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旧石器的石器层位及年代

  一.石器层位
  在讨论百色盆地旧石器层位之前,我们先对其发现和研究过程作一回顾。
  百色盆地旧石器发现于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油地质勘探队组成的调查队,在百色市西约11公里的上宋村的剥蚀丘陵上发现一石器分布点,采集石器11件。1975年,在新州煤矿工作的曾祥旺在百色市城区东南约12公里的百谷屯附近的古河流阶地上,发现了7处旧石器地点。 1979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百色盆地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多处遗址和石器。 197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新州长蛇岭旧石器遗址进行了试掘,在地层中获得4件石器,并在地表和另一地点采集到133件石器 。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百色地区有关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又发现了多处旧石器地点。1986年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右江民族博物馆联合考察了百色盆地旧石器地点。 1988年和1989年,考察队在田东县林逢镇檀河村
高岭坡遗址进行了两次试掘,在砖红壤堆层中出土了100多件石制品。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和当地文物部门共同发掘了百色市那毕乡大和村百谷遗址、田东县檀河高岭坡遗址,并在百谷遗址的原生地层中首次发现了与石器共存的玻璃陨石,为解决百色旧石器的问题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199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配合南昆铁路的建设,在田东县思林镇发掘了坡西岭遗址,在地层中发现了很多石器。199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了田阳县濑奎遗址,在不同高度的四个地点均发现了石器。
  对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层位认识,是由于研究者的多年共同努力,才逐渐趋向统一。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石器出自“右江的第三级阶地堆积中”,第三级阶地高出右江河面约35米,属“红色堆积”;曾祥旺认为分布在第三、四级阶地,第三级阶地高出右江河面50~60米,堆积物自下而上为半胶结的褐色砾石层,砖红色的红土层,棕黄色的亚黏土层;第四级阶地,高出右江河面90~120米,堆积物自下而上为灰褐色的砾石层,含钙质结核的红土层,灰黄色的亚黏土层。通过试掘,一些学者也认为石器出于右江的第三级阶地中,直至后来,认为石器出于第三、四级阶地。第三级阶地高于水面40~60米,阶地堆积物由下部的黄灰色砾石和上部的砖红色土和棕黄色亚黏土构成;第四级阶地高出水面90~120米,堆积物由下部的黄灰色砾石和上部的含结核的红土和灰黄色亚黏土构成。到了1996年,曾祥旺认为百色旧石器是分布在第二、三、四、五级阶地。黄慰文等开始也认为石器出于第三级阶地的可能性最大,其理由一是过去采集的石制品绝大部分出露于红土阶地的原生砖红土层的表面,是第三级阶地受严重剥蚀后保留下来的;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的长蛇岭遗址,石器也是出于第三级阶地。导致上述不同观点的原因,是对第四纪堆积的不同理解。1988年,对田东县
高岭坡遗址曾进行过发掘,这一带砖红壤裸露,地面的石制品十分丰富,发掘三个面积均为2.5×4平方米的探方,根据此次发掘的结果和对百色盆地内主要旧石器地点的实地观察,我们认为百色盆地旧石器产自相同的层位——砖红壤层,此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其实,对百色盆地石器埋藏层位的认识,是因为对各级阶地形成原因的不同见解而产生分歧的。曾祥旺认为第二级阶地距今19万年,第三级阶地距今40~33万年,第四级阶地距今50~46万年,第五级阶地距今约61万年。而黄慰文等通过对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多年的研究,认为石器的砖红壤层在现在的右江河岸形成高度不同的几个阶地,是因为受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实际上都是同时形成的同一级河流阶地。在文章里,对百色盆地的阶地形成的原因作了详实的分析,并对较典型的濑奎旧石器地点,不同高度阶地的形成,用“地层穿时性”来解释。濑奎村位于右江右岸,右江在这里出现一个较大的河曲,凸岸发育一级和四级阶地,第四级阶地被错断为4个高度不同的台地,被错断的阶地由于受地壳活动的影响而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高的距水面60米左右,低的也有25米左右。经过我们的发掘,在不同高度的台地地层里都出土了旧石器。
  第四级阶地是盆地分布最广、厚度最大的阶地,同时也是打制石器和玻璃陨石的埋藏阶地,具有典型的河流相二元结构,下部为河床相砾石层,不整合于早第三纪地层之上;上部堆积为粉砂、砂质黏土和黏土组成的滨河床相和河漫滩相沉积。现以高岭坡遗址和小梅遗址的阶地为例。具有网纹状结构的砖红壤也称为“网纹红土” ,砖红壤是砖红壤化、即季节性潮湿热带土壤受强烈的化学风化并导致形成硬盘的过程的产物。第四纪砖红壤和有网纹状结构的砖红壤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沉积厚度不大,一般仅几米至几十米。网纹红土的海拔最高上限为1500米左右,一般在500米以下,网纹层包括含网纹的红黏土、具网纹的泥砾层、砂砾层和基岩风化壳。
