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珠江来
张镇洪 著
目 录... 2
第四编 生态环境和文化关系的研究
岭南地区第四纪动物群的组合和时代的划分
浅谈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
潇贺古道（北段）调查的啓发——浅谈海陆丝绸之路的关系
文化与旅游的泛泛谈
我们必须走改革的道路——记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组建五年来的心得
岭南地区第四纪动物群的组合和时代的划分
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在哺乳类动物进化史上的意义不很大。因爲到了第四纪，各门类的哺乳动物的演化已渐趋定型，但各动物群的组合随著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所以在反映当时当地的古生态环境的变迁方面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资料。尤其是在人类诞生后，伴随著人类演化的全过程，动物群组合的演替显得更爲重要。它们既反映了当时的气候环境的变迁，也反映了人类及其文化的诞生与当时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因爲在人类诞生的早期，人类祖先对生态环境还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但随著人类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因素就自然而然的産生了反作用，进而变成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影响，而不是单纯的适应。
岭南地区地处人类起源地（南亚或东非）通往东亚和东北亚的桥梁地带，位置十分重要，这一地区有关人类发展与辐射等问题的研究对解决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古人类及其文化发展与传播等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第四纪动物群的组合
1.早更新世
在岭南地区，属于早更新世时期具带代表性的动物群就是广西柳城巨猿洞。此动物群包括下列种类：巨猿、猩猩、金丝猴、猕猴、硕豪猪、华南箭猪、大熊猫小种、黑熊、小猪獾、桑氏鬣狗、豹、更新世小豹、德氏野狸、更新世猎豹、拟豺、南方猪獾、果子狸、灵猫、先东方剑齿象、拟锯齿三棱齿象、貘、中国犀、云南马、爪兽、最后双齿尖河猪、多突起河猪、小猪、柳城猪、南方猪、裴氏猪、猪科未定属种、柳城立齿鼷鹿、湖麂、风岐祖鹿、云南黑鹿、牛、广西巨羊和山羊亚科未定属种等。
巨猿动物群的特点是：1）具有一定数量第三纪的残馀种类，如似锯齿三棱齿象、立齿鼷鹿、双齿尖河猪、祖鹿、爪兽等；2）有相当多的绝灭种类，其中属早更新世的代表种类有桑氏鬣狗、小猪獾、大熊猫小种、云南马、云南黑鹿（水鹿）、硕箭猪、湖麂、拟豺等；3）具有较浓厚的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色彩，因爲在巨猿动物群中已出现了大熊猫、貘、先剑齿象等种属，可以把它看成其原始型。
在岭南地区，发现巨猿的动物群的地点不止一个，还有广西的巴马、武鸣和大新等地。但它们之间在动物种属组成上和相对年代上还有点差别，如果将它们深入研究，将对南方地区早更新世时期动物群的细分会有很大帮助。
2.中更新世
到了中更新世时期，在岭南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动物群绝大多数发现于洞穴之中。可以作爲代表者爲数不多，以马坝人动物群和封开峒中岩动物群较爲典型。此外，阳春下山洞动物群和山背岩动物群以及英德礼堂山动物群均属此列，还有曲江罗坑桂龙岩动物群也应划归这一时期。以上各动物群的组成种属见表5。
从表5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岭南地区中更新世时期的动物群，基本上都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范围。它们的主要组成成员是大熊猫洞穴亚种、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苏门羚、无颈鬃豪猪、中国鬣狗、猩猩、长臂猿、水鹿等种属。但迄今爲止，岭南地区属于中更新世早期的动物群仍未发现。从表5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表中所列的17个动物群中，只有曲江罗坑桂龙岩动物群中才有中国鬣狗出现。馀者的鬣狗化石全都是最后斑鬣狗。猩猩化石却比较普遍，在上述的几个动物群中都有发现。
3.晚更新世
岭南地区发现的晚更新世动物群比较多，但大多数也是在洞穴遗址中发现的，阶地遗址出土的迄今还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群有封开黄岩洞动物群、罗沙岩动物群、英德云岭牛栏洞动物群、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动物群和柳江人动物群，柳州白莲洞动物群也属此列。以上各动物群的组成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到了更新世晚期，各动物群中绝灭种越来越少，到后来充其量保留一些地方绝灭种，馀者都是现生种。这种状况一直保留到全新世早期，而且往往一个动物群可跨越两个时代。
4.全新世
地球历史发展到全新世时期，整个生物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以后，自然界变化的因素中加进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类社会的因素。动物界和其他生物界一样，除了受到大自然的作用之外，还受到人类社会这一因素的影响。由于家畜饲养的産生，在动物界的自然群体中加入了一个人工饲养的畜养群体，这个群体在全新世的早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已经萌芽出现，随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逐渐兴旺起来。所以，在讨论全新世的动物群问题时，必须把畜养这个概念加进来。这个时期典型的动物群有广西桂林甑皮岩动物群、临桂的庙岩动物群、阳春独石仔动物群、英德青塘动物群、海南三亚落笔洞动物群、还有跨两个时代的英德云岭牛栏洞动物群、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动物群和白莲洞动物群。以上各动物群的组合见表4。
a.红面猴；b.短尾猴；c.黑长臂猿；d.绒鼠；e.鼬獾；f.果子狸；g.化石小灵猫；h.猞猁；i.椰子猫；j.食蟹獴；k.毛冠鹿；l.小鹿；m.苏门羚；n.黄牛。
从研究者的结论中可以知道，在这些代表性的动物群中，可以肯定已经出现饲养动物的只有广西桂林甑皮岩动物群中的猪和英德云岭牛栏洞中的鹿类。馀者仍未发现任何迹象。
二、时代的划分
岭南地区属于早更新世时期的代表性动物群除了上述的广西柳城巨猿动物群外，还在广西的巴马、武鸣、大新等地发现有巨猿动物群的化石。这些动物群中由于具有一定数量第三纪的残馀种类，如似锯齿三棱齿象、立齿鼷鹿、双齿尖河猪、祖鹿、爪兽等，还有许多属于早更新世的代表性种类，如桑氏鬣狗、小猪獾、大熊猫小种、云南马、硕箭猪、云南水鹿、湖麂、拟豺等，所以把它们划归早更新世时期的动物群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巴马、武鸣和大新几处出土的动物化石稍有差别，这可能反映在相对年代上稍有早晚，但都不会脱离早更新世这一阶段。
到中更新世，岭南地区发现的典型的动物群幷不多。对于跨越早、中更新世时期的广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划分，目前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早更新世以柳城巨猿洞动物群爲代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该动物群含巨猿化石，其时代可能属早更新世中期（Q12），因爲动物群中含有较多古老的种类，如似锯齿嵌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大熊猫小种、柳城立齿鼷鹿等。而以湖北建始高坪爲代表的含巨猿化石的动物群，其时代可能属于早更新世晚期（Q13），因爲它含有较多的早更新时期的典型化石，如桑氏鬣狗、乳齿象、云南马等种属，而缺乏古老性质的种类，而且其中的大熊猫、中国犀等的个体大于柳城巨猿洞动物群中同类化石，所以年代不可能一样，但这个动物群已超出岭南的范围。属于岭南范围的广西巴马含巨猿化石的动物群中，由于有猩猩、长臂猿、猕猴、华南箭猪、大熊猫巴氏亚种、爪哇豺、中国犀、巨貘、剑齿象等时代偏晚的种属，因此，儘管含有巨猿化石，也无法与前面的两个动物群相比，其年代明显地与四川万象盐井沟的动物群接近，可能属于中更新世早期（Q21）更爲合适。
长阳、马坝、柳江等已经发现有智人化石的动物群均以猩猩、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獏、中国犀等爲其动物群的标志，再加上其他重要化石如最后斑鬣狗、柯氏黑熊、中国竹鼠、洞穴竹鼠、华南箭猪、水鹿、赤麂等等，组成了狭义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如果拿这个动物群与华北周口店的北京人动物群相比，作爲中更新世中、晚期的代表性动物群则显得有明显的差别，但各有其特色。如华北有梅氏犀、大河狸、转角羚羊、褐熊等；而岭南以及华南则有中国犀、大熊猫、剑齿象、巨貘和猩猩等。有些种类同属而不同种，如华北有貉、华南有沙獾；华北有肿骨鹿、华南有水鹿；北方有梅氏犀、华南有中国犀。所以它们之间的界綫是分明的。但同是岭南或者华南地区内不同动物群的划分就比较困难，尤其是划分中更新世中、晚期的动物群。我们认爲，靠少数几种化石来进行划分时代是困难的，还得统观整个群体的组成而定。当然，对于一些对生态环境反应敏感的种类，我们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
岭南地区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动物群爲数不多，仅有封开峒中岩动物群、曲江罗坑桂龙岩动物群、阳春下山洞动物群和山背岩动物群，还有英德九龙礼堂山动物群及曲江马坝人动物群。但严格区分谁是中更新中期或晚期，目前仍有困难。加上岭南的动物群多数处在石灰岩地区，其绝对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多受影响，所以直接影响到动物群的时代准确划分。如果以现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沉冠军教授的观点来看，过去认爲石灰岩地区的年代测定由于受炭酸钙的影响而一般都偏高的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他认爲是偏低了，准确的年代应该比现在测定的高。这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岭南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群比较丰富。这可能和目前大量的工作都在石灰岩地带处于标高20m以下的洞穴遗址中进行有关，它们是随著地壳运动最晚出露地表接受堆积的一层洞穴。这个时期的动物群所具有的特点；1）同样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范畴，但只含有晚期智人的化石，如果含有早期智人化石者最迟也不会晚于晚更新世早期，一般都应该属于中更新世晚期；2）动物群组成成分上少数是绝灭种（包括地方绝灭种），大多数是现生种。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群有广东罗沙岩动物群、广东封开黄岩洞下层动物群、以及具有晚期智人化石的柳江人动物群和桂林宝积岩动物群（见表5）。
全新世的动物群具有如下的特点：1）整个动物群的组成基本全是现生种。如果有绝灭种者也是一些地方性绝灭种，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动物群中的亚洲象和秀丽灕江鹿。这两种动物在岭南地区已绝灭，但在东南亚地区仍有其后代；2）动物群中往往出现了被人工驯化饲养的种类，这里面最常见的是猪、鹿、羊、犬；3）作爲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代表，如洞穴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等种类都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亚洲象、爪哇犀和苏门羚等。
岭南地区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动物群有广西桂林甑皮岩动物群、庙岩动物群、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动物群、广东阳春独石仔动物群、英德青塘动物群、云岭牛栏洞动物群，还有海南三亚落笔洞动物群（见表5）。
值得注意的是，全新世早期的动物群和晚更新世末期的动物群往往混在一起。要把两者绝然分开是十分困难的，因爲在动物的组成上已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的动物群是包括了从晚更新世末期向全新世早期过渡的动物群。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此时正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也有人称之爲中石器时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农业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原始宗教和艺术起源、人类原始群体的解体和氏族公社的形成、人种分化的最后确定等都在这个时期发生。因此，这个时期动物群的研究结果，对阐明环境和人类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到了全新世中、晚期，进入朝代社会后，动物群的组合和近现代的动物群组成差别不大，只是有些种属其分布綫不断地往南方靠赤道地带迁移，如象类 、鱼类、孔雀、獏类等等。有学者认爲这是人爲造成的，但我认爲除了人爲外，还与气候变化有关。
