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中国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
2010年08月26日 00:4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鄂尔多斯8月25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博士25日在此间表示，世界上共有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是其中之一。
“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天在鄂尔多斯举行，赵志军在会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包括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区和非洲农业起源中心区。
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起源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黑麦、豆类等，驯化出山羊、绵羊、牛；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家猪、鸡、狗；中南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起源的农作物有玉米、花生、马铃薯、红薯、棉花、南瓜、西葫芦、辣椒及多种豆类，驯化出驼羊、荷兰猪；非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起源的农作物有高粱、两种非洲小米，驯化出毛驴。
赵志军称，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农作物由中国传往欧洲(西传)比由西方传往中国(东传)要早很多，甚至早几千年，最突出的例证便是起源于中国的糜子，距今7000-8000年即传入欧洲。糜子具有生长期短(60天即可成熟)、与稻谷一样适应于处女地生长这两个特点，导致其最容易被不断迁徙的人群使用，并在欧亚大草原上不断被迁徙人群所接受，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
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则是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传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传播途径可能包括3条路线：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是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说，糜子早在距今7600年前就被中国内蒙古地区兴隆洼的先民们培植出来，现在蒙古族常吃的“炒米”就是糜子。通过欧亚大草原通道上的民族迁徙，糜子由起源地中国传入欧洲，这一结果已被英国剑桥大学知名植物考古学家马丁·琼斯教授的研究所证实。(完)
科学家破解遗传基因谜团 揭示东亚人群起源非洲
2010年08月19日 16:1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昆明8月19日电 (记者 杨洋 张刚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今日宣布，该所孔庆鹏研究员与张亚平院士课题组以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为遗传标记的研究取得进展，通过收集分析了采自84个中国人群6000余份样本的mtDNA序列，结果显示迄今甄别出来的mtDNA事实上均源自非洲起源的建群类型M或N，没有发现可能追溯至古人类的母系遗传组份。“这从mtDNA全基因组角度支持了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孔庆鹏说。
据介绍，来自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经典遗传学的证据认为，东亚人群存在一个以长江为界的古老而明显的南北分界线。然而，孔庆鹏等科学家基于多种遗传标记对东亚人群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南方群体和北方群体间虽然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截然的。来自于临近地理区域的人群在主成分分析图上表现出相近的关系，因而他们推测地理距离隔离对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群体间的地理距离隔离和南北方群体间群体扩张历史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南北群体遗传差异的重要原因。
孔庆鹏表示，随着大量mtDNA全基因组信息的积累，东亚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已经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研究中仍发现有一些mtDNA类型无法识别，虽然这些未定类型的分布频率很低，但其系统发育地位究竟如何迄今仍不得而知。与此同时，由于东亚具有丰富且较为连续的古人类化石记录，该地区人群因而被认为可能为独立起源或存在来自古人类的遗传贡献。虽然该观点被来自Y染色体的研究工作所否定，但不同的声音认为，Y染色体研究仅能从父系角度排除该可能性，并不能否定存在母系贡献的可能。显然，如果现代东亚人群中确实存在源自古人类的母系遗传贡献，那么这些类型则很可能分布于那些低频且迄今无法确定其系统发育地位的mtDNA类型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孔庆鹏与张亚平院士课题组合作对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研究。通过收集分析了采自84个中国人群6000余份样本的mtDNA序列，从中甄别出近200个未定类型，采用mtDNA全基因组测序等手段确定所有未定类型的系统发育地位，并将结果应用于其它已发表的5000余份东亚人群mtDNA序列数据。研究结果揭示，迄今甄别出来的mtDNA未定类型事实上均源自非洲起源的建群类型M或N，没有发现可能追溯至古人类的母系遗传组份。
孔庆鹏告诉记者，进一步分析还提示，研究中新鉴别的基部类群很可能代表了最初进入东亚南部的现代人群祖先的母系遗存，而非来自邻近地区(例如东南亚)的近期基因流。考虑到这些基部类群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南部，提示中国南部很可能就是现代人类祖先进入东亚后的主要聚集及分化地。(完)
