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终结Ⅱ》第三章第十六节）－《终结》连载二十

新人阶段相应于整个氏族公社。新人的体质特征已经与当代人基本没有差别，因而其发音器官业已完善，语言的连贯性及其表达能力均有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及其智慧也定然有很大改进——文明意识已经萌发，这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新人的内化速度加快，因而生产能力提高速度明显，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他跨过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十六节新人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蒙昧意识阶段，原始人已经开始使用生产工具来获取食物来源，因而，有了最初的技术手段，但这种技术手段是次要的，他们在主要的情况下，是靠天然的食物维持生存，采集与狩猎是其主要的谋生手段。因此，作为以使用生产工具为特征的技术就仅仅以萌芽的形式存在，可称之为前技术时代。而现代人由于拥有了自觉程序，其生产力水平因而得以迅速提高，人类社会得以进入了真正的技术时代，在其自觉程序内化的四个阶段中，使生产力发展呈现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石器技术阶段、农工技术阶段、科学技术阶段、信息技术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在经验引领下的经验技术时期，而后两个阶段则属于在理论引领下的理论技术阶段。

新人阶段相应于整个母系氏族公社。新人的体质特征已经与当代人基本没有差别，因而其发音器官业已完善，语言的连贯性及其表达能力均有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及其智慧也定然有很大改进——文明意识已经萌发，这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新人的内化速度加快，因而生产能力提高速度明显，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他跨过了三个发展时期。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

约在5万－1.5万年前，其典型代表是山顶洞人。山顶洞人遗址，是1930年清理“北京人”化石堆积的边界时发现的，1933和1934年作了系统发掘。

山顶洞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等四个部分。洞口高4米，下宽5米。上室为居室，南北宽8米，东西长约14米，石笋地面中部有一堆灰烬。洞口和上室发现有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数石器。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下处，有一垂直陡崖与上室相隔。下室发现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部分骨架化石，分属于青年妇女、中年妇女和老年男子等3人。人化石中有3个完整的头骨、几块头骨碎片、几个下颌骨、一些零星牙齿和一部分体骨。全部的材料共包括7个男女不同的个体，其中有4个成年，1个少年和2个小孩的。完整的头骨有1个是超过60岁的男性老人，2个比较年轻的妇女。由人化石的构造观察，虽然它还保留着一定的原始性质，但它已和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十分接近。它的前额已高起，眉骨不大显明，脑腔发达，头骨最宽的位置已上移至顶骨隆起，脑壳变薄，口缘后退，下颏显著。根据化石的性质将这种人划归”新人”类型中。由化石构造证明，这种人的像貌和我们现代人是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假如给他们穿带上现代人的服饰和我们站在一起，谁也不会用奇异眼光多看他们一眼。他们有短的颜面，方形的眼窠，高大的颧骨和广阔的下颌，证明他们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特别是男性老人的头骨，这种性质更为显明。

由山顶洞遗址里发现的石器非常少，一共才有25件，并且其中连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石器都没有。石器的原料有砂岩、石英和燧石。类型中有砍伐器、刮削器和由两端对击成的两极石片（两端刃器）。虽然其中有1件用燧石石片打击成的刮削器，在打片和修整上比其余的石器要精致些，但这样的石器在以前的时代里也可以找到，不能代表这一时代的打击技术。山顶洞遗址里虽然发现了许多破碎骨片，但加工修制的骨器很少。修制的骨器中有1件大约是作为矛头用的赤鹿角，表面不懂经过刮磨而且还有截割角枝的痕迹。此外还有几件用途不明的刮磨过的斑鹿下颌骨和1件骨针。骨针非常精致，针身细而滑，针尖锐利，另一端有尖状器挖出来的针孔。针身保存极好，可惜针孔的地方原来就破裂了。由骨针的发现，证明山顶洞人已穿上了皮制的衣服，由骨针的细致，又证明了当时人们已有相当的缝纫能力了。由于发现了许多的装饰品，证明山顶洞人很爱美。装饰品中有鑽孔的小砾石、鑽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与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鑽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鑽而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鑽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发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此外还发现了几块状赤铁矿，其中有一长块的一端已磨擦的很光圆，虽然是为了研磨粉末未作为染料或直接当作昼笔之用的。这种矿石非附近所产，而发现于此，证明山顶洞人的活动范围已经相当的广了，特别是海蚶壳只有海岸才有，今也见于此，更能说明了这一问题。由骨器和装饰品的性质观察，山顶洞遗址的文化时代应属于旧时石器时代后期（约五万年前）。由山顶洞里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除鱼和两栖动物外，共得48种哺乳动物，其中以斑鹿和兔为最多。这些动物多数都是现代种，绝灭的动物只有洞穴鬣狗、洞熊、犀牛等，绝灭的动物约占全部动物的8%。由于山顶洞遗址里仍存在着绝灭的动物，证明它的地质时代尚未越出更新世纪的范围，但它比周口店附近的其他地点都晚，应属于更新世纪期的后一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山顶洞物质文化的几个特点。发现的石器很少而粗糙，有巨大的敲砸器证明他们是处在旧石器时代；有了在石珠上磨制和在石坠上鑽孔的技术；有染色的技术；有大量的装饰品；有捕鱼和捉捕其他水中动物的能力。上述几点，最重要的是山顶洞人能捕鱼及捕捉其他水中动物，这说明了他们的生活面推广到水生生物上去。大量的装饰品的存在，说明了山顶洞人生产力的增加，生活比较富裕，也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有了爱美的观念。山顶洞人的墓葬说明诞时已经有了最初的宗教意识，也说明人们的思维有所发展，因此才会产生一定的葬俗。将赤铁矿粉末撒布在尸体周围，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举措。葬俗还说明当时人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氏族制度已经萌芽。

山顶洞人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虽然只有两三万年时间，远远没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漫长，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速度却前所未有地加快了。这个时期的人们不仅继续使用传统的打制技术来制造声器，而且较广泛地采用了磨制和钻孔、挖孔的技术，并且采用这些新技术去制造骨、角器和装饰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复杂局面，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为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劳动技术的进步、生产活动的发展、装饰品的出现、埋葬习俗的萌芽等方面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抽象思维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这些都表示着自觉意识已经产生。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为提高。许多过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时也已彼广泛占领。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其分布范围除华北、西南等传统地区外，最北达黑龙江北界的漠河、呼玛十八站，东到江浙、台湾，南达云贵、两广，西抵青藏高原。

在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甚多，尤以山西为最密集。其中最重要的有内蒙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这时期的石器有普遍小型化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原本较小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所分布的领域，也表现在以大型石器著称的匼河——丁村系所分布的领域，如山西南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就有许多很小的细石器。

华北各地旧石器晚期文化虽有若干共同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差异。例如萨拉乌苏的石器特别小，多数仅长2—3厘米，宽1厘米，有一件尖状器长仅1.2厘米，宽不及1厘米。峙峪文化的石器类型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链等从前没有的新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明显是承袭许家窑文化的传统。下川石器不仅有许多小型器，也有一些大型石器，种类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以及大量小石叶、石镞、石钻等细石器制品。虎头梁遗址的石器与下川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年代更晚，当是向中石器时代过渡的一种遗存。至于水洞沟文化的石器则具有较大的特色，以中型器为主，种类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砍斫器等，修理痕迹较深，刃缘不平近锯齿状。有些器形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在华北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地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的大窑村附近。在马兰期黄土和黑护士底部，发现许多石渣、石核、石片和石器半成品，堆积成片成层。已制作完成的石器很少，类型也简单，主要是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这一石器制作场最富特征的产品。

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发现较多，主要有辽宁凌源西八间房、锦县沈家台、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和哈尔滨阎家岗等处。其总体特征与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比较接近。一般石器个体较小，以刮削器为主，西八间房的琢背小刀与山西下川的产品基本相同。

除器和雕刻器外，还有较多的钻具，同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骨器、蚌器和牙器。骨器中有一件鱼叉，有双排倒刺，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仅见。另有一件骨枪头和三件穿孔骨针，骨鼻系两面对钻而成，比山顶洞人骨针的制法更进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装饰品，作风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相似。

阎家岗位于松花江右岸第二阶地上，系一处十分难得的猎人宿营地，发现有两处用兽骨垒成的营房遗迹。一处用二百多块骨骼垒成椭圆圈，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所用兽骨至少属于六只野驴、五头野牛、二头披毛犀、一只鹿和一只狼。在其西北约40米的另一处营房系用三百多块兽骨垒成的半圆圈，所用兽骨至少属于五头披毛犀、五只野驴、三头野牛、四只鹿、二只羚羊、一只鬣狗和一只狼。兽骨上多有人工砸击痕，排列有序，圈内还发现有炭屑。说明它是当时的猎人把吃剩下的兽骨作支架搭成窝棚住宿目下的遗迹。

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资料主要发现于湖南北部澧县一带，湖南西部新晃柏树坡也发现过一些较大型的石器。湖北房县樟脑洞为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制品二千多件，以中小型者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钻具等，以边刃刮削器数量最多。发掘者认为它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

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今发现甚少，见于报导的仅有江苏东海大贤庄、浙江建德乌龟洞、广东封开垌中岩和台湾台东长滨等处。长滨乡发现的遗存被称为长滨文化，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也有不少骨角器，在更新世晚期后段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变为陆地，人和动物都可以从大陆迁移过去。长滨发现的动物化石种属与大陆所见基本相同，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西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较多，其中主要的有四川的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广西的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和云南的呈贡龙潭山等处。这些地点的文化特征颇不相同，如富林的石器个体甚小，有些已可称为细石器，其长度很少有超过3厘米者，很可能与华北小石器传统有些联系。张二塘石器多粗大，砍砸器比例较高。猫猫洞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加工，并发现有制作较精的骨角器。最特殊的是普定穿洞，有上下两个文化带。下文化带石器少而小，其特征与富林石器接近；上文化带石器多而大，骨器也多，其特征接近于猫猫洞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迁移和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比较而言，西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加工较粗糙，类型繁杂而不同定，也没有象华北那样普遍变小的趋势。

在西北，除甘肃、宁夏外，最近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发掘了一处湖滨遗址，发现石制品约160件，石器中等偏小，与华北小石器相近。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缘据说也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

从中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较中期文化又有明显的进步。例如在石器制作中普遍修理台面，许多地方出现了细石器，能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出细长石片，还能用压制法加工石器。石器的种类更加多样化，往往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或钻等，甚至还有个别的箭头。其中不少应为复合工具。这些石器技术的进步和类型的分化，反映了狩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石器工艺发生明显进步的同时，骨角器也大大发展起来。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黄鳝溪、宁夏灵武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骨器，有时也有一些角器。其种类包括锥、针、鱼叉、刀、铲等，是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工艺制作出来的。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于石器制造方法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已更加多样化了。

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便是多种装饰品的出现，周口店山顶洞和海城小孤山都发现了许多这类物品。山顶洞的装饰品有以下几类：（一）穿孔石珠：将白色小石珠从一边钻孔，再将另一边稍稍磨平；（二）穿孔砾石：将一块黄绿色小砾石从两面对钻穿孔，将一面稍磨井涂朱红彩；（三）穿孔兽牙：有一百几十个，均在齿根两边对挖成孔，（四）穿孔青鱼上眼骨，（五）穿孔海蚶壳：其孔是在砂石上磨穿的；（六）鸟骨管：将鸟骨截断、上刻短纹道；（七）鱼脊椎骨。这些装饰品大多发现在人骨化石旁，应是头颈部的佩饰、项饰、坠饰。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审美观念进一步加强了，而设法用各种装饰品来打扮自己。

二中石器时代

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相当于1．5万年前－1万年前。中石器时代开始于距今约一万五千年，这时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母系氏族社会开始鼎盛。这时人类文明发展的突出标志是弓箭的发明。因此，在打制、磨制的混合石器中，常有石箭头。这时的狩猎经济更加发展。人类使用的工具普遍细化，细石器开始大量出现。其基本特征是：这时的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农业和畜牧还没有出现。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尤为盛行，仅有个别的磨制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这一时代当开始于1万多年以前地质上的全新世时代，下限则延续得比较长，在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某些边远的地区还保留了中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白莲洞Ⅱ期文化是中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

白莲洞遗址位于广西柳州市西南12千米处的白面山山腰，白面山山顶距地面152米，白莲洞洞口离地面27米。洞口朝正南，高约5.6米，宽18米左右，洞分外厅与其后的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实际上是一个半隐蔽的岩厦式洞窟，内含大量的堆积物。白莲洞Ⅱ期文化代表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即中石器时代时代文化。

白莲洞Ⅱ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1.8万年之间。此期间正当由主冰期逐渐转向距今1.4万年起的温暖期。然而其中距今1.5万～1.8万年尚属盛冰期。在此期间，干冷的气候形成了横贯全洞室的巨厚钙华板。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已为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代替，某些喜暖的大型种类如犀牛、剑齿象和猩猩等在本地区已绝迹。气温随冰川的消逝开始回升，植被中的喜冷性种类减少，逐步转化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在这种气候波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中，白莲洞人的经济生活尽管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但在具体内容上已有所变化，而且变化的力度较大，反映在新类型工具的出现和工具组合上的变化——当然透过工具又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在白莲洞的第二文化层中出现刃部已磨制的石斧，它比以后通体磨光的石斧原始得多。磨制技术应用于砍伐工具上，无疑是工具进化史上的大事。在磨制技术发展史上，属于第四文化层中，西4层出现的磨制的切割器可能带有偶然性，它还仅仅是利用小砾石磨削掉一部分，磨削面与砾石岩面形成了刃状。而在第二文化层中的磨刃制品，则是有意识地为获取锐缘而刻意磨削锐缘的一侧，这种为刃而磨显然相对于前期的偶然因磨而获刃在观念上是一个突破，也显示出它是为一定的劳作所需而产生的新的工艺思想，很可能磨刃的石斧和石锛的出现与砍伐和加工竹、木有关。与磨刃制品一起，在大型的砾石工具中还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砍砸器，它们与磨刃石斧一起，更可能是用作砍树的工具。据现代民族志资料表明，砍伐树木是为了开辟耕地，它与原始农耕活动——火耕有关。砍树一烧山一再加上用尖木棒（有时还套上”重石”）点播，这是现代某些少数民族依然采用的原始耕作法。

　　石器组合中有辐刀型的凹刃刮削器，它不仅可用来刮削箭杆，还可用来刮削木质或竹质的尖头挖土棒。特别有意思的是与这些砍伐工具一起还出土了两件原始型的”穿孔砾石”（又称为”穿孔圆石”或”重石”）。这种原始型的重石加工方法粗糙，以凿孔为主，这应该是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标志。

　　穿孔砾石器有大有小，并因大小不同而有多种用途：小型可作网坠或狼牙棒棒头；大型可作某种仪典活动的道具；大小适中的穿孔砾石则作”重石”（或称”加重石”），用来增加挖土棒（或尖木棒）的重量以利于挖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这些情景，不仅在非洲布须曼人的史前壁画中得到生动的反映，而且前不久布须曼人依然在使用加重石的挖土棒作为播种工具。重石的出现，是对尖木棒功能的重要改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组合工具，便于在采集和火耕中增加力量。直到现在，在某些地区的点播农具上还有变形的加重石的痕迹。穿孔砾石的出现和发展与磨刃技术的出现一样，是工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标志着石器制作工艺的新发展，也反映了木制与竹制工具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重石的出现与不断地提高制作水平和广泛使用，展示了原始经济由采集活动向原始农耕进步的重要飞跃。

由于大量地吃食螺蚌之类食物，在粗犷的砾石工具中出现了一种像是专门用来砸螺壳的工具，即修有把手以便于抓握的敲砸器，敲砸端呈尖状或锐脊状。除磨刃石器和重石外，在白莲洞遗址这一阶段的层位中还出土了很多细小类型的隧石器物，包括弓箭上使用的箭头——石镞。这表明了在原始农耕活动萌芽初期，狩猎活动仍是很发达的，这就为细石器原始的家畜驯养活动奠定了基础。

生产活动上的这种过渡特点也反映到氏族公社人类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些方面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在东6层中曾出上了一件用于碾碎和研磨赤铁矿的圆形砾石，表明这个时期已在应用赤铁矿粉了。究竟用在哪些方面呢？没有直接证据。据考古发现，红色的赤铁矿粉常出现在埋葬活动中，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广东潮安陈村遗址，乃至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的人骨边或人骨上均有赤铁矿粉痕迹。我国岩画专家陈兆复曾到世界各地考察史前岩画，据考察发现，史前时期红色的使用往往与丧葬礼仪有关，在泰国北碧府村一带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尸骨上撒有赤铁矿粉，而且用红色颜料描绘花纹的随葬陶器也与丧葬有关。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陪葬品上亦染有红色——装饰品中钻孔的小砾石上，其孔壁残存有红的颜色，有孔的石珠上均有染成红色的痕迹，还有一件扁圆形小砾石上有三条淡红色的粗道，近似于欧洲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彩绘砾石。在河北兴隆还曾发现一件染成红色的纹饰鹿角，其年代为距今13065±270年，这件艺术品可能也是陪葬物。在甑皮岩遗址中埋有不少尸骨，其中也曾发现三件类似于白莲洞东6层出土的带有红色赤铁矿粉遗迹的圆砾石。红色赤铁矿粉亦可用来描绘岩画。民族志还曾记载了塔斯马尼亚妇女用石器刮取赤铁矿粉，然后用油脂调和，可用来涂擦头发。凡此种种，我们不难推测白莲洞人利用赤铁矿粉可能有多种用途。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这一阶段，细小隧石工具中有不少小尖状器，它们可当作纹身工具。这种对人体进行人为损伤留下疤痕图案或致使身体局部变形为美感，或某种宗教含义的举动，或作为部族的识别标志，可能是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化内容之一。

　从白莲洞Ⅱ期文化中可以看出，中石器时代是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属于一种特殊的工艺，它以间接打制法为基础，因而出现不同形状的石核和狭长的石叶，并利用石叶加工成器。细石器的发明表明了新人思维的精化。

中石器时代的最高成就应该体现在弓箭的发明上。弓箭的石镞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的，有很锋利的尖端，器身两侧的边缘也不十分锋利。这种石镞明显地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型周正。在与尖头相对的另一端（底部）左右两侧有点凹进去，成为一个小把，这显然是用来安装箭杆的。弓箭是利用机械力学原理制成的，他反映了其时人类已经懂得了借力打力并用来射杀远距离物体的原理，这显然是人类思维深化的表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具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弓箭的发明而使人类确立了对于动物的优势，更使人类的生活资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提供了人类赖以延续的食品，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弓箭的发明扩大了人类的食物来源，提高了自身的防卫性，而弓作为一种复合工具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智力水平的极大提高。

三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在这个时段中，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大多数要素都已浮现。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定居生活。大约在公元煎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新环境下，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也随之改变，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早期有白莲洞Ⅲ期文化，晚期有大汶口文化。