  对网纹层的研究,据K.N.卢卡舍夫描述,早在18世纪时,英国的布尤凯宁(H.E.Buchanan)曾对印度南部玄武岩上的红色风化壳进行了研究,并定为“Laterite”。我国的土壤学家认为网纹层是在高温且多暴雨的副热带森林气候条件下产生的。据研究,网纹层形成所需时间,红土成土作用约需2万年,网纹层形成过程可能更长。网纹层中间或底部,由于铁质凝聚,会形成多种形态的铁盘,如果网纹层遭到完全剥蚀,铁盘会出露于地表。
  至于网纹红土的成因,有人认为是红土风化的作用,如对湘江流域多个地点的研究,认为网纹红土是古风化壳,是间冰期风化作用的产物。多个地点的剖面是一致的,上部为网纹红土,下部为砾石层。红色风化壳主要形成于湿润热带、亚热带高温多雨的环境,在此种温热多湿的条件下,进行以脱硅富铁铝为主的化学风化过程,实质就是地球化学风化作用。有人认为是植物作用的结果,植物根系对三价铁的吸收,从而导致产生贫三价铁的现象。另是还原说,还原作用使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而呈网纹,还有一种说法是地下水作用。虽然对网纹红土的成因有不同的观点,但其年代大致是统一的,一般认为是中更新世的产物,这对百色旧石器年代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
  二.年代
  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年代问题,曾困扰了研究的深入。因为我国南方的砖红壤,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质,不利于古生物的保存,从而缺乏断代依据。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百色旧石器年代的认识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李炎贤等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另有人对石器的年代统称为旧石器时代。
  直至1993年,在
百谷遗址发现了玻璃陨石与埋藏石器的原生地层共存的现象,才对解决百色盆地旧石器的时代问题有了突破。
  百色盆地发现的玻璃陨石是70多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彗星撞击地球的产物,也是新生代期间发生的五次大撞击事件中最近的一次,玻璃陨石是记录这次撞击的证据。 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共同发掘了百色市
百谷遗址、田东县高岭坡遗址,在这两处地点发现了与石器同层位并未经搬运和磨蚀的玻璃陨石。后经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采用裂变径迹法对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进行年代测定,年代为0.732±0.039百万年。这次测年,准确地得出了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的年代。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利用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采用氩/氩法(40Ar/39Ar)测出的年代为80.3万年,虽然数据有出入,但仍属于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经过对长江下游庐山地区六个自然剖面和钻孔岩芯的古地磁测定,大姑冰期的冰碛或冰水沉积物的网纹红土下部的“泥砾”层,基本上是处于松山反极性期的贾拉米洛事件附近,年代应在 0.9—1.1myBP,而“泥砾”的上层的网纹红土最早出现于贾拉米洛事件后期,0.8—0.9 myBP左右,其顶部堆积延伸至布容正极性期,年代不会晚于0.4myBP。安徽宣州向阳地点的剖面厚约11米,分为15小层,9个层组,第7层以下网纹发育,为网纹红土,第15层为砾石层,其上部也已发育了网纹。其中第11层的电子自旋共振法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68万年。
  据对泰国北部湄南河上游湄莫(MaeMoh)盆地办湄塔(BanMaeTha)地点的研究,在砖红壤化砾石层中出土了石制品,经过对覆盖砾石层之上的“南邦玄武岩”K—Ar测定,其上部的年代为0.6±0.25myBP,下部为0.8±0.3myBP。经古地磁测定也发现此层记录了从松山反极性期向布容正极性期的转变。证实砖红壤化砾石层的堆积的时代早于 0.73myBP。
  有关的国内外学者对含旧石器砖红壤层的年代研究表明,年代也在距今70万年左右,这无疑为百色旧石器的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南方的旧石器埋藏层位大多是网纹红土层,其年代可能有相近之处,但由于旧石器的发展过程跨度较长,其年代上限和下限差别相当大。
  虽然对
百色旧石器的年代问题有了突破,但也有学者对百谷玻璃陨石测年提出质疑,认为陨石不是产出原生地层,而是经过水的搬运,并提出了自己的依据:玻璃陨石很少发现于原生地层,而通常发现在比他们实际年代要晚的堆积中;原始人用陨石制作工具或者用作护身符;在澳大利亚,陨石还被土著人搬运。另外,玻璃陨石在东南亚岛屿经常发现于河流堆积中,例如在中爪哇岛的桑吉兰人类化石地点,玻璃陨石被重新堆积,其年代并不代表其所在堆积的年代;百色的玻璃陨石全部都有流水冲磨的痕迹,而石制品则没有 。
  虽然对
百色旧石器的年代目前仍有异议,但随着今后发掘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认识会逐渐趋向一致。