专家：古代中国文明化始于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
2010年08月12日 17:39 来源：新华网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日前在此间举行的内蒙古赤峰市第五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表示，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后半期是中国文明化的起步阶段，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重瓣花朵”式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
据严文明介绍，这一结论是在近年来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碳１４测定等考古技术修正和得出的。
“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后半期，中国少数地区出现一些较大和较发达的聚落，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开始分层，并表现出文明的迹象。”严文明说。
严文明说：“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燕辽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涌现出一批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后期的中心聚落和贵族坟墓，这说明从那时起，中国古代社会开始明显分化，并进入普遍的文明化阶段。”
到了公元前３０００多年，古代中国逐渐进入初级文明阶段。严文明介绍说，那时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部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制造玉器、漆器、丝绸和象牙雕刻等高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同时，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频爆发。
严文明说：“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的夏代起，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而在此后的商周时代，中国古代文明则日趋兴盛。”
由于地形地质、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具有时空不平衡性。据严文明介绍，中国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及其周边的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
“以上地区都是古代中国的主体文化区，而其他周边地区也随后渐入文明之路。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中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就形成了有中心、有主体、有外围的‘重瓣花朵’式结构。”严文明说。
第五届红山文化论坛１０日至１２日在著名的红山文化发源地——内蒙古赤峰市举行。本届论坛共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赤峰学院的６位考古学、历史学和红山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红山文化社会形态和发展，以及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文化论坛从２００６年起，已经成功举办４届，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成为向公众介绍和传播红山文化的有效途径。 （记者于嘉）
“X女性”疑为人类祖先分支 百万年前离开非洲
2010年03月26日 09: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6日电 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报道，欧洲一批科学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洞穴中发现了一种与早期人类和穴居人遗传讯息完全不同的新古人种，并称之为“X女性”(X-Woman)。这种人大约100万年前离开非洲，移居至南西伯利亚后逐渐消失。假如证实“X女性”为前所未知的古人种，将会改写人类演化历史。
香港《文汇报》援引外电报道称，此前科学家一直认为，4.8万年至3万年前，只有早期现代人和穴居人两种古人类生活于世。直到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发现了矮小的“哈比人”化石，这种说法受到挑战。如今，他们又在俄罗斯阿尔泰山的丹尼索沃洞穴中找到一节人类指骨化石，经检测可能属于4.8万年至3万年前的5到7岁新古人种儿童。
化石最初由俄国研究员于2008年发现，但未获重视。之后化石被送到德国进行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结果发现其DNA与现代人有385处差异，比穴居人的202处更多，专家推断它所属人种的生存年代比穴居人更早，大约在100万年前。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克劳斯说，化石主人可能是至今未发现过的新人类。专家未知道手指属于男或女，暂取名为“X女性”，又推测这种古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相貌或与其它古人种相似，并可能已经学会钓鱼打猎、穿戴珠宝、描绘壁画和动物雕刻。
专家未知道新古人种灭绝的原因，但由于他们与早期现代人和穴居人同期生活，且聚居地接近，意味3者可能有联系甚至通婚繁衍，在基因淘汰下灭绝；亦可能是在与大脑更发达的早期现代人竞争中遭到屠杀。
新发现为人类走出非洲提供新证据，亦增加在干燥寒冷地区发现其它古人类化石的可能性。克劳斯说，科学家原以为走出非洲只是非常简单的过程，但实际上可能是连续的移民潮，新古人种可能也是某种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后裔。
但亦有专家对发现持保留态度。研究人员则计划对化石进行基因组测序，如果完整测序显示它真属于未知古人种，将是首次通过基因手段确认人种，也将是迄今完成的对最古老人类的基因组测序。