　白莲洞Ⅲ期文化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白莲洞Ⅲ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年至0.7万年间。在这时期随着全球性气温回升，海平面升高，大气环流改变，驱使夏季风明显加强。在盛冰期曾生长的喜温湿性针叶阔叶林分布区缩小，而对冷温环境适应性强的杉林在柳州、桂林地区消失，以常绿乔木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再次占据了低纬度和低海拔的柳州盆地。由于气温变得温暖湿润，蕨类植物繁盛，丰富的水域里软体动物大量繁殖，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在白莲洞堆积物的孢粉研究中发现，在距今0.8万年左右时，白莲洞附近的常绿林减少，孢粉组合中出现了较多禾木科和蒿科的花粉粒。孢粉学家孔昭辰和杜乃秋指出，这可能是受当时古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所致，提出存在原始农耕活动活跃的可能性。白莲洞Ⅲ期文化展现了原始文化的另一种风采。

　　在白莲洞Ⅲ期文化的石器组合中，通体磨制的石制品其制作的精美令人惊叹。有件双刃锛形切割器器身磨得十分薄，两端均有单面磨削的刃口，刃缘锋利犹如剃刀一般，器身两侧有相对磨切痕迹，颇为精细。还有骨针、骨锥等磨制骨角器，此外薄形穿孔砾石装饰品可作垂饰。

　　相当于白莲洞Ⅲ期文化的遗址还有离白莲洞不远处的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它们的上文化层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骨制品，包括带倒齿的鱼叉、骨镞、作束发装饰用的骨笄，还有蚌制品以及作为原始农具的石制品如磨石、石杵、磨光石斧和石锛等。它们已能配套操作，由此，推测最早的农作形式--火耕（“刀耕火种”）可能已普遍施行。此外陶器已普遍使用，甑皮岩遗址中还出现最早家猪的骨骸。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四个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农耕和原始的家畜驯养）在这些遗址里均已基本具备，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人类的经济形态已由攫取性经济转化为生产性经济了。由采集性的攫取自然界现成资源，发展到人工种植和饲养动物。作为文明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性概念——生产已经萌发，人类具备了初步的现代人思维方式。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代表。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零星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前2500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及其与山东龙山文化传承关系的确定，证明当时山东、苏北一带，是一个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自成系统的文化区。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在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砂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堆纹或篮纹。三足器、圈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鼎、袋足鼎、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的习俗(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这里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地区的拔齿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钩形器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少见。

大汶口文化分为 3个发展阶段。早期：约当前4300～前3500年间。以刘林、王因遗址为代表。红陶占绝大多数。典型器有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彩陶盆、钵等。彩陶有单色的红彩或黑彩，稍晚盛行白衣多色彩陶，纹样为花瓣纹、圆点钩叶纹、菱形纹等。中期：约当前3500～前2800年间。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为代表。典型器物有折腹罐形鼎、实足鼎、大镂孔圈足豆、深腹背壶等。彩陶纹样除仍见早期的花瓣纹外，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晚期：约当前2800～前2500年间。以大汶口晚期墓为代表。灰黑陶、黄陶剧增。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彩陶数量减少，流行螺旋纹。（石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和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和麋鹿等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王因遗址出土了至少分属于20多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之中，说明当时已能捕获大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类增多，出现了实足鼎、背壶、簋形器等。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随葬有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这类细砂陶器有袋足鼎、三足鼎、宽肩壶和筒形豆等。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问世准备了条件。还大汶口文化发现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有精致的小件骨雕品，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趋于成熟。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差别不甚悬殊。至中、晚期，在墓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简陋狭小，随葬品很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的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皮鼓”残留下来的成堆鳄鱼鳞板。贫墓、富墓形成强烈的对照（见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一些手工制作已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在逐渐形成，男女合葬表明父权制已确立，因此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比之下，早期贫富分化不显著，多人合葬墓可能反映着氏族成员间血缘纽带还相当牢固，因此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

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经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他们有了许多重要的发明和创造。原始农业。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观察和熟悉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慢慢懂得了如何栽培作物。世界各地区的人民，在采集经济的基础上，积累了经验，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农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农业出现的时间很不一致，大约为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有些氏族和部落在新石器时代仍长期以采集为主。世界上主要的早期农耕中心有三个地区，即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西亚的扎格罗斯山区、小亚细亚半岛南部、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也是大麦、小麦、小扁豆等栽培作物的原产地。对伊朗西部阿里·库什、盖·达勒、伊拉克的耶莫、土耳其的恰约尼、巴勒斯坦的耶利哥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8000年代末，这些地区的居民已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动物。东亚的早期农业发源地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和泰国。中国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很早就种植粟和水稻。公元前5300多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有粟的堆积。公元前4900年，浙江河姆渡的居民已种植水稻。古印度约于公元前4500年开始栽培水稻。公元前7000年，泰国北部已种植豆类、胡芦、黄瓜等作物，至迟于公元前3500年已学会种稻。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分别是玉米、豆类、马铃薯等作物的原产地。现代的许多主要栽培作物，如大麦、小麦、稻、粟、玉米、马铃薯、甘蔗、豆类、甘兰、向日葵等，在新石器时代已为不同地区的居民种植。早期农业极为原始，最早的农具仅仅是一根一端削尖的木棒。人们用木棒、开叉的树枝、极简陋的石犁、木锄来开垦，然后播种。也用砍倒树木、焚烧树林的办法来扩大耕地。早期农耕阶段，采集、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人们在农耕的同时，还辅之以采集狩猎活动。原始畜牧业。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畜牧业。早在中石器时代或更早些时候，人们已开始驯养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关系较密切的某些小动物。狗和绵羊是最早被人驯养的动物。伊拉克的帕勒高拉洞穴遗址内发现公元前1万年家养狗的骨骼。土耳其的恰约尼、英国的斯塔卡遗址都存在人类早期驯化狗的证据。根据伊拉克的萨威·克米·沙尼达遗址及附近沙尼达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早在公元前9000—8500年，这一地区的居民已开始驯养绵羊和山羊，但这时驯养的绵羊在骨骼形态上与野生羊无多大区别。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畜牧业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它在狩猎的基础上，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而产生。世界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各自的生活环境和劳动实践中把几种主要的动物驯化为家畜。伊朗西部阿里·库什等遗址的动物骨骼表明，公元前7000年前后，西亚已饲养绵羊和山羊。与此同时，西亚和欧洲的希腊等地还开始饲养猪。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是最早饲养猪的地点。西亚和希腊也是最早饲养牛的地区。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希腊的尼阿·尼科美弟亚、阿吉萨等地都发现早期家养牛的骨骼。距今7000年，我国河姆渡的居民已饲养猪、狗等家畜。人们饲养马要晚得多，乌克兰草原是最早养马的地区，时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南美印第安人驯化了骆马和羊驼。原始制陶业。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个别地区已懂得制陶。日本南部半定居的狩猎采集者于公元前11000年已制造饰以简单点纹的圆锥形陶罐，作为炊器。这是迄今已知最早生产陶器的证明。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和人类转入定居生活，陶器在世界各地普遍制造和使用。陶器作为必不可少的炊器和容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约公元前6000年西亚地区已普遍使用陶器。在欧洲，公元前6000多年希腊、多瑙河中游也已使用陶器。多瑙河中游的线纹陶文化以圆底线形刻纹陶器而闻名。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都已使用陶器，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至5000年。在东南亚，属于新石器时代和平文化的泰国仙人洞遗址，发现手制绳纹陶片，是这一地区最早使用陶器的证明。在美洲，大约到公元前3000至2500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地才开始制造、使用陶器。早期陶器用手制，把粘土做成陶坯后，焙烧制成，陶质疏松，器形比较简单，单色，少纹饰。后来发展为轮制，出现彩陶，饰以各种图案纹饰，器形美观。陶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使人类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固。原始建筑业。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革命发生，人类转入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后，出现了聚居的村落并开始建造适于较长时间居住的房屋。居民就地取材，建造住处。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定居公社的建筑情况。这一遗址占地32公顷，住房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为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内置炉灶，另有供坐卧的平台和长凳。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已懂得选择背坡面水，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建立村落，以适应生活和生产用水的要求。住房有半地穴居址、地面建筑和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建筑等建筑式样。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纳拾多户人家的大房子裏，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粘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是用茅草盖的。房间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让烟排出。金属工具的出现。不论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铜是最早得到加工的金属，因为有时能在地表上找到纯铜，而且不必精炼和熔化，就能敲打成相当固定的形状，尽管它不能形成锐利刀刃而主要用于装饰。约公元前4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将铜与锡和铅按不同比例混合的持续试验，生产了较硬因而可形成并保持刀刃的青铜。但应该记住，是农业剩余产品使得这种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使一些人得以从事非农耕的职业，有更多空闲时间进行试验和完善手工业技艺，包括金属的熔炼和加工。耕作农田，砍伐树木，建设城镇，都要求有更好的工具，这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刺激。纺织品的出现。纺织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粘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在半坡原始居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陶纺轮，说明原始的纺织业已经出现。但那时候还没有产生丝织和棉纺，纺织的是麻布。人们穿兽皮和粗糙的麻布衣服。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文明之火已经被星罗棋布地点燃起来了，尽管这星星之火还处在萌芽状态，但仅此就足以导致一个全面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变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经济多样性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各种经济方式是相互促进的，他们共同加速了新人主体程序的不断内化，促进了意识形态和智慧的不断更进。农业、畜牧业的产生，使人类的经济由旧石器时代的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这一获得食物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人类在“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方面，从较多地依靠、适应自然转为利用、改造自然。农业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活动要求人类更多地认识、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经济服务。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对日月星辰的活动、对水土的特点、气候现象进行观察，积累经验，从而产生初步的天文地理和数学知识，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农业革命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收获。这样，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农业革命为以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在狩猎采集经济下，人们难以获得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即使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也无法长期储存。人类从事农耕和畜牧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储存它。这就使人口得以较大的增长，并可使一部分人去从事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的。

人类意识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已经由自为的状态转变为自觉的状态，自觉的智慧已经出现。

新人阶段的生产力已经具备技术性特征，但这种技术仅仅是萌生于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是奠定在经验的基础上的。由于没有文字的支持，新人的生产技术缺少理论的整理和创新，这使其技术很难得以有效地继承和创新。他们的技术是潜在的，因而，处在前技术状态。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考古发现为依据，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古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古代西亚，埃及，巴比伦，中国四大文明起源地区以及古代希腊，罗马在氏族制时期和奴隶制初期发展，繁荣的状况。在突出经济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同时，也叙述了与之关系密切的政治，军事，宗教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一，概述

人类的经济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农业种植和养殖经济，智能高科技经济。在近代的智能经济和现代的智能高科技经济主宰世界以前，农业经济及其附带的畜牧养殖经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东方和西方均无例外。自农业产生以来，古代世界的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都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从世界古代前期的经济发展史来看，东西方的社会经济特点是大同小异的。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以及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远古居民，都是勤劳朴实的农业民族，并且都在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从事劳动。从氏族制的采集渔猎经济过渡到种植养殖经济，东方和西方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并先后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世界古代文化。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世界，狭义地说是指欧洲大陆，尤其是指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广义地说，则包括与欧洲文明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地中海周围国家，甚至包括当今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在内。东方世界，则主要指亚洲各国。日本虽然地处东方，但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来说，则与西方相一致。不过，在古代社会，日本则无疑属于东方。

1.文明的消长与经济的起落

总的看来，西方文明的起步要比东方晚得多。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聚落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时候，欧洲大陆很少有原始人群的活动，从非洲跨海远徙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数量也不多。公元前22世纪左右，当东方和近东地区的青铜文明已经普遍出现的时候，西欧大多数地区基本上还处于一片荒凉状态之中，只是地中海东部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影响到欧洲，希腊人直接继承了埃及，巴比伦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才使西方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了奴隶制经济的高峰。公元前1900年，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器传入了西欧，但直至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西欧才出现青铜时代的比较繁荣的城市。到公元前7世纪时，中国的西周奴隶制濒于解体，古希腊则在这时成为欧洲科学技术的中心，并发展成空前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从此，东方和西方开始了长达10个世纪的并驾齐驱的岁月。这期间，中国古代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古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西方世界为之震惊。

2.东西方古代经济的共同特点

远古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有共同规律和特点，东方和西方经济的相似性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和人类自身进化的因素所决定的。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经济及早期农业经济还没有使土地这种最基本的经济资源实现应有的价值，尤其是在农业发明之前，氏族成员们只注重容易采集到的植物果实及昆虫，螺蚌等，只注重容易捕获的动物和鱼类。如果一个地区的野生植物资源不那么丰富了，或者成群的动物跑掉了，人们便会从这一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去。在这一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原始氏族部落都聚居在野生动物和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生活，从经济形态和生活习俗上没有表现出多少差别。

在生产劳动中，人类和自然界直接接触，与各种自然物体，自然现象打交道，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遇到同样比较简单的问题时，往往会用不约而同的或极其相似的方法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条件和人的思维本身对事物的理解有很大的限制，比如打制石器的制作，细石器的加工，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人们都懂得，装饰品主要悬挂在脖颈，耳朵或环套在手臂上；各种纤维必须搓捻成细线来纺织，编织或搓成较粗的绳索使用；斧，锛应该安装木柄或竹，骨，角柄使用，等等。这一切，在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什么区别。既然江河湖海可以漂浮起树木，各地原始居民都会想到制造独木舟来越过江河湖海，因此很难考察究其是东方还是西方最早出现独木舟；既然各地看到的天空，日月星辰都是一样的，各地对天的神秘莫测都会产生类似的宗教信仰，对天象的观察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如公元前8世纪时，巴比伦人和中国人对日食和月食就有同样的记载。

另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远古社会的传统劳动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比如狩猎，捕鱼，畜养大牲畜和经过一定发展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男人来从事；妇女则通常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和照料儿童。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男人们总是参与修建房屋，制造坚硬的石器，快轮制陶和采掘，冶炼，铸造青铜器等等，女人们则从事纺线，织布，缝制衣物，手工制陶和编篮，炊煮等等。当手工业产品有许多转化为商品之后，原来由妇女从事的一些劳动也成了男子的专业。这种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在古代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3.东西方古代经济的主要差别

虽然远古社会东方和西方从经济生产角度来讲有很多一致性，但也有一些差别存在着。这些差别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的，也有一些是因为图腾崇拜，生活习俗，艺术观念等的不同而形成的。

由于古代世界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十分强烈，所以自然条件的不同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东方和西方在古代文明出现前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表现出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西方农业生产中，水利灌溉技术产生较早，传播比较普遍，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早出现在非洲中部地区的远古人类，沿着尼罗河逐渐北上，在尼罗河中下游两岸定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埃及文化。根据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特点，这一带居民积累了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丰富经验，并在地中海沿岸和东南欧迅速传播，从而使西方的古代农业生产比东方更多地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即具有了对干旱和洪涝灾害的一定抵御，控制能力。相反，中国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则使灌溉技术出现很晚，黄土的土壤特性和粟作农业，使人们缺乏水利灌溉的认识和探索，黄河流域的远古部落对干旱成灾和洪水暴发带来的威胁常常束手无策，心中充满恐惧。由于灾害频繁，缺乏水利技术而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2)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着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而西方的古代经济在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和商品经济产生之后，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具有扩张性，与东方的经济发展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自然地理条件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属于巨大的黄土冲积扇上，黄河中下游很少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长江中下游也是千里平畴，密布着河流湖泊。大别山，伏牛山和淮河，把中华大地分成南北两半，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中国，始终是以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使黄河与长江两大系统的古老文化融合在一起。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以明显的区别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状况与中国有些类似，印度北部为印度河与恒河流贯的大平原，中部有温德亚山脉将次大陆分隔，其南的印度半岛丘陵起伏，地理的割裂较北部为甚，自然条件较差，但比起欧洲来并不复杂。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公元前7世纪前的列国时代与南部诸邦的经济状况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发展，同时与中国的农业经济都具有一致的东方特点，即农业基础十分稳固，自然经济发展缓慢。东方诸国在青铜时代的政权庞大而专制，社会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手工业和商业比西方落后，人们的思想也因循守旧，宗法观念与宗族势力强大，社会局面比起西方来相对稳定一些。

西方则与东方有所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越来越显著。欧洲的整个地形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人口中心分散隔离起来。距今1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之后，西方各地的农业聚落极为零散，乃至很难形成较有影响的文化中心。欧洲的气候变化也很大，语言和习俗逐渐形成的千差万别更使西方形成了众多的民族，只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形成较多一致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特色，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交流活跃，军事冲突也此起彼伏，战事不断，形成了比东方活跃的经济发展局面。

(3)东方的文化大都是在当地源远流长，土生土长，一脉相承的，因而经济基础牢固，不容易因外来文化的介入而受到动摇；西方的文化则表现得更有灵活性和开拓性，传播性，西方的古代经济也相应地更具广泛交流的特点，尤其是商业经济不仅出现早，而且发展快，海上贸易与军事扩张并存，形成与东方文明日益显著的区别。

黄河流域的远古氏族部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始终都在自己的区域内向前发展，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经夏，商，西周三代的积聚，小农经济形成了汪洋大海之势，农业成为不可动摇的根基。虽然至春秋时代以前，商业还没有像秦汉以后那样受到统治者的抑制，齐国在山东因太公吕望倡导通鱼盐之利而使"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并能使齐桓公称霸天下，但人们毕竟追求的是"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①的社会生活目标，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在东方形成的很早。西方的文明则主要是外来的，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分散而弱小，所以当雅利安人开始在希腊半岛创造希腊文明时，从西亚和北非传入的文明因素迅速在西方扩展，欧洲各地所努力从事的许多生产活动，在一些东方民族早已经历过了。希腊字母也是由小亚的腓尼基字母发展形成的。而商代的甲骨文不仅直接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刻划符号，而且很快演变成西周青铜器上刻铸的规范文字。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对欧洲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以及数学，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最早出现的城邦政府机构，经伊朗，希腊向东南欧，西欧传播，为西方的文明与社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基础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得越来越突出。

① 《史记货殖列传》。

4.文化交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原始农业产生之前，采集和渔猎经济是流动的，人口的增殖，资源的多寡，季节的变化和氏族部落间的械斗，都会造成迁徙流动；在原始农业产生之后，种植和养殖经济需要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氏族聚落的规模越来越大，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定居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但是这种稳定的状态使原始的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手工业经济的独立，尤其是商业的出现，给各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陆路的长途贩运和海上贸易不仅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得到广泛交流，而且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思想与方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不只在经济领域里得到体现，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各方面得到体现。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彼此交流，是促进古代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中石器时代，氏族集团的迁徙流动性很强。在不同的地域但自然环境相似的条件下，采集和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得以广泛地交流与传播，因而无论欧亚大陆还是美洲，大洋洲，细石器工艺传统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只是东方更多地流行不规则的石片石器，西方则较普遍地盛行几何形细石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们从季节性的定居生活变为较长时间的定居，从而加强了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特点，使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原始宗教，生产方式等等都扩大了差异，拉开了距离。考古发现表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某种文化的特点总是在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表现十分强烈，而两种或三种文化的交界，接触地带，则文化遗存中必兼有几种文化交融的因素；同时，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丛林中或聚落极其稀少的地方，文化遗存不仅特点不突出，遗物很少，而且大都表现出落后于同一时期其它文化的面貌。由此可见，交流是多么重要。