三、结论
1.岭南地区第四纪动物群中属早更新世时期的柳城巨猿动物群与同期的南方动物群—元谋动物群相比，在组成上虽然有桑氏鬣狗、华南豪猪、豹、云南马、湖麂和云南水鹿等6种化石相同，但在元谋动物群中却缺乏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和貘等种类。所以说，柳城巨猿动物群具有更浓厚的南方动物群色彩。也可能是高原区和平原丘陵区之差别吧。
2.到中更新世，南北两地的同期动物群中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种属，如作爲华北地区代表性的两个动物群—北京人动物群和蓝田人动物群中，也含有豪猪、南蝠、大熊猫、柯氏熊、剑齿象、巨貘、中国貘和苏门羚等种类。这种现象的出现一般被认爲是由于气候环境变迁时，导致南方动物群北迁所造成的。但有些种属如变种狼、小熊、师氏鬣狗、披毛犀、三门马、野驴、肿骨鹿、裴氏转角羚羊、普氏羚羊、硕旱獭，还有在蓝田人动物群中出现的爪兽、毛冠鹿、短角丽牛、埃楚斯坎熊、蓝田伟猴等在岭南地区中更新世的动物群中是找不到的。但在南方动物群的典型代表—盐井沟动物群的组成中，毛冠鹿和爪兽是存在的。因此，迄今在岭南地区，真正可作爲中更新世中、晚期的代表性动物群也许还未找到，曲江灵溪暗岩动物群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因爲这里出土的熊猫化石从个体大小上看，明显介于大熊猫小种和洞穴大熊猫之间，牙齿各尖的结构和发育程度也有差别，整个动物群的组成也很特别，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其分布时空的位置。是否岭南地区中更新世时期动物群的组合与北方地区同期动物群的组合本来就存在著如此大的差别，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3.岭南地区晚更新世动物群的发现比较多，不少是跨时代的，如马坝人动物群的时代就是从中更新世末期到晚更新世早期，而封开罗沙岩动物群、柳州白莲洞动物群，就跨越晚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但它们主要的种属则完全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的种属，这个时期动物群的发展趋势是绝灭种越来越少，到了全新世留下的则基本是现生种了。与华北和东北地区同期动物群比较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一种动物化石—最后斑鬣狗此时在南北地区同时存在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大清楚，是否可以用最后斑鬣狗的适应性特别强这一特点来解释？但到了全新世早期该种也绝灭了。
4.造成岭南这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动物群在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的变化不大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最后一次冰期在这个低纬度地区所造成的影响不大，生态自然环境变化不大，对于动物群本身的影响是不大的，但对于人类演化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大理冰期结束后，冰后期的期间在低纬度的岭南地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随著全球性水平面的升高而出现了许多浅海湾、沼泽地，爲海産的鱼类和贝类生物，以及江河水生物大量繁殖营造了优越的条件，食物资源丰富了，人类由流动的原始群逐渐地变成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生産活动也由单纯的采集、狩猎经济过渡到采集、狩猎和渔猎捕捞的综合性经济，农业和家畜饲养起源也提到日程上来，社会形态由原始群解体逐渐过渡到氏族社会，人种演化已经完成，四大人种已基本确定。原始宗教和艺术也起源了。在这变化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动物群当然有一定影响，所以使一些学者认爲，如果说这个时期岭南地区动物群的变化，如果有那么一点都是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单从这一角度来谈，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要忘记一点，几件历史大事件之所以集中在这个时期産生，不能不说全靠著当时大自然环境所赐。所以这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浅谈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
——试以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爲例进行分析
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大家都会知道，尤其是在史前阶段，人类正处于系统演变的早期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变迁只有一个适应的能力，而谈不上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因此在适应过程中所创造的远古文化，受到生态环境的左右是非常大的。过去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以在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中总遇上难于解释的问题。本书已有好几篇文章在讨论有关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过程中，已充分地显示出生态环境的变化在中石器文化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有几大事件，如农业起源、家畜饲养起源、人种分化的最后确定、人类社会形态的形成、原始宗教艺术的起源等都与此有关，都在世界上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到来以及后来冰后期的出现所形造的全球性生态变化条件下完成这些历史大事件的变革，可见古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本文想举香港新发现的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爲例，对它进行分析，以其说明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塑造了这个遗址的文化，进而举一反三地说明更多的问题。在谈及此问题之前我们先瞭解一下生态环境的内涵，这将会对我们叙述问题有所帮助的。
一、生态环境的组成和效应
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较多，但主要的还是由气候、地貌、土壤、动植物等方面的因素组成。众所周知，气候的变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影响最大，在人类诞生及其发展起来的这一段近400万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我国最少就经历了四次大冰期：潘阳、大沽、庐山和大理冰期，期间又经历过四个间冰期。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千辛万苦的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化，从树上下到地面上来，逐渐地学会了直立行走，实现了手脚的分工，在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製造石器工具，从而开始了爲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在漫长的实践中，在和天灾人祸的斗争中，人类积累了不少经验，因而对大自然的不少规律有更近一步的认识和瞭解，逐渐地学会了用火和懂得熟食，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由于熟食和学会用双手製造劳动的工具——石器、骨器、角器和木器，使人类的整个体质和大脑的发育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保证，帮助人类在气候环境産生剧烈的变化时，能顺利的过渡。当然在构成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气候是至关重要的，是大主角，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各因素。几百万年来出现的四大冰期，就是气候变化一手造成的，气候变冷时，全球各地就出现了大面积冰川的覆盖，海洋和大河、湖泊里的水，以冰川的形式储存在陆地上，致使气候变得寒冷和乾燥，使海平面多次出现下降的现象。由于海平面的下降，使大陆架大面积的出露，不少海岛与大陆块连接起来，海峡也变通途，这给古人类的迁移和辐射提供了捷径。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也随著古人类的足迹而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现在人们认爲不可理解的古人类文化传播路綫，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不过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人类幷不十分瞭解罢了。反过来，气候的变化又引起新的生态环境的形成，古人类在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下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严重时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的灭亡，或者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徒，去寻找可以继续生存的地方。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古人类的形态结构也跟著産生各种的变化。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四大人亚种就是在不断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中産生的。
气候的变化，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大地表面的土壤。由于气候的不同起码会形成乾燥的土壤和潮湿的土壤，炎热和寒冷的气候，也会作用于土壤，使土壤中的矿物质和有机质的风化速度完全不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壤是红色的，这是矿物质在高温潮湿的环境里严重氧化的结果。在温带和冻土带地区，土壤是黄色和灰黑色的，这是土壤中有机质富含和氧化程度不高的结果，这是由于在乾燥环境里在风的作用下风成的结果。不仅如此，在高纬度的地方，由于气候寒冷乾燥，每年的降水量大大少于低纬度炎热潮湿的地方，所以土壤埋藏条件不同，堆积的厚度差别很大。在高纬度的地方，由于雨水少，所以对地层的侵蚀能力不强，致使地层堆积厚度大大加强，这有利于对人类遗址、遗物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人类的文化遗物能得到很好的保存。相反，在地球低纬度的地方，由于高温多雨，所以地球表面的地层受到严重的侵蚀，能保留下来的地层是很薄的，严重的地方甚至整个时代的地层都被侵蚀掉。这样的地方，埋藏在地层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就很难得以保存，会形成历史的空白。不仅如此,红色土壤是酸性土，对含钙质的文化遗物如骨质的、木质的都难于保存。相反，高纬度地区的黄色和黑色土，其性质是硷性的，对骨质和木质的文物都能保存下来。所以说气候的变化对人类本身的生産及其创造的文化遗物的保存是致关重要的。
在组成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特别要提到水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水是万物之源，世界上一切生物都起源于水，生物界从单细胞进化成多细胞，后来又从多细胞演化成具有各种器官的生物，这包括无脊椎和有脊椎，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细菌和昆虫，最后还包括了人类。所以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生命，更没有现代的人类。
人类在其整个进化的过程中就没有离开过水，过去，有人不明白，爲什么世界上发现人类化石和有他们文化遗物的地方都是靠近有水的地方，哪怕今天已看不见水的影子但依稀可见有古河道，肯定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水的存在，这就是一种规律，一切生物和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尤其是在远古的时代。所以我们在研究与人类有关的课题时，应该注意到水这个因素。因爲水能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能营造一个动、植物都可以生存的环境，有了动、植物的存在，人类就能有食物，就能生存下去。在这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远古的文化，最后发展成人类的文明。这些不同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人类的远古文化时，没有忽略生态环境这一重要条件时，许多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下面我们举一例子加以具体分析说明。