河南新密发现距今一万年史前文化遗迹
2010年03月22日 18:2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郑州3月22日电(记者 朱晓娟)记者今日从河南文物局获悉，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个多月的发掘，截至目前，考古专家在郑州市新密李家沟遗址内，发现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考古专家称，该发现填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与空白。
新密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百余米处，椿板河(溱水河上游)东岸，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
据了解，考古专家此次在新密李家沟遗址内发现的史前文化堆积下部出土有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堆积上部则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
其中旧石器阶段在发现典型细石器文化的同时，也有反映相对稳定栖居形态的大型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石块。有关专家称，这种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此次发现的史前文化堆积中的早期新石器遗存中较具意义的，是较成熟制陶技术的突然出现以及细石器技术的明显变化。北区仅1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100多片陶片，说明当时人类就在发掘区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
湖南发现规模超过秦始皇兵马俑巨大古代石像群
2010年08月18日 08:35 来源：新华网
记者１７日从湖南永州市举行的“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获悉，在位于永州市道县的南岭大山深处，发现了规模超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巨大古代石像群。
湖南省道县管理所所长唐忠勇介绍说，这一处石像群其数量之大，工艺之独特、时代之久远、内涵之丰富，堪称世界又一大奇迹。
这处石像群所在的鬼崽岭祭祀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南一公里处的鬼崽岭，属于南岭山脉。其中心位置距九疑山舜帝陵３５公里。鬼崽岭得名于地上地下近万尊石像，当地人俗称这些石像为“鬼崽崽”。
唐忠勇说，鬼崽岭遗址为古代大型祭祀遗址，遗址上雕刻粗犷传神的各种石俑５千尊以上，散落面积１．５万平方米，有文官像、武官像、孕妇像及各种普通士兵像，石像高度在３０厘米至１００厘米之间不等，并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石像制作年代在秦汉以前，同时唐宋元时期亦有延续，是古代祭祀文化的大型集成。
唐忠勇表示，鬼崽岭石像是迄今为止在国内考古调查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人像石雕群体。经中国石刻博物馆和湖南省考古研究专家调查统计，地表散落石像在５０００尊以上，地下２米左右亦埋藏数量巨大的石像，如此数量庞大的石雕人像比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数量还要多。
据湖南省文物部门调查，鬼崽岭石像还是迄今为止考古调查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人像石雕群体。该遗址中史前期石像制作年代在５０００年前，秦汉魏晋时期石像制作年代距今２０００年至５０００年，特别是史前期石像占了地表全部石像的３０%左右，数量庞大，其制作年代在国内堪称最早。
考古专家就现有资料及实地调查推断，鬼崽岭及石像最初只是一座大型的祭祀“坛场”（祭坛），该地是史前人堆积或选择的祭坛，“石像”布满坛场，具有原始祭祀或纪念性质，历经数千年历史。
鬼崽岭石像制作工艺及造型独特，十分罕见。记者看到，石像因材施艺制作粗犷并不讲究细部处理，粗犷的线条常与自然扭曲团块结合，其整体感和节奏感非常强烈，能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
石像虽种类繁多，但大部分石像为座像“屈腿”呈“交趾”状，造型夸张，寓意奇特。“孕妇”石像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观念，“骑象”将军像又与远古关于南方楚粤战争传说相符。文官像、武官像、将军像及普通士兵像等共同构成了神秘世界中的现实生活场景。（记者明星 陈文广）
北方沙漠化过程与古代中原王朝兴亡密切相关
南中国丰收和北中国荒漠化强烈逆转造就了唐朝的“开元盛世”
来源：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0-6-29 17:49:05
蒙古高原、东北、华北、中原等地区的沙漠化正逆过程伴随了古代中国王朝的兴亡，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沙漠化正逆过程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训明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杂志上。
史书记载和考古学证据均表明，中国北方及蒙古高原地区过去近2000年以来，历经了多次沙漠化正逆过程的旋回。但是由于史书的简约记载，导致对过去近2000年来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地区沙漠化正逆过程界定的困难。
王训明介绍，利用高可信度的气候代用指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的沙漠化逆过程见证了辽、金、元和清等王朝的兴起，正过程则伴随了它们的衰落（清王朝除外）。当中原地区农作物丰收时，隋、唐和北宋等王朝就统治了大部分古代中国地区。而当中国北方发生沙漠化扩张、南方作物歉收时，整个古代中国会处于混乱的统治状态。
研究发现，在公元300—700年之间，华北地区的荒漠化逆过程主要发生在公元300—320年、341—426年、438—453年和551—631年之间。公元300—430年之间，中原地区农作物严重歉收，因此，脆弱的东晋王朝统治区域只能局限于长江流域和华南，但最终还是由于长期歉收而灭亡。这一时期，华北、东北地区显著的荒漠化逆转和中原地区的歉收造就了纷乱的南北朝。但是公元418年之后，华北地区荒漠化也开始发展，长期的歉收使中原地区终于被北魏所统治，在这一背景下，华北和中原地区开始了北朝的序幕。直至公元540年左右，由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荒漠化逆转和作物丰收，北周和隋相继建立，而同期长江流域的长期歉收也给隋提供了统一中国的大好时机。