不同文化的交流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传播与推广。压印篦点纹深腹陶罐的制作技术，在中国的黄河中游一带起源，很快成为辽河流域原始居民习惯使用的器皿；而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几乎在新石器时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发源于小亚细亚的冶铁术，由于赫梯人的严格控制而难于流传，最终以赫梯帝国瓦解而迅速传遍西方世界；亚述人因邻近铁矿丰富，冶铁技术发达的小亚细亚山区，首先获得冶铁技术，以其铁制武器装备的军队而开疆拓土，成为西亚霸强，直至并吞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基斯坦乃至巴比伦王国。由此可见，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对历史发展的进程起着巨大的作用。

5.从生产工具看东西方经济

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的差异，在生产工具和产品上也都有所体现，这些差异是由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决定的。

为了把自然界的物资资源转化成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每个社会都要运用技术来从事经济生产劳动，这些技术包括使用工具，构造房屋和围栏乃至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等等。不同社会的技术水平以及人们取得技术的方法，分配和交流技术的途径都有所区别。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采集和狩猎者的生产技术简单，他们的生产工具或武器就比较少，因为他们必须把工具和一般的物质财产限制在便于携带的范围内，以适应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流动，各地人们普遍有相同的机会获得采集和狩猎技术，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远古的氏族部落都习惯使用打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在中石器时代则流行细石器制作技术，并到处都出现了狩猎用的石球和箭镞。当然，在不同的地域里，生产工具和技术总会有所差异，既使到了近代，安达曼岛的居民猎取大动物和大鱼全凭弓箭；澳大利亚的部落发明了轻重不同的两种飞去来器，投掷和哄赶猎物；马来半岛的塞芒人(Semang)则惯于使用毒镖和吹枪狩猎；刚果的俾格米人(CongoPygmies)善于用陷阱和巨网捕捉大象和野牛；爱斯基摩人的武器则有鱼叉，组合弓，象牙鱼钩等等。

农业经济出现之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日趋复杂，工具也越来越多了，种类和数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方和西方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异逐渐扩大，在工具上表现得很明显，从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西亚的黎凡特，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扎格罗斯山地和伊朗高原各地，大都在陶器产生之前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人工培植出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等，并驯养了绵羊，山羊和猪。在西亚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还发现了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珠，铜锥和别针，年代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西亚各地的农业工具十分丰富，其中收割用的石镰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许多地区用沥青把石片粘牢在木杆上做成镰刀，盛行黑曜石打制或磨制的工具。西亚的农业经济，是西方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头。

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西亚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纳吐夫文化盛行的时候，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活跃着以狩猎为生，辅以采集与捕鱼的中石器时代居民，以法兰奇蒂洞穴遗址为代表。公元前6千年左右，首批采取农耕经济的西亚人从海上到达希腊南部，开始了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开发，已经驯化的山羊，绵羊成为主要家畜，此外还饲养牛，猪和狗。种植的谷物主要为普通小麦，六棱大麦和扁豆等。考古发掘表明，当地的房屋建筑形式很类似西亚，石器与陶器的风格也与西亚相同。此后，从希腊南部，这种农耕文化逐渐向东南欧，西欧传播，古代埃及的灌溉技术也使欧洲的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西亚，北非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欧洲原始居民的生活相结合，与东方文化和生产技术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差别。在东亚，黄河流域的农业部落较多使用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及半月形穿孔石刀，长江流域很少用刀，镰收割稻谷，大多采取连根薅拔的方法。东方的纺织业比西方发达，各地出土的陶纺轮，石纺轮十分丰富，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彩陶纺轮更进一步反映了古代妇女的劳动情趣；西方的制革业则比东方更为发达，反映出与东方的服装佩饰等区别显著。

青铜时代早期，西方的金属制造业发展较快，各地发现的红铜，青铜制品很普遍，种类也比东方的多，起源于小亚细亚山区的铁器较早在西方流传；东方的铜器出现比西方晚得多，铁器出现得更晚，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西方各种文化交流频繁，东方更趋稳定自守有关。西方的石制容器，如臼，盂，瓶之类在西亚广泛发现甚至最远已达印度河流域，但东方则极少有石制容器出土，仅有少量的石臼用来加工谷物。西方的手工业，商业比东方活跃，各地流行陶制，石制的印章，并较早出现泥板文书，远航的帆船等；东方则表现出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可确认为文字的商代甲骨文比苏美尔象形文字要晚1千多年。上述情况表明，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上的区别，东方和西方在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和产品上都有所体现。

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文明的诞生，世界古代前期的经济发展走过了200万年的漫长路程，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远古社会的经济进步非常缓慢，无论亚洲，非洲，欧洲还是大洋洲，旧石器时代都经历了100多万年的发展，人类在各地山林洞穴中生活，群居杂处，以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及棍棒为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并逐渐掌握了用火的经验，艰难开拓，休养生息，当时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东方和西方的生产水平，经济生活没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逐步改进，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有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在一些工具上运用了钻孔工艺，石镞和骨镞随之出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全世界普遍进入了中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渔猎经济，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经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只不过细石器工艺产品在西方以几何形为主，东方则盛行不规则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不相上下，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更加明显。不过，从人类产生到文明出现的上百万年历史角度上看，东方和西方在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发展方面是大同小异的，各地经济的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

二，远古社会的世界经济状况

1.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表明，早在200多万年前，人类已脱离了动物界，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为我们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活动遗迹和遗物，包括石制工具，猎获的动物遗骸和类似窝棚的基址。相同的遗址在肯尼亚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南非的斯瓦特克朗斯等地亦有发现。这批最早能制造和使用石器的原始人类，称为能人。中国黄河中游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与西侯度遗址年代相近的是云南元谋县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出打制石器，烧过的骨头和29种与人类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

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经济生产活动的开始。旧石器时代从200多万年前到1万多年前为止，占整个人类历史的99%以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人类的体质和文化都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大体上区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早期遗存发现丰富，主要有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等。这些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约距今90万年。阿布维利文化因发现于法国北部索姆河边的阿布维尔附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法国和英国，其代表性石器是用火石结核两面打制成的厚重手斧，后来，这种文化发展成阿舍利文化，制作的手斧较薄而规整，以左右对称为特色。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阿舍利文化时期的人类遗迹已在非洲大陆有广泛地发现，并已扩展到亚洲。在西班牙发现了当时的洞穴和岩棚遗址，在肯尼亚也发现了湖边的居住遗址。蒙古高原东部的赛音山达附近曾发现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其中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西亚的约旦河谷也有阿舍利人活动的遗迹。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陆也有许多人类文化遗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兰田人，北京人和观音洞人。兰田人发现于陕西省兰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年代距今约80万年，出土了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石器和一大批动物骨骼，与人类化石共存的还有用火的遗迹。在山西襄汾丁村，山西芮城匼河和西侯度都发现了当时人们生活活动的迹象和遗物。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晚于兰田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广泛分布在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代表性遗址是北京西南的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等洞穴遗址。周口店遗址总共出土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万多件石制品，还发现了一些骨角器和用火遗迹。在金牛山和庙后山两处遗址的古人类文化堆积中，也都发现了夹有烧骨，烧石的灰烬层，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会用火，管火。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工具以石片石器为主，处于采集和狩猎经济状态。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相类似的，在欧洲东部和中部有克拉克当文化，因最初发现于英国埃塞克斯区的克拉克当而得名。它不同于阿布维利——阿舍利的手斧文化，是同时代的人群由于所处环境不同而创造出的不同类型文化。克拉克当人的石器制造技术是用火石结核从石砧上碰击取得石片，以刮削器为主，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用刮削器削制的木矛，说明当时的狩猎经济已比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后阶段，人类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了。从地中海沿岸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文化面貌明显一致。西亚约旦河流域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各地发现的遗址，人类的生产工具与非洲和欧洲的非常相近。

旧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着勒瓦娄哇文化。这种文化由阿舍利文化发展形成，因标准地点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娄哇——佩雷而得名。当时人们在阿舍利文化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预制石核的石器制造技术，被称为勒瓦娄哇技术。这种技术是先将石核进行修理，使其象个倒置的龟甲，然后再从石核上打下石片，一边平整，一边凸起，刃缘十分锐利，石片的台面也常常留有修整过的痕迹。这种技术实际上不只在欧洲流行，在南非和东非的阿舍利文化层中都曾发现有类似勒瓦娄哇的石片。

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和勒瓦娄哇文化的许多技术传播交融，形成了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是莫斯特文化的特征性工具，主要用于切剥兽皮。这一时期人们不仅使用木矛狩猎，而且发明了骨针。距今五六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世界各地发现十分普遍，西亚的巴基斯坦卡尔迈勒山麓塔本和斯胡尔洞穴遗址，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的沙尼达尔洞穴遗址；中亚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其中捷希克塔什洞穴中不仅发现了一批石器，还发现了炉灶和用兽皮缝制衣物的证据。在中国的北方，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则是典型的代表，位于汾河中游东岸的这处遗址，发现了11处人类活动地点和三处动物化石地点，有2000多件石器出土。遗址中挖掘出人类牙齿化石和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28种。丁村人制造的石器种类较多，大量是石片和石核工具，其中三棱大尖状器和刃缘平齐的薄体小尖状器都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与丁村人同时，辽宁西部大凌河右岸发现的喀左鸽子洞遗址也是当时猎人们曾经居留过的地方，堆积很厚的灰烬层中有很多烧过的羚羊骨，说明人们主要猎取这种动物。在中国南方的广东曲江马坝遗址，贵州桐梓岩灰洞遗址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文化中期的人类活动遗迹与遗物。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遗址在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也有广泛分布，印度的潘达夫瀑布附近发现了一处石器制造场，其石核和石片打制技术与勒瓦娄哇文化十分相似。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爪哇岛曾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距今约3万多年前，人类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海岸。

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不仅遍布于欧亚大陆，而且开始从东北亚一带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于是世界各地都有了原始氏族群体的活动踪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文化分别为奥瑞那文化，格拉苇特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在这一阶段，欧洲原始居民的生产工具出现了新特点：旧有的手斧和石片工具为较狭长的石叶工具所代替，骨头和象牙被广泛利用，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的生产工具，因而也发现了较多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人们还普遍掌握了建造住所的本领。对一些当时氏族营地的发掘表明，人们已过着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即氏族部落的严密组织形态和集体采集，渔猎生产的组织与分工。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河谷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霍尔穆桑文化，典型器物是带锯齿的石片和雕刻器，一些地区还发现了与欧洲和西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一致的遗址。在亚洲，人类活动的遗址不仅分布于每一个地区，而且数量也比以前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发现的遗址表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生产技术发展较快，尤其是用多种武器狩猎和制造独木舟渡过江河湖海的本领，扩大了氏族活动的范围，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生活。

奥瑞那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南部加龙河上游图卢兹附近的奥瑞那克山洞而得名，其创造者是克罗马农人和格里马第人。他们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用石叶制作的。这种石叶不同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石片。石叶狭长而小，间接打击而成，有各种刮削器和雕刻器。骨器有全部分叉的尖头器和穿孔器，已经装柄使用，并出现了由穿孔的兽牙和介壳组成的装饰品。这种文化的雕塑和绘画较多，其中法国西南部拉斯科克斯洞穴中的野马和野牛壁画是著名的代表作品，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巅峰。梭鲁特文化比奥瑞那文化为晚，但并非由奥瑞那文化发展而来。梭鲁特人的石器种类多样，独具风格的是桂叶状或柳叶状的尖状器，制作精致，器身很薄，有的甚至达到透明的精美程度。骨器较少，但到后期出现了带孔小骨针，说明人们已能缝制皮衣。手镯，串珠项圈，垂饰等装饰品的大量增加，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说明了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马格德林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文化，可能来源于奥瑞那文化，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是尚塞拉德人。他们善于制造一种嵌入骨柄或鹿角柄中使用的几何形石器，小巧而锋锐，还制造出丰富的刮削器，雕刻器，琢背小刀和石钻。狩猎工具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和改进，有带肩的和钝边叶形投掷器，梭镖，罗网和陷阱，所以他们可以捕获大群的驯鹿，野马和野牛，食物丰盛，开始过着半定居式生活。冬居洞穴，岩棚，夏居帐蓬。由于生产的发展，法国多尔多涅河流域的部落已由梭鲁特文化时期的1.5万人增至5万人。在生产活动中，捕鱼是马格德林文化中很有特色的手段，他们的遗址中留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骨制鱼叉和矛头，晚期堆积中出土的双排倒刺鱼叉十分精良实用，还出现了类似箭镞的尖状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很多，主要有黄河流域的萨拉乌苏遗址，峙峪遗址和小南海遗址等。较早的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峡谷中，在1922—192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主持发掘，出土了500多件石制品和人类骨骼化石，动物化石和炭屑。峙峪遗址位于桑干河上游黑驼山东麓，共发现2万多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还出土了一块晚期智人的枕骨化石。

峙峪人制作的石器主要是小型的，正在向细石器转化。石镞的出现是他们的一项重大发明，表明氏族成员已掌握了弓箭，使狩猎技术获得长足进步。猎获的动物中有蹄类占70%以上的种类和95%以上的数量，其中普氏野马和野驴最多，因此被称为"猎马人"。峙峪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28000年。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的文化遗存以小南海文化为典型。小南海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南的小南海附近峡谷中，距今约2万年。洞穴内遗存堆积厚达8米，出土了大批动物化石，石料，打制石器，烧土，炭屑和烧过的兽骨。18种动物化石中，78%为现生动物。石器包括菱形或三角形尖状器及种类复杂的刮削器，器形较小。小南海文化和峙峪文化出现的细石器雏形，是中国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与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同时，在中国南方也有许多氏族部落活动，其中有云南的龙潭山人，丽江人，贵州的兴义县猫猫洞遗址，四川的富林遗址，资阳遗址，广西的宝积岩，白莲洞遗址及柳江人，都安人等等。长江流域的江苏泗洪，浙江建德及台湾省的左镇，也都发现了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和遗物。

西亚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各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发现不多，但已表明是从当地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而来，如巴勒斯坦卡尔迈勒山的沃德洞穴遗址，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沙尼达尔洞穴中的上部堆积及黎巴嫩的库巴遗址等，都出土了很多与欧洲奥瑞那文化相似的石叶和石核石器，对探索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播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认为是这里的人们把石叶文化带到了欧洲。

澳大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靠渔猎和采集为生，从南亚越海而来的人们成功地适应了这个大陆从沿海到内地的生活环境，在使用细小石器进行生产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其它地区未有的创举，如烘干的粘土砂团块用作野炊烧烤的"炉石"，细腰凹槽，刃部磨制的石斧和研磨矿物颜料的石磨盘等。在新南威尔士蒙戈湖畔，发现了人们留下的许多临时营地遗址，炉灶群的发现表现他们已普遍用火。

2.旧石器时代的经济特点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晚期已学会搭盖简单地窝棚。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捞取和刺杀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遗址。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外，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骨器。这一时期的人类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状态。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环球的气候都比较寒冷，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人类遗址，常伴有猛犸象，驯鹿，熊，野马，野驴，披毛犀，狐狸，狼，羚羊，野猪等寒系动物群。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类智慧的提高，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逐渐加强，因而人们活动的地域也迅速扩大了。不仅整个非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都遍布人类生活的遗迹，而且人们已能通过陆桥和驾驶独木舟从中国大陆到达台湾，日本列岛，从东北亚越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人类正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和不断地创造，才逐步发展了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并完全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有明显地进步。非洲北部生活着的尼安德特人和撒哈拉以南的罗得西亚人，石器制造技术与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基本一致，手斧和薄刃砍砸器制作得十分精致。当非洲的原始氏族开始向森林和干燥地区扩展的时候，欧亚大陆的人类逐渐进入高纬度地区。中国山西丁村人的石器种类很多，出土了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和生产的提高。与丁村人相比，黄河流域与其相邻的阳高县许家窑人狩猎技术显得更高。在许家窑人的遗址中发现各种石制品14000多件，其中刮削器和石球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许家窑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发现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和经济生活，代表了黄河流域的较高水平，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当时华北一带到处都有狩猎者的足迹。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猎人们的生产活动在北亚和东北亚也有普遍发现。蒙古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图勒河流域以及北杭爱省，布尔干省和东戈壁省发现的许多遗址，证明远古猎人的生产范围十分广泛，其中的沙巴拉克遗址，莫尔特因阿姆遗址出土的石器，明确表现出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特点并向中石器时代演变的因素。西伯利亚地区因自然条件差，遗址尚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安加拉河的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东部的勒拿河，阿尔丹河流域也有少量发现。安加拉盆地的马利塔遗址，是一处河流阶地上的居住营地，发现了许多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围墙用石块，猛犸象和披毛犀的骨骼及驯鹿角砌成，屋顶用猛犸象皮覆盖，屋后有炉灶和窖穴，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建筑技术的创举。

旧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集中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另一个是人工取火技术的产生。

远古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捡拾的办法往往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于是在有条件时，人们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和加工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常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极少，蒙古高原东部赛音山达的石器制造场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中期阶段石器制造场有所增加，其中印度半岛中部潘达夫瀑布附近的制造场比较典型。晚期的石器制造场在世界各地有更多发现，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石器和采集石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出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

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认真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火的作用十分重大，才发生了有计划地，规模较大地狩猎活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集体围猎大动物并不是经常性的劳动。总的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以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中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活动。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和丰富生活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栖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制作其它竹木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则是带来光明和温暖，同时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世界上许多地区原始部落对火的崇拜与信仰的因素。可以说几乎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人类用火的遗址在全世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自然形成的烈焰和灰烬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惧怕逐渐转变为敬畏和崇拜。

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主动使用时期。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以便有效地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迸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距今一万多年前，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逐渐结束了，在长达20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活动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基本上同步发展，各地的文化面貌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区别，共同迎来了狩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

3.中石器时代的经济

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初期，即距今2万年左右，随着末次冰川现象的消失，世界范围的山林地貌，江海水位，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等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植物群落和动物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一方面顺应自然界的这一系列变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古人在欧亚大陆先后向新人转变；另一方面则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劳动生息。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气候越来越温暖而干燥，许多冰冻的湖泊开始变成潮湿的沼泽地，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覆盖着荒野。人们的主要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麓洞居转变成在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进行狩猎捕鱼，并随处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过着迁徙性很强的半定居生活。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前所未有的宽刃打制石斧开始出现，以便砍伐树木，构筑简易的房屋；旧石器时代之末出现的弓箭在各地迅速推广，以便在追逐动物群中获取更多的猎物。在逐渐走出山林来到丘陵，平原和河谷台地定居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驯养了狗，而且开始尝试将野猪和野羊圈养起来以备饥荒。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的血缘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过渡，族外婚制在广大地区越来越快地形成，从而构成了新的氏族和家庭关系，并为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代的早期农业社会准备了条件。

