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www.chinaqking.com 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08-1-21来源:《华夏文化》文/伏俊琏
[导读]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本来是世代相传而没有疑问的，也是自先秦以来有典籍明文记载的。
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本来是世代相传而没有疑问的，也是自先秦以来有典籍明文记载的。但是由于伏羲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的难以判然离析，传世文献记载的零散歧异，给我们把握和评价其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造成了诸多困难。尤其是20世纪以来疑古思潮的兴盛，使得学术界人都把伏羲作为神话传说中虚无飘渺的人物，很少有历史论著论及伏羲其人及其时代。
近若干年来，随着学术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完成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开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开始重新审视伏羲文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文化，这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第一，伏羲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他是距今八千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某个部族的首领，是从渔猎时代过渡到农业时代的代表人物。
有关伏羲的史料虽然零散，但像《左传》《国语》《逸周书》《山海经》《世本》《周易·系辞》《管子》《庄子》《荀子》《战国策》《楚辞》等书中都有记载。夏商周断代工程告诉我们，对传世典籍绝不能轻易抹杀其史料的价值。
有文字记载以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通过口耳传诵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形成发展史的，远古的历史由此得以延续。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关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决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民族心理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的传诵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通过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来完成。一个宗族的历史也是这样。先秦时的“世族”往往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年代，屈原《离骚》称“高阳之苗裔”，《太史公自序》从颛顼写起，都是同样的道理。到了文字运用熟练以后，才被逐渐写成文本，口头相传的优良传统从未中断过。这就是口碑与文本的相互映证。古史传说免不了后人增添附会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古史传说的社会是存在的，二是古史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考辨。
在甘肃天水地区，世代相传着大量的伏羲女娲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则是对伏羲文化的最好印证。这里出土了多种粮食种籽，表明当时已进入农耕文化阶段。从随葬的猪下颌骨来判断，可能已经开始了家畜饲养业。彩陶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重视装饰艺术。出土的礼仪陶器上的十几种彩绘符号，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辉煌的宫殿遗址，显然是部落集体活动祭礼仪式的场所。这些文化遗存表明，伏羲时代确实已经绽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第二，伏羲文化遗存遍布全国各地，比较集中的是关陇区、中原区、齐鲁区和荆湘区。关陇区以天水为中心，中原区以洛阳为中心，齐鲁区以泰山周围为中心，荆湘区以洞庭湖周围为中心。在这些区域内，不仅有大量的伏羲文化传说，而且有田野考古的大量遗存为佐证。所以，伏羲不是一两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我国古代许多民族共同的始祖。