关于百色旧石器的几点认识

  一、前言
  
  百色旧石器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一个石器工业,其广泛分布于广西西部百色盆地右江河谷高阶地上,1973年首次被发现,年代距今约80万年前。自发现以来,通过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近70处,采集和发掘出土的标本8000多件。2001年笔者对广西区博物馆所收藏的约1500件标本进行详细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广西百色地区和广州的文博单位所收藏的百色旧石器标本进行了观察。通过这次总体观察,我们对百色旧石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新的认识。
  
  二、对百色旧石器的认识
  
  1.百色旧石器具有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砾石器石器文化的一般特征
  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砾石器石器文化的一般特征是:石器均发现于河流阶地,而且石器的原生层位一般都是在原生的砖红壤地层;以砾石为制作石器的原料,岩性多以石英岩、砂岩或硅质岩为主;打片和加工以锤击法为主,石器多为单面加工,两面加工的较少;石核通常是大小并存且数量较少,很少有修理台面,而以自然面(砾面)为台面的占大多数;石片大小并存,多不定形,背面往往带有砾面,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片很少;石核石器是石器工业的主体。多数石器都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经过加工的石片石器很少。在各石器工业中,除了刮削器大多是以石片为毛坯外,其他类型的石器大多数是用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的;石器个体粗大,以重型工具为主。绝大多数石器的长度都在10cm以上,20cm以上的也不少;石器组合中基本上是砍砸器、手镐、刮削器和石球,其中砍砸器的数量最多,成为石器组合的主体类型,而且砍砸器又是以单面加工的多。
  上述这些共性均见于百色旧石器工业中。
  2. 百色旧石器制作技术具有进步性
  百色旧石器的制作虽然总体上显示出简单、粗糙的特征,但并不等于说其制作技术原始落后。因为从选料到石器加工都表现出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首先在选料方面,百色旧石器对原料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通常选取那些形状接近所要制作的工具形状的砾石,然后施以简单的打击,即可成器。手斧和手镐的砾石毛坯,通常都是扁长形、长圆形或长三角形的,这样往往在砾石的一端或一部分加工就可以打制出所期望的器形,而不需要通体加工,例如标本东增06,所选用的砾石本身就像三棱手镐的形状,因此,制作时只需在一个面剥片,就能使侧缘和尖端具有锋利的刃口,而不用三面都剥片。即使是砍砸器这种对形制要求不高的类型,也一般选择一面或两面扁下的砾石作为原料,然后由扁平的一面向另一面打击,加工成器。其次,在制作石器时充分利用砾石面,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加工。这种特点在很多标本中都能见到,如标本大同011、标本BS86、标本江凤013等。特别是江凤013,它是一件手斧标本,其背面上部完全利用砾石毛坯纵脊凸起而两侧下斜的特点,没有作任何加工,只在下部稍作加工即可,但仍不失为一件制作对称、刃缘锋利的手斧。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简单、原始,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进步技术。在南方地区的晚期文化中常常见到这种技术的使用。例如,在时代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中有不少是在砾石的一边或一端稍作打制出刃口、其余全部保留砾面的工具。在广西,不少时代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通常发现有用扁长形砾石、仅在一端加磨成刃的工具;位于百色盆地边缘的革新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许多是选用大小适中的扁长形砾石,在一端直接磨制出刃口而成。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石器的加工比较简单,但也不乏加工精致的标本,如标本百谷5和标本公篓P8072。这两件都是手斧标本,以前认为只有制作简单的、粗糙的手斧,但这两件手斧加工精致,器形也很对称,表明其制作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此外,百色旧石器的制作还使用了某些进步的技术,如去薄技术,这在手斧方面尤为明显。但由于原料差,这种技术的应用往往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表现在剥片时石片容易中途折断,在器身的中部形成深的陡坎或凸疤。
  3.碰砧法在打片和加工石器中广泛使用
