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来源于：封开县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主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 华南史前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 乔晓勤 张镇洪 李秀国 黄建秋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考古学家在使用华南地区作为考古研究的一个地理区域时，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华南包括中国南方(以长江为界)的广大地区及印度支那北部。另一种狭义的划分，将华南限定在南岭以南地区，即今天的两广及福建的部分地区。本文涉及的华南地区概念采用狭义的划分。以地貌特征及生态类型而论，华南地区的地理单元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东南部沿海地区与西北部山地。本文将着重讨论华南山地的早期史前遗存。 华南山地主要集中在广东北部、西部及广西北部，这一地区内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一系列石灰岩洞穴遗址中。遗存主要包括各类打制的石制品、石片、动物骨骼及少量陶片。这类文化遗物的年代，按现有的材料，大致上限到距今1.2～1.3万年，下限到距今7000～8000年。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本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涉及的地区有广东的曲江、阳春、封开、怀集、翁源，广西的桂林、柳洲和百色等地。初步的研究报告已经在过去的30年间陆续发表(杨豪，1956；广西文物队，1976,1983，1986；宋方义、张镇洪等，1981，1983，1989；邱立诚，1980，1982；周国兴，1984；白莲洞博物馆等，1987)，这些材料为该地区更深入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生态系统方面，本地区属于亚热带石灰岩山地区，与毗邻我国华南的印度支那北部地区属于同一生态系统。印度支那的史前考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收获。20年代中期，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曾在越南北方的和平省，清化省、广平省等地进行过一些考古发掘，其主要发现是在石灰岩洞穴中发掘出的砾石打制的石器(邓恩，1969)。按科拉尼本人的看法，这类考古遗存广泛存在于马来半岛，缅甸、中国南方，菲律宾等地，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和平文化”。根据近30年来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和平文化的范围缩小到存在于越南北部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黄春征，1976)。有的考古学家曾讨论过东南亚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可能的文化联系(Solhem，1972，Gorman，1977，Higham，1989)。但囿于区域间考古资料的彼此不熟悉，以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整个区域史前史至今尚缺乏全面的梳理、归纳，所以无论是在对该区域的年代学方面还是文化内涵方面，在考古学家中远远没有形成共识，缺乏统一的标尺。在我们看来，如果不能对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材料(包括已知时代最早的遗存与新石器时代的材料)进行统一的整理，寻找出统一的标尺，确立该区域史前时代的年代学序列，将文化遗物依某种科学研究路径(如石器的功能研究或打制技术研究)进行分类、描述，我们将无法正确揭示本地区史前史的真实面貌。而在我们看来，本地区的史前史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1．有助于我们探寻由狩猎－采集经济向食物生产型经济过渡的一种模式，或在特定生态系统中这种过渡所遵循的途径。就世界范围内早期种植业起源的基本情况而言，进入全新世后，在拥有丰富食物资源的地区，狩猎 －采集经济较缺乏向农业转变的动力和刺激因素。而在资源分布的中心区以外的边缘地区则有可能形成最早的动植物人工驯化(Binford，1968)。就华南山地而言，热带山地地区的植被、动物资源有可能支持一定的人口密度。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本地区由狩猎 －采集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有赖于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总之，本地区由狩猎－采集经济向驯化、农业经济的过渡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过渡。看清这一演变的途径、规律无疑是具有广泛的意义。 2．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晚更新世以来人类文化的区域性特点。以往，依照欧洲，特别是西欧，中欧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家将晚更新世至全新世的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就欧洲大部，东亚地区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考古材料看，这一序列是符合实际历史进程的。但如果我们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整个石器时代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的时间跨度由距今2万年开始，一直沿续到距今2000年(铁器时代的开始)，整个时期内文化变化不很明显，细石器是主要的文化因素。如果将欧洲的序列标尺套用到这一地区，显然是不适合的。再看看东南亚的史前文化阶梯。有入主张这一地区在石器时代开始之前曾经历过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文化发展阶段(Solheim，1972)。