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除生活着荆蛮族群外，应该还生活着另一大族群，一种以F11为主体的类荆蛮系统，他们既与西部的荆蛮隔着一定距离，也与江浙一带的百越隔有一定的距离，活动范围大致在长江中游至淮河一线(江淮一带)，后来他们全部被汉化了，没有形成那个少数民族，应该是他们的后代导致了江淮一带及长江中游地区F11高频，>>>、>>>。至于F11，其从湘地迁至长江以北应分有两大族系，主体迁徙中原，形成贾湖人群，另有支系迁徙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形成屈家岭-石家河人群。以下材料作为判断依据：

  1、据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一书，湖北石家河文化期(3000～2300B.C.)及后石家河文化期(2300～2000B.C.)很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群及文化北进，河南郾城郝家台遗址已完全纳入石家河文化范围，河南煤山类型与湖北后石家河文化基本是同一文化，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器物型式与石家河文化相似的约占62%；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比周边地区显得略早，而且文化中心先后由怀化高庙过渡到澧县城头山，再依次过渡到天门石家河、河南漯河郝家台、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有一个由南而北的渐进过程。尽管不是每次文化中心的北渐都是由南方文化直接北迁造成的，但至少在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化中心有较大规模的北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亦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已跨入夏文化纪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及文明在夏文明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方燕明，究竟哪个是夏文化？只有三个是：第一，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是早期夏文化，登封王城岗30多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的城，就是“禹居阳城”的阳城；第二，以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遗存，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期间的夏文化；第三，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少康中兴”到夏桀灭亡时期的夏文化。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科学的结论是夏朝是存在的，其年代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2、对于石家河人群，假如父系有高比例M7的话，就必然导致北方人群出现较高比例的M7，反之，北方人群欠缺M7就说明石家河人群M7应是低频的。由于大溪遗址古DNA当中O3d-M7比例高，因此，石家河人与大溪人应分属两种人群，大溪人群有较高比例的M7，欠缺F11，而石家河人群主体是F11，欠缺M7，石家河人群应不是大溪人群的后代而是另有源头。天门石家河遗址从距今6500年前开始有人类居住，距今4300年前左右达到鼎盛时期(>>>)。石家河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重要源头，父系O3系统欠缺M7及CTS1642，而彭头山起源的大溪人群的O3系统有可能是CTS1642、M7及P201*等，当中彭头山人群的主体是CTS1642，M7即来自六七千年前桂北的孟苗祖先族群(对藏缅CTS1642来源分析>>>)。

  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具有相同的进程，始于5千多年前，结束于约4.3千年前，结束可能与小暖期的到来有关，是小暖期洪水泛滥摧毁了石家河文化，海平面轻度的上升顶托淹没了良渚文化。同时，石家河F11北进与良渚F492北进大致同期，气候变暖，他们更喜欢向北方迁徙，既然北方人群有较高比例的F492，更有理由相信，北方的F11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河南河北人群F492比例约为3～4%，估计中原源自华中石家河人群的F11的比例不会低。这里有一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后良渚人群及后石家河人群北迁有可能是以男人为主导，在良渚F492及石家河F11迁往中原过程并没带有更多的母系同行，强势迁徙常以男人为主导。

  3、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年代：彭头山文化(8500～7800aBP)、皂市下层文化(7800～6900aBP)、汤家岗文化(6900～5500aBP)、城背溪文化(7800～6900aBP)、大溪文化(6900～5100aBP)；边畈文化(6900～5900aBP)、油子岭文化(5900～5100aBP)、屈家岭文化(5100～4500aBP)、石家河文化(4500～4200aBP)。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1532个文化遗址占比情况：彭头山文化17个，皂市下层文化28个、汤家岗文化12个、城背溪文化9个、大溪文化114个；边畈文化6个、油子岭文化11个、屈家岭文化192个、石家河文化678个(包括382个龙山文化)；未分期的465个。与屈家岭文化相比，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有较大扩展，洞庭湖地区向南分布到雪峰山北麓，向东分布到幕阜山西麓，向西分布到武陵山山前地区，在江汉平原向东扩展到武汉周边地区，向北扩展到随枣走廊。摘自邓辉等.8500a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古文化遗址分布的演变。

  长江中游江北地区目前未发现年代早于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五六千年前的文化遗址都是后期从外面迁来的，更早的文化遗迹有可能是被洪水摧毁了或被泥砂堆埋于地下深处。长江中游地区未发现1.2万至8千年前的文化遗迹，可能与区域性地面沉降及海平面上升引起的全新世堆埋有关，江汉平原全新统厚度可达几十米。假设古人居于通常的地表水面以上5～10m相对标高地带，全新统厚度按30m计，8000年前低洼处地面的埋深至少也有20m，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埋深为10～15m，年代更早的埋深更大，一般情况很难出露或被揭露到。