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是，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文化系统，即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苗蛮文化，分别以中原、齐鲁和荆湘为中心。
华夏集团的部族及首领是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等，从考古文化的对应情况看，炎黄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7000—5000年)，颛顼、尧、舜为中原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在前仰韶文化中，有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距今8000—7000年)、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7000年)和磁山文化(距今8000—7000年)。目前序列比较清楚的是，大地湾文化同仰韶半坡类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那么，天水大地湾文化——关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原龙山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它们对应的部落首领就是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尧、舜。
在这个文化区内，伏羲的遗存甚夥。如宝鸡的伏羲徙治之处，河南孟津的“龙马负图寺”，巩义县的伏羲台、羲皇池，新密的伏羲女娲祠，荥阳的伏羲庙，淮阳的羲皇故都、太昊伏羲陵，上蔡县的伏羲墓和伏羲画卦台等，大量的民间传说更有待于进一步梳理。
东夷文化大体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其代表部族首领是太吴、少昊、蚩尤等，其考古文化为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4000年)。王献唐说：“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今邹县、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县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夥。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其地为羲娲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炎黄氏族文化考》)考古发现的泰沂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都晚于天水大地湾文化。可见伏羲出于成纪，其他地方的羲皇遗迹，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裔迁徙所居。
苗蛮文化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考古发掘的大溪文化(距今6000—4000年)与伏羲文化关系最密切。湖南省澧县大溪文化城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四面各有城门，有护城壕环绕四周。城内发现有道路、祭坛、水稻等。该城距今6000年，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最早的史前城址。董立章就认为这是一座“公元前4000年前伏羲朝时期”(《三皇五帝史断代》)的遗址。
这个区域内的伏羲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楚辞·大招》中就有“《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的记载，可见战国时期，楚人已唱伏羲之歌。江汉地区有关伏羲的传说也很多，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对伏羲女娲的崇拜，广西的瑶族、贵州的侗族、湖南的苗族，都有上古洪水时代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的传说，而苗人以伏羲女娲为他们最早的祖先。从考古发现看，江汉地区的伏羲文化遗存在时间上都晚于天水大地湾文化。所以，马世之先生说：伏羲、女娲虽然是苗蛮文化的创造者，但原本并非南方土著，大约是关陇地区伏羲一女娲族中的一支南下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各个伏羲文化区的考古发掘中，以天水大地湾一期文化年代最早，可以印证天水地区“羲皇故里”的悠远传说。同时也说明，中原华夏文化是由天水伏羲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齐鲁伏羲文化和荆湘伏羲文化是天水伏羲文化在东进南渐过程中融合吸收了当地各种文化而逐渐形成的。伏羲传说遍布全国各地，流传在中华各个民族中间。在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伏羲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创造力、团结全世界华人的力量。