虽然这样假设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证实，但它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启发。华南山地史前史的序列，特别是“中石器时代”这样一个阶段是否存在，其具体内涵如何，这是本地区考古研究的另一个有价值的重要问题。 3．本地区史前史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分析史前文化区域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华南地区和邻近的东南亚地区虽然在总的生态系统上是基本一致的。但诸多小的地理单元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异。这些小单元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在大的文化与生态系统中又充当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有赖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史前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显然不受今天政区的限制。明了这点后，我们才有可能全面探索区域文化交流的动因、路线、形式，而文化交流的研究将能够使我们把这一地区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 以上三方面是我们认为的本地区考古研究的价值与重心所在，下面就根据我们已掌握的考古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点探索。 一 华南山地属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史前遗存的确认和初步研究可追溯到30年代。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德日进和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杨钟健等通过考察广西新生代地层，将该地区洞穴堆积区分为“黄色堆积”与“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前者属于Q1或Q2，或者为Q3或更晚的堆积。(P．Teilhorrd de Chardin，C．C．Young，W.C．Pei＆H．C．Chang 1935)。同年，裴文中将广西武鸣芭桥、芭勋、腾翔和桂林附近4处洞穴(属于后一种堆积)里出土的各类石器与北山文化相比，认为这些石器较北山的为早，因而怀疑这四处遗址为中石器时代遗址。进入50年代，裴文中、贾兰坡等又在广西柳州白莲洞发现了打制的砾石石器(贾兰坡等1960)。60年代以来华南山地的考古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先后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柳州大龙潭、白莲洞、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发现了一批打制石制品和化石材料(广西文物队，1976；柳州博物馆，1982；白莲洞博物馆，1987；邱立诚等，1982；宋方义等，1983)。以白莲洞堆积为例，按该批材料整理者的意见，这些洞穴遗址的文化遗存包含了由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文化遗物，绝对年代介于3万年至7千年间。白莲洞的文化遗物以石器为大宗，早期的包括硅质岩、石英砂岩等为原料的打制砾石工具，加工方法多为反向单面加工。中期地层中含有大量螺壳、石器工艺仍以打制的砾石石器和燧石小石器的组合为主，但比之一期的种类、数量有所增加，出现了箭镞。晚期打制石器与少量磨光石器(石锛)共存、并保存少量陶片。依照该遗址的发掘者的分析，白莲洞的砾石工艺类似于广西百色、桂林宝积岩的旧石器的遗物，燧石小石器与越南的山韦文化、柬埔寨的拉昂斯边、台湾的长滨八仙洞所发现的非典型细石器相似。中期堆积还可以与阳春独石仔的类似遗存相比较；晚期的绳纹陶见于柳州鲤鱼嘴、桂林甑皮岩(谢崇安，1987)。这些初步的比较提示我们，在华南山地的广大空间上存在着跨越若干万年，反映采集经济向食物生产转变过程的文化遗存。对于这类遗存性质的判定以及演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华南地区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食物供给充裕，人类过着相当稳定的生活，便于对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熟悉了野生植物的用途和特征。同时，由于在本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文化中，植物有多种用途，形成了人们对植物的依赖性。因此，华南地区较早超越了简单的食物采集阶段，学会了对野生植物的栽培，成为早期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张光直，1970；童思正，1989)。另一种意见认为，热带和亚热带湿润气候，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采集、狩猎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广阔茂密的森林，也限制了农业的开发，因而华南的农业较中原为晚(安志敏，1981)。我们认为，只有对华南山地总的生态系统有较深入认识，才能把握住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史前人类的文化发展脉胳。 在基本地理特征方面，流经广西和广东西部的西江流域地区，广布低山丘陵、构成鲜明的岩溶地貌，由于地表多陷穴和裂缝，漏水性强，而位于山地丘陵间的河谷盆地(如曲江，南雄、英德、桂林、柳州)则逐渐成为今天重要的农业区。植被方面由于有每年300天以上的生化期与15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这一地区有丰富的亚热带、热带植物资源，土壤主要是红壤、黄壤、棕色森林土(华东师大等，1983)。在动物资源方面，白莲洞的发掘为我们为提供了史前时期本地动物的一份基本清单。其中有软体动物5种，鱼类2种，两栖类1种，龟鳖类1种，鸟类(待定)，哺乳类23种。上部堆积含15种，下部堆积含18种。在下部堆积中出土的犀、大熊猫、剑齿象、真象等都是绝灭种或当地现代已绝迹种(白莲洞博物馆，1987)。在广东境内目前所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均在石灰岩地区，其中在高程20米以下的若干洞穴中共发现了7目24种哺乳动物(邱立诚，1980)。