  4、用人文生态变迁来评估F11支系的分布。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龙山文化期(5000～4000aBP)的总遗址数约为6000个，包括的黄河上、中、下游地区以及河北、辽西一带；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地区，5000～4000aBP总遗址数约有2000个，包括华中长江中游地区、华东江浙一带及华南地区等；全国总遗址数约有8000个，当中南方占25%(2000/8000)，再保守这个比例也难小于20%。从历史资料得知，西汉元始二年(2)中国人口南方占20%、北方占80%。如果用南北遗址数量来估算南北人口比例，就可看到，从4000年前至2000年前这两千年间，南方人口比例是在减少的，从25%左右减为20%，这似乎也在验证后石家河文化期及后良渚文化期，曾有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往中原，再不排除如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等也引起大量华中及江淮人群北迁中原。华中楚地在新石器时代是F11的一个集居地，公元2年中国人口的80%生活在北方，但之后至近代，转而是80%的人口生活在南方，比例倒转应与后期北方多战争引发人口南迁及就地消亡有关，考虑到南方土著繁衍速度有限，南方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应是由北方人南迁引起的，当今华中人群高频的F11不太可能都由当地原住民的后代构成，应有相当一部分是二千年以来北方人的后代。F11在华中及北方应有多个支系，包括华中楚人支系、东夷太昊支系及华夏黄帝支系等。根据北方F11高频区出现在中原东部，有人判断其源自东夷，认为东夷是F11的源头，但作这样的判断很危险，首先是颠倒了华夏兼并东夷这个民间传说，由于F11高频，必然会引伸出东夷兼并华夏这种相反的结论；其次无视了华夏族群东迁、颛顼集团及帝喾集团在河南建都一共七百年这种传说中的可能性；再者，闽语人群等南方人群的单位群如F2188、CTS5063等在北方欠缺这种现象在暗示，在华夏兼并东夷的过程中，东夷人大部分可能已向四周逃散了，还有“濊夏商时居山东，周灭商时迁东北”，就算太昊集团的主体是F11，但指望太昊集团的F11都还留在北方东部是危险的。因此，判定中原东部的F11为东夷后裔还不如判定为颛顼-帝喾集团的后裔更靠谱。F11应有三个主要的分化中心，分化出华中楚人、东夷太昊及华夏黄帝三个族系，当今汉族中的F11应以黄帝族裔占优势。大约在三四千年前，这三个族系中的各个分支F270、F930、F4062、F539、F971、CTS12877、F632、F11*在中原东部会集、穿插交流，会造成追寻F11下游各个分支的初始扩散地相当困难，靠目前所见数据难以实现。至今北方尚未发掘到年代早于四千年前的F11古DNA，F11的重心或者会向石家河人群倾斜。

  问题1：按《汉书·地理志》人口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南方人口占20%、北方人口占80%。如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也是这个比例，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明及华东良渚文明等就显得相当弱小。右表对现今汉族父系单倍群根据细分数据进行了比例评估，002611下的F11约有3%算华中起源，M117下游的CTS1642、F2188、CTS5063等一共有3.7%左右算南方起源，综合其他单倍群，南方起源的男人总共约占35%，比西汉时20%的人口比例要大得多；到了后良渚文化期或后石家河文化期，有一定比例的F492及F11迁徙北方，相对于西汉，北迁的这部分也算是北方人，这种情况下，南方男人的比例约为30%，亦比西汉的20%大，即：就算是北方鼎盛时期，南方北方人口之比都不应小于3∶7。人类活动遗址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大致是2000个左右，但由于南方气候湿热雨水多，遗址更难被保存下来，实际人群及人口数量应更多，若按3000个遗址估算，南方占比为3000/9000＝33%，与汉族南方起源的父系单倍群比例相当。西汉元始二年(2)南方人口为什么只占20%？是否与南方土著统计不全有关？古时南北方人群及人口数量到底怎么样？这是探索南方文明起源必须面对的问题。

  问题2：河南山东一带的古DNA揭示，不排除有来自华东或华中地区的人群迁入，但母系反映出的规模并不大。山东广饶大汶口文化遗址(4800～4500aB.P)、河南偃师市二里头文化遗址(1750～1500BC)、偃师商城遗址(1600～1400BC)的古mtDNA表现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而与长江中游地区及江浙一带人群有较大差异。山东广饶大汶口文化遗址4例父系单倍群当中有2例是N，母系10个样本都是D5(据Yu Dong等)；二里头28例古mtDNA，D5比例最高，达32.1%，其次为D4及B4a，各占17.9%(据刘皓芳、baiyueren)；偃师商城遗址17例也是D5比例最高，达29.4%，其次为D(xD5,即D4)占17.7%，再者是G2a占11.8%(据桓晨)。可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河南山东一带的人群线粒体一直是以D5占优势，D5的源头很可能是东夷的两昊集团。炎黄华夏集团打败兼并两昊集团的过程，有较多的华夏族群父系替代了两昊集团的父系，当中父系两例N表示来自中原西部关中地区，而两昊集团的母系D5却有更多的留在河南山东一带；到了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人群，D5比例仍然相当高，表示当地母系单倍群的延续性，其次D4及B4a也有较高比例，D4以及样本中的A、M8a、M*等可能来自早期华夏人群的东迁，而B4a及样本中的N9a、F1a、M7b、M7c等不排除来自南方长江中游地区或江浙一带；到了偃师早商时期，D5、D4依然是主导，北方偏北成分G2a、A、Z、M8a、M*占比增高，南方成分B4a、F等比例显著减小；到了殷商时期，母系单倍群的来源更北，偏于狄系类型，推测来自于晋北冀北地区。baiyueren所作的D5频率分布图显示，现今人群的D5高频区仍在河南山东一带；现今人群D5比例，中国东部7.1%、东南5.6%、西北3.0%、西南2.6%。（强势迁徙常以男人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