二、问题的提出
2004年冬天，由香港考古学会和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一支考古队，根据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先生提供的綫索，对香港深涌黄地峒地区进行了45天的调查和试掘，结果在东经114°17′北纬22°26′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大型加工场(图99)，出土的石器製品非常之丰富，在试掘了仅1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出土了近2000件，连在遗址表土层采集的石製品就可达到3000多件之多，我们按照考古发掘的正常途径来进行发掘，文化层的划分相当清楚，同时也在地层中采样进行了孢粉分析，瞭解当时各地层中的植被情况，同时采集土壤标本用光释光的方法进行年代的测试，结果是最底部文化层（L4、L5）测得年代结果是aBP39,000±1,320年和aBP35,000±1,350，最上部文化层测得的结果是aBP1,938±64，显示出整个石器加工场存在的年代是由aBP39,000±1,320至6,800±600（L3）。L1和L2是近代的坡积不能算作原生文化层，只能算作扰乱层(图100)。而在石器工具的研究上，初步发现有如下的特点：一这个遗址出土的石器基本属于石片石器，不是砾石石器；二旧石器的加工技术，在这批石器身上基本都能看到；③手斧形器在这批石器中占一定比例；四石器种类十分丰富，楔形器出现频率相当高，是否与加工大型石料有关？伍凹缺刮削器在各种刮削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⑥砍砸器多用厚石片加工而成，但大型者不多，多爲中型者，小型者也不多见；七作爲打石片的石核和作爲加工石器的工作台（鼓型大石核）比比皆是；⑧这批石器中没有发现磨光石器，连局部磨制的也没有，陶片没发现，穿孔石器也没发现；⑨加工这批石器的技术是以锤击法爲主，偶见砸击法，以单面加工爲主，也常见两面和交互加工的技术，但软锤技术迄今还不敢肯定。因爲偶见的长石片只能属于细小石器的加工，幷不属于横切面呈梯型的细石器加工技术范畴，所以软锤技术的存在难于肯定。不过研究者中有人认爲在进行二次加工时有以压削法进行加工的出现(图101)。⑩修理台面现象很普遍，所以常见綫台面。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初步认爲，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有可能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这个判断似乎和光释光的测试结果能对上号，但是又存在一些令人质疑的地方，既然遗址已跨越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爲什么新石器时代带标志性器物——陶片和磨光石器没有出现？连流行于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那套陡刃砾石石器也没出现，完全属于一套打制石片石器。如果从地表采集和探方中出土的打制石器综合来分析，发现他们在器物组合方面，似乎存在两套的组合⑴爲“楔形器+刮削器+手斧+手镐”；⑵爲“镞头形器+雕刻器+长石片”。如果依照当前我国考古界一般认爲（王幼平，1996），华南和东南亚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石器工业的变化，与更新世晚期冰期和全新世早、中期暖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那个时间的石器工业变化的趋势是：石核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砾石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前面的石核石器工业在岭南地区的表现，其实也是属于砾石石器工业范畴，只不过个体较大（大多数属于大型的），而且加工技术简单，极少出现第二次加工。典型例子是广西百色网纹红土层中出土的那一套，后面的砾石石器工业在岭南地区的表现是一套陡刃砾石石器，其个体绝大部分属于中、小型的。在加工技术上相当进步，陡刃都是经二次加工后才形成的，其石片疤均爲複瓦状，幷非一次加工就可以形成的。若按上述的理论去套，深涌黄地峒遗址发现的那一批石片石器所産生的年代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但我们又认爲，这样套法不太科学，因爲每个小区域都有其特定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适应特定环境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特定工具组合，製作这一套工具也需要特定的技术。因此，类似的石器和石器组合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都与某种地理和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根据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所处的地理及生态环境作一分析吧！
三、文化的産生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
黄地峒遗址位于西贡半岛西侧，其区域地貌类型属于半岛海湾型
最高峰石屋山（481m）耸立在西贡半岛的中央，周围是低矮丘陵，海拔高度由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山丘的坡度较陡，坡度大于25°的山地面积占整个半岛面积的90%以上。山谷大多狭窄陡峭，沟壳平地不多见，较大的一处河谷平地爲白沙澳。山涧溪流呈放射状分布，季节性十分强，旱季多数乾枯断流，雨季径流丰富，易造成山洪爆发。
西贡半岛海岸綫曲折，海滩类型多样，有石滩、沙滩和泥滩。在海湾处，湾口沙提发育，湾后有小溪注入，如西岸的深涌湾、榕树澳湾等，沙提后有泻湖平原面积都不是很大。局部海岸段可以见到海蚀遗迹，如深涌角、石滩上的海蚀平台宽达5m，海蚀崖高约1m，海蚀穴深05m，平台高程约3m，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海平面位置。
黄地峒爲一座小山，海拔高度154m，东面与石屋山相连，西麓面向企岭下海，西侧山坡的坡度爲23°～38°，局部有10°左右的缓坡。
区域内出露基岩地层主要爲中侏罗纪浅水湾火成岩群荔枝庄组。深涌段岩层底部爲粗粒火山灰凝灰岩，（ca）出露于深涌湾南部，往南至鳌鱼头。也属于中生代浅水湾火成岩群荔枝庄组，凝灰岩层中夹有深灰色泥岩薄层和弹状或块状体，底部见棕红色铁质胶结层。
粗粒凝灰岩上层爲薄层状凝灰岩及凝灰质岩（JLC），夹砂岩、粉沙岩和泥岩，出露于石坳头北岸，可追朔至深涌湾及其南岸。再往南见层状细粒凝灰岩及泥岩，有植物化石産出，近榕树澳段爲深灰色硅质粉砂岩。
自深涌至榕树澳有一组薄层状流纹岩质熔岩（rh）覆盖于凝灰岩之上。
本区的岩石基本呈NW—SE走向，倾向爲35°～110°，倾角15°～57°。局部有折曲构造。
遗址所在主要爲薄层状凝灰岩及凝灰质岩（JLC）（浅灰或灰黑色），底部爲砂岩（黄色或黄红色），古人类就是采用这种质地坚硬的硅质凝灰质岩爲石料，打制各种石器。这种岩石，出露于黄地峒山坡40～80m 等高程处。由于其硅化程度高，结构緻密，质地坚硬，物理风化程度远不及砂岩，当周围的岩石风化侵蚀后，它却孤立的呈岩墙状耸立于山坡之上，断断续续连绵数公里。这种岩石虽然物理风化作用较弱，但极易受到化学风化，岩石本质爲浅灰——灰黑色，在地表受到酸雨或富含腐植酸的径流侵蚀，岩石表面高岭石化而变成白色或米色，随著风化程度而加深的白色，风化层（Patima）逐渐由薄变厚。上述的岩石采样送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岩矿室做磨片鉴定，结果认定爲凝灰岩（或沉凝灰岩）。
这种岩石岩层的産状爲倾向65°倾角18°。节理发育，沿节理裂隙可将岩块从岩墙上用木棒撬下来。岩块滚落在山坡上，甚至滚落到现在的潮间带上。古人类就地取材，加工成石器毛坯和石器工具。黄地峒遗址两侧山坡上有多处弧形状凹陷，长约30～50m，深10～20m，弧顶高差5～10m，形成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从古至今人民采石后留下的痕迹；其二，近数十年内的山体滑坡，因爲我们从1963年的航照上可见黄地峒西麓有数处滑坡。
讲到文化层，以T3、T4两探方爲例加以说明，L1爲近、现代坡积层，表土爲腐植土；L2爲坡积层，是灰褐色砂质粘土；L3爲坡积层，是浅灰色含砂粘土；L4坡积层，是黄色粘土，含少量砂；L5坡积层，是深黄色粘土；L6爲砂岩全风化层或残积层。各层中都含有凝灰岩滚石，大者直径可达60cm，小者直径爲几公分，数量各层不一样，难说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就T3、T4两探方来讲，似乎L4层含量较少，L3、L5较多，而且T3较T4方含的大件的凝灰岩块较多。
各文化层的绝对年代测试情况可看表5
从表中可看出，这一地区自第三纪以来，地表植物的组合没有多大的变化，主要爲热带、亚热带植物以及少量温带植物的科属，所反映的气候主要爲热带——亚热带型。植被以常绿或阔叶混交林爲主，夹有针叶林，林下蕨类植物生産繁盛。第四纪更新世晚期香港地区的孢粉分析表明，当时香港地区植物群落爲热带——亚热带乔木，幷有热带蕨类。此外，也有一些温带——亚热带的落叶树种（唐领余、黎权伟，1997）。
对比现在的植被情况，香港西贡西郊野公园可以说是目前香港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得最好的一处，植被覆盖率颇高，动植物种群丰富多彩，山沟里经常可见野生母猪领著一群小野猪在寻找食物，山间路边常有赤麂（黄猄）的出现，山坡树丛中雀鸟欢乐地唱个不停，海湾处的红树林生长状况良好，充分表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所以这里被人称爲香港的后花园。
也就是在这个如此幽静而被人们差不多遗忘的地方，居然发现了一处远古时代的石器加工场，对这处遗址的发现，以及它出土的大批石器工具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前面谈到的绝对年代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因爲这个石器时代加工场出土的这批石片石器，在整个华南地区是首次的。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在岭南地区，最常见的是以砾石石器爲主体的含手斧形石器的工具组合。石片石器偶然会有少量的出现，大批而集中的出现，黄地峒遗址仅属唯一的一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虽然通过取样，用光释光法测试，已知道其绝对年代，但在这里面，显示出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是不整合的。L3和L4之间有缺失，不整合，年代从距今39,000±1,320年一下子跳到距今6,800±600年去，中间有近3万年的缺失。但从时代工具加工的技术，工具的器物类型学上虽然可以勉强分出一个不同的类型，但也不是太明确的。总体上还是属于石片石器类型的范畴。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除了继续从工具套的角度深入一步研究外，还得从生态环境变化这方面来分析考虑。下面的论证是我们在掌握现有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逐个进行分析，以求达到某种的解释。
四、黄地峒遗址古环境分析
根据《香港第四纪地质》、《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黄镇国、李平日等，1982）所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约在120,000年前的间冰期（国内爲庐山间冰期）。香港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海平面高于现在的海平面约4～6m，即现在整个企岭下海地区均在水下之中，出露地表的只限于山坡上采石场残坡积。按理在暖期所形成堆积物其颜色应该爲棕红色。但发掘中没发现这一层的堆积，是否可以证明这个遗址最早也达不到这一时期？其后气候逐渐寒冷，转入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我国爲大理冰期）。大约在距今75,000年前，冰期已相当冷，使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低约77m，整个企岭下海因而出露于海平面之上，成了古人类可以在其上活动的地方，也成了沟通黄地峒、深涌和现在的三杯酒、井上等地的通途。因爲根据水文测量结果，现在企岭下海整个海湾水最深处也不超过15m。其后，出现了多次的气候波动，最爲严重的是到了距今28,000年前这个时候，气温变得相当暖和，使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再一次被海水淹没，但爲期不长。大约从距今25,000年开始，气候再次变冷，在距今18,000～17,000年前成爲最后一次冰期最冷的时期，海平面下降至现在海平面以下120～130m的深度。这样，整个企岭下海湾再次暴露出来，爲古人类所利用，虽然到了距今12,000～11,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的高峰期过后，气候才开始转暖，海平面开始上升，直到距今约8000年前，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只低10m左右。这个时候，企岭下海湾的大部分地区已逐渐被淹没。到了距今约7000～6000年前，海平面已达到高出现在水面1～3m的水平，之后才缓慢地下降到如今的水平。
从目前出露的L4和L5来说，颜色不发红而是发黄，说明是冷期的堆积，L3和L4之间有缺失，从年代计算上正好是暖期存在的时间，这时的气候是炎热多雨，侵蚀能力很强，加上是很陡的坡积，全部堆积被侵蚀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造成缺失。