根据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确认，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①社会经济生活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并出现了氏族群体高强度的采集活动，个别地区出现了原始农业发生的萌芽；

②继续使用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以适应更广泛的需求；

③发明并迅速推广了弓箭，投矛，渔具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④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山林走向更广袤的空间，在草原，湖沼，河谷间追逐兽群，出现较大规模地频繁地迁徙，因此遗迹分布零散，文化堆积较薄，很难发现；

⑤与迁徙生活相适应，发明了房屋建筑技术和较普遍地使用骨针缝缀，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行驶的技术；

⑥狗开始作为第一种人工饲养的家畜出现，晚期则开始驯化羊和猪；

⑦在最后阶段，出现了简单的磨制石器，进一步掌握了钻孔技术，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优良采石场以大量制作石器；

⑧在发明磨光石器技术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

虽然世界各地中石器时代文化有大致相同的特点，但毕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渡阶段限定在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末次冰川的结束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自然环境的阻隔和封闭也极大地妨碍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的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特别是亚洲东部与西亚，欧洲，非洲有较大区别。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距今2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1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时基本结束，其间大约经历了近万年的发展过程。

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9千年左右，结束的时间在东南欧和北欧很不一致。由于西亚和北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东南欧在公元前5千多年即产生了原始农业，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至公元前3千年时仍停留在中石器时代的狩猎经济中。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在欧洲大陆持续了四五千年的历程。

距今1万年前欧洲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严寒的气候渐趋消逝，大面积的冻土，苔原和针叶林带迅速北移，西欧，中欧以及北欧的南部普遍出现以橡树为主的阔叶林带，各地森林的生长越来越繁茂稠密。在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常见的驯鹿，野牛，野马等动物日趋减少，除了野猪以外，其它大型动物逐渐绝迹，而赤鹿，麂鹿则大量出现。江河海洋水位的提高，给捕捞带来方便，于是，森林狩猎和渔业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生产，鹿类则是各地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存。与狩猎经济相配合，采集经济也比较发达，除了采集林中的野果，沿江河湖泊的居民和海边的氏族部落还大量采集贝类作为重要食物。

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细石器的流行。细石器大多打制成规整的几何形，主要有三角形，梯形和不甚准确的四边形，大量细石器是用作箭头或镶嵌在木柄，骨柄凹槽中作为工具和武器的锋刃。由于经常披荆斩棘，砍伐森林，许多中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石斧一类较大型的工具，是装在木柄或骨角柄上使用的。

中石器时代欧洲南部主要有阿齐尔文化和塔德努瓦文化，对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一些遗址发掘表明，这一带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是直接从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不仅堆积中的文化层相衔接，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在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中石器以细石器为主，猎物也由原来驯鹿，野牛较多转变成以鹿类为主。塔德努瓦文化是在阿齐尔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属中石器时代的后期，石器更加细小。这种文化的海滨遗址附近往往有食剩的贝壳，鱼骨等堆成的贝丘，其中葡萄牙塔古斯河口的贝丘长达百米，宽60米，高7米，十分壮观。欧洲北部的马格勒莫瑟文化以发现地丹麦西兰岛的马格勒莫瑟遗址而命名，年代从公元前7千多年沿续至前3千多年，亦盛行几何形细石器，石斧的数量很多，骨角器有色镖和鱼钩等。这一文化的沿海遗址较多，发现有木浆，独木舟，树皮筏和用树皮纤维编织的鱼网。与欧洲南部的居民一样，他们的经济生产活动主要是渔猎和采集。英国约克郡的斯塔卡遗址是马格勒莫瑟文化典型遗址之一，但估计当时的居民仅有20余人，住在木构的茅棚里，埋葬死者常用树皮包卷，并以石器随葬。遗址中发现了狗的骨骼。碳14断代这个遗址距今约9500年。从马格勒莫瑟文化出土的燧石钻，燧石刮削器，刻刀，角柄穿孔燧石斧及大量骨角器，渔具和绘有图案的装饰品来看，当时的渔猎经济已较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早期有较大的改善，但仍比西欧南部和东南欧显得落后。

总之，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丰富遗产，在经济发展上也表现出突出的变化，许多遗址发现了专门化的工具系列，出现了比较进步的房屋建筑，储藏窖穴，也出现了较系统的埋葬方式，居民以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美化生活，社会在稳步地向农业经济迈进。

西亚一带中石器时代文化比欧洲发达。这一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亚洲西南部各地，西起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中心地区是黎凡特(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和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东至伊朗高原。这一带是世界古代农业生产和青铜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自中石器时代起，经济的发展就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并对欧洲大陆和中亚，南亚次大陆有强烈的影响。

西亚的中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15000年开始，至公元前8000年左右结束，已发现的遗址数以百计，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在世界远古社会发展中意义十分重大。其中巴基斯坦纳吐夫地区的苏克巴洞穴遗址和卡尔迈勒的同类遗址最为著名，称为纳吐夫文化，它的前身是中石器时代初期的凯巴拉文化。西亚的东部地区，土耳其，伊朗等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与纳吐夫文化有一定区别。

凯巴拉文化约始于公元前16000年，下限为前1万年左右。该文化的居民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各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多数是箭镞，矛头和小型刮刀。从兽骨比较集中的发现情况看，可能已出现了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占74%，这些山羊和羚羊，很可能是最早圈养的家畜。纳吐夫文化直接从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典型遗址是座落在约旦河谷胡伦湖畔的艾因迈哈拉。这一时期已盛行几何形细石器，除了一部分箭镞，矛头等武器外，一些镰刀刃片明显增加，这种刃片是嵌装在骨柄上使用的，表明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基础上，较大规模地收割野生大麦，小麦已经成为经常性的生产活动。石制农具除了镰刀外，还有磨盘和杵，臼。这些收割，研磨工具表明采集经济高度发展，并开始向农业过渡。不少遗址还发现了建筑遗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村落，不过居室十分简陋，多为圆形茅棚，仅能遮风蔽雨。纳吐夫文化与外地的交往非常明显，如死者头饰的贝类，即来自地中海沿岸和红海一带。碳14断代数据一致表明该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万年至前8千年左右。伊拉克东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遗址，是西亚中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遗址，从石器和其它遗物观察，可能已出现了农耕生产。总的看来，西亚中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仍生活在山洞和岩厦中，大量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骨表明当时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以狩猎为主的，采集品除植物果实，种籽外，还包括蜗牛，河蛤和捕捉鱼类，乌龟等，晚期则出现农业的萌芽。

公元前1万年至前5千多年，中亚地区也活跃着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中亚发现的遗址多为洞穴遗址，也有少量露天营地。里海东岸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西哈萨克斯坦一带这类遗存发现较多，代表性地点有克拉斯诺沃茨克半岛的卡伊利乌诺洞穴，出土的石器体形细小，多呈几何形；吉尔吉斯的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库米尔和奥比西尔诸洞穴也发现了狩猎者遗留的许多细石器，但都不是真正的几何形。帕米尔高原西部和希萨尔山以西，中石器时代的居民多在阿姆河上游诸支流的源头各地进行狩猎活动，典型遗址有库勒布里恩，图特卡乌尔等，这一带的石器普遍较大而厚重，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细石片工具，说明这里的经济水平比西亚地区低下。从一些洞穴的岩画看，当时狩猎已使用弓箭并驯养了狗。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表现出与欧洲，东亚都有一定联系的文化交融色彩。从遗址分布上看，欧洲和西亚流行的典型几何细石器遍布于南亚次大陆，工艺传统是比较一致的，不过以细石叶为主的盛行于东亚的非几何形细石器遗存，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乔塔纳格普尔高原，西孟加拉邦一带也有较多发现，与中国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及蒙古高原的遗存基本一致。中石器时代文化在东南亚的典型代表是泰国的仙人洞遗址，其早期堆积距今约1万年，地层中已发现栽培植物的种子。东南亚一带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基本面貌与中国华北地区比较接近。

在中国，中石器时代遗址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集中于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吕梁山，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南岭的山麓台地上，少量分布于湖沼密集的地方。这些遗址的遗迹和遗物，基本上反映了狩猎的采集经济的特点。

山西省的峙峪人在距今28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明了弓箭，比西亚和欧洲要早。活跃在桑干河谷地的这批"猎马人"成为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真正的中石器时代是从下川文化开始的。

下川，是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于阶地上层晚更新世末期的亚粘土层中清理出大批细石器，未见陶片，磨制石器和其它农业生产工具，据碳14断代测定，年代为距今2.4万至1.6万年，与西亚的凯巴拉文化相同或略早。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大量非几何形细石器和较粗大的打制石器两类，而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原料多为燧石，细石器的类型达40多种，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漏斗状等各种类型的典型石核，还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琢背小刀，箭镞，锯，锥，钻等。这批石器的制作技术，承袭了峙峪文化的传统，又有突出的进步，为其它遗址所少见。

最能体现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这个遗址发现的一批石镞。石镞用压制法生产，有明显的锐尖和周边，分圆底和尖底两种。与其它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的零星发现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琢背小刀也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打出几个尖齿，有的锯还带有短柄。雕刻器分成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斜边雕刻器数量最多，制作精细，尖刃明显，器形很固定，颇具使用价值。此外，有一种扁底三棱尖状器，实际上就是狩猎用的石矛头。

在下川文化的生产工具中，粗大石器仍占有一定数量，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和磨盘等，都继承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风格。其中的石磨盘，可能用来加工采集到的植物种籽。上述遗物表明，下川文化的猎人集团经济生活特点是狩猎与发达的采集经济，工具中大部分是切割兽肉，剥削兽皮和缝制皮衣所使用的，也有一部分采集挖掘植物块根的工具。

下川遗址附近纵横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同类细石器地点16处，说明这一带在中石器时代是猎人经常往来的地区。由于装柄的刀，锯，钻，短剑，箭矢，长矛等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比旧石器时代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飞跃。

继下川文化之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有普遍地发现，典型遗址有内蒙古的海拉尔松山，呼和浩特市以东的保合少，卓资县三道营，武川县大青山，乌盟哈达图，陕西大荔沙苑，广东南海西樵山，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云南元谋大那乌，青海贵南拉乙亥等等。另外，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许昌，山东临沂和郯城等地也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猎人留下的大批细石器和猎获的动物遗骨。这些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一脉相承，而与欧洲和西亚的几何形细石器迥然有别。

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来源的。从世界各地发现的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无不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的场所。由于狩猎和高度采集经济的流动性强，追逐兽群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迁徙生活决定了当时各个地区，各个氏族群体有比较广泛地接触和交流，因此显示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一致性。中国北方的细石叶及非几何形工艺技术，不仅波及亚洲北部和印度的恒河流域，而且越过白令海峡从亚洲的堪察加半岛传播到北美洲阿拉斯加，在日本的北海道一些遗址中也有同类细石器，尤其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高原更为普遍。

在中石器时代，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并且氏族的血缘纽带对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具有强大的束缚力，所以各地的文化交流既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同时也产生了文化发展逐渐多元化的地域性差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和文化面貌上的不同特点，导致新石器时代农业部落在长期定居之后的多中心发展，并逐渐拉大了彼此的距离。

在人类远古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会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全世界同时发展，完全统一的文化模式。作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的内涵特点是明确的，但在各地不同时期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地差异。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库邦尼亚一些更新世晚期遗址，距今17000—18000年左右，曾发现大麦粒穗的残迹，种类介于野生大麦和后来人工培植的大麦之间；在埃及的努比亚等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更新世晚期距今12000—14500年的小麦，同时有磨石和石镰出土，但没有其它任何农业工具和陶器，只能划归中石器时代，但上述遗址显然反映出相当发达的经济状况。相反，在中国青海的拉乙亥遗址，大量细石器和其它遗迹遗物表明这里是中石器时代居民的营地，距今仅7000年左右。与拉乙亥遗址同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发展阶段。

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说，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文化，也是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一时代从距今18000年左右开始，到距今1万年前后结束，大体经历了近万年的发展过程。这一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首要标志是产生了数量丰富的细石器，出现较多箭镞，矛头等更为有效的狩猎武器和猎犬；与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相比，后者的明显标志是较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并明显出现了农业生产。中石器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4.新石器时代的经济

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得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发展着社会经济，推动着人类自身的进步。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世界许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学会了使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籽粒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原始农业产生的萌芽。一些最常食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地培植改良，成为各地氏族成员喜爱的粮食和果实。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小麦，中美洲的玉米，中国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都是这样出现的。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距今1万多年前，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人口显著增加，氏族制度发展很快，人类活动的地域迅速扩大了。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及迁徙不定的生活，已不适应人类日益增长的形势与需求；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制度和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宗教习俗，极大地限制了氏族部落的大规模迁徙活动；氏族人口的增加更使妇女，儿童和老人迫切要求定居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亚的两河流域率先出现了农业经济的萌芽；埃及的尼罗河谷也随之出现了农耕生产；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几乎同时出现了原始农业，从而迎来了人类社会经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性别是劳动分工的基本条件。男人经常从事渔猎活动，妇女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这种性别上的自然分工，使妇女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各地妇女们发现，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发芽，开花，结实，有些还能易地移植，重新栽培生长。相对稳定的生活使一些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而农业本身又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巩固与发展。于是，在长期居住的洞穴附近，人们用刀，斧披荆斩棘，放火烧荒，开辟出一块块适于栽种的土地，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随着农业的产生，氏族的营地逐渐从山林转向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规模逐渐扩大的聚落在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纷纷出现。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的，不稳定的，主要在山谷的营地附近和野生植物密集，水源十分充足的地方进行。当时的种植方法也很原始，完全没有摆脱大自然的约束。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民族学资料，原始农业部落的妇女们把栽培植物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在清除杂草的同时，即利用草根带起来的泥土掩埋了种子。这批植物生长起来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杂草折断或铲除，让作物在阳光下茁壮生长。这种方法比刀耕火种更为原始。当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在西亚约旦河谷的耶利哥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晚期遗存中，有比较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初始阶段的遗迹和遗物。除了定居生活的居民修筑的一批简易房舍，许多盛行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具外，还有一些石凿，扁斧等新型工具，这些石制工具比中石器时代纳吐夫文化有明显的进步。与其相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堆积中，既有一批相似的工具，又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骸，收集到100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及水果的标本，另外还有一些在泥坯上的农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一带颇具代表性的两行大麦及两粒小麦。从泥坯建筑的房屋来看，已比中石器时代的草棚明显进步了，是长期定居的氏族聚落的证据。出土的大批石器和骨器中，包括磨制的磨石，磨盘和石钵等器皿。

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新石器"，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同时发展的切割，钻孔技术。

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农业，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当时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着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大尖状器，也产生了一些新型工具。翻挖土地和砍伐灌木丛，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大量出现；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随着作物收获量的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转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和骨铲，木铲很快取代了尖木棒。于是，这一批陆续出现的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重要标志。

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并不容易，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有些地方甚至流传到青铜文化时期。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之一。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得以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也使粮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由于粮食不像鱼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西亚及其它有些地区，陶器的发明是在原始农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因此，农业生产率先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地区，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黄河，长江流域，都是陶器出现很早的地区，不过迄今为止极少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原始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更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产品，但仍保存着粘土层贴塑技术的现象和手工捏塑的器物。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瓶，盂几类。用于贮水，汲水和盛放食物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需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来制作，称为夹砂陶。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也有的地区和氏族，因地理条件的限制，用碎陶末，炭末或稻壳等作为羼和料。

同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一样，新石器时代由于没有文字可考，其经济形态和生产水平只能依靠地下发掘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因此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定居的聚落和氏族公共墓地，成为分析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世界各地发现的大量遗址，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1982年，考古学者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阿斯旺附近瓦迪库巴尼亚山涧中发现几处距今17000—18000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堆积中发现很多捕食过的鱼类残骸，动物骨骼和细石器。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一些磨石和石制器皿，以及与之共存的小麦和裸麦的炭化颗粒，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种属，这是人类栽培作物的最早实验证据。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8千年，最早的农业是在西亚发现的，并经希腊而扩展至欧洲大陆。

(1)西亚

西亚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在世界古代经济史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公元前8千年至公元前6千年，这一带的农业经济发展分成早晚两个阶段：约为公元前8千年至前7千年，属第一阶段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或称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在公元前7千年至前6千年属第二阶段，称有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别上，可以把西亚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区域划分成5块，即：

①黎凡特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等地；

②安纳托利亚地区，包括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一带和塞浦路斯；

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包括伊拉克及叙利亚东部；

④札格罗斯山地；

⑤伊朗高原。

黎凡特地区是西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最早，表现最充分的地区。其中重要的遗址耶利哥和穆顿拜特，都是农业发生初期的村落。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河谷的一片肥沃绿洲之中，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堆积非常丰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小麦，大麦，扁豆及无花果，形成了有高大围墙的定居村落，墙外有约8米宽，2米多深的壕沟。稍晚的堆积中作物的品种增加了，小麦已有两个品种，还出现了豌豆和燕麦等，并开始饲养山羊，这是可以确定的人类最早的家畜之一。穆赖拜特遗址曾出土公元前7千多年的五件陶器，但由于烧得不透，制作十分粗糙，气孔严重渗水，还不能代替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这一阶段，狩猎和采集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叙利亚阿布胡赖拉遗址和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了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等栽培作物，还出现了绵羊，山羊和猪等家畜。根据黎凡特地区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分析，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从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发展而来的。

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中石器时代的贝尔狄比文化发展而来，遗址主要有哈吉拉尔，恰塔尔休于，基罗基蒂亚和梅尔辛等等。这一地区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比黎凡特地区略晚。其生产工具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当地产的坚硬的黑曜石，苏伯德遗址中黑曜石的石器多达全部石料的90%。这一带流行的圆形房屋建筑，直接影响到小亚西部至希腊半岛。当时已出现农耕，并饲养猪，山羊，绵羊等。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阶段的是公元前6千年的乌姆达巴吉耶文化，已处于有陶阶段，产生了种植作物，不过主要经济生产活动仍然是狩猎。后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哈苏纳文化，另一种是底格里斯河支流小扎卜河沿岸的萨迈拉文化。萨迈拉文化的彩陶十分精美，农业生产中已使用灌溉技术。萨迈拉文化的全盛时期(公元前5300—前4800年)，大型聚落遗址中已出现了神庙建筑，陶制印章的出土反映了私有制经济的萌芽。