伏羲和华族考(1)(2010-09-24 22:20:33)
中国华族伏羲氏洞庭湖彭头山杂谈 分类： 泾渭文化论坛 伏羲和华族考(1)
在前面第一章中已考证过：蜀族是神农之后，神农文化是长江中游的城背溪晚期文化，蜀族的源头在长江中游的城背溪晚期文化；城背溪文化分为城背溪类型和皂市类型两个；城背溪类型是神农氏文化，皂市类型是伏羲氏文化。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曾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指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这个“颇”字表示出蜀族的语言与华族的语言不是一般的相同，而是非常的近似。这说明蜀族与华族的族缘，是非常亲近的。伏羲母名华胥，伏羲又生在华渚，伏羲母族当是华族。既然蜀族与华族、与伏羲有着这么紧密的关系，我们既要探索蜀文化，就有必要对伏羲和华族的文化面貌作一较为深入的考察，方能从整体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蜀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
一、伏羲为三皇之首
据本人初步统计，提到伏羲之名的古代书籍有七十多种，其中《尚书大传》、《礼记正義》、《世本》、《周昜》、《史记》、《汉书》等，基本上都是中国官方正统书籍，这七十多种书籍代表着中国的主流文化。因此，应该说伏羲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传说的人物。
司马贞为《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称：“天地初立，有天皇、地皇、人皇。”伏羲为三皇之首。《山海经〈中次七经〉》记有一座浮戏山，在“泰室之山”、“讲山”之东。“泰室之山”即中岳嵩山，据张振犁先生等调查研究，“浮戏山”本是伏羲山，在河南嵩山之东的新密市。“这里是伏羲女娲族系早年活动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情况看，祭祀伏羲女娲人祖的地方有天爷洞的三皇殿，来集乡的伏羲女娲庙，牛店乡补子庙的伏羲女娲人祖庙，浮戏山、天皇山的祖始庙，周家寨的娘娘庙等多处。”［1］ 这证明：古代称伏羲为天皇。
《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三坟五典》早已散失，現在的《三坟》是晋人阮咸所注，多数人认为是伪作。但阮咸所注《三坟》是晋代的书籍，能流传下来，也很不容易，还是很值得研究。其中有个篇目叫《三坟〈地皇轩辕氏政典〉》。这个篇目说明，在古代称黄帝为地皇。再加上清代马啸的记载，古代的三皇就完全清晰了。（清）马啸《绎史〈卷三〉》引《三坟》称：“伏羲为天皇、神农为人皇、轩辕为地皇。”
伏羲号太皞，又作太昊，全称太皞伏羲氏。又作包牺、庖牺、炮牺、伏戏、宓羲，或称牺皇、羲皇。《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帝王世纪》说：“帝庖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
二、伏羲之名义
伏羲之名从何而来，说法很多。要明了伏羲之名义，我们倒不如直接从伏羲二字的构造和伏羲的图腾上去寻找它的含义。
先说伏羲之“伏”字。“伏”字当是“凫”的假借字。凫字上面从鸟，下面不从“几”应是“ん”。许慎《说文解字》：“ん，鸟之短羽飞几几也。象形，凡ん之属皆从ん。读若殊，市朱切。”从许慎的说法来看，“ん ” 作鸟飞翔状，其基本意义为鸟。《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中国天文考古录〉》说：“伏羲生四子，其一曰ん。”即伏羲的四个儿子中，一个是鸟图腾族。“凫” 的上半部“鸟”则是“ん”的重叠造字，可能为后世增益。这如同“炎”字一样，炎字已有火，造字者又增一“火”字成“炎”，其意义还是火。还有“燃”字也是如此，“然”字下面四点已是火，造字者再增一火旁叠床架屋成“燃”字。“ん”的本义就是“鸟”，再增益一鸟成“凫”字，“凫”还是鸟的意思。从外形上看，“ん”字像鸟头，似是鸟的象形字。此“ん”或为鸟的初文，“凫”字由古今两个鸟字重叠构成，还是鸟之意。
再看伏羲之“羲”字。《南越志》：“曾城县多鵔鸃，鵔鸃，山鸡也。”《南越志》还说鵔鸃状若凤凰，而被视为吉祥之鸟。《辞海》：“鵔鸃，古籍中鸟名。《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揜翡翠，射鵔鸃。颜师古注：鵔鸃，鸟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彩鲜明。 ’，雉，即赤雉。按，所指为锦鸡。”鵔鸃也作鶤鸃。《尔雅〈释畜〉》：“①、鸡三尺为鶤。②、凤凰的别称。《淮南子〈览冥训〉》：‘轶鶤鸡于姑馀。’高诱注：‘鶤鸡，凤凰之别名。”由此而知伏羲的“羲”字即“鸃”的简体字，“鸃”为鸡，羲既与“鸃”通也就是“鸡”之意。
再把“伏羲”二字的释义连起来即“凫鸃”，亦即鸟鸡。因为蜀人左言的缘故（如蜀人把公鸡、母鸡、牧马河说成鸡公、鸡母、马牧河）。鸟鸡是蜀人鸡鸟的左言。可见，伏羲的本意是鸡鸟，鸡鸟就是凤鸟的意思。而非“伏牺牲，充包厨”。