后来又转入冷期的高峰期，所以堆积下来的地层也只能是冷期的灰色堆积，这种情况和当今发掘中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爲什么越靠表层颜色越深，这可能与表层植物的腐殖质淋滤有关。
另一个能影响到黄地峒遗址是否存在的因素，是地壳的抬升，本地区的地壳运动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自第三纪以来，基本爲抬升，上升速率爲25～80mm/a。虽然各部位的上升是不平衡的，但我们也应加以适当的考虑。
依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把黄地峒遗址可被利用的时间段划分出来。第1段是距今75,000年前左右一直到28,000年前，这一段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第2段是28,000年前至25,000年，这一段时期由于气候较暖，海平面上升，曾被人们称爲晚更新世的海侵期。这一段黄地峒遗址大部分可能不能被利用。距今25,000～17,000年前，甚至到距今8000年前这一段时间，海平面下撤很厉害，黄地峒遗址是可以被利用的。距今8000年以后，尤其是距今6000年以后，黄地峒遗址能出露海平面之上的只有采石场的山坡部分。根据遗留到今的加工场分析，加工场的中心部分不在山坡上，而是在现在的潮间带水下1m左右的海滩上。从安全角度来看，山坡上一来受开采石料的限制，不能靠得太近，二来山坡的坡度太陡，不宜古人类在此进行加工的活动。
根据这一分析，光释光所测出的绝对年代与地层埋藏的情况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距今75,000年前后，黄地峒遗址基岩出露水面，开始风化，形成T4L4层和T4L5层的堆积，其形成时间大约在距今40,000年左右。正好L4、L5文化层的OSL年龄爲：T4L4是aBP39,000±1,320、T4L5爲aBP35,000±1,350。这里爲什么会出现倒位？可从采样时所选择的埋藏部分来分析，不难找出原因。
另一个结论也可以从此得出，有人认爲这个遗址存在的时代可以达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可信。现在看来这种怀疑基本可以取消，因爲目前所掌握的证据里，没有一个是支持这个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还可以被使用的。因爲那时海平面比现在还高出1～3m的高度，古人类单采石料而不进行加工是不可能的，而且，开采出来的石料也不可能全部留在山坡上，绝大部分落到海里拿不到。除非另找地点进行加工，但迄今爲止仍未有发现。
我们又可以从孢粉分析结果来看看，我们的气候分析是否准确？在上述的孢粉分析表中可以表明，T4L4、T4L5两层的孢粉组合与T4L2层相似，都以蕨类孢粉爲主，占95%以上，木本花粉含量少，未见草本花粉，而木本孢粉在L4层中只有银柴属（Aporasa），L5层中也只有野桐属（Mallotus）而L2层中有的也只有大戟科（Enphoorbiaceat），野桐属和松属（Pinus）。从树种上可知，这三个文化层存在的时期，其气候都比现在冷一些，处于冷期，这结果与OSL测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因爲L2层OSL年代爲距今2,848±126年，也是一次冷期，在这次冷期里，原来茂盛地生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喜热和喜水树木——水松，因耐不住寒冷的袭击，而大批冻死。这就是又一个旁证。
五、小结
通过对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的生态环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深涌黄地峒这个遗址存在的时代，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距今8000年以后这个遗址的被利用可能性甚少，因爲单纯开采石料不一定非在单一地点不可，附近亦有几个适合于石料开采的地方，但调查结果表明这几个可开采石料的地点均未被开采。这说明古人类选择在此地点开采是还有其它条件所决定的，比如离此地点北边约30多米的地方，有一处水质不错而水量不小的山泉水，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另外，这个地点下的海滩地势也比较平坦，有利于古人类在其上面进行石器加工工作，这也不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后来在8000年以后，由于海侵出现海平面上升，以上的有利条件大部分失去，致使古人类放弃这个加工场而另找它处。这种分析进而帮助我们较爲准确地判断这个遗址的文化性质只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类型。加上其地层堆积出现明显的不整合和缺失，而在绝对年代的测试结果中也清楚地反映出来是这样吻合，地质孢粉测试结果同样说明L3和L4都属冷期，这一系列的科学结果充分说明这个遗址的地层堆积被侵蚀掉的部分正好是暖期的东西，因爲也只有在暖期的气候环境中才有条件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好这个遗址所在的地点是一个非常陡的山坡上，它的埋藏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说，这结果也爲研究者探讨这种文化的埋藏条件和成因创造条件。虽然时至今日一切因素仅仅露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做大量的工作去验证，但起码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由此就可以多少看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塑造一个遗址或一种文化是何等的重要。过去我们往往孤立地在类型学和所谓地层学中打转转，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就是因爲我们不明白生态环境诸多因素的变化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间的重要关系，所以阻碍了许多问题的正确理解。今天我们已基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它和利用它，这也许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几十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的一点点体会吧！
潇贺古道(北段)调查的啓发
——浅谈海陆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 前 言
潇贺古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贺州则位于这里的交通要衝，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接地。由于贺洲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的族群比较複杂，以汉族爲主，兼有壮族和瑶族，粤语方言爲流通语言。由于地缘的关系，形成这一地区多元的文化。历史上贺州地区也是中央王朝最早推行封建制的地方，具有共同的生産方式和经济模式；在地域上属珠江流域，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
2004年5月，受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教组、珠江文化研究会和中共贺州市委宣传部的委托，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组织由广东、广西两省区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潇贺古道考察组，对潇贺古道进行调查。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镇洪教授任专家组的组长，组员有谭惠忠、王宏、于凤芝、陈小波、覃芳等共6人，从历史、考古、地理、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潇贺古道进行深入细緻的实地考察。潇贺古道由湖南道县双屋凉亭开始，到广东封开县的封川码头，我们把湘桂境内的古道称爲北段，广东境内的称爲南段。本次考察的重点爲北段，即贺州市八步、富川瑶族自治县及湖南的江永县、道县等地，潇贺古道南段调查也即将进行(图102)。
江永县主要考察了上千年古村——甘棠村的一段由石板铺成的古道和寿萱亭。同时我们还看到了神秘的千古奇文——江永女书。赵丽明博士认爲：“江永女书作爲妇女专用文字的确是一种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它的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女书是一种汉字变体，但它是一种音节文字，属于汉字和日本假名之间。女书在汉字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社会学、民俗学、妇女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这段话概括了女书的特点。实际上，女书幷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记号音节文字。
道县主要考察了西綫古道(即新道)的起点——双屋凉亭。
富川瑶族自治县考察第一站是谢沐关，关口险要，是湖南通往广西的咽喉。关口地貌低平，由北往南一马平川。秦时新道就是从湖南通过谢沐关进入岭南的。有几段古道保存较好，由湖南道县一直延伸过来，路宽约16米，路面是用鹅卵石铺成，有些路面已经修补过，有的是用废砖修补过的，目测很难断定它的年代。另外，还考察了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百柱庙、秀水山庄、青龙桥及回澜风雨桥等。
贺州市八步主要考察贺街的临贺故城、信都铺门的封阳古城、水井头村的古码头、明代万曆年间的开明寺、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英民古墓群等遗迹。桂岭镇考察了古道的干綫——七里古道，路面与富川县境内的古道不一样，路面是用青石板铺成，筑路的年代也不甚清楚。这条路向北一直延伸到湖南境内，向南则通往贺江沿岸的水井头村古码头，沿河可达珠江干流——西江，说明在古代这条綫路也是通往中原交通要道。在贺州市博物馆看了这一地区出土的精美文物，丰富且年代久远的文物说明了贺州地区是岭南接受中原文化最早的地区之一。
这次调查是以实地考察爲主，希望能通过古道的年代问题，证明潇贺古道中部的贺州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接地。古道沿綫所发现的遗址、墓群、营盘、出土的文物等等只能作爲旁证，要解决古道的年代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认证是有必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在古道选择一两个地段，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发掘一两个探方或者探沟，通过出土器物的研究分析及采集一些样品进行测年，可以得出可信度较高的结果。这是下一步所要做的重点工作。
本次考察是在中共贺州市委宣传部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考察过程中得到贺州市各区、县党委宣传部、文化局、博物馆等部门以及湖南省江永县、道县党委宣传部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幷致谢。本文也是在覃芳副研究员代表考察组所写的调查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
二、调查初步结果
(一) 桂岭古道出现的时间可能最早使用的时间也最长
桂岭古道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一般称之爲潇贺古道之东綫，即贺江上游綫，亦称桂岭河綫。桂岭的枚桂码头就是经过七里古道后进入珠江水系桂岭河的第一个码头(图103)。
贺江是珠江干流西江的一大支流，这一地区爲西江流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河网纵横，山地丘陵密集。由众多的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谷地，平坦肥沃、草木茂盛，且灌溉便利，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在古道的周边地区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1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活、劳动、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在西江流域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都有古人类的文化遗址。