以晚更新世－早全新世的材料看，可以划分出与智人化石，人工制品共存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和“现代哺乳动物群”两个阶段。再以曲江发现的灵溪动物群为例，可以看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几经剧变和波动。既有大面积的变化，也有局部的小环境的变化，因而形成某些种属能在特殊环境里长期生活，形成各地区在同一时期内各动物群发展的不平衡(宋方义、张镇洪等，1989)。由于孢粉分析资料的阙如，多篇发掘报告中也未提及遗址内及遗址周围植物的情况，所以我们尚无法了解华南山地史前人类采集活动所涉及的植物类别，也无法知道植物性食物在这一地区史前人类总的食物资源中所占比例如何及变化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的泰国的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一批植物资料。仙人洞位于泰国西北泰缅边界地区，于60年代发现。依照发掘者的分析，这些植物可以分属10个种属，其中包括胡椒、灰胡桃、杏、油桐子、槟榔、黄瓜、葫芦、中国荸荠，以及一些豆科植物：如豌豆(Pisum)、蚕豆(Phaseolus or Vicia)、大豆(Glycine)等(Solheim，1972)。按照李惠林先生对于东亚及东南亚栽培作物的分带，华南山地及邻近的东南亚山地位于他所划分的南华带的南部及南亚带的北部。在南亚带有的禾谷类作物有：稻、薏苡、一种粟(Echinochloa frumentacea)，南华带有的块根茎类作物包括：山药、茨菰，南亚带有芋、海芋、薯蓣、地瓜、荸荠；南华带有豆类中的赤豆；此外茶及槟榔，槟榔叶分别是华南与南亚带所有的饮料及咀嚼嗜好品，桂皮、胡椒是南亚带有的香料及调味品(张光直，1986)。由此看来，仙人洞中所发现的各类植物遗存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后来(也许有些在当时)人工驯化的植物，仙人洞的碳测年代为距今1.2万年。我们不认为仙人洞所发现的植物遗存在整个东南亚北部及华南石灰岩地区是一个孤证。随着更多的植物遗存的发现，我们对于这一地区人类狩猎，采集经济向食物生产型经济演变的图景将有更清晰的认知。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区诸多遗址所体现出的由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是非常难于在其他地区找到的。现在我们就现有的以各类石器及动物化石为代表的遗存，对华南山地阶段性的转变再做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属于珠江水系的广西西部右江两岸第三、四的阶地上所发现的石器是本区年代较早的一批遗存。自1973年以来，从采集、试掘和多次调查发掘中所得的石制品已达两千余件。对于这批材料，有人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李炎贤等，1975)，也有人认为属于中更新世的遗物(黄慰文，1987)。尽管迄今为止，其年代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但这批石制品的共同特征是很突出的。①制做石器的原料基本上都是河流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②多利用砾石原来的自然面作台面直接打片，极少部分是用石片疤作打击台面，③绝大部分石器是用砾石或原生的石片单面打制而成，两面加工的很少，石器以大型器为主，重量在1000～2000克之间；④石器种类较为单调，主要有砍砸器，尖状砍器，尖状器和刮削器，还有较为典型的手斧，其中砍砸器最多，另一种尖状砍器在整个工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石器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中国北方的石器工艺系统，它显示可能在中更新世(或稍晚)华南地区就出现了一种与华北技术传统迥异的石器工艺系统，其逐步发展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日益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与百色旧石器工业同属华南砾石器传统的还包括湖南澧水的石器遗存与湖北大冶石龙头的石器地点。目前我们还缺乏与百色台地旧石器遗存相应的动物群与植物群资料，但从出石器地点的地层情况可以推断出在更新统的三层地层中经历过较为明显的气候变化过程(广西文物队，1983)。根据前述的百色旧石器的共同特征，再参考豪厄尔对东非晚期旧石器地点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特定的工具类型组合或“工具套”(tool kit)往往能够反映出早期人类群体经济活动的类别以及其所依赖的主要食物资源。豪厄尔在坦桑尼亚的埃斯米拉(1simila)地方，发掘了距今75000年前的史前人类的生活营地遗址，在这些遗址中，考古学家观察到了各种石器工具以及废弃的石料、石片在遗址中的分布情况。他们观察的结果发现，作为生活营地的遗址往往包含较多的成型的较大型石器，而废石料则比较少，有些废石料或残破石器上还可以看到第一次使用磨损的、第二次加工的痕迹，可见这些大石器是较为珍贵的。这些大石器中有些可能是用于林木砍伐，有些则用来屠宰、加工猎物。而手斧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多用途工具不同，可能仅仅限于用其锐利的刃部剥开兽皮。被考古学家确认为石器制造遗址的地点所出的遗物与生活营地的遗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石器制造场中毛坯和半成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而鲜少见到成品，另外石片和废石料数量较多。在整个埃斯米拉地区的9个遗址中工具形成3种基本的组合。①大型的尖锐石器，包括手斧，砍劈器，石刀、刮削器、盘状器。②大型钝器，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挖掘器、砍伐器及石球。③小型石器，包括小型刮削器和其他小型石器。这些组合中第一种组合在6个遗址中占主导，第三种组合在两个遗址占主导，第二种组合出现于一个遗址中(Howell，1961)。这种同一时期内遗址器物组合间的差别，显示出不同遗址在群体内工作分工的差异，而以大型尖锐石器占多数这点来看，狩猎当是这一时期人类主要的经济活动。百色旧石器群的特征可以和上述遗址的情况对照，该器物群所反映的也是一种以狩猎为主的文化特征。 华南山地属于更新世晚期的石器文化以白莲洞、黄岩洞的材料为典型。这一时期砾石石器仍然占有优势。以黄岩洞为例，在该遗址已发现的全部589件石制品中，只有一片石英岩石片，其余全部为砾石制品。在此之中石器有312件，占石制品总数的53%，其中砍砸器192件，占60.9%。