  关于碰砧法与锤击法的区别,按照传统的看法,两者之间在打击点、石片角、半锥体、石片的宽长比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但实验表明,两种方法打下的石片并没有这些明显的区别。因此,李炎贤先生认为,根据台面的性质,可以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即碰砧法产生的石片绝大多数为天然台面,而锤击法产生的石片中人工台面占很大的比例。但在同一遗址中两种方法均使用的情况下,单纯依据台面的性质就很难区分出这两种方法。其实,碰砧法在世界许多早期旧石器遗址中被广泛使用,最容易打下大而厚的石片,特别是从大型砾石或岩块剥片时更是如此。而且,用此法打制的石器并不比其他方法逊色。在非洲科兰布·佛斯(Kalambo Falls)遗址中,工具制作者用这种方法连续打击,从大型石英岩砾石中打下一定数量的大石片,然后从中挑选合适的大石片进一步加工成手斧、薄刃斧、石刀及其他大型工具。在非洲,加上大型工具也往往使用碰砧法。有人对非洲阿舍利工业中的石英岩、玄武岩等坚韧原料制作的石器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考古实验,结果发现,用这些原料制作的那些精美的切割工具并非是用软锤打制的,而是用碰砧法制作的。使用碰砧法对这类原料进行剥片也能够产生用软锤技术剥片的全部特征。百色旧石器的原料主要是形状扁平的石英岩和砂岩砾石,这种扁平的石料很适于使用碰砧法;从石器的加上特征看,加工也往往是由较平的一面向较凸的一面打击;石片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大石片;多数石片(包括碎片)的台面为自然台面,半锥体不甚凸出;不少小石片台面前缘呈弧凸状,后缘具有鳞状的碎疤 (这可能是手中的石器或石核因磨擦石砧所致);对石器的观察发现,石器的片疤通常是宽大于长,看不到深凹的打击点,不少修整的片疤宽而短,没有中间集中凹人的点(半锥体阴面)。这些似乎表明百色旧石器的打片和加工广泛使用碰砧法。
  4.原料对技术和形制产生制约
  原料是制作石器的物质基础。不同岩性、不同质地、以及不同尺寸的原料对石器的制作技术、器物形态、工具类型及组合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一个石器工业时,不仅要注重石器的技术和类型,更要仔细分析石器的原料,这样才能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在分析原料时通常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质地、大小和可获性。百色盆地砾石众多,大小和形状多种多样,这对百色旧石器的制作者来说,大小和可获性是不成问题的。而质地则是分析百色旧石器原料的一个最主要因素。质地,即岩石的三种物理性能:硬度、匀质性和韧性。这“三性”中任何一种太差都会影响石材的质量。百色旧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砂岩、石英岩、石英和硅质岩。砂岩和石英岩都不属于优质原料,在克拉克划分原料的三个档次(粗质、中质和优质)中,其属于粗质一档,其结构较粗糙、韧性较大;石英的硬度好,但结构面较多,易破碎,匀质性和韧性都较差;硅质岩本是制作石器的好原料,但百色区域的硅质岩往往具有较多的结构面,其匀质性不好。此外,由于百色旧石器的原料几乎都是砾石,长期暴露,使得其表面部分经受风化,韧性降低。百色旧石器原料这些特性,严重地影响百色石器的制作质量。表现在剥片时,石片容易中途折断或沿结构面破裂,致使片疤深浅不一、加工面出现阶梯状的片疤。即使在石器的制作中使用了某些进步的技术,如去薄技术,但由于原料差,这种技术的应用往往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器身的中部往往形成深的陡坎或凸疤。
  工具的形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具的功能和用途,而形制又常常受到原料的制约。由于百色旧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大多数石器是用砾石直接加上而成。这些砾石是在当时的河滩及附近的丰富而多样的砾石中选取的,其加工范围小,往往只限于砾石的一端或一侧,以最经济的方法打制成器。对原料的形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原料形状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工具制作者的“概念型板”,即工具制作者所期望的造型。在百色旧石器中,工具制作者对原料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在形制稳定的手斧和手镐类型中更是如此,例如,这两类器型通常选取长条形、长圆形和三角形砾石作原料。
  总的来说,原料对百色旧石器工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原料的分析是研究百色旧石器不而且,用此法打制的石器并不比其他方法逊色。在非洲科兰布·佛斯(Kalambo Falls)遗址中,工具制作者用这种方法连续打击,从大型石英岩砾石中打下一定数量的大石片,然后从中挑选合适的大石片进一步加工成手斧、薄刃斧、石刀及其他大型工具。在非洲,加上大型工具也往往使用碰砧法。有人对非洲阿舍利工业中的石英岩、玄武岩等坚韧原料制作的石器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考古实验,结果发现,用这些原料制作的那些精美的切割工具并非是用软锤打制的,而是用碰砧法制作的。使用碰砧法对这类原料进行剥片也能够产生用软锤技术剥片的全部特征。百色旧石器的原料主要是形状扁平的石英岩和砂岩砾石,这种扁平的石料很适于使用碰砧法;从石器的加上特征看,加工也往往是由较平的一面向较凸的一面打击;石片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大石片;多数石片(包括碎片)的台面为自然台面,半锥体不甚凸出;不少小石片台面前缘呈弧凸状,后缘具有鳞状的碎疤 (这可能是手中的石器或石核因磨擦石砧所致);对石器的观察发现,石器的片疤通常是宽大于长,看不到深凹的打击点,不少修整的片疤宽而短,没有中间集中凹人的点(半锥体阴面)。这些似乎表明百色旧石器的打片和加工广泛使用碰砧法。
  4.原料对技术和形制产生制约
