩张而扩张的单倍群,现今人群样本共祖年龄为三千多年,F492在中国人群的分布相当广泛,其高频区与良渚文化分布区高度重合;其次,杏花禄美村遗址(4kaB.P)出土有与石峡文化(5~4.5kaB.P)、良渚文化(5.3~4.2kaB.P)同的1件石琮及1件小石钺,乌骚岭遗址二次葬浅坑式墓亦见于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5~4.5kaB.P)及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6~4.5kaB.P)。广信河遗址群人群很可能是良渚人群西南向扩展影响部分或后良渚人群的一支,西瓯与东瓯同源,来自浙江瓯江一带。图解内容见>>>(2016.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