伏羲为鸡鸟、为凤凰，还有《山海经》为证。《山海经〈中山经〉》曰：“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其兽多牛、羬羊、白豪。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凫徯，其鸣自叫也，见则有兵。”此凫徯即凫鸃，“凫徯”为本字，“伏羲”为同音通假字。其“徯”字即“鷄（鸡）”的异体字，用于人名，便将鸟旁换成双人旁。知羲、鸃、奚、徯、鷄、五字同义，都是“鸡”。
《山海经〈南次三经〉》说鸡就是凤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北齐）《刘子新论》：“楚之凤凰，乃是山鸡。”汉代画像砖上的凤凰就是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山鸡。“伏羲举日图”中的太阳鸟和三星堆中的青铜凤凰鸟就是鸡鸟。
三、伏羲的族属
伏羲的母亲名华胥，伏羲又是生于华渚，所以伏羲当是华族。华之为族，是真实可信的。但很多人不以为然。《地理志》等那么多的古籍中所记载的华族难道是虚有的吗？我巍巍华夏岂能有名无实？
华族之得名，有人以其华族服饰华美或典籍制度精彩而得名，此大谬也。图腾说进入中国后，又有人以中国人以崇尚花朵而名华族。苏秉琦先生就以仰韶文化中彩陶上的玫瑰花瓣为据，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2］ 以花卉为图案，作为陶器、衣裳、家俱的装饰，古今都很多，以此来定华族得名的原因，恐怕证据还是不充分的。愚意以为华族之得名还是来源于华虫——古籍中的凤鸟。
《后汉书〈舆服志·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绩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绵绣，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兖服十二章图》上的“华虫”就是一只山鸡，也即凤凰。如下图。
图 3—2 《兖服十二章图》中的华虫即锦鸡
（胡太玉《众神之国三星堆》）116页
华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氏族，她出现在人文始祖伏羲之前，绝非姓氏志书所说的殷商时代。《古今姓氏书辨证》认为正考父的儿子华督，是第一个姓华的人，很多书沿袭此说。其实，此说不正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说：“宋戴公子考父食采于华，因氏焉，华督、华元、华定、华亥，并为宋卿”的说法，华督的父亲作为宋国的贵族官员，在华地收赋稅、纳粮款时，这个被食的“采地”华姓方国就已经存在了，哪里会是华督第一个姓华？在华督之前的夏代就已有华姓氏族的记录。《姓氏考略》说：“夏仲康封观于西岳，曰华氏。”
伏羲的母亲华胥就是华族，姓华，该有9000多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了吧，但我们还不敢说华胥就是我国第一个姓华的人。可见，华姓历史之悠久，称之为“中国第一姓”也毫不过份。
吕思勉说：“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主。同化之后，血统实己淆杂，而此一族之名、与其文化之骨干，则巍然独成。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3］ 吕先生所言极是。但吕先生是站在北方民族为中国主体的角度来思考的。但在这之前的南方还有一个更先进的民族——华族，却被历史淹没而不为人知。
荆族当是从华族中分衍出来的，且是华族之主干。《通志氏族略》指出：荊人“系出华姓，楚旧号荊，此未改国号前受氏也。”古荊州在今湖北、湖南，这里正是伏羲氏的早期城背溪文化皂市类型之地。早期城背溪类型的皂市彭头山遗址的年代长达9000年。杨华先生说：“三峡西部地区主要以玉溪遗址为代表，三峡西部地区的玉溪遗址其文化面貌与三峡东部地区的城背溪文化遗存面貌相似，此外，三峡东部地区还发现有更早的长阳‘桅杆坪遗存’，西部地区有奉节‘魚腹浦遗存’。”［4］ 其年代有一万年。玉溪遗址早期文化与城背溪文化相似，那么，桅杆坪遗存与鱼腹浦遗存也应该相似。或者可能同属于一个大的类型。那么，以巫山为中心的长江三峡地区应是伏羲氏之前的华族文化区域。据此，我认为华族的历史有一万年。因此，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少应有一万年。而长江三峡和洞庭湖地区是华族的发祥地。
神农之族称黎，也作婡，婡在金文、甲骨文中写作华，如下图。
图 3—5 金文、甲骨文中的来字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第53页）
而‘华’字在金文中就写作“来”，如下图：
图 3—6 金文中的华字
金文中的“华”字作“来”，说明婡夷成了华族。而婡夷是神农氏族。所以，神农氏婡夷也属华族。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华族主要由伏羲族和神农氏族组成。神农氏婡夷即使不是最早的华族，也是最早融入的华族。
在山东以“来”为地名的地方很多，如莱芜市；莱山区;蓬莱市;莱阳市；莱州市；莱西市；莱城区等。这些称作“来”的地区就是华地。