  原料是制作石器的物质基础。不同岩性、不同质地、以及不同尺寸的原料对石器的制作技术、器物形态、工具类型及组合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一个石器工业时,不仅要注重石器的技术和类型,更要仔细分析石器的原料,这样才能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在分析原料时通常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质地、大小和可获性。百色盆地砾石众多,大小和形状多种多样,这对百色旧石器的制作者来说,大小和可获性是不成问题的。而质地则是分析百色旧石器原料的一个最主要因素。质地,即岩石的三种物理性能:硬度、匀质性和韧性。这“三性”中任何一种太差都会影响石材的质量。百色旧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砂岩、石英岩、石英和硅质岩。砂岩和石英岩都不属于优质原料,在克拉克划分原料的三个档次(粗质、中质和优质)中,其属于粗质一档,其结构较粗糙、韧性较大;石英的硬度好,但结构面较多,易破碎,匀质性和韧性都较差;硅质岩本是制作石器的好原料,但百色区域的硅质岩往往具有较多的结构面,其匀质性不好。此外,由于百色旧石器的原料几乎都是砾石,长期暴露,使得其表面部分经受风化,韧性降低。百色旧石器原料这些特性,严重地影响百色石器的制作质量。表现在剥片时,石片容易中途折断或沿结构面破裂,致使片疤深浅不一、加工面出现阶梯状的片疤。即使在石器的制作中使用了某些进步的技术,如去薄技术,但由于原料差,这种技术的应用往往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器身的中部往往形成深的陡坎或凸疤。
  工具的形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具的功能和用途,而形制又常常受到原料的制约。由于百色旧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大多数石器是用砾石直接加上而成。这些砾石是在当时的河滩及附近的丰富而多样的砾石中选取的,其加工范围小,往往只限于砾石的一端或一侧,以最经济的方法打制成器。对原料的形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原料形状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工具制作者的“概念型板”,即工具制作者所期望的造型。在百色旧石器中,工具制作者对原料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在形制稳定的手斧和手镐类型中更是如此,例如,这两类器型通常选取长条形、长圆形和三角形砾石作原料。
  总的来说,原料对百色旧石器工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原料的分析是研究百色旧石器不可或缺的一环。
  5.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
  
阿舍利文化也叫阿舍利技术或模式Ⅱ技术,它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种以手斧为主要特征的石器工业,最早发现于法国,并因典型遗址阿舍利(St Acheul)而得名。阿舍利文化在时间上跨度很大,大约从150万年到20万年前,地理分布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阿舍利工业在技术、形制以及工具组合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作为阿舍利文化特征性器物的手斧,它的早期制作比较粗糙,用硬锤打击,形制不够规范,多为石核石器;到了晚期通常用石片制作,并出现软锤技术,加上精致,器形规整。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大型工具在不同的阿舍利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也明显不同。在有的石器工业中,手斧的数量很小,而有的数量则很大;薄刃斧和手镐也是这样,甚至有的石器工业缺乏薄刃斧或手镐。对于这种差异,一般认为可能与环境因素以及人类经济活动有关。
  百色旧石器存在手斧,但它的数量不大,在石器组合中占的比例很小。关于百色手斧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手斧。有人却持反对意见,认为它是石核斧或原手斧。随着百色手斧材料的增多以及我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现,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认为百色手斧属于真正的手斧。百色手斧不论在制作技术、器物形态还是年代上,都和非洲以及印度的部分手斧非常相似。
  此外,作为阿舍利文化常见器物的手镐和薄刃斧在百色旧石器工业中也有发现,而且手镐还是百色旧石器工业中主要的工具类型之一。根据我们的统计,手镐在石制品中所占的比例为18%,位于砍砸器之后。其中多数为尖部呈舌状的手镐;这种手镐形制稳定,成为百色旧石器最具特征的器物。薄刃斧数量虽然不多,但也不乏典型者。显然,百色旧石器工业含有较多阿舍利文化因素。
  6.石器中不少可能属于“权宜工具”
  百色旧石器中不管是那种工具类型,多数缺乏精致加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用途等方面因素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石器多属于权宜工具。理由是:这一地区石料分布广泛,丰富多样,容易获得,这为石器的制作提供便利的原料;石器粗大厚重,多属重型工具,重达几斤,不便携带;石器制作简单,容易加工,可随用随打,用完即丢,这比随身携带更为省事;石器使用痕迹少,表明石器使用时间不长或没有经过多次循环使用。