研究表明，公元600—1000年期间，南中国的丰收和北中国的荒漠化强烈逆转造就了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和“元和中兴”。在唐初期（大约公元618—780年），南北中国的繁荣扩展了唐王朝的疆域，也使统治者有经济能力镇压“安史之乱”。但公元790年以后，北中国的荒漠化和公元820年后中原地区的歉收，使藩镇割据时代开始。在公元840年之后，中原地区的严重歉收导致了高频率的农民暴动，但真正给予王朝最后一击的是华北地区的藩镇们，因为这一时期北中国正经历荒漠化的逆转。随着唐王朝在公元9世纪初的没落，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地区开始了“五代”时期：由于荒漠化的逆转，使不同区域的统治者们有经济基础进行征战，但在公元950年左右，中原地区的丰收使北宋的建立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结束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混乱统治局面。
研究人员在对蒙古高原荒漠化的研究中发现，自公元900—1300年，蒙古高原经历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荒漠化逆转期。在公元9世纪早期，华北、东北的荒漠化逆转繁荣了契丹族，使其控制了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建立辽王朝，并有能力与北宋王朝开展对华北地区的争夺。但在公元1040年之后，蒙古高原发生荒漠化，中原地区长期歉收，而东北地区则发生了强烈的荒漠化逆转。在这一环境下，女真族的统治者们因势而为，在短短的20年中，灭亡了辽、占据了蒙古高原，并将赵宋王朝赶到长江流域。然而公元1160年之后，蒙古高原的荒漠化逆转以及东北地区的荒漠化和中原地区的歉收，使蒙古人将女真族赶出了蒙古高原，并在公元1234年灭亡了金。
综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强烈荒漠化逆转过程，是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13世纪初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表明，公元1160—1260年，蒙古高原的高强度沙漠化逆转奠定了蒙古诸部的统一，并征服亚欧大部的经济基础。在这一时期，虽然自大约公元1180—1210年间蒙古高原有荒漠化波动，但公元1220年之后，华北地区的强烈荒漠化和中原地区的歉收，使女真统治者不可能有机会反抗蒙古人的统治，而且，忽必烈对华北、东北和中原地区的占领，使其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击败西来诸王，并建立元帝国。然而，后来由于中原地区的歉收，动摇了蒙古人的统治，并迫使其从南中国地区退回了蒙古老家。
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是中原地区。但由于其大部分的统治时间处于小冰期，因此，中原地区频繁的歉收注定明王朝无力向蒙古高原进行实质扩张。而公元1380—1450年蒙古又处于强烈的沙漠化逆转期，这就使蒙古人仍能控制蒙古高原，并和明王朝共享华北及东北的部分地区。但蒙古高原公元16世纪早期以后发生的荒漠化和以后中原地区的严重歉收，以及同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强烈荒漠化逆转，给了后金政权统治蒙古高原、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极大机会。
研究还发现，在公元1600—2000年期间，清王朝统治的前期蒙古高原、华北和东北地区发生了强烈的荒漠化过程。但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不再是以农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封闭社会，因此，清王朝的灭亡与荒漠化过程没有紧密联系。
百项考古重大成果:中华文明形成起点推前500年
2010年07月23日 08:44 来源：京华时报 考古所供图
社科院将首次展出百项考古重大成果
中华文明形成起点推前500年
昨天，记者从首都博物馆了解到，7月29日至10月10日，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共同推出大型考古展，展出考古所60年的重大成果。其中70%的内容为首次向公众展出。将展出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中华文明形成起点可从现在的公元前3700年左右推前500年，到公元前4200年左右。
本次展览内容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表现，共分为18个部分，通过展出1万年前的栽培稻，8000年前的粟和黍，家猪的“祖先”等上百项中国考古之“最”，展现了农业起源、史前聚落等学术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展品涉及全国32个省市的出土文物和一系列重点发掘项目。其中包括60多处重要聚落址、都城址、佛寺遗址与大型墓葬等考古发掘出土的400多件珍贵文物。
首都博物馆负责人姚安表示，为了使展览通俗易懂，博物馆在展览的形式上运用了大量的图片、沙盘玻璃钢模型、多媒体触摸屏演示、影视录像等多种方式。展览期间，首博设计了针对不同观众类型的学术报告会与科普讲座。届时将邀请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对时下热点考古问题进行剖析讲解。
-背景
五千年文明曾遭质疑
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持续发展，没有中断的文明。然而对于中国人自誉拥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却遭到很多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的种种质疑。仅靠诸如《史记》等历史文献的简略记载来描绘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远远不够，于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考古学被寄予厚望。为了探索文明之源，中国社科院考古学研究所60年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本次展览中展出的陶寺遗址文物已将中华文明之源推至距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