这些石器与石制品的加工方法绝大多数采用锤击法，单面单向直接加工而成。石器大多数保留砾石自然面，加工时未见修理方面。石器的刃部陡直，刃角多在75°以上，刃部加工时留下的刃疤呈复瓦状排列，器物种类不多，砍砸 器，刮削器占多数，不见尖状器和雕刻器。黄岩洞的石器工业承继了前期百色石器的技术传统，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这一传统还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华南的石器技术传统在更新世中、晚期乃至全新世初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在更新世晚期人类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人类文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年～1万年前)全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出现了全球性的降温。与此同时，冰川性的海面下降不断出现，到了距今2万年～1万年时，海洋面降至最低点。据弗特林计算，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海平面下降132米左右。碳14测定的最低海平面时代为距今1.5万年前。随着冰期气候的出现，内陆地区的气候也随之变化。不仅气温降低，同时降雨量也接着减少，河流的流量也大大减少。这种气候的干凉性变化相应带来了热带雨林地区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华南地区，这一时期也变得不那么炎热多雨，但气候仍然相当温暖、湿润，原因是由于中国西部高原隆起后，中国的整个地形成为一个从西向东南方倾斜的地形，受季风气候影响，整个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仍然不会太干燥。所以，在大理冰期结束后，华南气温的回升是比较快的，而且随着降雨量的加大，海平面的回升，所有河流量也遂步加大，一些低洼地区也会变成面积宽阔的沼泽地，原来露出水面成为陆地的大陆架区域又重新变为浅海区。这一切变化无形中为浅海或淡水的鱼类和贝类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环境。导致类鱼，贝类繁殖的繁盛期出现。人类的生产活动受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从过去单纯的陆上采集和狩猎活动逐渐扩展到海边、河边、沼泽地，并进而发展起渔猎和捕捞活动。在白莲洞遗址，距今2万年以后的地层中螺壳的堆积逐步增多，并有越晚越多的趋势。这些螺壳和鱼类化石经鉴定的类别有：双棱田螺、李氏双棱螺、乌螺、大蜗牛、道氏珠蚌、鲤鱼、青鱼以及陆龟。并且这些软体动物和鱼类的化石多见人工敲击尾部，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人类的食物资源的一部分。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百色的早期全新世洞穴遗址中也有较丰富的螺壳堆积。在上述人类经济活动转变的刺激下，石器加工工业也朝着适应渔猎的方向发展，加上华南山地竹木材料极为丰富，古人类对其利用的也更广泛。所以到了大理冰期结束后，新石器时代出现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华南地区的石器加工工艺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产生出一套以砾石石器为主体的，砍砸器、刮削器占优势，石器刃部特别陡峻的适合于加工竹，木工具的石器系统(图一，图版Ⅱ、Ⅲ、Ⅳ)，伴随它的述有出现一些穿孔，磨制刃部的石器以及燧石小石器。华南山地的这种文化内涵与同时期华北的细石器传统有明显的差别，反映出在不同生态系统下，人类适应方式的区别。 从世界史前史的材料看，伴随着气候的波动，人类开始减少对大型动物的依赖，转而通过渔猎使水资源在其食物构成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与此同时，人类采集活动所涉及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多：最终在人口压力等因素的刺激下，开始了植物驯化的过程。近20年来包括地理学家、植物学家、考古学家在内的学者纷纷强调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亚热带 －非热带地区是植物和动物首先得到栽培和驯化的地方。根据前述的泰国仙人洞的材料，一些学者认为“和平文化”是东南亚种植业发生的上限。在和平文化期，“采集和狩猎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种植业已经问世，但只不过是处于种植瓜果、蔬菜阶段。和平文化人可能已经学会栽培葫芦，各种豆类、黄瓜、橄榄、菱角等作为食物，另外还种植胡椒作调料，种植槟榔作食物或照明用” (黄春征，1976)。我们认为，华南山地早期种植业的展开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百色、白莲洞、独石仔、黄岩洞等地，我们都可以在时代属于早全新世的文化层中找到局部磨光或全部磨光的石器、穿孔石器、夹沙低温绳纹陶等新的文化因素。而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遗物仍是各类打制的砾石石器。虽然我们尚未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植物遗存，但参考民族志材料和其它有关的材料，可以推测，在这一阶段的史前人类开始了较多的依赖植物性食物。与前述和平文化的情况类似，华南山地史前居民最早驯化的植物也可能是瓜菜类，块茎类及干果类植物，种籽植物所占的比例可能很小。而在种植业出现的同时，渔猎、捕捞，采集仍然是当时人类的主要生产手段。 图一(略） 两广地区一些遗址出土的砾石石器 1．5．广东翁源青塘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6.7．广西东兴贝丘遗址出土的石器，8．11．广西柳州兰家村遗址出土的石器 总括起来，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华南山地史前居民在距今3万年至七、八千年这段时期经历了由狩猎－采集经济向食物生产型经济的转变。从文化内涵和生态背景两方面看，这一地区所经历的上述转变是不同于华北地区同时期文化发展的独特过程。