扎格罗斯山地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有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比黎凡特地区略晚，从公元前6750年左右至前5800年前后，大体上经历了1千年的发展过程。扎格罗斯山区北部的耶莫，甘吉达雷，古兰等遗址，反映了当时农业发生时期和逐步发展，变化的情况。耶莫遗址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无陶阶段已出现农业村落，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养家畜，并用沥青把细石片粘牢在木杆上做成镰刀。有陶阶段制作的彩陶质量很好；在桔黄的底色上绘有倾斜的红色线条，还发现一些经过焙烧或晒干的泥塑女像，动物塑像和玩具。早期的房屋为长方形建筑，粘土筑墙，每座房屋由几个小间组成，屋顶铺以芦苇并涂一层厚泥。室内有灶，室外的文化堆积厚达8米。除了种植小麦大麦等作物外，蜗牛是经常采用的食物，堆积丰富。耶莫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细石器，也有臼，杵，马鞍形石磨盘，石球及刃部磨光的石斧，还发现不少石制的指环，手镯，石珠等装饰品和调色板，骨器有针，刀，珠，环和耳珰。由于这里没有发现最原始的陶器，考古学者们判断扎格罗斯山地的彩陶技术是从邻近的伊朗传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出现倒退现象，饲养业则发展很快，反映了山区自然经济的变化。扎格罗斯山地南部的阿里库什遗址，位于伊朗西南迪兹富勒以西的卡尔黑河畔土丘上，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5700年左右，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村落中的房屋早期用土坯建造，晚期出现了石基砖房，灰泥抹平的墙壁上还残存着赤铁矿粉绘画的装饰。中期农业发展明显，主要种植麦类和豆科植物，饲养山羊和绵羊。生产工具与山区北部耶莫遗址相似，石磨盘较多。晚期也出现了畜牧业发展，农业倒退的现象。

伊朗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西亚地区出现最晚，人们还经常居住在山洞中，遗址主要发现于高原北麓的黑海以南地区。位于伊朗克尔曼城南索昆河谷的雅亚遗址，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这个遗址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的中间，是这两个地区文化交流的枢纽。雅亚遗址是一个高约18米的土丘，最早的堆积属于公元前4500年至前38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燧石制作的石器和骨器。出土的陶器非常粗糙，表面饰以红色陶衣或绘画着红色波状纹。已知当时的居民能栽培多种谷类作物，并驯养了牛，绵羊和山羊等家畜。房屋是用土坯建筑的，清理了一些方形的小储藏室。

从西亚上述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以看出，距今8千至1万年前西亚生活的远古居民逐渐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集团转变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氏族，他们生活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居住于用石块或土坯修建的房舍中，村落一般规模不大。生产工具中既有继承中石器时代传统的细石器，也有一定数量的磨制石器，初期的农业生产作物种类简单，只有少量小麦，大麦和豆类，经济生产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日常生活用品有简陋的陶器和石制器皿，也有编织的筐和木器。一些遗址出土的彩陶质量较好，常发现粘土烧制的动物像和妇女像。家畜主要有山羊，绵羊，猪和牛。当时已有了远距离的原始交换，以石料和贝类居多。社会经济仍处于较低级的阶段。

(2)欧洲

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受到西亚和北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主要分为希腊半岛，中巴尔干地区，多瑙河流域，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流域，克里米亚地区，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东欧森林草原地区，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等几种类型，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互有影响。

希腊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初阶段属于前陶时期，年代约在公元前6千至前7千年间，主要分布在希腊半岛北部的色萨利地区，南部仅有零星发现。典型遗址为阿尔吉萨，赛斯克罗，苏夫利等。前陶新石器文化阶段，希腊半岛的原始居民居住在椭圆形半地穴式房子里，有的房屋地面铺垫砾石，并有灶址。生产工具中盛行燧石和黑曜石打制的细石器，用作镰，锥，小刮刀和箭头，出现了少量磨光的石凿和鹤嘴锄。各遗址都出有比较丰富的炭化谷物，包括大麦，小麦，粟，橡实，还有豌豆，小扁豆和巢菜。这一带发现的麦类和野生品种区别明显，已接近现代栽培品种，说明培育的时间已较长。羊是当时的主要家畜，山羊和绵羊骨骼的数量占兽骨总数的85%。希腊半岛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欧洲最早的农业文化。

中巴尔干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比较漫长，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主要分布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西南部和匈牙利南部各地。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早中期东部地区以卡拉诺沃文化为代表，中部以斯塔尔切沃文化为代表，西部则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印纹陶文化相一致。晚期阶段，中巴尔干各地的文化发展渐趋统一，经济水平在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同步发展，典型代表是温查文化。

卡拉诺沃文化主要分布在保加利亚的东南，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前4500年。这里的居民多在平原地区组成村落，由方形单向住房排列成比较整齐的街巷。出土的石器多为石镰，石臼和弹丸等，陶器以梨状瓶为特色，较精制的产品还常绘画简单的图案。斯塔尔切沃文化与卡拉诺沃文化同时并存，主要分布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西南部。遗址中发现了栽培的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养牛，羊，猪等家畜，渔猎经济仍占重要的地位。陶器多数较粗糙，少数精致者也施以彩绘条纹或网纹，螺旋纹。这里发现的石器与卡拉诺沃文化基本相同，只是骨制品有所增加。中巴尔干地区西部的印纹陶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5400—前3700年间，遗址以洞穴为主，平原地区的小河两旁仅有少数简陋的草棚，反映出当地居民因季节不同而迁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这一带是欧洲印纹陶文化的发源地，先进的农业文化即从这里传播到西欧。温查文化是从斯塔尔切沃文化发展而来的，年代约当公元前4500—前3000年，中心地区在南斯拉夫，并逐渐扩展到中巴尔干各地。这一时期定居村落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温查遗址面积达8万平方米，住房一般由两间一套的房屋组成，有木骨泥墙和夯土地面，后期出现3间的房屋，中房有灶，后间为贮藏室，这些房舍排列成整齐的街道。从温查文化的建筑遗址看，已经向城市发展，是农业经济十分稳定的反映。当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骨器为主，但已出现红铜制造的串珠，并在南斯拉夫发现了温查文化时期的铜矿采掘遗址，说明已接近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居民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黑陶高脚杯，钵和大水罐，少量施以彩绘，亦有泥塑人像和动物像出土。

中巴尔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欧洲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晚期不仅出现了金属工艺，而且有了图形文字的萌芽。这一带的原始农业经济，对西欧的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多瑙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盛行于公元前4千年前后，因各遗址出土的陶器大多饰有各种线形刻划纹图案，又称"线纹陶文化"，主要分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等地，北部可达荷兰，即多瑙河流域和莱茵河以东地区。典型遗址有比拉尼，埃尔斯洛，桑博热茨等。当时已有很大的村落，7—10间一套的长屋是线纹陶文化的特色，可能是一个大家族的住所。农业生产以种植小麦为主，家畜最多的是牛。陶器均为手制，典型器物有半球形的圜底钵和葫芦形的长颈瓶。生产工具中常见磨光的锛形石斧，说明当时伐木和建筑是很重要的劳动。线纹陶文化起源于欧洲东部的多瑙河下游，是欧洲农耕文化的主体之一，也是欧洲新石器时代经济的重要支柱。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流域文化，是东欧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乌克兰的南布格河中游和摩尔达维亚境内德涅斯特河中游，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前4000年左右。该文化的居民常在河滩台地或河中岛上建筑居住营地，聚落规模很小，房屋多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室内外间或有窖穴，火塘和石块垒砌的炉灶。手制的陶器比较粗糙，器物有不同形制的罐，也有钵，碗和杯，有简单的刻划纹和压印纹。石器多数是燧石制的细石器，发现了研磨谷物的石磨盘。骨，角制作的捕鱼用具十分丰富，鱼骨，河蚌壳发现较多，也出土了牛，猪，羊，狗等家畜骨骼。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小麦和大麦。早期阶段渔猎，采集经济比较发达，晚期农牧业有明显发展，渔业的地位下降了。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周围诸原始文化关系密切，受巴尔干半岛的文化影响很深。

克里米亚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当地中石器时代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年代在公元前5千年至前2千多年。迄今所发掘的遗址大多在山区，草原地区极少发现，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已有家畜饲养业，农业经济尚不明确。生产工具基本上是燧石制作的细石器，其中一面加工的石核，刀形小石片，短刮器等仍保留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传统风格。陶器一般为手制的灰陶，基本器物为大口圆腹的尖底器或圜底器，与中欧和东南欧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显著的差别。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是东欧森林草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口沿常有一排圆窝纹，器身饰满篦纹，戳刺纹或划纹，所以考古界又称其为"篦纹——戳刺纹陶文化"。主要分布于第聂伯河中下游左岸及北顿涅茨河中游，白俄罗斯南部，年约当公元前4500年——前2500年，是由当地中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这一带的原始居民习惯于在河岸或湖沼边营建聚落，房子一般为5平方米左右略凹入地下的长方形立柱式，内设火塘，外有窖穴。陶器简单，有罐，钵和碗几类。生产工具中细石器较多，也有骨镞，标枪头，鱼镖，鱼钩等骨角器。从生产工具和遗址中大量贝壳堆积来看，这种文化的居民是以渔猎经济为基础的。兼营采集，有了初期农业，并驯养了牛，马，羊，狗，猪等家畜。在少数晚期墓葬中发现了红铜丝和金丝制作的装饰品，说明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以北的广大森林草原地带，比该文化略晚还有一种相近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陶器的纹饰而称为"小窝——篦纹陶文化"。这种文化从伏尔加——奥卡河间地往北分布到芬兰和白海沿岸，往南分布到沃罗涅日河上游和顿河上游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内，小窝——篦纹陶文化又可划分成若干文化类型。共存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多年到公元前2千年左右。由于地域相连，这种文化的居民房屋建筑和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一样，生产工具和日用陶器则大量增加了，不过居民仍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农业十分落后。晚期遗址中曾零星发现青铜器残片和坩埚。

东欧乌拉尔山西侧的森林地带，公元前4千年到前2千年左右生活着伏尔加河——卡马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该文化的居民营地往往建筑在河湖岸边台地上，房屋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该文化盛行形体硕大，火候较高的夹砂陶罐，纹饰与西部森林草原地带其它文化所见相似。从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及大量兽骨可知这种文化的氏族部落也是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晚期遗址中发现少量的红铜短剑和铜锥。

总之，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显示，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西亚地区农业经济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在中石器时代，东南欧活跃着许多狩猎者与采集者集团，但人数并不很多，大约在公元前8千年，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早期农业部落将农耕技术传至希腊半岛和东南欧，不过这种传播当时仅限于旱地农业，家畜驯养和某些工具，陶器的制作技术方面。从陶器的型式，装饰题材上看，希腊半岛和东南欧各地的原始居民很快就形成了自己各自的风格。希腊南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法兰奇蒂洞穴遗址和克里特岛上的诺索斯遗址出土遗物表明，公元前6千年左右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居民从海上到达希腊，并很快在北部色萨利平原上开始了定居生活。巴尔干与罗多彼山脉之间是色雷斯平原，有登萨河，马里查河及其支流穿越，是一条从西亚通向欧洲的大道，可以从保加利亚索非亚盆地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业摩拉瓦河谷而达匈牙利平原，卡拉诺沃文化和斯塔尔切沃文化的陶器风格，大多数农作物及家畜的种类，都与西亚地区的相同，可以看到农耕文化的传播。

希腊半岛和欧洲东南部是欧洲大陆最邻近西亚地区的地方，因此必须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向欧洲扩展最早的区域，经济形态上基本上继承了西亚的原始农业传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巴尔干半岛和中欧，东欧整个农业文化都是从西亚扩展形成的。在东南欧和欧洲中部自旧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一直有原始氏族生活，迁徙和开发，多瑙河中游一带的线纹陶文化从中欧平原到莱茵河下游的扩展，长时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欧洲大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体。所以，西亚农业经济对欧洲的影响虽然深远，但毕竟亦有限度。欧洲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各地的不平衡性，也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反映。各地原始文化在交流融合中迎来了新的时代。

(3)北非

在非洲北部的埃及和苏丹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与西亚地区有所区别，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时间上这一带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公元前6000—前5500年，中期为公元前5500—前4500年，晚期为公元前4500—前3500年。北非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则可划分为撒哈拉，地中海，卡普萨三个大的系统。

尼罗河下游的下埃及地区，是非洲北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在尼罗河上游拜达里文化时期，下游的农业部落创造了法尤姆A文化和麦里姆文化，其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左右。下埃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上埃及有一定区别，出土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的石斧，石镰，有翼石镞，陶器制作较粗糙。氏族成员已经掌握了小麦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但渔猎经济仍占有根重要的地位，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绵羊，山羊，牛和猪的骨骼，说明家畜饲养业相当发达。在一些房屋中发现了窖穴和炉灶的遗迹，不过聚落的规模还不十分清楚。开罗西北约58公里的沙漠边缘处发掘的麦里姆文化遗址，陶器有钵，盘，瓮等，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大多演变为黑陶，磨制石器也是斧，镰，镞，刀之类，不过出土了更多的象牙，玉，骨制造的装饰品。从人骨的体质特征上看，似表明为上埃及向下埃及的移民。尼罗河两岸的农业部落，为埃及古代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撒哈拉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撒哈拉中部及南部沙漠地区。在公元前7000多年至前2000多年前，撒哈拉中南部水草丰美，气候温暖湿润，有一些河流和湖泊，不同于今日的干枯沙漠景象。公元前7000—前4000年为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阶段，典型遗址阿尔及利亚的阿梅克尼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多为半球型器皿，有的直径达60厘米，纹饰简单。石器中包括丰富的花岗岩碾磨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阿梅克尼附近的提温遗址就是一个渔民村落，这些遗址均发现大批骨，石制捕鱼用具，捕获的野生动物骨骼也很丰富。这种文化的晚期，制陶技术有一定进步，陶器多数为带颈球状器，有的带流；出现了磨光石斧和石镞，并驯养了牛。

地中海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沿海地区，典型遗址有阿尔及利亚的盖塔拉，这个遗址的石器以稍加修整的石刀，石片居多，也有各种细石器，是中石器时代几何形细石器的传统制品。陶器是欧洲地中海沿岸流行的印纹陶文化类型，多为敞口圆形锥底容器，以压印纹为饰，北非地中海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当地居民已组成农业村落，畜养的山羊，绵羊和牛与西班牙等地所发现的品种相同。

卡普萨新石器时代文化，介于撒哈拉与地中海两个文化系统之间，主要分布在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中部地区。卡普萨文化传统是指上述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习称卡普萨传统。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一期有明显的中石器时代因素，遗物基本上是细石器，但已出现双面修整的新型工具和陶器；第二阶段石器的种类明显增加，出现了边刮器，修背大石刀和石镞，陶器的种类，数量都有所增加；第三阶段磨光石器已占主要地位，石斧和磨石大量出现，陶器形制逐渐与地中海系统相接近，但极少印纹，驼鸟蛋壳制成的容器较多，骨器中锥，针很多，不见鱼叉等，与撒哈拉系统的文化区别较大。

北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互有影响，是氏族制早期农业经济的重要发展地区。后来的铜石并用时代，北非各地的经济受到欧洲经济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同属于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由于气候变化，整个撒哈拉地区渐成沙漠，使北非与非洲内陆相隔绝，遂使非洲撒哈拉以南广大地区远离了文明时代。

(4)南亚次大陆

公元前6000—前3500年左右，南亚次大陆，生活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典型遗址主要在俾路支地区的高原河谷和印度河平原的大小河流两岸，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大多由中石器时代游牧人的宿营地发展形成。

俾路支和印度河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从事畜牧，农业和狩猎，饲养牛，绵羊，山羊，并普遍种植小麦，大麦和枣树。聚落中的住房为单间和多间的泥屋或土坯房，在俾路支曾发现用河中的大块砾石筑墙的遗迹，有些聚落有水井。制陶工艺从早期的手制发展到晚期的轮制，主要有盆，碗和罐几种，多为素面，篮纹和绘有简单几何纹的彩陶也有较多发现，还有少量土制或陶制的人物，动物塑像。生产工具以石叶石器为特点，有些是镶嵌在柄槽中的镰刃，磨制石器有斧和研磨器。常见骨锥与骨镞。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出土了红铜制作的少量刀，斧，钻，镜，珠等。装饰品较多。

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布尔扎霍姆文化的原始居民。该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平坦肥沃的卡勒瓦斯谷地，已经发现30多个当时的农业村落。早期房屋呈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大致为圆形和方形，在深约2米的穴壁上常见阶梯，入口附近有石灶和窖穴；晚期房屋为地面的泥屋或土坯屋，居住面抹泥并以赭石涂画，屋内有灶，大量柱洞表明，木材在房屋建筑上起重要作用。布尔扎霍姆文化的氏族部落早期制陶技术落后，陶土很粗，器壁厚重，火候较低，烧成后颜色杂乱，器形仅见小碗，平底钵和罐，很不规整。晚期出现大量磨光黑陶和灰陶，器形也增加了高足盘，鼓腹罐，壶，盆等等，但彩陶极少。生产工具中主要是石器，发现大量琢制和磨制的斧，锛，长方形有孔刀，磨盘，磨棒等。个别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大麦，稻，小扁豆，豌豆和葡萄籽等遗存，表明原始农业已相当进步。动物骨骼中有狗和山羊，绵羊等家畜，更多的是野山羊，熊，狼，野牛及克什米尔牡鹿等，同时发现数量较多的骨角制鱼叉，箭镞等，表明狩猎，捕鱼和采集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晚期堆积中出土了一些红铜和青铜工具，是从印度河平原通过交换得到的。

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各地也生活着许多原始农业部落。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从北部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考古学家已发现许多遗址；马来西亚的尼阿洞穴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丰富堆积，出土一批磨制石器，陶器；越南，老挝和泰国分布的和平文化，是从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存，发现了丰富的石器和动植物遗骸；菲律宾群岛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从亚洲大陆渡海而至，在群岛沿海定居并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出现了新石器时代部落，帝汶，苏门答腊，爪哇各地都发现了聚落遗址。

综观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看出俾路支和印度河平原的早期农业部落是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游牧集团逐渐定居而发展产生的，与中亚西部及阿拉伯海沿岸的居民有较多交往，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并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印度河文明的发展时期，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起源地区之一。东南亚一带的农业部落，则与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密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原始居民，在新石器时代也受到西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一定影响。中石器时代世界各地文化面貌的同一性，即细石器工艺传统特色，到了新石器时代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面貌的千差万别，为文明时代的到来准备了各种条件。

(5)中国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亚洲东部广大地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考古发现，数以千计的遗址和丰富辉煌的文化遗物，成为再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面貌的宝贵资料。

①新石器时代早期。继下川文化之后，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阶段的遗址，目前还发现不多。距今8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农业氏族部落的村庄和墓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陕西的白家遗址，甘肃的大地湾遗址等，以及山东，江苏一带的青莲岗—北辛文化，湖南的彭头山，皂市遗址和辽河上游的兴隆洼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文化堆积，反映出公元前五六千年中国原始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