-展览亮点
三大证据证明文明前推500年
目前一般认为，中华文明从夏开始。但是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尧统治时期，文明的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均已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本次展览将展出陶寺遗址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一，该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
证据1：文字
本次展览中将展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王巍介绍，这是一个“文”字，用红色毛笔写在陶器上。与早期的文字雏形不同，这个“文”字的写法与后代甲骨文、金文中“文”字的写法非常的相似。这改变了人们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的认识。
证据2：青铜器
王巍介绍，去年考古人员从陶寺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青铜容器的残片。这也打破了既有的认识，原来认为最早是夏代后期才有青铜容器，但目前看来，早在尧的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制作技术。本次展览中展出了该遗址出土的铜铃，制作手法与青铜容器手法类似。
证据3：宫殿龙盘
陶寺遗址在当地素有尧都之称。这个遗址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内发现了宫殿区，其中最大的宫殿有1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实物方面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制瓦。“有了瓦，意味着有了屋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这打破了“秦砖汉瓦”的说法。此外，遗址中出土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两个珍贵的龙盘就出自遗址“王”墓。直径大约50厘米的彩绘盘，内饰盘龙。王巍分析，这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和等级，说明墓主是城中的统治者。当时的等级划分已经形成。王巍表示，以往考古界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于二里头遗址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年。
>>其他成果
最早的面条源于4000年前
本次展览中全面展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运用。如卫星定位系统、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遥感、探地雷达等。如在距今4000年前的青海喇家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一碗面条。经过科学手段分析，这份最早的食物由小米做成。
展览中还涉及古代人的食物结构分析。王巍介绍，目前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通过测人体中的微量元素来复原古人的“食谱”，考察他们的谷物、蛋白质摄入量。日本目前的技术能够精确测算出古人吃的肉中，有多少是“海鲜”，有多少是陆上动物。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人的饮食结构，同时可以印证当时的农作物种类等状况。
(记者张然）
陶寺毛笔朱书早于商甲骨文 文字史推前近800年
2010年07月29日 08:06 来源：北京晨报
今天，400多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将在首博集中露面。其中将近七成文物，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昨天，首博展厅已经布展完毕。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件扁壶残片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见右图)。专家介绍说，扁壶上的毛笔朱书，将是此次展出的焦点。据当年毛笔朱书的发掘见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件文物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标本，它的发现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将近800年。
●忆发掘
神秘文字从灰坑中出土
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昨天，年逾古稀的高炜先生，谈起当年的发掘过程，仍掩饰不住兴奋。
高老回忆说，他当时在原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一天中午，他的两位同事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在编号H3403的灰坑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在鼓起的一面，高天麟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高天麟立即叫来高炜作为见证，几位专家现场确认，这是一种早期文字。
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几个人都非常兴奋。中午饭也没吃好，又跑回灰坑继续寻找。然而几人把灰坑里的土过了一遍筛子，也没有再发现新的字迹。
但是，这几个字符，已足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
●叹奇迹
甲骨文前已有较成熟文字
高炜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山西一位考古工作者便提出，襄汾陶寺地区可能埋藏有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