这一过程留下来的比较完整的区域性文化发展序列是我们应注意着重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二 有关华南史前文化的序列和发展阶段问题，长时期以来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在华南存在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样的与欧洲大陆典型文化发展序列相同的文化发展序列，其理由是；①中石器时代的地层属于灰黄色或灰褐色的“含介壳的文化堆积”，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则为灰黄色的不含介壳的堆积，②中石器时代的动物群均为现生种，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则与含若干种绝灭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共存，③中石器时代已出现局部磨光的石器和穿孔砾石，而旧石器时代晚期为打制石器；④中石器不见陶片和通体磨光石器，因而有别于新石器(何乃汉，1985a，1985b)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华南不存在中石器时代。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从世界各地中石器文化的考察中寻找我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结果发生过去被认作“中石器时代”的遗存，要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要么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因而结论是：中国只有前陶新石器文化，根本不存在中石器文化，华南地区也不例外(张之恒，1984)。另外，研究东南亚史前考古的某些学者也不同意将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套用到东南亚史前史上。索尔海姆曾将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划分为下列几个主要阶段。①石器阶段(Lithic)：这一阶段始于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终于距今4万年前，其主要特点仅见完全打制、技术及类型简单的石器。②竹木器时代(Lignic)(距今四万年 －距今两万年)这一时期竹木工具可能是东南亚史前人类工具的主要部分，而石器工业发展缓慢。③结晶化时期(Crystallitic)(距今两万年－公元前八千年)这一时期是东南亚具有独特特征的文化定形的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磨制石器与早期种植业。④扩展时期： (Extenslonstie) (公元前八千年～公元前后)这一阶段开始于人类由山地向平原，沿海扩展，终于发达的稻作农业及金属的广泛使用(Solheim，1972)。 我们认为，从自然生态系统和以石器工业为代表的文化构成两方面来看，华南的早期史前时代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一个阶段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单纯的打制石器的阶段。另一个阶段是早期种植业、渔猎、捕捞、采集并存的出现食物生产的阶段，这一阶段上出现了磨光或局部磨光的石器、穿孔石器及低温夹沙绳纹陶。而在这两个主要阶段的中间存在一个与前两者界限不甚明确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石器时代”阶段(这一称法也许无法正确表示出华南史前文化过渡阶段的特征)。在这个阶段里，一方面打制的砾石石器仍占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的环境变迁发生，华南的史前人类开始较多使用竹木工具(可惜我们至今尚无这方面的实际证据)，在他们的食物结构中水产的软体动物、植物开始逐步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大型动物的猎取可能减少。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少量刃部磨制的石器、穿孔砾石、弓箭，燧石小石器等新的文化因素。有关上述两个大段及一个过渡阶段的文化材料，在上节中我们已经谈到，在此就不赘述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单纯根据文化遗物进行了文化发展序列的寻探，而没有分析产生这种序列的区域性文化的演变的规律，以及形成序列的文化动力，我们所能揭示的在特定地区史前人类变化的进化史就是有限的。因而，怎样根据实际的考古材料和相关的自然遗存构建起一个文化发展的框架，追寻文化发展的阶段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之一。莱斯利·怀特曾指出，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是：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每人每年消耗能量的数量逐渐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逐渐发展(怀特，1949)。在这里怀特所指的能量消耗是人类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利用一切自然力获取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质文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机体本身的能量，植物和动物的能量是远古人类最早开发出来的能量类型，而这种能量的利用量以及每一单位能量所能制造的人类所需物品的数量，依赖于人类制造的工具的效率。也就是说：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文化发展的水平同工具的效率成正比。在这里，决定文化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第一，特定群体在维持人类生存及文化系统运作时所依靠的是怎样类型的能量，这种类型的能量(在自然属性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类所利用。第二，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来利用这些能量，利用率如何。与此同时，当我们着手构建一个区域的文化演进、发展序列时，我们述应该注意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区别。在这里一般进化所指的是发展的基本趋向，如在冰川结束后，随着冰川到来前人类猎取的大型动物(在欧洲大陆主要是蹄类哺乳动物)数量的锐减，生活在广大区域内的人类必然较多的依赖小型动物与植物，作为其食物的重要来源，从而使文化朝着种植业起源的方向进化。