秦岭古称华山，也是华人区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黄河下游是华族集中分布地区。何光岳先生说《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铸华之野”就在今山东泰安一带。［5］ 王献唐先生说：“泗水治东北四十五里有华胥山，俗讹为黄粟山，又曰黄山，曰黄山寨。山下东南有黄沟，即古华渚，西有华村，即汉泰山郡之华县旧区，今村割属泰安。《三国志〈魏武纪〉》注：徐州牧陶谦使张阅送曹嵩家属赴泰山郡，被害于华、费之间，即指此华县也。” ［6］
中华民族的形成绝非中原一统，而是千千万万个小部落在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血与火的拼斗后融合而成的。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原始先民的文化遗址分布图犹如繁星满天。到新石器初期，就大约汇成六大主干，苏秉琦先生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２、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３、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４、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５、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7］ 大约在新石器中期，这六大区系又汇成两大主流，即夷与夏。夷居黄河的下游，夏居黄河的中游。即所谓夷夏东西说。
夷夏东西也即华夏东西。但东夷只是夷的一部份，还有南夷、北夷、西夷、西南夷。南夷见《宗周钟》：“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南夷即淮夷。甲骨文中又有“北佳夷”、“西隹夷”，隹夷也即鸟夷。西隹夷大约指淮夷之西的荊楚，西南夷当指云贵川之夷（彝）。这个范围大致就是华族之地，它包含了伏羲氏与神农氏的辖地。所以，在夷夏东西之分之前还有南华北夏之分。其界线大致是秦岭———黄河一线。
很多人认为华夏是一族，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华是华，夏是夏。夏文化产生于内陆，华文华产生于沿海。华人是具有9000年历史的城背溪文化的主人。洞庭湖是早期华族活动的中心舞台，具有8500历史的仰韶文化是先期夏族的主人（那个时期还不叫夏，所以前面冠以先期二字）。大地湾遗址是先期夏族活动的中心舞台。那个时候，华与夏还没有交往，也无政治、经济、军事冲突。神农氏还没有越过奏岭，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战争“神农伐补遂”，也仅是华族集团內部的一次争斗。华族的晚期即夷夏东西时期，这时，黄河下游平原是华族晚期活动的主要地区，泰山是其活动的中心舞台；八百里秦川和河洛地区是夏族晚期活动的主要地区，王屋山和嵩山是其活动的中心舞台。
华、夏两大民族都以自己为中心。华族的中心称“齐”，“齐”是“脐”之初文，肚脐眼正是处于人体的中心部位。所以，《说文》：“齐，中也。”史载：“齐，风姓。”这个中心在泰山，即 “跨河东西，越岱南北”。华人具有处于天下中心地理位置的感觉。夏族的中心称“中”， “中”字从何而来？我以为也和“齐”一样，当是人体中心的某个部位，观察“中”字的古体，上下各有一个把儿。度其形状，似若人体的胃。连接胃的上端的食管和胃的下端的大肠的两个端口，正象古文“中”字上下两端。下图中间一个黑团如人体的胃，似为“中”字。
图 3—3 图中间的黑团如人体胃的字似为“中”
关中“中”字义源，论者颇多，唯张松如先生把它释为人体的一部份。他说：“或曰，中，心也。”但心脏并不在人体正中间，稍偏上了一点。而胃正好处于人体的中心部位。“中”应是“胃”之意，所谓“中心”者，当即胃与心脏也。
尧、舜之邦地处晋南，晋南三面被黄河包围，处于黄河水之中央，如人的“胃”处人体之“中间”一样，夏就成为了“中国”。苏秉琦先生说：“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8］ 《淮南子〈地形训〉》：“正中冀州曰中土。”史称“两河之间曰冀。”所谓“两河”，即流经山西东面的黄河和流经山西西面的黄河。冀州及河洛地区为夏王畿之地，是夏人眼中的“大地中央之国”，夏人也有一种处于天下中心地理位置的感觉。由此可知，尧舜禹之邦号称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处黄河水之中央，二是处各国地理、政治交往之中心。所以夏又称中国。而号称中国的故地，正好附近有一条河流名叫渭河，渭河当因胃来。渭河地处中国，也证“中”字由“胃”而来。
由六大板块汇成华夏两大主流，进而由两大主流汇成华夏一体。这之后方可称华夏。又称“中华”。“中华”也包涵了“夏”与“华”。这时的“华夏”包括了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全部。而留居南方的华人仍称“华”、“夷”，或“蛮夷”。当商王朝统一了北方后，它要兼顾泰山和嵩山两个中心，就在两个中心之间的安阳设都，成为新的中心。故《论衡〈正说篇〉》云：“殷者，中也。”