裴李岗文化分布在中国黄河中游的嵩山周围，太行山东麓和大别山以北也有若干发现。在40多处堆积较单纯，浅薄的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磨制精良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镰和零星发现的骨角器。石器的形制表现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巧，这批农具从翻耕土地，播种，收割到谷物加工，已构成完整的系列，足以证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在各个遗址和墓地中，都发现了盛水，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瓶等，火候较低，种类也不多。发掘表明，裴李岗人已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常露宿在营地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房屋有圆形，方形两种，立木柱以搭盖草顶，南面有斜坡或短阶梯门道，屋内有火塘，室内一般都修垫踩踏得很平整。河北省南部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地域相连，经济生产和生活习俗也大致相同，石器的种类几乎一样，只是制作技术与风格有所区别。磁山文化的陶器与裴李岗文化有明显的差异，有数量较多的盂和倒靴式支座，而且流行细绳纹，不过这两种文化的居民之间关系是相当密切的，石器和陶器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当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上游的秦安大地湾和中游的渭南白家等地，居住着另一支母系氏族部落。他们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活跃在八百里秦川，繁衍生息，开拓进取，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化，发展着渭水流域的农业经济；与此同时，黄河下游生活着以江苏青莲岗和山东北辛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部落。这些农业氏族，使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不断繁荣，为世界远古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考古学家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出大量房址，窖穴，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早期遗存中有三足圜底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特别是绳纹陶器更似磁山文化所出。不过，大地湾文化的自身特点也较突出，比如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涂绘紫红色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磨制石器比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少，仅占总数的1/10，等等，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发展系统，它的发展方向即新石器中，晚期著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北辛遗址位于山东省南部，微山湖北岸的平原上，三面环水。自然条件优越。考古发掘出大批石器，陶器和骨，角，牙磨制的镞，鱼，镖，鹿角锄，凿，匕，刮削器，梭形器，针，锥，笄等。碳14测定表明，公元前5300—前4300年间，这一带农业部落的生息绵延不断，成为黄河下游早期农业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与中原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古代氏族有频繁的交往。根据地质，古生物学家们的综合分析，当时微山湖一带的湖泊沼泽比今天的面积大，中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集团逐渐长期定居在这里。遗址出土了家猪和牛，也发现了丰富的野生动物骨骸，包括梅花鹿，四不像，貉，獾，鳖，龟，青鱼，丽蚌等兽骨，鱼骨和贝壳，说明北辛氏族已过着稳定的农业生活，其生产水平并不低于黄河中游一带的居民，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比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偏晚阶段。与北辛遗址的文化面貌相类似，在淮河流域还有江苏的青莲岗文化，它们之间互相交融，形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

与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同时，在中国东北的辽河流域分布着兴隆洼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农业部落，有比较整齐的村落和丰富的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反映出中石器时代的游牧人曾在东北，内蒙古东部和燕山南麓一带活动频繁，并形成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部落。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生产不如黄河流域发展那样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狩猎，捕鱼和采集一直是长江两岸和华南各地原始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只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少数河湖旁低地出现了稻作农业和园艺栽培。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洞庭湖周围以湖南石门皂市，澧县彭头山等遗址为代表，又称"彭头山文化"。这些遗址中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也有一批燧石细石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网坠，石球等，有少量骨器。制陶工艺相当原始，制法全为初期的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再内外糊上几层，容易破碎。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鳖，鱼，蚌等，表明渔猎和采集经济占主导地位。陶片中夹杂着稻壳，可知已有了早期稻作农业。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色彩。仙人洞遗址是江西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磨制石器很少，制作也很粗糙，器类非常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及个别石凿。骨角蚌器比较多。晚期的石器磨光技术有所改进，出现扁平石锛。仙人洞的堆积中，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和螺蚌介壳，没有家畜的遗骸。这些情况表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处于初期状态。

总的看来，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是从中石器时代过渡产生的。农业生产很原始，采集，狩猎和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的地区渔猎经济尚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和一定规模的农业，也没有出现象西亚和尼罗河流域那样发达的灌溉技术。经济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强大制约，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自中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交流继续存在，并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②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前3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制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新的农业生产工具越来越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现先进技术的产品不断发现，并已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早期有明显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奇珍异宝；随着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从而为中国成为古代丝绸大国奠定了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这一阶段不仅经济生产在各个领域里发展较快，而且各个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有迅速发展。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外的一些中心区域仍保持着较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1千多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此外，华南地区，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农业氏族部落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在这一阶段，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农业生产比早期有了很大发展，各氏族部落以种植粟，黍为主，有些氏族也种植水稻，同时掌握了白菜，芥菜等一些蔬菜园艺栽培技术。这一时期属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抛荒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较低下。早期阶段用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用于砍伐山林的石斧形体厚重，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中晚期出现了大量舌形，心形，长条形磨光石铲和有肩石铲，提高了劳动效率。家畜饲养业也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已发现很多猪，狗和羊的骨骼，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已驯化为家禽。这时，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大量遗址都出土了狩猎和捕鱼的工具，武器，也发现了丰富的野生动物骨骼和野生植物果实。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及其它一些陶器上绘画的鱼，鱼网等，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但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一些典型遗址的遗迹与遗物及较大规模的氏族公共墓地随葬习俗表明，氏族成员从事手工业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已为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氏族成员掌握，但专业分工尚不明确与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纺织，编织等，也有一些人善于制作各种装饰品。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部地区移民的一支部族创造的，其分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包括甘肃和青海，宁夏及四川北部一带，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同仰韶文化一样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臼等。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羊之外，还有家禽鸡。许多石镞，骨镞的出土和大量鹿骨，说明狩猎活动仍是经常进行的，鹿是主要对象。原始手工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木器制作和纺织业十分突出，青海柳湾氏族墓地的许多人骨附近有麻布衣服的痕迹。制陶业与黄河中游有不同特点，在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的大型窑场，窑室构造比仰韶文化更进步，充分显示了氏族制有组织地进行较大规模生产劳动的情况。在马家窑文化晚期。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并出现商业性交换的萌芽。青海乐都柳湾的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海贝和以石，骨仿制的贝，来自遥远的东方，年代已接近中原地区的夏代，可能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象征。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中心地区在泰山周围，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南部和西部波及江苏，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左右，已发现这种文化的遗址约200处。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各部落相同，但中晚期出现的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和鹿角锄等，表现出一定地方特色。家畜家禽饲养业与黄河中上游一样，但比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发展更快。各遗址普遍发现大量渔猎工具和动物残骨，说明渔猎经济占有一定地位，已能捕获大而凶猛的水生动物扬子鳄。在手工业经济中，制陶业非常重要。大汶口文化陶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继承了北辛文化的传统，均为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也不多；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并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出现了一些新型陶器如鬶，簋背壶等；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型陶器，并使用新原料坩子土烧制白陶。大汶口文化晚期制作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当时黄河下游的制石，制玉业也比较发达，选料，切割，穿孔和抛光技术都超过了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部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为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马家窑文化显然晚于仰韶文化，当黄河中游一带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时，黄河上游一带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青海贵南等地甚至生活着中石器时代游牧经济的氏族部落；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渊源不同，自成系统，独立发展近两千年。由大汶口文化发展形成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也因其与中原文化的区别而长期与中原龙山文化并存，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长江流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后陆续出现的，属于同一系统；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接近晚期的崧泽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屈家岭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大系统之间，还居住着生活习俗有一定差异的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部族；湘江两岸和赣水流域的一些农业部落，生产比较落后，受到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但这些部落各自表现出与洞庭湖，鄱阳湖以北原始文化的明显区别。总之，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繁荣，长江流域各地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乃至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和青铜时代，长江以南的各部族被中原统称为百越。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虽然彼此间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区别于黄河流域的特点，主要区别是这一带的农作物以稻类居多，不见北方的粟，黍等旱地作物；渔猎经济的成分也比黄河流域更多；在手工业中，竹木器的制作加工技术比北方发达，装饰品工艺的内容更为丰富。因此，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状况，呈现出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的色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与黄河冲击扇不同，为连续的，坦荡的冲积平原，河流密布，湖泊很多，气候暖热，雨量充沛。新石器时代到处是茂密的阔叶混交林和水生植物，湿生草木植物。山林，河湖和沼泽间有较多热带，亚热带动物，如亚洲象，犀牛，猕猴，孔雀等，这种自然环境为各地氏族部落提供了稻作农业和渔猎经济的有利条件。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先民生活在四川，湖北相接的三峡地区，氏族营地流行红烧土砌筑的房屋和用竹材建房，红烧土块中常见稻草，稻壳的印痕。饲养的家畜家禽有猪，狗，牛，羊和鸡。除了农业生产外，捕捞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是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定的地位。手工业方面除了竹木器生产加工外，制陶业的成绩也比较突出，白陶和薄胎彩陶是大溪文化富有创造性的产物。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境内和河南的南部，晚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前2600年，是在大溪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营地内的房屋建筑已流行双间式或套间式，反映了家庭组成方面的变化。这个时期石器制作业进步较大，生产工具有一定改进，磨光石器数量大增，农具中的穿孔石铲，石镰，双肩石锄很常见，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收获稻谷是用连根拔起的方法，因而很少发现黄河流域盛行的穿孔石刀，陶刀。纺织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到处都发现独具一格的彩陶纺轮，有的扁薄小巧，有的个体硕大而无彩绘，可能与纺线的原料，粗细有关，说明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当时已相当进步。相比之下，陶器的制作没有明显的发展，仍处于手制阶段，少数经慢轮修整。彩绘陶器的晕染技法很有特点。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3300年左右，以典型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命名。居民生活在河边低地聚落中，房屋普遍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干栏式建筑，也有立柱式的地面建筑，柱底有坚硬的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为基础，反映出水乡居室的建筑特点。稻作农业比较发达，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堆积厚达0。5米左右，主要属于栽培稻中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该文化发现的人工栽培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是骨耜，多数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制成，安装在长木柄上使用。还发现了一些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木杵等。家畜主要是猪和狗，水牛。有的陶盆上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象，反映着饲养家畜和农业生产的互相依存关系。各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遗骨，有各类动物40余种，其中以鹿科动物居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镞达千余件，还有木矛，骨鱼镖，木桨等，说明水上交通和渔猎经济也是相当发达的，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早期与河姆渡文化并存，关系密切，晚期与河姆渡文化相融合并迅速扩大其范围，成为长江下游独树一帜的部族，逐渐过渡演变为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生活基础，主要工具有木铲，石铲，舌形有孔石斧，石锛等。收获用的石刀很少，也很粗糙，这一带收获水稻与长江中游诸部落一样采取连根薅拔的方法。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水牛。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各遗址出土大量柳叶形骨镞和丰富的兽骨，马家浜遗址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猎获的野兽以鹿类和野猪居多。在一些遗址发现较多野生的桃，杏梅，菱角等，是人们采集的果实。制陶技术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各种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不高，陶质较软，颜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为主。除了新石器时代各地常见的鼎，罐，钵，盆之类外，腰沿釜，炉，箅，三足壶形器等为其它文化所未见。纺织业比较进步，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野生葛织物残片，系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分别有菱形，山形斜纹，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是长江下游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有较多交往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的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左右。北阴阳营文化以南京郊区的一个遗址定名，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南京，镇江一带的丘陵地区。聚落遗址发现较少，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从大量石器工具及一些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得知这一带氏族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有狗和猪。出土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工具和一些野生动物的骨骼说明渔猎是经常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在手工业生产中，陶器制作处于手制轮修阶段，胎壁较厚，器物种类比较简单，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一些陶器上的牛鼻式■身，角状把手与器足颇有特色，有红衣或白衣彩陶。石器的磨光技术和穿孔技术很高，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多孔石刀和各式锛，凿都有一定特点。玉石和玛瑙类装饰品比长江流域同时期其它文化更为丰富，显示出手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较高。薛家岗文化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与淮河之间。以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命名，考古资料表明，这支古老的氏族部落与北阴阳营文化是同一系统的姊妹部落，可能是从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向南迁徙，定居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和南京，镇江丘陵地带的。居住遗址是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与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有很多共同特点，其中横长梯形穿孔大石刀独具特色，孔均奇数，为1—13孔，最长的石刀达51.6厘米。薛家岗墓地中随葬的大量玉石装饰品与北阴阳营文化基本一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相继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相融合，汇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良渚文化。

距今5500年以前，辽河平原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的农业部落。其中西辽河两岸至河北省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比较典型。聚落中的房址为大小不同的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地面经过锤打，中央设瓢形灶坑，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居室十分相似。各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发现了牛，羊，猪等家畜的骨骼。从大量石镞和鹿，獐等兽骨遗存来看，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辽河下游平原的新乐文化，是比红山文化更早出现的氏族部落创造的，年代为公元前5300—前48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最早阶段，经济生活中还保留着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点，其丰富的石叶细石器，长身镞，三角镞，尖状器，刮削器等是中国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典型器物。磨制石器也较多，但主要用于木器加工和建筑。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铲，磨盘，磨棒等。制陶业比较原始，均系手制，多数为夹砂褐陶，器类少，火候低。从全部考古资料分析，新乐文化的居民定居生活还不稳定，农业虽已发生，但渔猎经济占有主要地位，其社会发展水平显然落后于黄河流域。在黑龙江，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仍生活着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氏族。

在华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普遍共存，渔猎经济的特征明显，但文化面貌尚不十分清楚。至公元前3000年前，华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才逐渐明晰了。

③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

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定名，各地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基本面貌相似，也分别有不同特点，黄河流域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长江流域则另称良渚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是中国大陆的大发展，大动荡，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经过战争与和平的不断交替，产生了以黄河中游一带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整体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古代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黄河中游的几个部落集团，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突出代表。以潼关为中心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旱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仰韶文化，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更发达了，各遗址出土的猪，狗，牛，羊骨骼十分丰富，其中以猪骨最多。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经清理的26个龙山文化时期废弃灰坑中家畜的骨骼，远远超过这个遗址中仰韶文化168个灰坑中出土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的农业生产比仰韶文化时期有较大提高。当然，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各遗址普遍发现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较多野生动物的残骸。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比以前有明显的发展，农业工具中收割谷物的石刀，石镰和蚌刀等十分丰富，反映出农作物的收获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大。家畜饲养业与潼关地区同样发达。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对象。这一地区犁耕技术的出现令人瞩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出土了典型的三角形石犁，虽然结构，擦痕和磨蚀情况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但比起耒耜类挖土方式来无疑是农耕技术了不起的发明。这时的制陶业已基本上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黑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还原焰烧制的阶段。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已开始出现冶铜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氏族中居民生活质量也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陶器不仅种类更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日常饮食有很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十分丰富。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和加工技术达到了一种新水平。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是以安阳后岗遗址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生产工具来看，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挖土和收割工具大量增加。这个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渔猎经济继续发挥较大作用。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出土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地区风格的产品。陶窑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使火力更集中了，有的陶场还有供水的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每一个农业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遗址在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62座房址，后冈遗址在600平方米内发现38座房址，都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各氏族营地普遍流行室内铺设白灰面的形式，一些遗址还发现了土坯围墙。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这个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几个部落，农业工具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和渔猎的工具则比较丰富，多种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鱼骨也较多，说明这个部落的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中原地区，山东地区两大势力的扩展消长，这一带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催范的作用。石犁，人工烧造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黄河中游一带的氏族部落内部结构，劳动分工，财产分配等方面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龙山文化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晚期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黄河流域各地都出现了较大的城堡，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出现了战争掠夺的奴隶，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利益和酋长的私人财富，在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地出现了有高大城墙，栅寨和深沟卫护的大型城堡，奴隶制就在这里诞生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泰山，沂蒙山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生产也表现出同步发展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采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龙山文化的粟作农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不仅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而且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大量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挖土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用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制作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有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个别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说明在粟作农业的同时，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牧业空前繁荣，马，牛，羊，鸡，狗，猪等中国古代的"六畜"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其中以猪，狗最多。从陶器上看，造酒，饮酒，盛酒，温酒的器具迅速增多，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无疑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黄河下游各地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快轮制陶技术的发展，使制陶业逐渐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由妇女和老人们的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许多陶器成为交换的商品；玉石器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人们根据不同的石料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骨，角，牙，蚌器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器物的种类也明显增加了；大批陶，石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显著发展，许多陶器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显然超过大汶口文化的水平。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连续性，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的经济生产有很大影响。

三，古代西亚的经济发展

1.两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

亚洲西南部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四大中心区域之一。这一地区包括现在的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和阿拉伯半岛，习惯上称做西亚地区。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山区，向东南方向蜿蜒曲折流入波斯湾。居于西南的幼发拉底河较底格里斯河略长，水量亦较大。两条流向一致的大河在中下游开始靠近，并肩而行，希腊文称"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其下游平川地带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这些不同的名称都来源于各地先后建立的古代文明，其时代顺序由南而北循河向上，先后为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是流程较短的中等河流，一般每年在3—7月间洪水泛滥，水量随上游山区雨雪量的大小而变化，其日期不像尼罗河那样稳定。由于是两条河流并行，泛滥的时间常有交错，若遇雨量较大而又两河同时发生洪水，则下游的南部底地便会成为一片汪洋，形成大规模水患。因此，苏美尔地区的古代居民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不断积累和掌握防洪排涝的技术，世代承袭和传播蓄水调节灌溉的经验，将沼泽洼地变为良田。两河流域属于炎热干旱的气候区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雨量稀少，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河水灌溉。在远古氏族社会里，当人们还没有掌握灌溉技术的时候，苏美尔平原低洼地区极少有人定居。两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都位于北部的丘陵地带，如哈苏纳文化，萨迈拉文化等。即使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们还主要居住在北部山区，由此可见生产技术对古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2.铜石并用时代及苏美尔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5000—前4400年，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山区，氏族经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在丘陵河谷台地上，发现了许多当时的村落遗址，其中叙利亚哈布尔河畔的哈拉夫遗址首先被发现，这种远古文化遂称为哈拉夫文化，典型遗址还有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阿尔帕契亚和耶里姆，高拉等。这一时期的村落面积不大，但房屋排列相当密集，流行一种建筑在石基上的圆形住房，泥墙很厚，晚期的屋墙是土坯砌成的，十分坚固。居民的经济生活以种植小麦，大麦的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和畜牧业，家畜有绵羊，山羊和猪。哈拉夫文化的居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石材的技术和钻孔技术，用黑曜石，燧石等制作镰，碾磨工具等。这一时期的彩陶代表了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制陶业的最高水平，在器壁很薄的各种陶器上涂以奶油色或浅黄色泥釉，饰以黑色，白色，桔黄色，红色，紫褐色图案。图案大多为几何形，画满器身的大部分空间，也有一些图案表现鸟，人和其他动物，较多画着牛头。在哈拉夫陶器中，主要器形为平底钵，浅盘，碗，罐，壶。哈拉夫文化的制陶工业，是当地居民自己创造的成果，在阿尔帕契亚遗址，发现了当时的制陶和制石作坊，晚期文化层出土了铜针，铜凿和铅，是两河流域较早的金属器。

公元前43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带的哈拉夫文化基本结束，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已开始掌握了农业生产中防洪排涝和蓄水调节灌溉的技术，于是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人口迅速增加的居民点，低地平川显示了比较优越的农业开发条件，城镇渐多，出现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萌芽欧贝德文化和苏美尔文明。