  7.具使用痕迹的大石片在功能上可能和薄刃斧相同
  百色旧石器发现数量不菲的大石片,长度在15厘米以上。这些大石片通常边缘锋利,刃角多在45度以下,不少具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的早期砾石石器中普遍存在。特别是湖南澧水的旧石器,大石片在石器组合中占的比例非常高,在有的地点中高达43%。对于具有使用痕迹大石片,有人将之归到砍砸器一类。然而,按照砍砸器的定义,砍砸器通常是器身厚重、刃缘较厚的工具,具有砍砸方面的功能。而具有使用痕迹的大石片,器身往往较薄,刃角很小,其中有的标本的刃角小到35°。这样薄而锋利的刃口,既不适于砍也不适于砸。如用于切割,倒是非常有效。因此,其功能应和薄刃斧相同。但由于没有经过第二步加工,且有的在开制上和典型的薄刃斧也不一样。对它的归类确实是个难题;不过,把它叫做砍砸器,倒不如名之为类薄刃斧,这样更为贴切此。
  8,碰砧法和广泛使用可能是缺乏石球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报道,石球在中国南方早期砾石石器中普遍存在,如陕西汉中旧石器、湖南洞庭湖区的旧石器、安徽水阳江和巢湖地区旧石器等。然而,百色旧石器却没有发现一件真正的石球!不过,汉中的石球和湖南地区的石球在形态和制作上有所不同,前者球度高,经过打琢;后者球度不高,没有经过打琢。安徽的情况可能也和湖南的相同。像汉中的石球在百色虽然没有发现,但像湖南的石球倒是见到。在广西区博物馆收藏的1000多件标本中就有3件在形制上和湖南地区的一些石球相似,但实际上是一种多面器(Polyhedron),并非典型的石球,而且数量很少。因此,我们还是把它归到石锤类型去。石球属于重型工具,关于它的用途至今尚不清楚。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狩猎工具。也有人认为除可用作狩猎工具外,还可能有其他用途,如砸击骨头、锤捣植物,甚至是一种礼仪用器——象征物。实验表明,石球的用途和石锤一样,都是用来加工石器。如前所述,百色石器的打片和加工广泛使用碰砧法,如果石球是作为石锤用来加工石器,那么石球的数量自然也少;如果石球是用作狩猎或其他用途,百色盆地右江河谷众多的砾石中不乏类似石球的砾石,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类也没有必要制作石球,而可能使用天然的“石球”。这些可能是百色旧石器缺乏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尚需今后深入研究。
  
  三、结 语
  
  百色旧石器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国南方,而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同属一个地理大单元。这一广大地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江河纵横交错,植被发育,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从更新世早中期起,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就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这样一个大自然背景下,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远古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自然会具有许多共性。这种共性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主要表现为与中国北方形成对照的砾石石器文化(也叫砾石石器工业)。处在这一文化区内的百色旧石器,自然也不另外。但是,在同一地理大单元内,还存在地理小单元、小环境。这种小环境对生活在当地的古人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导致具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的出现。上述百色旧石器诸多特点,正是当地的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

广西百色市上宋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为配合百色至罗村口高速公路工程建设,2002年冬,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和百色市右江区文物管理所对上宋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历时两个月,出土遗物近300件。
  上宋遗址位于百色市右江区那毕乡百法村上宋屯西北约500米的六羊山,右江的南岸,距右江近100米,东北距百色市约10公里,西距革新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约500米。遗址北面是东西走向的高山,南面为连绵起伏的群山,西面是右江狭窄的河谷,东面为广阔的百色盆地。
  六羊山呈馒头状,海拔高度为 189米。山上种植有成片的松树及甘蔗、木薯等农作物。但山的北坡有一片是裸露的红土,冲沟发育。
  该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是百色盆地旧石器最早发现的一个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75年发表了有关该遗址的调查报告,初步认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此后,虽然该遗址曾进行过多次调查和考察,但没有经过考古试掘或发掘,因此,有关遗址的地层堆积、文化内涵和确切年代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二、发掘方法