广东封开县发现的遗址较多，且在文化的发展序列上有连续性，而在广西的梧州及富川也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封开县位于广东西部的西江中游，县城江口镇距广州市260公里，西距广西梧州市22公里，北回归綫正好从这里穿过，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3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30处。旧石器时代的垌中岩遗址位于封开县渔涝区河儿口村北面，1978年秋天在洞内发现一枚人牙化石和9种哺乳动物化石，1989年冬对此洞进行正式发掘，又发现一枚人牙化石及更多的动物化石。据测定，垌中岩遗址的年代爲距今148±13万年，与广东曲江马坝人的年代相近稍早一点。伴生的动物群有丁氏鼻猴、大熊猫洞穴亚种、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犀、纳码象、南方猪、西藏黑熊、最后斑鬣狗、猎豹、华南豪猪、斑鹿、麂、猕猴、黑鼠、金丝猴、野猪、巨貘、水鹿、牛、羊等。在垌中岩动物群中，草食性动物的鹿类、牛类、羊类和杂食性的野猪类占的比例相当高，这反映了当时的环境是林木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凉而不太乾燥。所以这一带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良好环境。另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即罗沙岩和黄岩洞，前者是一处可分三大文化层的从10万年至2万多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后者距今1~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很有可能延续到中石器时代。另外，在广西富川县发现的狮子岩遗址、横山岩遗址、尖山大岩遗址、荆竹山遗址、狗公山遗址等，都被认爲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但很少作更深入的研究。
封开黄岩洞遗址位于垌中岩遗址南面约15公里的一个石灰岩孤山上，与垌中岩正好遥遥相对。黄岩洞遗址发现于1961年，当时在洞中发现一批石器。1964年，在洞中又发掘出两个人类颅骨化石，幷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1990年对该洞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两个人类颅骨化石分别属于两个个体，其中一个仅存额骨，鉴定爲小孩，性别不明；另一个爲成年男性，蒙古南亚人种。其年代距今一万年以上，也有人认爲是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即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遗址中发现有589件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刃部磨制石器、砺石和其他石製品，石料绝大部分来源于附近河滩的砾石，岩性多爲砂岩，次爲石英砂岩，个别爲石英岩、花岗岩和板岩。砺石仅发现3件，在器身较平的一面有明显的磨蚀痕迹；磨制石器有4件，只是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简单磨光刃部。砺石、磨制技术的出现，预示著西江流域的古人类在石器製作工艺方面面临著一场大革命的到来，将使人类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堆积层中出土的有猪、鹿、麂等现生种类动物牙齿、肢骨以及螺蚌壳等，另外还有炭屑、灰烬、烧土、烧骨。表明此时期西江流域的古人类已经学会控制、使用火来煮熟食物，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据研究认爲，黄岩洞遗址是一种家庭式的群居生活，人数约在20人左右。从堆积中含有大量的螺、蚌壳及少量哺乳动物骨胳情况分析，黄岩洞遗址的人类主要过著采集水生动物爲主要生活来源，狩猎是补充食物手段。此外，遗址中有数量不多的穿孔石器，根据南非布须曼人应用这种工具的情况，推测这类石器的用途爲挖掘棒上的加重器，用于挖掘薯芋之类的块茎植物作爲补充食物的来源。对于穿孔石器最近有学者把它看成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崇拜的象徵物(漆招进，2005年)。
进入新石器时代，西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发现有众多的文化遗存。在广西梧州市西郊和西南郊沿西江两岸的桂榜山、金鸡蛋山、蜈蚣山、高旺村、五量地、木铎冲等都发现有石器散布点。在苍梧县人和乡长山、夏郢乡凤凰村等地还发现有刃部磨制过的石斧，幷有少量夹砂粗陶片，研究者认爲是新石器早期的遗物。在富川县城东北面富阳乡鲤鱼山遗址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除出土一个人的下颌骨之外，还有磨制石铲、石斧、石矛、石镞、石环、陶纺轮、陶鼎足等。另外在富阳乡还发现有寡母山遗址、大山遗址。在寡母山遗址中，除发现各种形状的石斧及石凿外，还发现石纺轮3件，石犁8件，均很有特点。这些工具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进入农耕时代。在广东封开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更多。1982年，仅在杏花河两岸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8处，聚落点分布十分密集，说明这里的经济已有较大的发现，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人口也繁衍得快，有些遗址面积很大，如塘角嘴遗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80米，总面积14400平方米，出土石器有双肩石斧、锛、石铲、凿、镞、磨轮、石环、石芯等；陶器有纺轮、陶拍，还有许多曲尺纹、方格纹、叶脉纹、夔纹、云雷纹和米字纹等纹饰的陶片。佛子岗遗址比塘角嘴遗址还要大，长180米，宽120米，总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石器有双肩石斧、长身锛、有段锛、镞、磨轮、石芯、纺轮、石环、砺石等，夹砂陶有方格纹宽口沿鼎、釜、罐、折腹盘等。鼎足发现有35件，说明鼎在陶器中占的数量是相当多的。鼎是一种炊煮器具，这么多的鼎在同一地点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可能已经按家庭爲单位分伙而食。更爲特殊的是，该遗址延续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至青铜时代。在遗址的最上层有青铜时代的石戈、石矛，夔纹、云雷纹、曲尺纹陶片以及汉代的方格纹陶片等。牛围山遗址是封开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总面积在36，000平方米以上，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心聚落，在遗址内采集到一件大型石铲，与广西右江地区出土的同类石铲相似；出土的石器也以有肩石斧爲多，这是农业生産发展的标志。除封开县发现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外，在西江下游的高要县也发现蚬壳洲贝丘文化遗存，西江支流双金水河旁有茅岗遗址等。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稻穀，超过距今10，000年前，也是较早学会製造陶器的先民。和广西临桂的庙岩遗址出土的原始陶器可以比较。
上述考古材料表明，西江地区从10多万年前到距今4，000多年前都有不少古文化、古聚落遗存，而且有相对清晰的传承脉络，这里的史前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存，作爲历史发展的佐证。
在秦汉以前这里民间的交往就已经很频繁，幷且有了商业上的往来。在商周时期，西江地区的族群，有苍梧族、西瓯、骆越族等族群，而有史书记载的最早的族群则是“仓吾”一名。《逸周书·王会解》载岭南部族向西周成王进献的物産中有“路人(骆人)大竹”
“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骆越之菌”等方物。《逸周书·王会解》还记载了岭南与中原进贡及商品交换的情况，伊尹受商王成汤之命，爲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圆、损子産、里、百濮、九菌，请命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爲献。”那么，这些物品是从哪里进入中原的？
《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问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劂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甚至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爲零陵。”《方舆胜览》说九嶷山“亦名苍梧山。”在司马迁之前，也有舜葬九嶷山的说法，幷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指的是九嶷山，屈原《九歌·湘夫人》也认爲，舜南巡死葬九嶷山，其二妃追随寻夫的神话传说，即是发生在湖南南部地区。特别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地形图》，在九嶷山处也出有“帝舜”二字，证明二千多年以前，长沙古国地图中也留下了帝舜南征的遗迹。2002年以来，湖南省考古部门对传说中的九嶷山舜帝陵庙遗址进行了长达3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舜帝的陵庙就坐落在潇水的源头宁远县境内的九嶷山，发现了唐宋及更早时期舜帝陵庙遗址，与古文献的记载相吻合，证明九嶷山舜帝陵庙的历史真实性。
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的尧舜集团与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有过激烈的对抗战争。《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有苗又称三苗、苗、蛮或是苗蛮。其主要活动区域，史书多有记载。如《战国策·魏策》记吴起听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杜佑《通典》云：“潭州，古三苗国之地。”又说：“岳州，古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凡今长沙、衡阳诸郡三苗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长沙条说：“南距五岭，北界重湖，内抚蛮，外控岭粤，古三苗之境地也。”从史书记载来看，三苗集团的活动范围很广，可能已经达到岭南的北部地区。
按照当时华夏集团扩张领土欲望，他们在征服三苗之后，必有向南部的苍梧古国及其他岭南古国发动兼幷战争的行动。那么，我们是从哪里越过岭南呢？舜“南抚交趾”、“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是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有一条通往岭南的道路，进贡到中原的物品应是从这里运输过去的；同时也表明，华夏集团没有开闢新的綫路通往岭南，而是沿著桂岭古道向南扩张。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从一个侧面说明，尧舜时期，华夏集团的势力已达岭北地区，尚无力深入岭南腹地，但在民间则早已通过桂岭古道开始了商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发现的史前遗址和出土之文物来看，这种交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已爲古人类所利用和存在，成爲古人类向北辐射的最早通道之一。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沿几条进军路綫修筑新道。潇贺古道之西綫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扩建岭口古道成爲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爲主的“新道”，它“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进入富川县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爲170公里，境内65公里。路宽1~15米，多爲鹅卵石路面，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蜒于萌诸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北联潇水、湘江，南接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永系和珠江永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爲楚越交往打开通道。”因此，这条道路的使用要比桂岭古道要晚。秦汉及其后几百年间，潇贺古道是岭南岭北最主要的通道。汉武帝开闢“海上丝绸之路”，进出口货物大都经由这条通道。繁忙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使古临贺县成爲岭南重要商业城市，而且留下了许多遗存。沿途有古临贺县的桂岭中学背墓群、营边岭墓群、将军岭墓群、巫家村墓群、燕子岩墓群、大坳墓群、侧髻界南墓群、云山墓群。桂岭的枚桂码头附近分布有英明、爱民、进民和松木龙墓群、遗址等汉代遗迹。
(二) 比较繁荣的本土文化
由于这一地区是岭南与中原最早进行文化交流的地区，因此，在文化上也比岭南的其他地区要发达，考古发现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特别在先秦时期，这里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多元的青铜文化。
1996年在贺州市马东村发现了两座周代墓葬，出土器物全部爲青铜器，共8件，有罍1件，鼎1件、甬钟1件、矛1件、短剑1件、镞1件、凤字形钺1件、锯齿纹锛1件。这些青铜器物多带有中原的风格，如M1出土的青铜罍就完全是中原的作风。唯有凤字形钺及锯齿纹锛略有地方特色。可见此时期桂东地区的青铜文化还不发达，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绝大部分器物是仿造中原的，不管是在纹饰上还是在器形上。