1978年至1985年，原中科院考古所对陶寺遗址进行第一期发掘。最初发掘陶寺遗址是为了研究夏朝文化。但随着发掘的推进，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早中期的文化特征与夏文化明显不同，晚期才与夏文化相近。陶寺扁壶毛笔朱书，正是属于陶寺晚期物品。因此可以推断，毛笔朱书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
高炜表示，虽然只有几个字符，但它与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陶寺毛笔朱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高炜说，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
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遗址，分别发现与毛笔朱书同一时期的文字，这也证明，早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曝争议
一字之谜至今未解
据高老介绍，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已经确认是“文”字。而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
记者在高老提供的复制图上看到，这个奇怪的字符上面是一个不圆不方的符号，下面一横底下仿佛一个中断的问号。这个字符，确实给考古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高老介绍说，对这个文字有三种推测。一是认为这个字读 ，同“阳”。二是认为这个字就是“尧”。一些人曾推测陶寺地区为尧的都城。三是认为这个字为“邑”。扁壶前后“文”“邑”两字，正好组成一个古代地名。
对这三种推测质疑的也不少。高老表示，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则表示，把这个在学界争论已久的字符向公众展示，就是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让更多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
晨报记者 王歧丰/文
李木易/摄
社科院考古所称发现“尧舜之都”遭各方质疑
2010年08月03日 03:16 来源：京华时报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学者以7000年文物作证:不可再称香港文化沙漠(图)
2010年07月13日 09: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13日电 据香港《明报》报道，“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但有否想过“凤文化”与香港有唇齿相依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耗时10年，攀山涉水远赴深圳、中山的偏远地区，揭示香港和华南一带，远在7000年前已共同存在崇拜凤鸟文化，刻有凤鸟图案的文物相继在浙江、深圳和香港成功出土，印证港深在远古时已“一家亲”。
中大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中心昨举行港深考古文物联展，中大并制作“香江怀古”DVD，由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为光盘题上“香江怀古”四字，将香港7000年的历史活生生地呈于观众眼帘。
有份参与考古工作的中大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指出，早前获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资助150万元，前往珠海、深圳、中山等地的多个偏远地方拍摄文物，并访问饶宗颐、北大、港大等逾30名学者。从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香港最早人类活动源于7000年前，与内地湖南有一定的联系。
原来深圳咸头岭、香港深湾和湖南高庙等华南地区，早前相继有早于6000至7000年前、刻有凤鸟纹的文物相继出土，成为环珠江口的独特体系。当时新石器时代以稻作农物的背景下，居民均崇拜凤鸟和太阳，如深圳咸头岭出土的陶器鸟纹，便展现凤鸟振翅飞翔的形态。邓聪说，香港和深圳同有凤鸟文物出土，印证港深一带地区拥有全国最早的文化，直指：“自此之后，不可称香港为文化沙漠！”
为了印证香港及深圳的文化根源，今次由中大及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合办的展览，将首次在内地以外展出咸头岭凤鸟文物，如凤鸟纹圈足盘等；香港的出土文物包括于南丫岛掘出的彩陶、大屿山白芒掘出属春秋时代的玦饰(耳环类饰物)等。“香江怀古”DVD则会公开发售，另送予中学、大学用作通识教材。
中大校长沈祖尧说，中大以凤鸟为校徽，“凤为南方之鸟，代表高贵、美丽、忠耿及庄严。是次展览将展出岭南最早的凤鸟，令人倍加雀跃。”
科学家发现史前“小巨人”化石 身高1.93米
2010年09月07日 07:54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我国科学家在陕西商南县过风楼遗址发现一具身高为193厘米的人类骨骼遗存，这是目前发现的史前人类化石中个体最完整、身高最高的。
形态学研究表明，该人骨为男性，年龄约16—18岁，体质特征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祝一志研究员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亚长教授对这一人类骨骼进行了详细的加速器碳14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该古人类生活在42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与周边出土陶器的时代可以进行良好对比。这具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巨人”遗骸的发现，无疑为中国史前人类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记者赵亚辉)
中国科学家揭示:我们祖先如何从非洲来到东亚
2010年10月12日 07:51 来源：光明日报
我国科学家揭示——我们的祖先如何从非洲来到东亚
人类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支持人类走出非洲的学说,即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类均是约5万年至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类的后裔。那么我们的祖先是沿着怎样的路线,从非洲迁徙到东亚的呢?