  此次发掘分南、北两个区,位于六羊山的东北坡。发掘面积共1000平方米,其中南区发掘750平方米,北区发掘250平方米。发掘区坡势较陡,地面凹凸不平;在南区还分布许多冲沟,红土裸露。
  由于工程征地的原因,我们先发掘南区,然后才发掘北区。由于南区地表倾斜度大,冲沟多而深,布方比较困难,只好加用水平尺、线锤等工具布方。探方均为正南北向,面积为5米X5米。南区布了30个探方,编号为ST1、ST2、ST3……ST30,实际发掘29个;这些探方均位于山坡的中上部,下部因冲沟太深,留作堆土的地方。北区布了10个,编号为NT1、NT2、NT3……NT10,由于时间关系,该区的部分探方未挖到基岩。
  发掘时,根据遗址地面情况,设定一个基点,并确定基点的绝对高程。从基点出发,用水平仪测出每件出土物的深度及其绝对高程。由于坡势陡,为便于搬运泥土,我们顺着坡势,由上而下发掘各个探方。开始发掘第一个探方时,我们以10厘米为一个水平层往下挖,这样做是根据以往在百色盆地发掘的经验,主要考虑遗址的堆积是河流相的堆积,一般由上部的土层和下部的砾石层构成,而这两层基本上是水平的。但在这个探方的下挖过程中,发现这里的地层堆积跟其他遗址的堆积不一样,从土色土质看有明显的分层,而且各层的层面不是水平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放弃以10厘米为一水平层下挖的方法,改为常规的按自然堆积层揭露。
  本次发掘中,由于发现较多的玻璃陨石,而且有不少是很小的碎片,为了收集更小的碎片,我们在出土玻璃陨石较多的地方,对泥土进行过筛,同时还取一部分土回去用水进行淘洗,以寻找玻璃陨石碎屑。
  在发掘过程中,各探方的地层分别单独编号。发掘完后,通过对各区、各探方地层关系的对比分析,对地层进行统一划分。
  三、地貌与地质概况
  上宋遗址附近是一片剥蚀的丘陵区。右江在遗址北面由西向东流过。这里发育有两级阶地,分别为第一级阶地(T1)和第四级阶地(T4),第二级阶地(T2)、第三级阶地(T3)在此缺失。发掘区位于第一级阶地和第四级阶地之间的斜坡。
  T1高出右江河面约15米,阶地堆积物由灰色、灰褐色砾石层及砂质土构成。
  T4位于六羊山顶部,高出右江河面约60米,不整合于老第三纪基岩之上。此阶地几乎被侵蚀掉,仅残留部分砾石。
  T1和T4之间为斜坡。坡的上部为红色亚黏土,底下为老第三纪基岩;在坡的下部,红色亚黏土之下尚有砾石层。该砾石层原被坡积的泥土覆盖,没有露头,后在高速公路的北边坡才看到这砾石层的剖面。砾石层厚约1米,砾石分选不好,磨圆度为次圆到中等,砾径1~30厘米,以3~5厘米居多。砾石岩性有砂岩、硅质岩、石英、石英岩、火山岩等,以砂岩为主。砾石层内含有一定数量的大小在10厘米左右的浅红色第三纪砂岩团块;这种砂岩团块磨圆度很差。砾石层下为老第三纪基岩。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T1和T4之间的堆积为坡积物,是T4的原生堆积被破坏后通过地表流水作用搬运至此的。
  此次发掘,南北两个区的地层堆积基本是一致的,由上而下最多可分为四层。现以南区探方ST6南壁和北区NT5南壁为例,对地层的堆积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区探方ST6南壁的地层:
  第1层:近现代堆积层。灰褐色黏土,结构疏松,土质较软,含植根和少量1~2厘米的灰黄色砂岩颗粒。局部分布于探方的东南部,厚薄不均,最厚45厘米。此层底部出有10厘米左右的砾石。
  第2层:红色亚黏土层。土质硬实,结构颗粒状。厚55~185厘米,层面高低不平,整个探方均有分布。此层含零星棱角磨蚀的砂岩碎块,大小为1~3厘米,未发现石制品、玻璃陨石或粗砾石。
  第3层:红色业黏土和灰黄色砂岩颗粒相杂而成的堆积。厚30-75厘米。层面高低不平,总体上由西南往东北倾斜。整个探方均有分布。此层土质和第2层差不多,但在砂岩颗粒较集中的地方则结构较疏松。砂岩颗粒多呈粗
  砂状,具棱角,大小多在0.5~3厘米之间。此层出土石制品和玻璃陨石。
  第4层:基岩风化层。出露厚达95厘米。未发现任何文化遗存或玻璃陨石。
  北区NT5南壁的地层(图五):
  第1层:红色亚黏土层。土质硬实,结构颗粒状。厚130~215厘米,整个探方均有分布。此层因暴露地表,上部干裂,结构较疏松,往下逐渐紧密。此层含零星棱角磨蚀的砂岩碎块,大小为1-3厘米。未发现石制品、玻璃陨石或粗砾石。
  第2层:红色亚黏土和灰黄色砂岩颗粒相杂而成的堆积。厚50~100厘米,整个探方均有分布。层面高低不平,总体上由西往东倾斜。此层上部含较多的砂岩颗粒,大小多在0.5~3厘米之间,个别为5厘米左右。此层出土石制品和玻璃陨石。
  第3层:基岩风化层。出露厚约50厘米。未发现任何文化遗存或玻璃陨石。
  第1层分布面不广,只在少数探方有分布,且仅见于冲沟的底部。此层出土石制品很少,且多见于底部,未发现玻璃陨石。第2层分布于两个区的大部分探方,基本上是成片分布,但厚度差别很大,顺着坡势由上而下,厚度逐渐增厚,最厚达300厘米。此层土质单纯,几乎不含遗物。第3层的分布情况大体上和第2层相似,但堆积没有第2层厚。此层除掺杂许多粗砂状灰黄色风化砂岩颗粒外,在地势较高的探方,接近层面的部位偶尔分布有径约5~10厘米的风化砂岩团块;这在南区西南角的探方尤为明显,在这里砂岩团块密集分布,几乎成层状。而顺着地势往下,砂岩团块逐渐变少、变细,直至砂粒状。几乎所有石制品和玻璃陨石都出自此层。第4层为基岩风化层。此层上部和第3层接近,只是土色较浅,出现紫灰色砂岩团块;这种团块由上而下逐渐增多、增粗,红色黏土越来越少,形成一种以砂岩团块为主的风化残积物。此层未发现任何文化遗存或玻璃陨石。此层和第三层之间往往无明显界线,而是一种渐变关系。
  四、遗物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共291件,包括石制品和玻璃陨石。除第1层出土少量石制品外,几乎所有遗物都出自第3层。考虑到第1层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少,和第3层的又无明显区别,故放在一起记述。