欧贝德(又译奥泊德)文化是以最早发现于伊拉克乌尔附近的欧贝德遗址而得名的，其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欧贝德只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营地，居民不足千人，以它的特点为代表的铜石并用时代氏族部落在苏美尔地区分布广泛，并远传至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目前发现的有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以及重要遗址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尼普尔，基什等，这些都是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最主要的城邦。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欧贝德文化与西亚一带其它铜石并用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小麦，大麦，亚麻，饲养牛羊，已经掌握灌溉技术，并和周围地区进行铜，石材，木材的交换贸易，与小亚细亚地区交换黑曜石，与阿富汗交换青金石等。由于地处低洼的沼泽，利用芦苇建造房屋和制造小船是很有地方特色的生产活动，埃利都遗址出土了欧贝德文化晚期的泥塑帆船模型，许多遗址发现的苏美尔圆筒印章和浮雕上最早的建筑符号都绘成芦苇建筑。当地居民都十分重视发展渔猎经济，主要是捕鱼和猎取各种水禽。

欧贝德文化的建筑业，代表着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广大居民习惯于芦棚茅舍的环境，但以神庙为中心而出现的城镇成为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的中心。居民对神庙的修建十分重视，埃利都遗址的神庙建筑在长达千余年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新，显示出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遗址有18层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最下面的两层属公元前4500年或更早，已开始用土砖砌成方型殿堂，虽然是不足3平方米的单间房屋，但是室内布局反映出存在着祭祀的壁龛和中央祭坛等遗迹。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规模逐渐增大，形制亦愈益复杂。到了第9—11层，不仅神庙已有了中间殿堂，并有两个凸出的侧廊。到欧贝德文化晚期的第6—7层，神庙已奠基于高大的土台之上，台面铺着石块，由于苏美尔平原极缺石料，神庙本身仍以土砖修筑，但殿堂已长达26.5米，宽16米，显得十分雄伟。殿内大厅一端设祭台供奉神像，两侧置耳房，墙面扶垛组成规整的凹凸直线，既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是两河流域古代建筑的典范。

欧贝德文化的手工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制陶业的成就十分突出。早期陶器为手制，主要为粗制的素面陶和彩陶，除了丰富的各种生活器皿外，还有陶制生产工具如镰，銎斧，纺轮等及一些饰物和人像。许多容器表面用软刷画出黑绿色或深褐色的曲线图案，还有一些叶状纹和带有风格化的动物及鸟。埃利都遗址发现的彩陶一般是在淡黄色或乳白色陶衣上画彩，但其它遗址的陶器则很少陶衣，似乎表明制陶技术有所差别。当时烧陶的温度较高，有些陶器因烧过火而几乎达到玻璃化的程度，烧制过程中常有变形，说明还没有熟练掌握火候的能力。欧贝德文化晚期出现了轮制陶，出土了高脚杯，瓶，碗，椭园形大盘及带流陶器等。欧贝德文化的制陶技术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伊朗扎格罗什山下迪兹富勒附近的苏萨古城，在公元前4千年的地层中发掘出同欧贝德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大批陶器，其中包括器表呈淡黄色，上面用黑褐色颜料绘出几何化的水鸟，羊，蛇等图案的陶器。在手工业生产中，石器的制造并没有显示出比哈拉夫文化更大的进步，只是处于延续的水平。石器较少，主要是石斧，石叶和少量石容器，燧石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化的末期出现了最典型的陶镰，刃部薄而锋利，这种陶镰要比粘有沥青的燧石片制成的石镰更容易制作，并且可以成批生产，可以适应农业发展对收割工具的大量需求，这是两河流域苏美尔平原定居以后灌溉农业发展的结果，预示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间，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乌鲁克文化阶段。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乌鲁克文化是在欧贝德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由德国考古学家对乌鲁克遗址(伊拉克境内，今称瓦尔卡)发掘而定名，典型遗址除乌鲁克的第12—4层堆积外，还有埃利都，尼普尔，乌尔，泰洛赫，欧盖尔，海法吉，尼尼微和高拉等。这个阶段是最早的国家即城邦的形成时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史前时代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结束，文明时代随着这一文化的结束而开始。乌鲁克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

乌鲁克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比以前的速度加快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居民聚落大幅度增加，城镇建设比欧贝德文化时期有明显进步。围绕乌鲁克，已形成了中心城镇，小型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种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人得以掌握大量剩余产品和分配的权利，国家组织正在逐步替代氏族部落组织。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320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农村居民增多了6倍，小镇增多3倍，除了本地人口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增长外，周围许多农业不发达或以游牧为生的氏族纷纷迁徙到苏美尔地区定居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乌鲁克遗址，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建筑，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神庙周围是官邸，再外围是手工业作坊和匠人的居室，最外围是农业居民。这种布局反映了当时社会已初步形成等级，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乌鲁克文化晚期，城镇遗址急剧增加，农村聚落却所增无几，反映了血缘氏族村落在停滞和解体，地缘的城镇蓬勃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形成。在乌鲁克遗址的城市建设遗迹中，考古学家清理出层层高台顶上修筑的祭神塔庙。这一时期的神庙不仅建筑在分层铺砌的高台上，而且设置了规模宏伟的梯道。有一座供奉女神埃安娜的"石庙"大殿，使用了在苏美尔甚为名贵，十分难得的石灰石，极其壮观，长86米，宽达33米，石庙旁边的庭院廊柱采用红，白，黑色陶制锥状镶嵌，呈圆柱或半圆柱形，柱经达2.62米，镶嵌的几何纹样十分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位于神庙中部的双侧楼梯的外表与这个门厅廊柱一样，也是镶嵌装饰，表现出苏美尔文明的经济发展水平，杰出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才华。

乌鲁克文化手工业经济领域主要生产是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总的看来，制陶业从哈拉夫文化的盛期，欧贝德文化的持续期而转入衰落，逐渐让位于日益发展的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后期，手工业的另一种代表圆筒印章制造业开始出现，成为苏美尔文明的标志。陶器的变化是显著的，昔日精美的彩陶已全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素面陶，轮制的磨光红陶和灰陶上，往往有弦纹装饰。作为盛器的杯，盘不见了，大量流行一种敞口直壁碗，制法简单粗糙；罐类较多，主要用于贮藏，这与食品种类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有一定关系；瓶，壶在各地也普遍存在。快轮制陶的方法和不再精心彩绘，以及对火候的有效控制，使制陶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虽然审美价值在下降，经济效益却有很大提高。因此，陶器的变化不能表示制陶业的衰败，只是彩陶艺术的消亡，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手工业生产正越来越转入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域的金属制造业在北部比南部更为发达。在北部的著名遗址高拉，欧贝德文化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七八件铜制品；到了乌鲁克时期则发现了20多件铜器，有铜扣，铜凿，铜锥，铜针等；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时期，金属制品猛增至60多件，其后的早期王朝初期文化堆积中有铜制品334件，说明乌鲁克文化晚期的金属制造业是发展很快的。除了铜器以外，还有其它金属制品，以金器最为多见，主要是各种装饰物。

稍晚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是乌鲁克文化之末与早期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这种文化以最初发现于巴比仑城址西北的捷姆代特奈斯尔遗址定名，典型遗址还有乌鲁克，阿格拉卜，奥海米尔，法拉，阿斯马尔等。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更快了，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农业生产仍以石制工具为主，如镰，锄，刀等，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仅发现了匕首，斧头和鱼钩，数量很少。一些陶印章上雕刻着驯服牡牛，狩猎等图象，说明渔猎和畜牧业是农业经济的补充。在手工业生产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彩陶工艺的恢复。各遗址发现的陶器主要是轮制的彩陶，大多绘有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图画，在器表光亮的泥釉上仍与过去一样以红色，黑色或棕色在器物上部绘画，不过素面陶的数量仍大于彩陶。这一时期还流行石制容器，常饰以浮雕或几何纹样，其中以乌鲁克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容器最为典型。出土的泥板上以象形文字的苏美尔语刻写，主要记载着经济活动及词汇表。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居民与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基斯坦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加强了与尼罗河沿岸各部族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涅伽达，发现了这一时期苏美尔的青金石圆柱形印章。伊朗东南部索昆河谷的铁佩雅亚遗址，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曾是苏美尔与伊朗，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贸易联系的中间站，伊朗东南部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就从这里运往苏美尔各城邦，苏美尔人则用工艺品，毛纺织品，金银器与之交换。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驴拉的木轮车。除了继续使用芦苇束来编造船只外，也开始用木料造船。

从哈拉夫文化到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两河流域最终结束了史前时代。两河流域的前王朝时代，以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城市和城邦的发生与形成为特征。这一阶段既包括了原始农业经济的解体，也包括了文明时代的序幕和奴隶制经济的萌芽产生。随着城市，金属制造业和文字的出现，以两河流域为主体的西亚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的早期王朝阶段。

3.早期王朝时代的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化进入早期王朝时代。

早期王朝时代，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已基本确立，虽然氏族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残余仍旧存在，但王权已逐渐强大，以大奴隶主为核心的君主政体日趋完备了。在这一地区，基什，乌尔，拉格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林立，互相争伐。在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俗贵族的权力不断加强，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在形成与完善。

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神庙原来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奴隶，逐步属于国王所有。早期王朝开始阶段，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为神庙的土地，其二为农村公社遗留的土地，其三为国王，贵族和祭司的土地，前两种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在各个城市的建设中，神庙总是雄踞于民居之上的宏伟建筑，反映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但是，逐渐扩大的王权这时已与神权并驾齐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的马里城，当时是一座繁荣的都市，在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出土了不少神像和国王的雕像，同时出土了不少陶器，贝壳镶嵌物，石印章和青铜器，表明国王的权力与神权是可以杭衡的。随着王权的加强，神庙土地因不许买卖而逐步成为国有土地，并逐渐为国王，贵族和祭司所攫取。在捷姆代特奈斯尔出土的一份泥版文书上，记载了这些人瓜分约1500公顷神庙土地的情况：

城邦统治者"恩"即国王一人独得1000公顷；

女祭司122公顷；

商人首领103公顷；

军事指挥官100公顷；

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①。

这种瓜分直到早期王朝末年仍不断出现，使神庙土地相当多的一部分逐渐被王室侵吞。不过，神庙也通过神权经常霸占和收买土地来扩充自己的财富，也有些土地和奴隶是由战争中的胜利品所转化的。同时，从国王到一般的奴隶主和商人也要不断向神庙奉献财物，其中也包括土地和奴隶，因此，神庙的土地在早期王朝时代始终占有相当多的数量，一般估计约为全国土地的1/3.神庙的经济力量在早期王朝时代是举足轻重的。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东部迪亚拉河谷的早期王朝重要城市海法吉，在20世纪30年代被考古学家发现，人们注意到神庙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如月神欣庙，最初只是单独的庙宇，后来发展成为有许多套房的格局。有一座神庙还设置双重围墙，占地8000平方米，神庙内有圣殿，祭司住房，库房，面包加工作坊等，神坛前的广场就有2000平方米。庙内有僧侣贵族的居室，庙墙外是生产者的住房。这座城市和神庙的发掘，证明了奴隶制经济初期神庙经济的重要地位。

国王和贵族在瓜分神庙的土地时，还千方百计侵夺农村公社的土地，使农村公社的土地越来越少。除了用强权霸占瓜分外，较多地还使用彼此互相购买的手段，当时的土地私有和买卖已经比较普遍了。约公元前2600年的格拉什城邦国王恩赫伽尔，留下了一块石版铭文的文书，其中记载了他8次购买土地共12块的情况，总买进土地952.5公顷，买地次数之多及地块分布的① 转引自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零碎，都说明了土地买卖的经常化。土地一旦随意买卖，公社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便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大多降为神庙，王室或贵族的依附者，即以佃耕为生的劳动者，这些佃农的地位虽然比奴隶略高，但也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和欺凌，更有不少佃农进一步沦为债务奴隶，处境更为凄凉困苦。

神庙和王室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经营土地，使用劳动力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①集中使用奴隶和依附民的神庙祭田和王室农庄，所收获的农产品，畜产品全部归于土地的主人即神庙与王室；

②一些口粮田分给为神庙和宫廷服务的人员，有一些属于神庙和王室的依附民也可以得到这种口粮田。口粮田的收入作为这些人的劳动报酬，但这种土地严禁继承和买卖；

③神庙和王室把小块土地出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收取1/4左右的地租。

从上述土地经营情况可以看出，苏美尔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划分出四个阶级：

①奴隶主贵族，包括国王，祭司和各级军政官员。他们拥有大量地产，剥削奴隶和失去公社土地的依附农民，聚敛财富，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将一部分剩余产品分配给在城市中的劳动者；神庙的土地名为公有，实际上已归这一特权阶级所垄断；

②公社农民和城市普通公民，亦即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务农者从公社按照家族领得份额土地，城镇居民则多在神庙和王室作坊劳动，领取一定报酬，其中较多的是各种手工业者和各类服务人员。这些人有受王室调遣服劳役(例如兴修水利和其它大型建筑等公共工程)和服兵役的义务；

③失去公民身份的自由民，即依附民。他们当中的上层人士可以担任神庙管理人员，工艺匠师和宫廷差役，尚能有生活保障。但广大下层的劳动者和佃农则只能依靠小块口粮田，或靠微薄的配给粮食为生。神庙和王室的土地主要是由这些依附者耕种的；

④奴隶，包括神庙奴隶，王室奴隶和一些奴隶主贵族的私有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掠获的，也有相当多的奴隶是从边远山区被拐卖和抢掠的①。

在早期王朝的苏美尔多城邦，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有一定规模，奴隶数目已达城邦总人口的1/4左右。由于奴隶制最适合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发展较快。

苏美尔文明的各城邦国家中，拉格什城邦在早王朝时期处于全盛阶段，是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古城址中发掘出的神庙建筑和宫廷遗物等，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拉格什的乌尔南歇王朝于公元前25世纪末结束，恩涅塔尔齐与卢伽尔安达父子二人相继为王，国内政局开始动荡。卢伽尔安达(约公元前2384—前2378年在位)为政暴虐，贪得无厌，不仅直接把大批神庙土地攫为己有，而且穷凶极恶地压榨依附于神庙的各种劳动者，向祭司征收赋税。在他的统辖地域内，到处设关立卡，苛捐杂税猛增，连神庙所收的葬礼费用也大为提高。贵族和官员们乘机不断强取豪夺，民不聊生，平民与王室贵族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王室重臣乌鲁卡吉① 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那发动政变，推翻了他表兄弟卢伽尔安达的残暴统治，取得了政权。乌鲁卡吉那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陷于困境的经济出现了复兴。

拉格什遗址出土的五六万块泥板文书，生动地记述了苏美尔城邦这段早期王朝的历史，其中许多文书记载了乌鲁卡吉那的改革内容。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展开，其中经济方面的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改革的政策包括：

①撤除派往各地的税吏。泥板文书记载"从宁吉尔苏边境直至于海，不再有收税人"。同时减免部分捐税和欠税，并豁免了平民积欠王室的赋税和增收的大麦税；

②取消了平民家人除户主外其他男丁的无偿劳役；

③禁止当权官员利用职权侵夺平民的财产。如不准管理船只和渔场的官员对船夫渔民敲榨勒索，不准官员和僧侣侵吞士兵和平民的牲畜，房屋，树木和果园；

④取消了对神庙祭司所增收的捐税，并将原来王室夺去的一些神庙土地和财产发还给神庙，以此照顾祭司，僧侣的利益；

⑤改革殉葬礼仪的繁琐手续和高昂收费，以法令规定葬仪从简，将原应交纳的酒，面包，谷物，衣服，羔羊，床，椅子等实物减去许多；

⑥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水上运输，疏通一条旧运河河道，并开凿了一条新运河。

为了保障改革的进行，乌鲁卡吉那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他在城中颁布命令，并使拉格什公民从债务奴役，欺骗，谷物和财宝被盗窃的情况中解放出来，从残杀和掠夺中解放出来。他制定刑罚，使强者不再欺凌孤儿和寡妇。"①乌鲁卡吉那的改革一方面保护了平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平民的政治地位，改革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由于国内外奴隶主顽固势力的联合抵制，乌鲁卡吉那在任第5年因对外作战失利而使改革陷入危机。

大约在公元前2347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以阿卡德王国的名义统一了苏美尔全境，使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林志纯主编)，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4.阿卡德王朝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24世纪初，两河流域阿卡德城邦的势力渐盛，很快击败了其它城邦的军事力量，并乘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吉那改革政局不稳的时机攻占了这座苏美尔重要都市，统一了苏美尔全境，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经济发展进入了阿卡德王朝时期。

阿卡德王朝的开创者萨尔贡(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是出身微贱的赛姆族人，青年时以园丁为业，并在基什城邦的国王乌尔扎巴巴的宫廷兼作厨师。他逐渐以国王近侍的身份熟悉了军政业务和上流社会的教养，提供给王室的一些谋略受到基什王朝的赏识，并在多次战争中大显身手，最终乘机登上王位。在政权稳定之后，机敏过人的萨尔贡为了摆脱旧王朝的势力羁绊，毅然将国都迁至新建的阿卡德城，称阿卡德之王。阿卡德王国的建立，是新兴的奴隶主适应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阿卡德王朝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苏美尔早期王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统一之后的苏美尔各地都直接听命于中央政权，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直接推动，就是全国的水利灌溉系统得到集中管理。当过园丁的萨尔贡深知灌溉的重要意义，而两河流域下游又素有利用河渠灌溉的传统，所以在萨尔贡上台后即下令修筑了许多新的水渠，扩充和改善了各地的灌溉网，从而极大地恢复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萨尔贡还推行了以十进位计算的度量衡制，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这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阿卡德人统辖的地域十分辽阔，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整个苏美尔地区，而且远及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叙利亚。 1964年以来发掘的叙利亚北部厄布拉遗址(今称马尔迪赫)，是阿卡德王国最边远地区的重要城市，也是古代苏美尔和埃及两个地区经济往来的贸易中心。公元前3000年左右，厄布拉是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2400—前2300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城市，并达到商业经济的全盛阶段。在这座城市遗址中发掘出的16500多块泥版文书，大多数用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写成，其中涉及经济贸易的多达14000块，提到有关贸易联系的西亚地名有5000多处，不仅包括苏美尔各地的重要城市，而且还有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商业城市。文书表明在阿卡德王国时期，这座国际贸易城市的商业活动相当频繁。在各地的商业活动中，厄布拉可能是最早使用金银为货币的城市。在城市中发现了规模巨大的3层楼宫殿，宫墙高达15米，供奉着500多位神祗。大约在公元前2260年，阿卡德人曾一度烧毁厄布拉城，但此后又几经复兴，到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它仍然是西亚重要的文化，经济中心。