特殊进化则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在一定的生态交流中，人种的文化适应策略。这里即涉及特定动植物资源的获取，也涉及一定的工具以及相应的开发技术的采用。正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说的：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形态的连贯和历史的序列，后者是即定发展顺序中各种形态表现为阶段的序列(萨林斯，1960)。 在华南，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中出真象、剑齿象、中国犀、水鹿、斑鹿、水牛、野猪等大型哺乳类动物。在若干华南洞穴遗址中这些动物化石又与晚期智人化石或相当于这一阶段的人工制品共存，显示出这些动物是人类狩猎对象的组成部分。在石器工具方面，大型的砍砸器、尖状器、手斧在百色旧石器群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具有鲜明的与狩猎活动相关的特征。在这些华南晚更新世的遗存中，石器原料的工具多是非选择性的就地取材。工具制作的技术和工具效能与当时的人口规模、资源分布情况是相互适应的。因而我们可以将华南早期史前文化的第一阶段描述为：一种资源分布与人类能量利用水平取得平衡的稳定、缓慢发展的狩猎文化。与上述文化阶段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阳春独石仔第二层、柳洲白莲洞第三、四层、封开黄岩洞上层为代表的打制、磨制石器工具共存，并伴有大量螺壳堆积的文化层。在这一层文化层中还出有少量陶片、骨器及一些烧骨、烧石、炭屑、灰烬等(邱立诚等，1982)。虽然我们还没有本地区利用植物资源的直接证据，但这一时期狩猎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渔猎和捕捞取代了。大量的螺壳、鱼骨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转变的证据。遗址数量的增多，各遗址内文化层的变厚以及相应出现的炭屑、浇土、灰烬遗迹都表明，本地区更新世初人口规模已经明显增加，而这时的人类群体大既已经形成了以岩棚(Cave-shelter)为基地的某种形式的定居。有的学者根据类型化的磨光石器的增加，原始陶器的出现以及甑皮岩距今9100年地层中确切的家猪证据等几方面推论本地区在距今11000年以后就应有农牧业萌芽，而原始农耕、家畜饲养与渔措、采集和捕捞一同构成了全新世之初岭南地区特有的经济复合体(谢崇安等，1987)。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虽然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特别是植物栽培的证据，但上述的“经济复合体”基本上是反映了从全新世初到稻作农业引入本区时，华南史前文化的主要阶段性特征。这一阶段也是我们认为的华南史前文化序列中的一个大段。 现在国内所有的关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材料中，没有一个地区材料比华南山地的材料更为丰富。有人认为本地区的技术构成有这样的演变线索：典型的旧石器→原始穿孔砾石、细小燧石石器→粗犷的砾石石器→原始磨光石器、骨器→原始陶片(周国兴，1984)。而在世界范围内，在由旧石器向中石器演变过程中，石器工具的主要演变趋势是向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和专门化工具社会发展。工具逐渐变轻，变小，结果未加工的石料得到保存，而且燧石的切沿和重量之间的比例较好。根据地区和作用，工具专门化了。并不是制造粗糙的通用工具，而是制造了更有特效的工具，以更好地利用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Haviland 1982)。在华南山地，主要的文化变化也是与更新世末期的气候变化相应的。在动物群方面，随着冰期的结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被华南现生种动物群所取代。石器工具中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方面在于较大型的砾石石器依然占大宗，不存在典型的细石器遗存，而仅有燧石小石器。但石镞的出现，钻孔与磨刃技术的出观是特定过渡阶段出观的重要特征。从独石仔等遗址的石器来看，无论在打制技术方面还是在穿孔技术方面，上、下层文化都存在直接继承的关系。两层都是石核石器多，石片石器少，石料均采用河卵石。打制也多采用单面打制，但上层的石器比下层规整，加工修理较细，并出现磨制石器。上层穿孔石器是凿打后加磨穿孔的，下层只有凿打，没有穿孔(邱立诚等，1982)。由此可见，本地区过渡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与早期及晚期的遗存有直接的、明显的承前启后的发展系列。 关于这个过渡阶段的叫法，我们已在前面提到暂称之为“中石器时代”，但这一称法并不一定符合本地区的文化特征。按国外一些辞书的定义，中石器时代是处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文化发展阶段，年代方面属于早期全新世(距今一万年左右)，经济类型仍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生产工具中细石器和其它打制石器占主导。中石器时代一词的广泛使用仅限于欧洲史前史(Whitehouse，1983)。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对华南山地早期史前文化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对于这一地区文化序列中的过渡阶段给予恰当的命名。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本地区的早期狩猎 －采集阶段和晚期种植业发生的阶段之间，的确存在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下，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三 根据考古学家新近的研究，印度支那地区内陆部分的早期史前文化经历了3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山韦时期(18000～9000B.C)，和平时期(9000—3000B.C)，北山时期(8000—2000B.C)。其中北山期虽比和平期发生晚一些，但两个类型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跨度内共存。山韦时期的主要文化遗存是以石英为原料的砾石石器。