中国上古史就是一部华族与夏族争斗与融合的历史。伏羲继天而王迈出的只是南方华族融合的第一步。伏羲没，女娲立。女娲等十五个华族领袖皆袭“庖牺之号”，这是南方华族大融合的史实；南方的神农的一部迁到西北越过秦岭始称炎帝，即《国语〈周语〉》所谓：“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在晋南。夏族的兴旺，是因为南方的祝融的到来所致。据史载，炎帝传八世：神农——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来—-帝厘——帝榆罔。“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候，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炎黄之战，黄帝擒杀蚩尤，代神农而为天子，实现了我国北方的初步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这次大融合后黄帝为代表的夏族处于主导地位；后“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此帝当是黄帝，刑天即天邢，指昆仑山上的荊人。荊蛮是南方的华人，刑天与帝争神当是炎黄大战的继续；《淮南子》说：“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共工为黄帝族，颛顼为华族。共工、颛顼之争是华夏之争，是华族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帝喾、帝尧、帝舜几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年代。到大禹和帝启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的封建主义国家，后又征三苗、杀防风、“东教乎九夷”［9］ 大禹仍然是采用武力来进行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夏朝的建立使夏族在中国再次居于统治地位；殷商以燕鸟为图腾，地处黄河下游，是东方的华族的一个分支。商汤革命，推翻了夏桀的政权，建立了商朝，这使东方的华族又重新夺取了领导权；周武王伐纣又是夏族取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周王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最长，长达八百多年，这使得夏文化在中国得以深入发展，即使后来有异族如秦在中国称王，也动摇不了夏文化在中国的根基；秦始皇建立的秦国嬴姓，《山海经〈海内经〉》说：“有嬴民，鸟足。”《史记〈秦本纪〉》云：“大费子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可知秦国乃鸟夷之族，是东方的华族西迁的遗民。秦国虽为华裔，却完全“夏化”了，秦统一中国，是华夏民族的大融合。而汉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由华夏民族融合的统一的民族——汉族诞生了。汉族虽包涵了华、夏两大民族，但汉文化却处主导地位。而华族的语言文字则逐渐废弃不用，在本书以后的章节——蜀族的语言文字一章中将作详细的讨论。
六、伏羲氏文化的源头在洞庭湖地区
洞庭湖地区作为伏羲氏文化的源头，似乎比中原的河南省和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更有说服力，其理由是：
（一）有与伏羲历史年代相对应的文化遗址
上个世纪80年代，环洞庭湖区域的新石器中期的考古有了新的重大发现：发现了湖北宜昌城背溪遗址，湖南彭头山遗址和皂市下层遗址。对于湖北和湖南两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地理位置相邻，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虽有差别，但大部份是相近或相似的，又都是大溪文化的前身，共同代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所以，张绪球等学者主张将它们统一为“城背溪文化”一个名称。在“城背溪文化”这一名称下划分两个类型，即湖北的城背溪类型和湖南的皂市类型。两个类型各有自己的中心范围，城背溪类型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湖北清江的两岸，皂市类型主要分布于湖南澧水和沅水沿岸，两个类型之间没有天然屏障，互相连成一片。关于城背溪文化的绝对年代，目前经过碳十四测定年代的遗址有彭头山、皂市下层、胡家屋场和城背溪四处。彭头山遗址的实际年代为距今9000—7000年，皂市下层为距今7800—7410年。城背溪T6③兽骨测定的实际年代距今7420±100年。［19］
城背溪文化彭头山遗址因发现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而得名。其主要分布在澧水下游平原，同属彭头山文化的还有李家岗、刘家湾、肖家岗、黄麻岗、胡家坟山、曹家湾、宋家溪等。早于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也早于7000年的青莲岗文化和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城背溪文化彭头山遗址与伏羲氏初始时期的年代是相对应的。对于城背溪文化的主人是谁，至今未见专家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城背溪文化早期的主人就是伏羲氏族。这除了考古文化的年代与伏羲氏的年代相适应外，还有以下其它几个方面的因素。
