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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厦门大学2023年测得成都高山古城遗址父系是D1、CTS1642与本人在2018、2019年的判断  高山古城遗址距三星堆80km，属同类或亲密兄弟文化遗存，与三星堆一、二期同时段，两例男性父系为D1a1-Z31591（4500～4200 aBP，属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范畴）、O-Z25915（即F5+CTS1642）（380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1例线粒体mt-M9a1a（375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
   马家窑、营盘山、卡若文化差异大，难以得出之间的人群同来自西北关中地区。1）马家窑文化：5700～2800年前，先后有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等类型，主要由半坡文化人群承袭庙底沟文化发展而来，已出现娴熟的轮制轮绘，陶艺技术登峰造极，彩陶占整个陶系的20%以上。2）营盘山文化(5600～4600年前)及宝墩文化(4700～3800年前)：营盘山文化是川西藏彝走廊中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本地只会烧制素面陶，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大多经过轮修；但不会制作彩陶，崔剑锋、吴小红等做陶片化学成分分析揭示，所有的彩陶都是从甘青地区交换来的，彩陶占比只有2～3%；同时出土有数量众多的细石器，其制作工艺成熟，选材精良(细石器多与采猎族群N、D1有关)。宝墩文化在川西成都平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被认为受营盘山文化影响形成，晚期又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文化有关。据俞伟超，宝墩文化突然出现了城址，城墙堆砌技术与石家河文化非常接近，同时，相当多的灰白陶也在宝墩突然出现，并出土有大量的镂孔、圈足器，而这些特色流行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是受长江中游文化影响，与本地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展成的；宝墩制陶还停留在以泥条盘筑为主的手工方式。3）藏东卡若文化(5000～4000年前)：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并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陶器方面，制陶技术原始，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火候低、陶质疏松、颜色不均匀、器形简单，与马家窑彩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制陶技术可能存在同源关系，与前仰韶相当。
   综合判断：营盘山人群、宝墩人群主体是CTS1642，先后分两期来自于湘西。在川西，首先从营盘山人群分出藏族的CTS5308(F20338)，卡若文化可能与其有关；而营盘山的CTS5308(F18563)即流入川西成都平原，与F16862、B456、A9462等支组成宝墩人群，后来他们南迁形成彝缅族群。营盘山人群与关中人群在文化上有交流，早期的粟黍农业及制陶技术来自于关中地区，彩陶即来自于与马家窑人群的长程贸易。在川西与关中之间交流，有细石器意味着有游走采猎族N、D1参与，营盘山文化有较多的细石器，应该是CTS5308人群混入了N与D1，其相应地也就成了藏族以及羌族、彝族等含N、D1的少数民族的重要源头；鉴于中南半岛人群欠缺N及D，推测宝墩人群是其CTS1642的重要源头，同时也意味着，宝墩人群中源出营盘山的人相当有限，营盘山人群并不是宝墩人群的主要源头。（mrbosh.2018年8月26日）
  寻找三星堆人群的去向，三星堆新出土的黄金面具、青铜面具、青铜神树、"方向盘"、大批象牙和大量海贝为其主体属CTS1642添加有利依据。三星堆遗址年代的下限大约为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时落下帷幕；蜀人大致在商代到战国后期，主要活动于四川盆地的西部，但势力全盛时，也曾到达陕西南部和云南北部的某些地区；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曾经有蜀的记载，武王伐纣时，有蜀人参加；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越南境内的交趾，征服当地雒将后建立骆国，所以蜀人还是部分越南人的先祖；有学者认为三星堆跟西亚早期文明有联系，理由是黄金面具、黄金权杖、青铜神树这些东西跟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有一些相似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很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三星堆有大量牙璋等二里头文化元素及源头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蜀人又参加了武王伐纣，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毁于商残部的报复，再迁金沙后终止于公元前316年的秦惠王灭蜀。出土了来源于热带的象牙及来自海滩的贝壳，以及金属器物中包含有西亚、中东古文明元素，说明沿中南半岛、西南方向存在通畅的交流通道。主要出于文化交流，欠缺人群长途迁徙，中东人群少见东亚的单倍群，至于凉山彝族中的F2-M427，也未能判断其与中东或南亚人群存在关系。在中原人群对蜀地不断地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人群很可能沿交流通道迁徙并停留于中南半岛，导致中南半岛人群CTS1642高频，而中国西南人群CTS1642主要分布于彝缅族群当中。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与蜀山氏之女的孩子，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颛顼的最初封地、都城、陵寝均在河南，从支系亲缘关系上可反过来说明，CTS1642作为M117+F5+F8下面的A9459的分支，很可能是在六千多年前从河南分出而不是从关中，三星堆中的二里头文化元素也说明这一点。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云南等地的海贝最早在春秋时期，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云南等地晚期的贝币所反映的可能是三星堆人群、文化的流向。由于历史上曾发生过元蒙屠川、张献忠及满清屠川、湖广填川事件，估计在四川汉族中属巴蜀土著后人者甚少。（mrbosh.201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