近期,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马润林研究员与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宿兵研究员等科学家合作,开展对东亚地区现代人类遗传物质的抽样研究,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最新的科学依据。
“南”来还是“北”上:迁徙路线的两个假说
马润林介绍说,关于现代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到东亚的迁徙之路,有“南线”和“北线”两种假说。“南线”假说认为,定居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类,其祖先在离开东非洲后进入阿拉伯半岛,沿印度洋海岸线进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云南),后来逐渐向北部内陆地区扩张,即东亚人群迁徙是由南到北的。人类遗传学家的后续研究结果不断支持南线学说。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差不多以长江为界,北方人Y染色体单倍群所揭示的遗传信息和南方人相比存在明显差异”,科学家们在东亚北部地区人群中检测到丰富的属于中亚和欧洲地区的遗传信号。因此,科学家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北线”假说,即史前人类大约在五六万年前从北非进入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沿东西走向分别进入中亚和欧洲。但是,这一假说目前仅仅停留在假说阶段——存在于东亚北方人群中的中亚及欧洲遗传信号是否仅仅由于近期(而非史前)基因交流的结果,在此之前缺少有力科学证据支持。
证据,就藏在我们的身体里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到底怎样迁徙而来?除了考古研究,人类遗传学家等研究人员选择大量检测和比较Y染色体单倍群并检测它们产生的年代。在这项研究中,马润林组的研究人员检测了分布在中国境内南北116个地区和朝鲜半岛地区的共3826名男性DNA样本,构建了精细的Y染色体单倍群进化地理分布图谱,并测定了有关单倍型的产生年代。
马润林解释说,人类遗传物质主要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为常染色体,一对为性染色体。为了增大子代存活几率,每一对常染色体的姊妹染色单体在性细胞减数分裂前会发生随机交换重组。但Y染色体和X染色体(性染色体)却不会参与这种交换重组。其结果,Y染色体“就像最客观的历史记录,记录下人类进化过程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几乎每一个DNA碱基的改变(突变);追踪和比较研究男性个体间的这些DNA碱基变化和演替规律,能够使科学家从一个侧面反映和绘制出史前人类的迁徙路径。”
而选择线粒体作为另一项指标,则是因为人类线粒体中的遗传信息主要来源于母亲,或者叫做母系遗传,通过对其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母亲”从何而来。
93%走“南线”,7%走“北线”:“北线”迁徙找到科学证据
研究表明,约有93%的样本中的Y染色体遗传信息(单倍群分布)支持“南线”学说。但是,约7%的样本显示确实存在来自中亚和西部欧亚的遗传输入。马润林解释说:“这些约7%样本的遗传检测说明,他们祖先的一部分确是沿人类迁徙的‘北线’而来,在东亚地区呈现特有的地理分布;有些亚型多态性最为丰富。”这些证据很好地支持了史前人群走“北线”的迁移方式,并且正是这种“北线”对东亚的人口输入,加大了东亚南北方人群的遗传差异。“可以简单地说,现代东亚人群约有93%是史前从‘南线’迁徙而来,约有7%是沿‘北线’迁徙而来;‘北线’而来的一部分后来通过西伯利亚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两者的共祖时间大致是距离今1.5万年左右。”
马润林进一步解释,对这7%的样本进行系统地地理发育分析发现,它们基本都表现出沿北线的末次冰川期后的人群扩张的特征。尤其是Y染色体单倍群Q的一个亚分支(Q1a1-M120),推测是史前人群沿北线迁移,途经东亚北部而留下的最好痕迹。Y染色体单倍群Q广泛分布在东欧、北欧、高加索、西亚、南亚、中亚、西伯利亚、美洲和东亚,但Q的分支Q1a1-M120局限性地分布在东亚,主要是东亚北方人群,并且表现出了最高的多态性。另外,美洲的Q来源人群(Q1a3a)的祖先单倍群(Q1a3*)在东亚北部也有检出。
该项研究也检测到了由于近期数千年前的来自中亚和欧洲的基因交流的痕迹,这些交流可能与类似丝绸之路等文化交流相关。马润林说:“但这部分基因交流对南北方人群遗传差异的贡献率很有限。”
记者 齐 芳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
六畜起源：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
2010年10月12日 12: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
一
南起甑皮岩，北到兴隆洼，西自仰韶，东到龙山，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说明猪在东亚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
野猪与粟一样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与东亚的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一。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猪可追溯到同一世系，可推断出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石器时代人类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绝少用野兽。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源于野狼已得到公认。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磁山和河南省新郑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都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达尔文提出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已被证实。