（二）在洞庭湖南北广泛地分布着伏羲氏族群
据史载，伏羲氏之后，女娲氏立，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氏之号。我们且称这十五代为“伏羲氏族群”。“伏羲氏族群”既在中华历史上出现过，并有过辉煌而显耀的历史，他们必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痕迹，找到了伏羲氏族群的史迹，也就找到了早期的伏羲氏文化。而在洞庭湖之北的今湖北省，则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王大有先生说：“大别山西南水系浠水住封豨氏，其地巴水住蚩尤修氏，其西举水住举父氏（狙父，夸父崇吾山祖宗支）；其西鸡公山南灄水住聶耳国（儋耳国），其西澴水住自陕西泾河支流环江迁来的共工氏；其西桐柏山南员水上游住天吴虞氏，中游住历山氏，下游住祁姓神农氏裔支（祝家湾、祁家湾）；其西大洪山区住共工氏，汉水襄阳住朱襄氏，宜城住常宜氏，钟祥住钟山氏（祝融支）；其西南漳、朝阳、漳水住太昊句芒重氏；其西沮水住……女娲 虎支裔，沮漳河是重（勾芒）、合居地；又西黄柏河住…柏皇氏裔；其南长江西陵峡段住西陵氏常宜，以宜昌为都邑，又迁宜都，他们是蚩尤和少吴的联姻族娵訾氏常仪或常羲（昌意）。…这里制作一种白陶礼器，镂刻太昊八卦历图，中央方坛祭祖伏羲，八芒角内刻允虺螭帝蚩尤圣像，內周环8组86日，中环6组58并逢鸟。外环44芒齿。如图（3—13）”［20］
图3—13 湖南安乡县汤家岗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八芒陶盘（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第188页）
王大有先生说得很对，这种八芒太阳纹图案广泛分布在所有伏羲文化地区和伏羲太昊族裔活动地区，是典型的伏羲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八卦太阳历、崧泽文化太极八卦天文图、良渚文化黑陶隮、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八卦玉龟板等，都是伏羲文化的典型图案。湖南安乡县汤家岗出土的这一件是属于大溪文化，而大溪文化又来源于具有9000年历史的城背溪文化，这说明城背溪文化属于伏羲文化，而城背溪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洞庭湖地区，所以说伏羲文化的源头在洞庭湖。在“伏羲氏族群”的土地上必然是伏羲氏的发源地。
（三）有洞庭风伯和风姓古国
伏羲风姓。而中国古老的书籍《山海经〈中山经〉》中的风伯就在洞庭湖一带：“〈中次十二经〉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无草木，多黄金。又东南五十里曰云山。无草木；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其上多黄金，其下多琈之玉。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其木多榖、柞、，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多扶竹。又东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多黄金、铜、铁，无木。又东南五十里曰风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多铁，其木多柳、杻、檀、楮。其东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鸟兽。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鸡鼓。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榣，其草多葌、靡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郭璞对此文的洞庭之山的注释是：“今长沙巴陵县西又有洞庭陂，潜伏通江。《离骚》曰：‘ 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叶下。’皆谓此也。”且《山海经》中的洞庭山与龟山、澧、沅、潇、湘为伍，说明洞庭山不会在别处，只会在今湖南洞庭湖畔。风伯之山与洞庭山为邻，也必在洞庭湖畔，风伯居此焉。洞庭湖一带必是风姓氏族的发源地。
图 3—12 《山海经》中的洞庭山风伯（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第225页）
宜昌古称夷陵，夷陵为古代夷人部落酋长的陵墓。鄂西的清江古称夷水，夷水流域在古代曾设行政单位“夷道”。这证明此地在古代曾为夷人居地。“夷”也即“姨”。《淮南子〈天文训〉》：“姨鼓吹，以司天和。”注云：“姨，风神名。”这些都证明洞庭湖南北古代曾为风姓氏族居住地。
“湖北天门县，古称竟陵县，曾有伏羲后裔所建的风国。《方舆胜览》说：‘五华山，在竟陵县东七十里，即古风氏国之城也，风国即伏羲之后子城，上有伏羲庙，胡明仲为记。’《荊州揽要》说：‘皂市位于天门县东北部，…西南距天门竟陵镇三十四公里。’‘皂市是一个古老的集镇。…有古风城之名。春秋时期伏羲后裔须句氏避乱于此。’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亡须句国，须句氏迁徒于皂市，建立风国。”［21］ 以上三点都证明洞庭湖南北在古代曾为风姓氏族或风姓古国所在地。