阿卡德王国后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萨尔贡的后裔诸王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并进一步使王权神化，使内乱此起彼伏，萨尔贡的一个儿子里木什就是死于宫廷政变的。这种局面使王国的政治，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苏美尔各城邦自由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唯一提高的是王室经济和达官显贵，神庙祭司集团的利益。随着王室和贵族控制的手工业，商业经济的扩展，土地兼并也越来越严重了。出土的一块方尖碑记载了萨尔贡之子马尼什吐苏在位期间强购民间土地的情况。此碑提到他在四个地方买了8块土地，最小的一块约25公顷。最大的一块达1350公顷，总数为3153公顷。卖地者多为一些地方的大家族，合族出售土地，最多的一族有26人出售土地，最少的是2人。这些人的身份多属贵族后代和城市长老，其中有一个是马拉德城君主的后代，可见当时不仅平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原属城邦贵族甚至昔日王族的土地也被朝廷夺走，地方贵族的势力因而日益削弱了。方尖碑的铭文中还提到，地价支付不仅可以用金银，还可以用奴隶来折算，反映奴隶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进一步强化了。

马尼什吐苏及萨尔贡的一个孙子纳拉姆新都继续奉行萨尔贡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连年战争破坏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阿卡德王朝的最终灭亡。

5.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发展

苏美尔文明最后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年—前2006年)时期。

阿卡德王国末年，两河流域东北面山区以游牧为主的古提族(亦译库提)进入苏美尔平原，最后灭亡了阿卡德王国，并统治两河流域南部达半个世纪。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比较落后，未能建立像阿卡德王国那样强有力的奴隶主专制政权，于是苏美尔各城邦乘机纷纷兴起，形成了半割据的自立局面。到公元前22世纪后期，经济基础较强大的拉格什城邦国王古地亚用大量贡物贿买古提统治者，获得独立地位，对内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迅速恢复了原来的生机，经济发展很快，使昔日的国势大振，称雄一方。在这种形势下，乌鲁克城邦和乌尔城邦的国王也相继取得自主权。于是三雄联合将古提人驱逐，使他们退回东北山区故地。接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等城邦在苏美尔平原展开角逐，最终乌尔人取得了胜利，遂以乌尔第三王朝的名义再次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平原。

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市东南约300公里的穆盖伊尔，是乌尔第三王朝的都城，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座城市在公元前4000年时已经形成，至乌尔第三王朝时达到鼎盛。国王乌尔那穆所兴建的城，平面为叶形，周围均有高大的城墙，南北最长处为1000多米，东西最宽处为600米。城墙的北端和西端各有一码头，东端则另修筑一座城堡为拱卫。城内有塔庙和国王的行宫。这座城市的商业十分发达，与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幼发拉底河环城流过，水上交通十分方便。遗址内的塔庙，王宫和陵墓等建筑，显示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

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时期，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较快，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首先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已很普遍，标志着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明显地发展，白银已成为通用的货币，购买牲畜，房屋，土地可以用白银，市场上日常流通的上等植物油，胡麻油，猪油，羊毛，盐，蜂蜜和谷物等一律以白银折算，政府也向各城邦和全国民众征收税银。两河流域的统一为水利灌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王室经济的进一步壮大，神庙经济多为王室并吞，这一时期王室已占有全国土地的3/5，奴隶亦多半属于王室。王室的大庄园遍布全国，包括农庄，牧场，椰枣种植园和各类手工业作坊。每个庄园中大约有奴隶上千人，与依附民一起在监督之下劳动。在乌尔城址附近发掘的乌尔第一王朝至第三王朝诸王的陵墓，虽然有些早已被盗一空，但有的陵墓中仍有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及人殉现象，反映出这种奴隶制的残酷和王室的奢华。在大小2500多座墓葬中，有16座王陵属于乌尔第一王朝，每座王陵都有规模宏大的穹窿顶墓室，附设几个侧室，用石块或砖砌筑。随葬品有珠宝，镂孔金杯，金牛头竖琴，带青金石的剑柄和有黄金剑鞘的短剑，镶金琉璃头饰，青金石制圆筒印章等，还发现一些用贝壳，黑曜石，红石为材料镶嵌的各种装饰品。这些随葬品，充分显示出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手工匠人的杰出技艺。在这批王陵中，每座陵墓最少有3人殉葬，多者殉74人，可见奴隶制度的残酷。由于奴隶在庄园中受到野蛮摧残，死亡率极高。过去领种口粮田以代酬劳的依附民，现在被迫和奴隶一样只领取口粮，在鞭笞下干活。王室的财富是由劳动者的血汗积成的。在残酷的暴政下，乌尔第三王朝的寿命比阿卡德王国还要短，只存在了5代107年，就在埃兰人和阿摩利人的夹击下灭亡了。

6.古巴比伦王国的经济

公元前21世纪末，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作为主要胜利者的阿摩利人从此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阿摩利人是北部塞姆族的一支，占据苏美尔平原后，较快地同阿卡德人融合在一起，在大量吸收苏美尔文化的背景下建立起两个奴隶制的城邦小国伊新和拉尔萨。塞姆族的另外两个城邦国家埃什努那和马里，这时亦日趋强盛，他们彼此为争夺霸权而争战不已，两河流域的混乱与割据局面经历了100年左右。

伊新，拉尔萨，埃什努那和马里四个城邦国家，分别是塞姆族的不同支系建立的，所以公元前20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动荡，实际上仍是塞姆族内部的冲突，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在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下未能重振雄风，此时已彻底衰竭了。这百年动荡，是古代西亚政治经济的徘徊时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里和新兴的巴比伦。

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西岸，公元前20世纪晚期，这里作为商业贸易的必由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枢纽地位。来自西北叙利亚一带的木材和金属及北部陶鲁斯山口的矿产，都经马里及另一城邦阿苏尔运输到南部各地。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曾一度侵占马里城，毁坏了许多庙宇及宫殿，但不久马里人开始复兴，在公元前19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伊新——拉尔萨统治时期，在马里建立的大衮神庙中发掘出两只青铜狮像，以及富丽堂皇的王宫建筑，显示出这座城市当年的繁华。马里城内出土的两万块泥版文书，记载了公元前19世纪—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西亚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公元前19世纪，两河流域中枢地带的另一支阿摩利人建立起来的巴比伦城邦逐渐强大，由于其地理位置极富战略意义，境内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经济发展很快。约公元前1894年，巴比伦第一王朝建立的初期，在苏美尔平原伊新，拉尔萨，埃什努那和马里等城邦的角逐中尚不居重要地位，不久拉尔萨为埃兰人所破，马里和埃什努那又被北方的亚述人所征服，伊新也日趋衰落，新兴的巴比伦才因势发展，南征北战，完成了称霸200年的古巴比伦大业。

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两河流域的经济从诸城邦争霸的停滞阶段渐趋复兴，至第一王朝的第6位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全部苏美尔地区统归于巴比伦权力之下，使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土地和奴隶的买卖以明确的法律契约所确认，刻在雪花岩石柱上的著名《汉谟拉比法典》，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奴隶制经济的内容。同时，在南部的拉尔萨和北部的吉尔巴特，西巴尔等遗址出土的泥板文书，也保存了大量买卖，交换，雇佣，租赁的文据，生动地阐述了公元前19—前16世纪两河流域的私有土地，私有奴隶的具体状况。

汉谟拉比统治之前的拉尔萨城邦里木新统治时期(公元前1821年—前1761年)，拉尔萨出土的泥板文书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①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在9个证人在场时，用11舍客勒银子购买了奴隶查里鲁木，把银子交给了查里鲁木的母亲。这个女人"以自己的国王宣誓，在将来她不再提出要求。"证人包括捕鸟者，首饰商等；

②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在10个证人在场时，用13舍客勒银子向另一个奴隶主尼切尼买下他的奴隶舒阿木里。证人包括小酒馆老板，首饰商，酿酒人等；

③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用自己的财产中生长在两个不同地方的33棵椰枣树，换取另一个庄园主塔里布的一块长着33棵椰枣树的果园，并用3舍客勒银子买下果园旁的一块处女地，在场有12个证人；

④一个叫阿皮里阿穆鲁的人用3舍客勒银子购买了与他的土地相邻的辛乌布拉木的—伊库(约3528.36平方米)处女地，有8个证人在场。

在汉谟拉比确立了统治地位后，拉尔萨，吉尔巴特，西巴尔等地出土的泥板文书继续记载了一些奴隶主贵族之间租用房子，雇佣帮工，租佃土地等契约。

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4—前1750年)伊新，拉尔萨旧地成了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的经济支柱，他同时使马里，埃什努那摆脱了北方亚述人的控制。他又沿幼发拉底河北上，占领了在叙利亚的厄布拉，并迫使强悍的亚述王朝俯首称臣，其统一的规模远比阿卡德王国更为庞大。

这一时期古巴比伦王国的经济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各地的灌溉系统比过去有了更大改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专门的条款涉及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管理，如自由民开启其水渠，不慎而使水淹了邻人的田地，则应以谷物赔偿，以及由于不及时修复河渠而使村社被淹的赔偿办法等。法典中还记录了汉谟拉比主持大修运河的几个时间，特别是他在位的第33年开凿了命名为"天神所爱的汉谟拉比民丰运河"，受惠面积非常大，为尼普尔，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尔萨，伊新等城邦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并进而使过去许多分散灌溉的沟渠联结成网，是王国统一后的一项伟大工程①。

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得到体现。

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已广泛使用，农业劳动中已推广一种附有播种漏斗的改进犁具耧。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在重视农田水利的同时，耕田若以双牛牵引重犁则可收到加倍的粮食。用一种名为"巴迪尔"的犁开垅破土后，还要用一种称作"苏金"的犁反复深耕，然后再行耙压，锄松土壤，可见耕作十分细致。《汉谟拉比法典》多项条款指出，倘自由民佃田以耕而田产不丰，则以未尽力耕耘论处，除了照交田主谷物外，如田地荒芜，还必须"将其所荒芜之田犁翻耙平，交还田主"，说明对深翻和平整土地的重视。这时的犁，铧，耙，锄，斧，镐等农具亦用铜制，使用这些农具和精耕细作的技术，显示出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奴隶的数量开始减少，虽依附王室和神庙但已有相当自由的小生产者家族大量涌现。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与小生产者的增加有直接关系。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土地私有制越来越发达。法典中有许多条文记述了土地买卖，出租，抵押和继承的规定。当时除了王室和部分神庙土地分给依附民耕种而不准买卖外，其余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而成为私有财产。王室的一些土地也由国王在必要时赐给臣属而成为贵族和官吏的私有土地。根据拉尔萨出土的泥版文书记载，为数极多的王室土地是以贵族的份地形式分给各类人员的，除军政官员和士兵外，还有书吏，占卜者，歌手，金银细工，碑铭刻工，宝石工匠，木工，石工，纺织工，轿夫，厨师，渔夫，牧人等等。这些人除了领有份地外，还领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衣物以作劳役的酬金。领取份地的面积一般为6—12公顷，足以形成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

① 转引自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汉谟拉比法典》表明，国家对私有土地采取完全承认的态度，并对土地买卖积极肯定。在土地私有制发达的基础上，农业劳动者之间的租佣和雇佣关系也随之活跃。法典规定佃户须向田主交纳1/2—1/3的田租，并允许高利贷流行，但遇洪水或旱灾"田不长谷"，则佃户可以在当年不交纳田租与利息，重新改定契约，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佃户的破产沦为奴隶，对发展农业是有利的。不过，剥削关系的活跃使一些自耕农破产成为必然，沦为奴隶的人还是不断出现，当时的农业经济主要仍是奴隶制的经济。

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后期，国内的政治矛盾比较尖锐，东部山区的加喜特部族不断向中央王国侵扰，南部沿海地区也多次出现分裂和独立的局面。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攻陷了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宣告结束。赫梯人退兵后，伊新人建立起巴比伦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590—前1518年)。后来加喜特人又占领了两河流域中央地区，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1518—前1204年)，基本上承袭了苏美尔地区的传统文化，并在第一，第二王朝的基础上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最后重新崛起的巴比伦人又建立起第四王朝(公元前1165—前689年)。在这一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直到亚述帝国的兴起，才使西亚进入奴隶制经济的繁荣阶段。

7.亚述帝国的经济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的北部，早在苏美尔文化时期，这一带就有塞姆人建立的以底格里斯河西岸亚述城为中心的城邦。亚述地区东接伊朗，西靠小亚细亚，南为巴比伦，北至乌拉尔图与亚美尼亚，扼西亚交通和战略要地。亚述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西亚的商业中心之一。公元前25—前16世纪，塞姆人在底格里斯河北部两岸定居，建立了古亚述王国，曾一度称雄于地中海东岸，不仅埃什努那和马里表示臣服，而且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亦曾表示归顺。公元前15—前9世纪，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亚述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上与巴比伦相同，对亚述城市遗址的发掘，反映出当时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生产状况。这座著名的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以北300公里处，现称舍尔加特堡。古城遗址平面呈三角形，面积约60万平方米，西面和北面均修筑高大的城墙，长约4公里，分内外两重。考古发掘出8座城门。内墙厚7米，每隔30米设一塔楼，城门上装饰着彩色琉璃砖。外城墙之外有宽20米的护城河，两端与依城流过的底格里斯河相通，沿河修筑着防洪石堤。史载该城有38座神庙，在已发掘出的5座神庙中，有两座始为苏美尔主神恩利勒所建，后改献给升为主神的阿苏尔(亦译亚述)。王宫建筑面积长112米，宽98米，其西侧是结构独异的天神安努和雨神阿达德的双庙；王宫的南侧是日神夏马西庙和月神欣庙；王宫的西南有爱与战争女神伊丝塔尔庙。这些宫殿和神庙都经多次修缮重建，早期有明显的苏美尔风格，晚期则演变成亚述的风格与布局。居民住房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居民区域内清理出一些地下窖穴。城内的街道不甚规则，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石雕，圆筒印章，各种石板，铭文泥板，首饰，武器，生产工具，陶器和一批金属器皿。其中铭刻着亚述法典的一些泥板，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些圆筒印章上雕刻着狩猎，放牧，祭祀等图案，反映出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宗教习俗。从泥板文书的亚述法典中，可以看出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的继承，买卖，抵押的法规是相当严格的；对开拓土地，掘井修渠，种植树木，修筑围墙，划定界标等也都有所规定；奴隶可以随意买卖，抵押；以及高利贷的债务契约，等等。中亚述时期的奴隶制经济为此后亚述帝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83年，国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前883—前859年)执政。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四处扩张，在位25年间发动了14次以上的远征，不仅横扫了两河域北部地区的各个城邦，而且西侵叙利亚，黎巴嫩与腓尼基，在两河流域中游占据了很多领土，逐步完成了帝国的大业。他把昔日的王宫改为陵墓，门前设置一对巨大的带翅人面公牛护卫，在古都亚述城以北另建新都卡拉赫，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修造起一座空前豪华的王宫。卡拉赫(今名尼姆鲁)遗址发掘出的极其丰富的遗物，记载了亚述帝国初创时期的辉煌。由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所过之处往往城毁人亡，他的军队烧杀无度，甚至对投降的城市继续横征暴敛，勒索金银财物，所以不断激起各地人民的反抗，起义曾使继位的沙尔马纳塞尔三世的王权一度瘫痪。杰出的军事将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在动乱中登上王位，调整了帝国政策，才使新兴的帝国重展宏图。他在行政方面划省而治，对各省收税募兵，提供军需，组织劳役，督察吏治等方面作出了新规定；他重新编制军队，在逐渐兵多粮足的基础上新增了工兵和辎重兵，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他改变了过去亚述军队对被征服的地区斩尽杀绝的政策，将俘虏及其妻儿，部分用品用具集体迁往指定地点分散安置，允许按户领取土地耕种，向政府或指定的奴隶主贵族交租。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国力日强，各地的民心亦有所安定。在这种形势下，对外扩张屡传捷报，使西亚的广大地区都进入亚述势力范围，其版图包括了小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古巴比伦。立国千年的巴比伦不甘奴役，多次掀起反抗，一些城邦也彼此响应，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亚述人的统治。经亚述几代帝王的反复征战，从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到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631年)，亚述帝国越来越稳固地占有了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山地，南接尼罗河，东临伊朗高原的世界历史上空前大帝国，不仅拥有西亚全境，而且曾暂时占领了埃及，以雄厚的实力完全控制了两河流域。

新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市底格里斯河东岸，始建于公元前8世纪末。考古发掘表明，这座古城占地约7.5平方公里，城内的建筑多为亚述国王西拿基立(公元前704—前681年)移都到这里后所建。城墙全长12公里，为内外两重，外城墙带有雉堞，每隔一段距离便筑有城塔，城外有壕沟。城门计有15座，从已发掘出的几个城门看，门前均有一对石兽护立。尼尼微古城中有西拿基立的西南宫和亚述巴尼拔的北宫。西南宫为方形，长190米，宽180米，内有71个房间，主要宫门前均有一对带翼的人面雄狮或公牛护卫。在北宫的南面，有主司文字之神的那布神庙和护城女神伊丝塔尔神庙。城中还建有石砌水道以引泉水入城。在两座宫殿内均发现大量饰墙浮雕石板和泥板文书。在石砌水道附近发掘出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的青铜像。这座新亚述帝国的都城，显示出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实力和水平。

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下，奴隶制经济得到了空间规模的发展。据历史文献记载，亚述在历次战争中所俘获的奴隶人数之众为任何其它古代国家所未见。这些奴隶大多数为王室所有，也有不少被分配给各地神庙，贵族甚至立有战功的亚述士兵。他们与土地，房屋，牲畜一起被随意买卖。由于战乱的迁徙和时局的动荡，奴隶主一般不再组成规模庞大的农庄，而是让奴隶按户领地耕种，交纳各种赋税及担任许多繁重的劳役。这种奴隶制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农业小规模经营方式，是两河流域农业耕作方式的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奴隶制经济的繁荣才有了广泛的基础。亚述帝国没有改变过去两河流域的土地买卖政策和耕作技术，农业经济的发展比较稳定。与此同时，奴隶们也经常被征调去完成兴修运河，建筑都城宫室，铺设道路桥梁等重大公共工程。历代帝王都曾组织过各种规模浩大的工程。在著名的文献中，西拿基立国王责备他的先祖忽视了对尼尼微城的修缮，泥板文书上详细地记录了他下令重新扩建这座王城的情况。他指示在城外开垦了果园和植物园，在园中载种了一些从遥远外省运来的树木。由于他对底格里斯河的水质不满意，他又下令修建了一条80多公里长的石管道运河，把东北山区清澈的泉水引城中。在运河源头的巴维安附近山崖上，雕塑了亚述和纪念运河竣工的铭文。

据泥板文书的记录，亚述帝国的商业贸易和奴隶买卖十分兴盛，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对地中海东岸一些城市的占领，保证了帝国与西面的贸易渠道的畅通，并可以直接到达西北陶鲁斯山区金属矿产地；对南方的征服，则使亚述人保持与阿拉伯湾的贸易联系，从这里经由巴林岛可以运进印度和阿拉伯的各种商品。贸易的发达，和各地日益便利的水陆交通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造船工业和车辆制作技术都非常发达，铁器的使用为交通运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亚述帝国的手工业经济也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制陶业，纺织业，酿酒业，石器加工业，木器制造业，皮革业和金属器制造业等比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进步显著。早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把政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