1991年7月，在贺县沙田镇龙中村东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一处岩洞葬，幷出土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共出土器物33件，其中有18件青铜器。青铜器有鼎3件、牺尊1件、铜鼓1件、铜罍1件、盒1件、龙头形饰件1对、兽头形饰件1对、箕形器1件、凤字形钺1件、环形器1件、勾形器4件、叉形器3件。墓葬的年代在战国时期。这批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既有中原的作风，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有些还间杂有楚滇文化的因素。如罍、盒、牺尊等都能在中原文化中找到其原形，窃曲纹、蟠虺纹、蟠螭纹等也都有中原的风格。铜鼓的风格与云南石寨山早期铜鼓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盒、牺尊、鼎等都属于越式，具有越文化的特点。铜盒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吴王夫差盒相似，也与江苏吴县枫桥何山春秋晚期墓葬出土自铭爲“楚叔子途爲之盒”相似。如此看来这些器物在墓主手中保存的时间很长，死后才随葬于墓中。从陪葬的器物看，墓主的身份是很高的，幷非普通的平民百姓。墓中出土的青铜鼎有3件，在中原地区，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祭祀用具，它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显示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标志。商代贵族墓中，中小墓一般是陪葬鼎1至2件，大墓则有30馀件。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以表示等级秩序，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平民百姓还是不能用鼎。铜牺尊、铜罍、铜盒与铜鼎一样也是青铜礼器。龙中墓出土的这件铜牺尊很有地方特点，尊高537厘米，长48厘米，足高134厘米，整体形状像一隻怪兽，背部有口，可由此处把酒注入腹腔内，口上有活动的盖，盖面浮雕盘蛇，蛇身饰3道鳞纹，居中蛇首高昂爲盖钮，尊的头部形状古怪，张颌露齿，双目圆睁，有双角，圆柱形，尊的尾部有一直立攀附的小龙。整体纹饰内容充满了浓郁的古越族文化特点。出土的一面铜鼓，属于石寨山类型。铜鼓是岭南越族自己发明创造的权威性文化物，同样也是权力地位、财富身份的象徵。铜鼓作爲权力的象徵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隋书·地理志》云：“自岭南以南二十馀群……幷铸造铜爲大鼓……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功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爲都老，群情推服。”、“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又《明史·刘显传》云：“得鼓二三，便可谮号称王。”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上，有杀人祭祀铜柱的场面，被杀的人反绑在铜柱上，以干栏式楼房作爲祭台，围绕著主持祭祀的奴隶主，在祭台的左、右、后三方陈列16面铜鼓。陈列的形式有点类似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在古代越人中，铜鼓是最大、最爲尊贵的青铜器物，裴駰在《广州记》中说：“狸僚铸铜爲鼓，惟高大者爲贵。”鼓体越大，表明拥有者的权势越重，地位越高，财富越多。铸造铜鼓不仅需要技术，同时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一般的贫民百姓是没有实力铸造的，只有统治者都能铸造幷拥有使用权。铜鼓的出现，表明岭南越族已出现阶级对立，贫富分化愈演愈烈。
在贺州市，战国以前的青铜器也有零星发现。1976年，桂岭公社英民大队的村民在挖地时在距地表04米处发现一件铜鎛。通高385厘米，顶宽12厘米，底宽185厘米。鎛身前后两面各有乳钉两排，上排2枚，下排5枚。乳钉之间饰鳞纹，鎛纽和扉棱同鎛体一次浑铸，合范綫通过鎛纽中心。根据纹饰和器形推断，可能爲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的遗物。据《贺县志》记载：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秋，在今黄田镇里松村曾出土一件云雷纹乳钉铜甬钟，从纹饰推测可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物。桂岭公社与湖南交界，说明楚与百越有密切的交往，特别是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通过潇贺古道传到百越地区之后，对百越地区的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1980年冬，贺县铺门公社陆合大队社员在贺江边劳动时，发现了一批古代青铜器，共计20件，其中斧13件，钺5件，镞2件。这些器物很可能是墓中的随葬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器物应是本地铸造的。器物的种类及形制均与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中的器物类型相似。贺县铺门与广东怀集县交界，怀集县与广宁县相邻，它们出土的器物基本一样。说明之间存在著某种文化联繫。秦以前岭南主要是古越族聚居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通过著名的湘桂走廊传入百越。
2001年11~12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贺州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贺州市高屋背岭M122、M123进行发掘，共出土50器物件。其中铜器48件，器形较多，有棺栓、矛、斧、剑、匕首、刀锯两用器、转角器、镦、锛、斧、钺、镞等。其中棺栓4件、铜矛1件、铜剑1件、匕首1件、锛2件、斧2件、钺2件、刀锯两用器1件、码角器1件、铜镦2件、铜镞31件。这两座墓出土的遗物器形简单，种类主要是实用青铜兵器、生活工具及陶生活用具，与岭南地区战国浒的墓葬基本相似。与上述的马东村西周墓一样，这两座墓的随葬品大多具中原作风，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
广东封开县、德庆县、罗定县等地的先秦墓葬，都属于西江流域，这里的文化与贺州地区的文化同爲西江文化的一个载体，在文化上与贺州地区很接近，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8年9月，广东省考古队在封开县南丰镇贺江东岸约05公里的利羊墩岗丘上，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战国墓有30座，西汉早期墓11座，西江晚期及东汉墓各一座，南朝墓2座，唐宋墓3座，明清墓9座。战国墓出土器物较爲丰富，计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铁器和玉石器等。青铜器共49件，器形有斧、锛、锥、凿、钺、长剑、短剑、戈、矛、镦、镞、鼎、带鈎、刮刀等，在两件刮刀上分别铸“王”字。这批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不是很丰富，而且看不出有明显的贫富差别，其情况与广西平乐银山岭的战国墓葬群一样，随葬的青铜器以兵器爲主，墓葬的规模较小，没有发现能体现墓主身份九占有较丰富财富的青铜礼器、酒器或乐器，只有M2出土一件越式铜鼎。M28出土铜剑、短剑、戈、钺、刮刀5件青铜兵器，墓主可能爲武装将领。除封开县外，广东西江下游及其支流沿綫的广宁、德庆、怀集、肇庆、罗定等县市都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出土，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爲最多。据杨式挺先生于1996年统计，广东发现的青铜器共有12000件，粤西地区就占了60%左右。而粤西地区的青铜器大部分是在西江沿岸或是西江支流沿岸发现的。
在贺州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年代从西周至战国，有些是从楚地传过来的，但大部分则是在本地铸造的。青铜文明的出现标志著社会文明的出现，以前往往认爲岭南地区在先秦以前仍是原始社会性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才飞跃进入封建社会的观点看来得重新审视。贺州地区通过潇贺古道，得中原先进文化之先，创造了岭南地区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形成贺州地区多元文化的特点，既有中原地区楚、滇文化的特徵，又有本地区的越文化特色。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即在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建立桂林、象郡、南海3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将秦所置3郡划分爲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7郡，后来又增设儋耳、珠崖2郡。其中苍梧郡是以族名设郡，苍梧郡的县就比较密集，大致与现在的县制布局差不多。苍梧郡10个县，郡治在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市附近。另外有谢沐县，驻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县，驻今广东肇庆市；封阳县，驻今广西贺县南部信都及广东封开县地；临贺县，驻今广西贺县南部贺街；端溪县，驻今广东德庆县；冯乘县，驻今广西富川县东北；富川县，驻今广西钟山县；荔浦县，驻今广西荔浦县西荔水北；猛陵县，驻今广西苍梧县西孟陵。苍梧郡所辖县大部分在广西东部与广东西部的连接地带，也是在古道的两旁。从广东肇庆到广西的富川，直綫距离约200公里，其间分布著10个县，在汉代来说是非常密集的，这也表明这一地区是汉王朝的重点开发区。也是广西接受封建文化的主流区域。我们在广西贺县铺门镇河东的高寨一带考察时，发现此地遗存有汉代封阳县旧城址，而且在城址外还有古墓群共存。封阳县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辖区包括今贺州市的信都镇、仁义镇、铺门镇、水口镇、太平乡、苍梧县的沙头镇和石桥镇，以及广东怀集县和封开县的一部分。城址保存完好，由城垣和两层土台组成，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80米，城垣高4米，下宽10米，上宽4米。贺江从其西面绕过，流向东南，地势险要，是潇贺古道东綫上的重镇。在城址内散布著许多汉代的方格纹陶片，还有许多筒瓦和少量瓦当，表明这里原来的地面建筑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建筑是相似的。封阳县自西汉建制以来，历经东汉、三国、隋、唐、五代等朝，直至宋初幷入贺州临贺县爲止，历时千馀年，一直是商埠要津，经济贸易都比较发达。城外有规模较大的古墓群，这批古墓葬的年代从西汉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朝。目前已发掘的有13座，出土文物450多件。
在封阳故城的西南面约60公里的地方爲临贺故城，因该城位于临江与贺江的汇合处，因而得名。临贺故城延用的时间很长，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县治之后，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才将县治搬迁到现在的八步镇(即今贺州市驻地)。在历史上临贺故城曾有过几次迁徒和扩修，但迁徒的地方都不很远，一般位于临江与贺江的交汇处。西汉时的县城在大鸭村，爲长方形板筑土墙垣。西汉后期因城址屡遭水淹，才将城迁往洲尾。到东汉早期，又将县治迁至今贺街河西街一带，仍爲板筑夯土城垣。五代南汉时，贺县升爲州治，称贺州，辖临贺、封阳、桂岭、富川、冯乘等县，初期城址沿用东汉时期夯土城垣，后于乾和八年(公元963年)，南汉指挥使吴眴因守城之便，将西面城墙内缩90米，重新夯筑土城墙630米，与南北两城相接，幷于城外重开护城河。南宋德右二年(公元1276年)，仍沿用五代城垣，但用青砖包砌内外墙，辟四门，城上砌城垛，建敌楼，四周开凿护城河。之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皆没有多大变动。
徐松石先生认爲：“汉时苍梧郡的设立，当然是脱胎于尧舜时的仓吾国，和春秋时的百粤苍吾”。说明在秦之前贺州地区较爲发达的文化，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在此基础上才得以推广。总之，自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将西江地区作爲重点开发区，因而这里的汉文化也就表现得相当明显，其汉化程度就比桂中及桂西地区高。当然，西江地区的开发也是互动的，这里原来居住的是越人，汉人来后，越人具有很大的宽容性，非但不排外，还与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岭南，接受新的先进的文化。西江地区之所以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正是汉越民族融合的结果。
(三) 南北文化交流的最早通道
跨越五岭有五条古通道，其中湘江—灵渠—灕江綫和潇水—贺江綫是两条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路綫。由于湘江和灕江两水源距离很近，沟通两水可以比开闢陆路的工程量要小的多，于是秦朝的史禄选定了这一地方，开凿了著名的灵渠。可惜灵渠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千年间大都失修，潇水—贺江綫就成爲那时最兴旺的綫路。古人借助潇水和贺江行舟，在两水之源间走一段平缓的山路，或者借助秦修湘桂岭口的“新道“，可以轻易地翻越南岭。这条路綫从秦代南越国时就已经使用，直至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张九龄开闢了梅关新道后，才逐渐衰落。