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孟子的治国方略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二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西亚大约在1万年前就已经放养山羊了。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有羊骨或陶羊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20世纪才普及。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Botai)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是马骨。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但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车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
牛羊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与猪、狗、鸡不同，牛、马、羊均可挤奶，而奶或奶制品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胡儿十岁能骑马。”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游牧民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
三
人类与家养动物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人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引进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进程。民族动物学研究民族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不同民族对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和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东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单纯的定居农业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标志着东亚新石器文化的顶峰。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大型玉猪是凌家滩文化的标志。猪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玉帛古国是古人对远古的回忆，桃花源是文人陶渊明的想象。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青铜与马、牛、羊的到来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马、牛、羊是东亚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东亚很难出现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朝。商周时代牛、羊、马常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大夫无故不杀羊”，大夫虽是贵族仍属于食豕(猪)族，没有权利无故宰杀牛、羊。
战国时期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尚武好战文化占上风，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猪的地位下降成为必然现象。秦汉时代牛耕普及，猪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在战场上不如马，地位明显下降。加上驯化后多被阉割，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猪崇拜逐渐消逝。
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无“马”不成族。4000年前的东亚无马亦无游牧。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牛、羊、马陆续传入东亚，西北(河湟地区)、北方(蒙古草原)、东北(西辽河流域)游牧才有可能。《竹书纪年》云：“商侯相士作乘马，遂迁都于商丘。”商代逐步演变为主要用牛、羊和马进行祭祀，大量马、牛、羊做牺牲比起单纯用猪做牺牲更能反映出等级制度。殷墟车马坑和人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非常重要。《史记·殷本纪》云：“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良马来自西方，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周代养马盛况空前。相传穆天子西游，造父驾车，八骏奔腾。先秦时代有相马出名的伯乐。马八尺以上为龙，龙马或天马信仰源于先秦，盛行于汉唐。秦国祖先非子养马出身，又位于适合养马的西北地区，战车与骑兵遂成优势，嬴政凭此统一中原建立秦帝国。游牧文化占了上风，马雄居六畜之首。《史记·乐书》载汉武帝时《天马歌》列为郊祀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出马书，洛出龟图，河书洛图是河洛文化的象征。天龙地马，龙马并称，真龙天子必有骏马相随。唐代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朝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爱马，都来自塞外。
中国文化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是一种高度混合的文化。六畜兴旺是中国人的企盼，亦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六畜兴旺：马、牛、羊占上风，猪、狗、鸡仍然存在。中国文化就是此类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
(作者：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