包括有陡直刃部的大型砍砸器、边刃刮削器、砍砸器，以及少量的双面打片的石核石器、圆刃砾石石器(图二，1. 2. 3)。从30年代以后“和平文化”一词被用来指称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全新世早期的文化传统。和平文化的典型工具是单向全周沿打片的砾石盘状器以及杏仁状石器。又称为苏门答腊式石器(图二，4，图三、图四，5)。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为短斧的石器，可能是盘状器中间断开后形成的(图二，6，图四，4)。除石器工具外，在一些和平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骨器，主要是尖状器与骨钻。在自然遗存方面，和平文化的遗址出土了野牛，水牛，犀牛等哺乳动物以及现生种贝壳类、鱼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和平文化的遗址主要是位于较低高程上的岩棚遗址。在这些和平时期人类的居住遗址中曾发现有屈肢葬与众多个群体葬的遗迹。 北山文化首先发现在红河三角洲的北部。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观了磨光刃部与器身大部分的半磨制石器。在北山文化的遗址中半磨制的长身石斧及其他石器较为多见，低温绳纹陶片也在北山遗址中有少量发现(Higham，1989)。 和平文化与北山文化的中晚期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和平文化这一阶段的遗存中普遍出观长斧、杏仁状斧等砍树、拈土工具，并出现了磨刀斧。北山文化甚至出现了可能属于石犁的石器。新近的孢粉分析材料显示出在和平文化与北山文化时期的环境中有多达400个属700余科的植动，包括了藜科(Chenopods)、豆科、棕榈科等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草本、灌木、攀缘植物占多数。孢粉分析提供的资料具有两方面的提示作用。首先，在这些和平与北山遗址的周围没有适于稻作农业的环境条件，因而在印度支那最早发生的种植上可能不是水稻种植。其次，在清理林土的基础上，当地人类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块茎类、豆类及瓜等。这种没有完全脱胎于采集的早期种植只能提供这一地区人类食物需求中的一部分，因而在新的文化因素盾入之前，包括种植业、渔猎、采集、捕捞在内的复合经济结构能够维持较长时间。 图二 印度支那的打制石器 1.2.3.山韦文化石器，4.5.6.和平文化石器
图三 苏门答腊式石器 毗邻印度支那的泰国北部山地的考古研究也已经进行了30多年。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已经基本建立：仙人洞时期(9000～6000B.C)，陡崖洞时期(Steep cliff Cave)(5500～3500B.C)，斑岩洞时期(Banyan cave)(3500～1000B.C)是三个主要的文化阶段。在泰国北部已发现的洞穴遗址近40处。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看法，上3个文化阶段可以分为两大期。早期遗存以仙人洞的发现为代表。下文化层中石器工具以单向加工的砾石盘状器较多见，上层有磨刃石器，石片石器及低温绳纹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仙人洞的植物遗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这类遗存在整个遗址的植物中只占很少的比例，因而应该对仙人洞下层(三、四层)时期是否又出现了种植业持慎重态度。这一地区的晚期遗存由公元前6000年开始出现。其基本特征是，陶器较多的出现，半磨制的石锛、板岩石刀、涂有毒药的石箭头在工具中占有重要的位位。而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可能是种植业与狩猎、采集并重。居住在岩棚中的人类群体在雨季到低谷从事种植，而在旱季则以上山打猎为主。在泰国北部山地的史前人类在长期内形成了对亚热带潮湿带绿森林环境的文化适应，并保持着与自然的平衡。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季节性区域变化，使得人类群体具有相当的机动性(Gorman，1971)。 东南亚大陆区的考古材料是我们研究华南山地史前文化时可以参照、比较的重要材料，不难看出无论是在生态环境方面，还是在文化内涵方面两个地区都有许多共同性因素。首先，在生态方面，我们可以用岭南山脉做为一个大的生态区的北界，以北纬18°附近为南界。这一地区西有云贵高原，东接珠江三角洲与北部湾。整个地区属于亚热带，林木常绿、降雨充沛。在以山地构成主要地貌要素的前提下，以南北向为主的大小河流穿越山谷，并形成一个个山间盆地。动物群方面晚更新世常见大型哺乳动物，如剑齿象、真象、熊、犀、鹿等。经过最后一次冰期，全新世的动物群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数量减少。人类开始较多的利用小型哺乳动物和贝壳类、鱼类为其食物。在人类文化遗址周围的植物以草木、灌木类、攀缘植物为多。 豆类、芋头、薯蓣及某些瓜果是人类驯化与种植的主要对象。位于石灰岩洞穴或岩棚中的文化遗址通常都有容易获得水源，向下可在盆地河边种植、采取、捕捞，向上进入森林狩猎的便利条件。许多遗址有人类较长时间活动的证据，同时，群体在一定范围内的机动性与群体之间的经常性交往也是重要的文化特征。 在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存在着区域间文化的差异，但若干共同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如石器多以砾石为原料，个体粗大，单向加工，刃部陡直，保留天然砾石面的石制品跨越了相当大的时空。打制石器在包括晚期的文化遗存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例。穿孔技术，仅磨刃部的石器发生较早，低温灰沙绳纹陶在全新世早中期广泛出现。此外，在广泛的地城范围内由狩猎 －采集经济向食物生产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开始于全新世初，持续到公元前七、八千年。 既然有生态与文化方面共性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东南亚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史前文化一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流。对于这种交流的细节方面，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积累更多的材料，但一些基本的假设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在交流的动力方面，我们可以考虑人口压力、资源互补、技术传播这样一些因素。