贺江流至广东封开县注入西江，由封川至梧州一带，就是汉代著名的苍梧郡广信县，正是当时岭南与岭北的交通枢纽。由此溯江西行，可经柳江、邕江、左江到龙洲，进入今越南境内；西行不远，从今广西藤县溯北流江而至北流县，过鬼门关，再顺南流江到合浦，直接进入北部湾海域；东南行不远，从今南江口溯罗定至船步镇，越过分水岭，再沿鉴江顺流而下，可到今湛江、吴川之间出海，向东可经西江前往汉代大都会番禺(今广州)。著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于1947年就对此条古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认爲：“由西汉至南北朝……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汉中沿汉水而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苍梧，遂成爲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融和传播的重心。”
秦道汉关，拉近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通过潇贺古道，中原文化传到了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汉族一直是西江地区的统治者，因而汉族文化一直是这里的主体文化。汉武帝以后，西江地区的文教事业逐步发展起来，文人辈出。其中较早且比较出名的文士是西汉末年的陈钦，他是苍梧广信人，他专治《左氏春秋》，在当时是一代名儒，和同时代名噪全国的刘歆齐名。王莽曾经从他受学，陈钦授王莽以《左氏春秋》，自名爲陈氏春秋 。王莽篡夺政权后，自立爲帝，以陈钦爲厌难将军。他的儿子陈元，在家庭的影响下，继承父业，亦精于《左氏春秋》。他不仅经学造诣很深，而且善于辞令，因曾向光武帝建议“立左氏传博士”，受到博士范升的非议。陈元又上书当朝，誓死力争，帝下其议，范升複与陈元相辨难，陈元以充足的理由，进行精闢的阐述，前后交锋十几次，终于取胜。“帝卒立左氏学，太帝选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陈元以才高闻名于世，他与当时的桓谭、杜林、郑兴等，俱爲学者所宗，陈元官至议郎。从这个时候起，在岭南地区学习研究经学的文人学士日益增多，大大促进岭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东汉末年，苍梧郡又出了个大经学家士燮，他是广信人，专治《左氏春秋》而闻名京都。当时著名经学家袁徽曾向他讨教，发现他学问渊博，乃与尚书令荀彧书信说：“交趾士府君既学问渊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促全一郡二十馀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官事小阙，辄玩月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馀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后来孙权统治了交州，起用士燮爲交州刺史。当时中原战乱，南迁来到他那里避乱的经常有一百多人，这些人多是儒生，有名的如刘熙、薛综等，他们经常讲学，带领学生作学术研究，对岭南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三国初年的牟子，也是相当闻名的大学问家，汉献帝时牟子随母新从中原迁到交州，后在广信落籍定居。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从中原南移的人很多。当时移民中的文人多从事神仙辟谷之术，唯有牟子精心研究经学。他早年习儒家经传，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不信神仙方术，年仅26岁就已经很有名气。他精通儒、道、佛三家，抬高佛教，维护道教，贬低儒家。佛教在东汉年间开始传入我国，开始时不爲人们所接受，遇到阻力特别大。牟子先后学习儒家和道教学说，来到苍梧广信后，精心传习佛教。面对著人们众多的怀疑和非难，他通过设问，用宾主问答的形式，写成《理惑论》。全书37章，还有《序言》和《后语》，幷完整保存至今，被后代学者誉爲“我国著论弘佛第一人”。牟子之后的南北朝时期，佛教达到发展的高潮，《理惑论》应是这个高潮的先导，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我国的胡适、法国的伯希及日本的福井康顺等著名学者都曾对牟子的《理惑论》作过专题研究。上个世纪20年代，《理惑论》还曾翻译成法文和日文，一度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除汉族文人、文化之外，壮族文化是贺州地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是这里最底层的文化，在汉族、瑶族未来之前，这里主要是壮族的先民——苍梧族的文化。秦汉以后，大部分的壮族逐渐被汉族同化，重组成今日的梧州人。广东连山的同志认爲那里的壮族有土壮和客壮，土壮是指没有汉化的苍梧族后裔；客壮是俍兵遗民。广西的贺州、富川、昭平、钟山等地的壮族几乎都自认爲是俍兵遗民，未有士壮之说。但在历史上贺州地区确实存在著土壮，广东封开县的莫宣卿就是唐时的壮族，他出生在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考取状元，是岭南18个状元中的第一人。莫宣卿是唐时人，那时还没有俍兵徵调屯田之事，因此，莫宣卿应是当时的土壮代表。贺州地区是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这里不管是汉族文人还是壮族文人，都具有较高的汉文造诣。
由此可知，潇贺古道的存在爲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早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也爲海陆丝绸之路的连接提供了最早期的通道。因爲文化的兴趣和经济的发展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三、 促进五岭通道的开发和发展
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通道,当然不限于潇贺古道,后来逐渐开发出有五条通道之多,这些通道基本上是利用了南岭山脉中五座著名山岭之间的交汇处的狭隘通道作爲基础开发而成的。所谓五岭,即骑田岭(湖南东南宜章,郴州间,爲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又称爲梅岭）、都庞岭(在今湖南与广西交界处)、萌诸岭(在今湖南江华西南与广西边境,爲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的分水岭)、越城岭(在今广西东北和湖南交界,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五岭在秦代时概念模糊,后人以五岭所在地的县治来指称。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记载:“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汉代的五岭古道分别爲: 始安的越城岭道、临贺的萌诸岭道、桂阳的都庞岭道、骑田岭道、还有原有的大庾岭道。其中以潇贺古道(又称萌诸岭道、桂岭道、谢沐关道)爲最古老,使用的时间最长。其原因是这条古道连接潇水和贺江之间的陆路相当平坦,由两个盆地相连,中间只有一个小小的谢沐关口,根本不要爬山越岭,可以说是连接中原和岭南一条天然通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十多万年前)就已被古人类发现和开始利用,成爲古人类往北辐射迁移的一条重要通道之一。这条通道两旁发现了密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是一证明。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战国以后。后来由于经济、军事用途的迫切需要,才促使了中原统治者扩大对岭南的开拓,陆续开闢出更多的通道,致使出现后来的五岭各通道。但是其它各通道的开通,其艰难程度自然比潇贺古道的开通大得多。这无形中阻碍了这些通道的开通,但随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需要,尤其是对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流不断扩大,必然促成人们对捷径的要求, 岭南地区不仅是我国一块富饶的土地也是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通向和连接中印半岛和印度洋波斯湾的捷径,所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岭南的开拓和利用。起到连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的作用是任何地区所不能代替的。因此早在汉朝,在岭南沿海地区的不少地方如徐闻、合浦、番禺等等地方就已成爲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这就是一个佐证。所以五岭通道的开通和后来的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这一点不仅仅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下,也有著重大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和我一起进行潇贺古道（北段）调查的覃芳小姐。我这篇文章的完成，不少材料是由她整理提供的，不然我难于完成此任务。
文化与旅游的泛泛谈
一、从澳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谈起
前不久我看到了经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条例规定，如果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方面，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可由国务院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幷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言下之意，从此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不是“终身制”了。新的《文物保护法》对“历史文化名城”实行动态管理，而评定历史文化名城时，其主要根据的条件是，城市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三大方面。现在我们不妨按这三大条件来看看，澳门有哪些是符合条件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届时申请世界文化遗産就顺理成章了。
（一）城市的布局
任何一个城市发展到今天都有一个它原来的布局，澳门发展到今天就是有一个半岛加上两个已经用桥连起来的凼仔、路环两岛，好像一个耳环和两串珠一样。回归前，澳门市区的发展基本上都在澳门半岛上，现在由于建了澳凼大桥、友谊大桥，以及海堤公路，把凼仔、路环岛两岛都连起来，这样，凼仔、路环两岛的利用就可以更好的考虑。但不管怎么说，整个澳门地区的面积也不过17平方公里，近年来填海工程搞了不少面积，也只有23平方公里，总的来说，地方少，来得珍贵。但地方小也有好处，利用起来好布置，我对澳门虽然不能说瞭解，但走马观花的各地都跑了一圈，给我的印象是：简单、纯朴、集中，说它简单就是这么三大块；说它纯朴是它的城市面貌还是老的保留得多，原来的样子还在，狭窄的街道、矮矮的房子，民风古朴。说它集中，基本上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古建筑都集中在澳门半岛上，而且集中在几小块地方。就算您们最后确定拿来申报世界文化遗産的12项文化地点来说，也就是从妈阁斜巷一直往大三巴斜巷方向走，最后达到了白鸽巢前地。尤其是在大三巴遗址前前后后周围一圈地区，就有中国最早的修道院、最早的洋学堂（大学）、护士学院、翻译馆、铅字铸版印刷所，还有当年传教士的墓地，葡萄牙士兵的营房等等。虽然不少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一些土坑和文字标记。但我相信，这些建筑的文字资料甚至设计资料要找恐怕也能找到，我想，如果不能全部修复，挑一些主要的修复起来也是有意义的，至于周围的环境，要全部恢复是不可能的，可适当地选择性地加以拆除或穿衣戴帽，去年广州市爲了全运会在主要街道搞了个穿衣戴帽，结果对广州市整个市容的改观十分有效，而且这种改观不是临时性的，是相对长久性的。例如，广州过去的十三行和沙面那里没有穿衣戴帽之前，乱七八糟，一点过去十三行的样子也看不到，这次搞了个穿衣戴帽，按照过去的样子，加以装修，结果花钱不多，但原貌基本恢复起来，在此过程中拆迁的、动大手术建筑物很少，大受老百姓欢迎，政府花钱也少。此例子可否供澳门处理城市市容时参考？
至于整个城市的布局，我看，先要确立澳门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澳门大学程惕洁先生在他的论文中讲到，澳门各界对于如何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大伤脑筋。许多专家主张，澳门应该创造条件，逐步摆脱依靠博彩娱乐业的单一经济模式，朝综合性文化旅游和会展中心模式发展，要建设文化澳门，这种观点我认爲基本是对的，但关键问题在两点，一个是单一经济，一个是综合经济性发展，不用讲，单一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好的，不可能长久维持的，澳门的博彩娱乐业在东方地区是有名的，澳门发展到今天是否是单一的经济模式？在博彩娱乐业发展的同时，综合服务业是否也一样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原因又在哪里？如果说要朝综合性文化旅游和会展中心的模式发展，要建设文化澳门，我们首先就要问，条件有哪些？是否具备了？不够又如何补？如果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认爲问题就好办。