（四）有太皞最直接的子孙——重
《山海经〈海內经〉》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在多数史籍中作重黎。乘厘当是重黎的同音通假字。许多研究者把重黎当作一人或一族，很多人认为重和黎应是两个氏族。如《世本》就是把他们作为两个不同的氏族：“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史记〈楚世家索隐〉》也是把他们当作两个不同的氏族：“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据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颛顼氏之子曰黎。”《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把重和黎视为二人：“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今黎邛下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从上可知：重和黎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氏族，其生活的年代在太皞和少皞之间，即神农氏生活年代。最早的“重”为太昊所生的咸鸟所生。
“黎”，在第一章中已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只就“重”作一考述。重族最出名的是世代从事天文历法和气象的管理。帝颛顼时，曾命“重”为南正司天，“是管理天文的巫师和祭司。重的后裔羲仲、羲叔，也世代继承司天的职业，发展了中国上古时代，亦即新石器时代的天文历法，使中国成为古代天文发达的先进国家和先进民族之一，这是重、羲和、羲叔的功绩。”［22］ 在帝喾高辛氏时，重为火正。《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云：“句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木官为太昊，
知句芒是重族中的辅佐太昊的大臣，死后奉为神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使重为句芒”。从而知道重为族称，句芒为重族的首领职称，也称木正。是从事天文历法、气象和林木的管理官员。
长江三峡有朐忍县也当是句芒族故地，山东临朐县南有朐山，下有朐水，当是句芒族的居住地。对于朐族之名义，据《礼记〈典礼〉》云：“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屈中指胸背弯曲，因此有人以为句族因体形佝偻而名。［23］ 这可能不正确。“句”应是雊鸟的省写，即野鸡。“雊”字是个象声词，来自于野公鸡的叫鸣声。《诗〈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又，《陕西地理沿革》云：“陈仓山，在宝鸡市东南四十里，一名鸡峰山，上有石块形若山鸡。《汉书〈郊祀志〉》：‘秦文公获若石，于陈坂祠之，其神来，声殷殷如野雉夜雊，因命曰陈宝祠。’”说明句芒是以野鸡即凤鸟为图腾的。野鸡即凤鸟，伏羲的裔子（一说伏羲臣）句芒尚以鸡为图腾，伏羲也以鸡为图腾。下图为句芒神。图3—14 句芒神 （孙晓琴 王红旗《天地人鬼神图鉴》第73页）
重族在中国分布很广泛，洞庭湖南北也有重族之迹。何光岳先生指出：“湖北南漳县西南有西魏所建的重阳县。王万澍《衡湘稽古》引《衡湘传闻》曰：‘祝融重黎居于衡阳。今衡阳县西有重江，南有黎江。重江乡有重亭，汉置以重安县。’重安县在今衡阳县西，由汉钟武县改名。钟武或因境内有钟水、武水而得名。钟水后讹为承水、蒸水。钟与重通用，所以后来东汉改为重安。钟水也即重水，至今湘南方言，仍是钟、重音同。…罗含《湘中记》云：‘衡山曰祝融宅其阳是也。重黎与重、该、熙、修、少昊之四叔，配为五官，重为木正，曰句芒。’ ……清乾隆时，分衡阳县南半部另设清泉县。据乾隆《清泉县志卷二〈地理志〉》载：‘和田市在城东南五十里耒阳路。按，《虞书》：‘乃命羲、和。’据韦昭、扬雄、斑彪、干宝皆曰重黎之后，盖重黎世官祝融，故其子孙皆在南方。今衡阳县西乡有重江，本县南乡有黎江。重江乡有羲田铺，本县东乡有和田铺，殆无本。’附近又有羲和山。这些地名，都与重黎南迁到衡阳有关。”［24］ 何光岳先生认为重族是由北方迁到湖北、湖南的，但从重、黎同是咸鸟的子孙，最早的黎族在长江中游来看，重族当与黎族一样，也是咸鸟的子孙，是早期重族。因此，重族应该是由南往北迁徙的。北方及其它地方的重族应是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迁过去的。舜称重华，洞庭湖有舜迹，这不但是真的，倒还可能是舜文化的源头。也就是说，洞庭湖的舜迹可能比五帝时期在中原称帝的舜还早。
《国语〈郑语〉》：“史伯以楚为重黎之后。”韦注：“楚语曰：‘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为此二官。’”说明重、黎在楚地。重庆市很可能就是重族之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