在交流的路线上，较大地域的交流可以河流为媒介，小范围内的交流则可能与人类群体的季节性迁徙有关。交流的方式下外有单向式的人口迁移与双向与多向式的以共享资源与技术有关的群体交流。在考虑交流因素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地理的屏障，以及人类群体在特定区域内适应的相对稳定性，造成了群体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的平行发展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 最后，还必须强调一点，在华南的石灰岩洞穴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无论是在资料收集、记录，还是在整理、分析研究的各个环节上，我们必须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这类洞穴遗址实际情况的科学方法来。以上面东南亚的材料不难看出，对于文化遗物的收集与自然遗物(植物、动物遗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国外广泛采用的干筛法、水洗选别法(海堂，1989)、泡沫浮选法(黄其煦，1988)都可以用于植物和小动物遗存的收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特别注意某些遗存中所包含的细小遗物，如灰坑、灶坑、房址、灰烬中所包含的遗物。采用孢粉分析法复原古环境，采用碳十三测定法推测史前人类的食物构成(蔡连珍等，1984)都是我们应该注意运用的科学方法。70年代起在国外兴起的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中的某些分析方法对我们也有借鉴作用。如在孢粉分析材料缺乏的遗址，综合运用古生物学、植物及动物生态学等提供的资料来推算该遗址生物量的方法，以地形地貌特征、植被状况和土壤厚度等几方面的信息估算史前人类利用土地情况的方法都可以运用在华南早期史前时代的考古研究上。 在自然地层与人工划层结合清理出的古代文化层面上，不移动文化遗物的平面位置、然后进行绘图、摄影、记录的发掘方法也较适用于文化遗物不是特别丰富的遗址发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使考古工作者发现遗物间的平面关系(在室内整理阶段还可能发现遗物间的纵向关系)。同时还可以找到“可拼对”(refittins)遗物的分布范围，就石器而言，这种信息可以告诉我们石器的打制过程及打制石器的方法。推测出打制一件石器所需石料的最小体积，打制过程中产生的废片的最小数量、形状、以及在地层中的分布特点，乃至其埋藏过程中的漂移。总之，要完成本文在开始时提出的依某科科学研究路径时对文化遗物进行分类、描述的任务，就必须探索新的科学方法。这方面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实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 华南山地早期史前文化的探索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随着愈来愈多的遗址发现、研究手段的逐步完善，这一地区史前史的真实面貌、其与毗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将会更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华南山地考古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他提供给我们一个由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的比较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而这种序列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包括我国的华北地区)是不易追寻的。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有待于更多的积累材料来解决问题。晚更新世的单向打制砾石石器以及与之相应的狩猎－采集经济是本地区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冰期过后的全新世初，伴随着贝壳、鱼类，小型哺乳动物成为本地人类的重要食物资源，在以打制砾石石器为主的工具组合中出现了一些小型燧石石器、石箭头与穿孔技术，这是本地区文化的过渡阶段，我们暂称之为。“中石器时代”阶段。磨刀石器、低温绳纹陶的出现代表着本地区史前文化第三阶段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上人类已经开始种植包括豆类、块茎类和某些瓜果类的多种植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是种植业、渔猎、采集、捕捞共存的复合经济。上述阶段性变化的线索基本上是清楚的。但乃需更多的细节材料，特别是植物遗存，来加以充实。 印度支那与泰国北部的早期史前文化与华南山地的史前文化有着诸多的相似因素。我们认为，它们是属于一个大的生态区域内的各地方文化。实际的考古材料还提示我们这些文化间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但文化的个性及在特定地域内的发展也是存在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名称(如“和平文化”)来加以涵盖。 对于本地区各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品迫切需要以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分类，无论是依照功能的分类，还是加工技术的分类，都要有更统一、精确的标准，否则将大大限制我们对这批宝贵材料的深入认识。对于当时古环境的复原，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社会群体的构成乃至行为模式的研究还有赖于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们更密切的合作。我们相信，随着工作扎实，深入的进行，人们必将认识到华南山地在中国文明史中的特殊地位。 参 考 文 献 1．杨豪：高要七星岩化石试掘情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4) （全文18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