有人说，澳门地方虽小，但有悠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丰富的文物古迹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些宝贵的历史遗産应该在文化澳门的规划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这种讲法很有道理，也就是我前面讲到三大特点中的一个，就是集中，整个集中，部分也集中，作爲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来讲，这是符合要求的。
当然，如果从今后的城市布局来讲，我觉得博彩娱乐业最好集中南移到凼仔或路环岛上，澳门半岛要维持它的纯朴古典性，两个小岛可集中搞点现代化的建筑，博彩业跻身于此比较合适。
（二）环境
环境方面我的理解是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澳门的自然环境在座的各位可能比我熟悉得多，海岛风光在这里是不错的，但要形成一个大环境仍需加大力度，绿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不能不大力搞，这里颱风多，年年都有，高大的林木不宜栽种，但一些形成一个灌木丛式的树种和大面积草地是可以种植的。澳门的海湾很美，但海滩是沙滩的少，泥滩的多，在路环岛南面还是有些沙滩是很美的，可以开发成海水泳场和开展一些海上娱乐活动。广州现有一项珠江游很吸引旅客，有白天游和晚上游，白天游可以看广州市容，晚上游可以看珠江两岸灯火。如果澳门一岸两岛的边沿区加以适当的装潢和包装，来个环澳游，也很美，很有意义。澳门南边伶丁洋上小岛星罗棋布，是否有些地方海水不太深，而海水的能见度也不错，在海底上长有一些珊瑚和水草鱼类，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组织观赏活动，把这些地方建成一个海上公园，让旅客观光游看。广东徐闻就有这么一个珊瑚公园。香港屯门小榄海水淡化厂那里，他们搞了一个跳蚤市场，还带有海边钓鱼、小赛车场、出海看白海豚、野外烧烤等等。沿著海边搞得非常热闹，形成了香港旅游的一个亮点。投资不大，收效很快，而且给堤岸的人增加就业机会，在澳门的凼仔和路环岛上是否也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地点？从资料上看到，澳门特区政府准备在路环岛上兴建一个大型的“妈祖文化村”，方案包括几座不同的庙宇，和十几家餐馆及娱乐场，还修上山索道，如果真有此事，我觉得，修一个大型的娱乐场，是综合性的我赞成，把它建成东方的拉斯维加斯。甚至连跑狗场，以及其他一些与博彩业有关的娱乐都集中起来配以优质的服务行业，我认爲这非常好，与其他宗教文化，古建文化，甚至于茶文化，民俗文化等弄在一起更好。以上说的是大环境中的自然环境。
下来还得谈谈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涉及到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居民素质、小环境的治理等等。如果一个城市的风气乌七八糟，社会治安很紧张，城里的居民连较好的礼貌也不懂，小环境的治理也不重视，这样的城市还能称得上文化名城吗？依我看，澳门这个城市地方虽然小一点，街道窄窄的，井井有条，（起码说大部分是这样），回归后，社会治安也逐渐好起来，这里的居民和香港那边差不多。有公德心，待人很有礼貌（特别是土住居民，新移民中有些不好，他们把文革时一些不好的东西带来了。但这不是主流，主流是本土居民）卫生也搞得不错，但局部的小环境，不能不说有待加强和改善，例如大名鼎鼎的“妈祖庙”的周围环境卫生和莲峰庙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连个像样的洗手间都没有。另外，大部分的庙宇里供的神都是综合的，年代不同，种类不同，派系不同，这一切都不要紧，这可以理解爲宗教信仰的包容共济，正是澳门文化特点中的一个，但是在每个神面前，它的神座，它前方的神台以及配套设施，按理都应按这位神的时代特点、身份而供奉。有人会说，天长日久，有些设施坏了，维修时又找不到内行人指点应该做成啥样，往往随便就安上一个神台，一张椅子就算了，所以让人看了，不知道供奉的这个神到底是哪个时代的神仙，有点四不象。古建筑也一样，例如，现在已维修得差不多的郑家大屋，外壳土建已建得差不多了，而里面的设施呢，是否也已清清楚楚得按原来的设施加以布置？郑家大屋是什么年代的古建筑？它里面的设施一定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是明代或清代的，这必须弄清楚。大厅、天井、厨房、客房、书房和主人房的布置都会不同的，如果有照片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没有就应请内行人指点一下。不能搞出明代时期摆清代或现在的东西，山墙、影壁和屏风等等都应按时代加以设置。类似这样的事很多，我们坐在这里说起来容易，澳门特区政府做起来就有一定困难，但这一切都是必须要做的，这是起码的要求，所以不能不作。以上讲的是有关环境方面的问题。
（三）历史风貌
对澳门来讲，历史风貌方面条件是满好的，很有特色。我们虽然无法和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这些城市来比，动不动就是多少个朝代的皇都，有多少多少的皇陵。这些我们澳门都没有，如果说和皇帝拉得上关系得，就是南京皇朝即将灭亡时，端宗皇帝曾到过澳门。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但澳门有的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时期，成爲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东西文化包容、融合的典范。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有过仅有几次文化交流高潮中他是最后的一次，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内涵最丰富的一次，所以是最重要的一次。不仅如此，这次东西文化交流对中国后来的民族革命有著深远的影响，因爲无论中国资産阶级的改良派或者革命派都利用过澳门这个地方作爲他们的基地，进行活动。所以今天在澳门留下许多可以作爲上述历史时代标志的遗迹和遗物，这些文化遗物只有澳门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这就构成了澳门特区特殊的历史风貌。过去几年来，您们经过挑选作爲申报世界文化遗産的12处文化点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甚至连第一批公布的18个古建筑物也很不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文物点也很有价值的，如大名鼎鼎的莲峰庙和“国父纪念馆”（即原卢夫人寓所）等等。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这个历史风貌，随著现代化都市的建设，免不了会触动了这些古老的建筑物，只有保护好了才能谈得上利用它。所以，归根到底还涉及到一个城市规划问题，澳门这三大块地方您如何布局就看澳门特区政府了，别人是干预不了。总的原则是：老的要保留，新的要建设，又要考虑到国计民生，经济发展。怎么办？我认爲，只要尊重历史，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地处理，这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一定能成功的！成爲世界文化遗産也不难。
二、关于旅游资源开发切入点的选择
自从温家宝总理到香港视察,提出要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使双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一个互相拉动的作用,后来又以正式文件确定下来。各地在此精神的鼓舞下,闻风而动,尤其是旅游部门更加是一马当先地跑在各行业的最前面,都希望把本地区的旅游业搞得更加繁荣兴旺。搞旅游要有资源,有资源就要想办法开发好。旅游资源有多方面的,有历史文化资源,有生态文化资源,有人文景观资源,有饮食文化资源等等。这些资源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四省一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和广东)中是相当丰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开发,不是想开发就能开发,也不是开发了就一定能开发好。前不久,爲了筹备2005年在广西桂林市召开的《文化与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受筹委会的委托,派出一批专家学者带著问题,到桂林市、灵川、临桂、阳朔、恭城和兴安等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又结合我们过去曾调查过的广东封开小桂林、肇庆七星岩、英德宝晶宫、仙桥地下河、阳春的灵宵岩等旅游区作对比。就发现了如下一些问题:
我们认爲有旅游资源不等于马上可以开发好,要开发好首先要选好切入点。众所周知，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不少,大家都想开发,但要开发好,不是一哄而上就可以的,要有一个好的切入点,选切入点要讲究条件的,条件又分主次,我现在讲的是主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这是硬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有资源,不管是历史文化的或生态自然的,您首先要占有这些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一定要比较丰富,不是孤立的。例如,广东四大名园:顺德的青辉园、东莞的可园、番禺的余阴山房、佛山的梁园,名气很大,但相当单薄,如果不与其它景点串联起来开发,就难成气候,还不如现在人气很旺的番禺宝墨园。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资源总比没有的好,就像要煮饭首先要有米一样。
第二个条件是当地各级领导重视和群众积极才行,这是软件。单有上级领导重视而基层领导不重视,或者单有基层领导重视而上级领导不重视都不行。例如,广东英德市,市一级领导很希望通过开发英德市的旅游资源把英德市的经济带动起来。英德市的旅游资源的确很丰富,颇有名气的有宝晶宫、英西峰林、仙桥地下河、通天岩、长湖等等,还有不少是处女地未被开发的, 例如,石门台原始森林、乳源大峡?下半部、横石塘热水汤、枇杷山龙眼园等等都是相当不错的,很有开发的价值。但眼前缺乏的就是两个积极性和合理的科学的开发,群众的积极性来源于经济利益,特别是贫困地区。因此,在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时,首先要照顾到当地群众的利益,不能损害他们,但在注意到照顾群众利益的同时又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要对国家资源进行科学的开发,不能滥开发,不能无止境的恶性开发,例如英德地下河风景区的枇杷山,那里有一个枇杷形的山头,是石灰岩的,在岩石缝里长了200多棵龙眼树(桂元肉那种),它的果实不大但很有蜜糖味,这是一绝。旁边还有三个非常漂亮的山洞,里面的石钟乳保存得很好,值得一看,百姓称三星宫,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但基层镇政府穷得没有积极性,村民有积极性，自己集资来开发，但缺乏科学指导，而且资金有限，最起码的安全设施也没有,以爲只要把洞口打开,让人进去玩就可以收钱,结果缺乏管理,急于赚钱,任由观众连看带拿,开张不到三个多月,洞里面被破坏的差不多,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少,爲了找回集资款,只好开发者也当起破坏者,把洞里好看的石钟乳打下来拿去卖钱,直到市政府知道事态严重后才加以禁止。大家看,好端端的一处旅游景点就这样被人爲破坏了,多可惜呀!这类事情各地都有不在少数。另方面,如果只有旅游资源,哪怕是现成的,但领导不重视也是无济于事。同样是广东英德市,事过境迁,上一届的市领导很重视文化建设,爲了开发好旅游资源,及时抓住最新发现的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起源的牛栏洞遗址建设,建立起一个颇具规模的陈列馆作爲一个旅游点对外开放,但换了领导班子后, 陈列馆关了门, 遗址的铁门也让人偷去了, 遗址无人看管,任人进出,洞内的遗迹已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讲两个积极性如何发挥要有一个正确指导思想,听起来这句话很老土,但现实讲法是要求我们要有现代科学的经济观点,要学会与时俱进。
第三个条件是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从古到今人们都说,万事开头难,这是一句大实话。搞旅游资源开发也要善于不断总结经验,开始时没经验可能走些弯路,但我们不能老走弯路,要多走直路,要从经验中找出路子来,在此不妨举个例子,全中国从南到北,从北京周口店上房山洞穴一直到广西的芦笛岩,只要您进岩洞参观,没有哪个景点不用古典神话的故事来形容和介绍溶洞里千姿百态的景色的,几十年不变,没有新意,到今天这巳经远远不够了。游客希望得到更多的带科学性的解释,能学到更多的科普知识和对大自然真实的瞭解。这是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们要跟上它,就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景点的面貌,使它永远都能与时俱进。比如,过去的展览馆,稍加一些辅助展品已觉得很有创意。今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就要求用声、光、电来製造理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