  (一)石制品
  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不多,总共185件。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等。
  1.砾石
  35件。又可分为无人工痕迹砾石和有人工痕迹砾石两种。砾石的形状有扁圆、扁长、三角形和四边形,大小多约7~15厘米,岩性有砂岩、石英岩、石英、硅质岩等。有人工痕迹的砾石,其一端或一侧有一两个小片疤,或者面上有个把崩疤,既不属于石核,也不是石锤。这类石制品,我们称之为打击砾石。
  2.石锤
  5件。均为长条形,以砾石的一端为把手,另一端用以锤击。锤击一端有一很陡的由片疤组成的面,片疤小而宽,层层叠叠。标本ST1l7③:94,用砂岩砾石较粗的一端打击,除崩下较大的片疤外,打击一边有许多鳞状细疤,片疤面很陡。
  3.石核
  12件。由4种不同岩性的原料构成。石核大小差别较大,长最大值250、最小值100毫米,平均值162毫米;宽最大值221、最小值70毫米,平均值113毫米;厚最大值142、最小值44毫米,平均值77毫米;重最大值5860、最小值280克,平均值1983克。有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多台面石核三种,以双台面石核为主,多台面石核最少。从台面特征看,有自然台面和人工台面两种,利用自然台面剥片的石核占石核超过60%,人工台面的石核居于从属地位。而且,人工台面是以石片疤为台面,即素台面,没有经过修理。台面角最大值115°、最小值65°,平均值87°。从台面角和石片疤的特征看,剥片方法大多采用直接锤击法,碰砧法也占有一定比例,但不见砸击法剥片的石核。大多数石核只有3~4石片疤,最多的片疤也不超过7个。现列举数例如下。
  标本STl4③:261:原料为一近三角形的石英岩砾石,器身一面较平坦,另一面凸起。以凸起面为台面,从一端向两侧打片;打击点粗大,台面角65°;片疤较大。长 238、宽221、厚132毫米,重5860克。
  标本NT10③:33:原料为一近圆形的石英砾石破裂的一半,器身两面均凸起。先以砾石的一面为台面,在一侧打出一大的石片,再以砾石的另一面为台面,沿砾石的破裂面打片,打击点均较粗大,片疤宽大于长。长204、宽117、厚106毫米,重3220克,
  标本NT4②:6:原料为砂岩,台面为自然台面,打击点清楚,半锥体微显,放射线和同心波均不甚清楚;破裂面左侧上部有一较小的片疤;背面保留砾石面。长73、宽88、厚18毫米,重80克,石片角108°。
  标本ST1③:5:原料为石英岩,台面为自然台面,打击点清楚,半锥体不显,放射线和同心波均不清楚。背面中央及左侧为一片疤,打击台面与石片的台面相同;左侧保留自然砾面。石片宽大于长,略呈梯形。长33、宽48、厚9毫米,重12克,石片角101°。
  标本ST8③:18:原料为细砂岩,台面为自然台面,打击点清楚,半锥体微显,放射线和同心波清楚。石片长大于宽。打片方法为锤击法。长62、宽45、厚20毫米,重 52克,石片角102°。
  5.石器
  总计24件。类型分为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等三种,其中砍砸器最多,次为刮削器,手镐最少。
  砍砸器 16件,占工具总数的66.7%。均系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未发现以石片或岩块为毛坯者。岩性有石英岩、砂岩、石英、硅质岩等,其中砂岩最多,超过37%,次为石英岩、石英,硅质岩最少。器体较大,长最大值 176、最小值102毫米,平均值137毫米;宽最大值160、最小值86毫米,平均值105毫米;厚最大值106、最小值30毫米,平均值62毫米;重最大值1980、最小值440克,平均值1068克。石器全部是单面加工而成,未发现两面加工者。通常由扁平的一面向较凸的一面打击,剥片以锤击法为主,碰砧法次之。加工简单,器身大部分保留砾面。多数标本加工面的片疤数在5个左右,最少的甚至只有两个片疤。部分标本的刃缘经过修整,刃缘多比较平齐。器身的平面形状有四边形、椭圆形和三角形三种。大多数标本棱角锋利,只有极少数具有明显的冲磨痕迹。根据刃数,可分为单边砍砸器、双边砍砸器两种。
  标本ST5③:10:原料为石英砾石,原先可能是石核,后进一步加工成砍砸器。加工面由两个大片疤组成,刃端经过修整;刃缘平齐,并有较明显的碎屑剥落痕迹,应是使用痕迹。器身平面略呈四边形,长168、宽100、厚85毫米,重980克,刃角67°。
  标本NT2②:20:原料为石英岩砾石,一面较平,另一面凸起。加工主要在砾石一侧,单面打制出一直刃,加工方向由平坦面向凸起面打击。刃缘平齐,很少修整。砾石一端稍经修理,垂直打去一截,留下了一个较陡直的断面,打击方向与刃口加工方向相同。制作简单,器身大部分仍保留自然砾面,未见使用痕迹。长15l、宽 114、厚70毫米,重640克,刃角72°。
  标本ST14①:174:原料为一近椭圆形石英砾石,一面为沿砾石结构面破裂而成的平坦面,另一面凸起。加工集中于砾石一端,单面打制,加工方向由凸起面向平坦面打击;刃缘弧凸,经较多修整;把手经过修理。长175、宽142、厚84毫米,重1720克,刃角69°。
  标本ST5③:106:原料为一石英砾石,一面较平坦,另一面凸起。在砾石一侧加工出一刃口,刃缘略弧凹;而相邻的一侧也经过较多的剥片,但由于原料的结构面多,边缘有一个断裂面,未形成刃口。两侧的片疤在端部相交,形成一圆钝的尖,成为尖刃砍砸器。加工方向均由平坦面向凸起面打击,片疤多为浅平,刃门未经修整。长137、宽 123、厚73毫米,重880克,刃角62°。
  标本ST20①:3:原料为一扁圆形的石英岩砾石,器身一面较平坦,另一面凸起。在砾石一端加工出一刃口,由平坦面向凸起面打击,刃缘弧凸;把端经过修理。加工面中部及背面均保留砾面。长175、宽160、厚72毫米,重1980克,刃角67°~75°。
  手镐 1件。
  标本STl③:17,原料为长三角形砂岩砾石,一面稍平,另一面凸起。加工时,沿砾石的两侧剥片,至一端相交形成一较圆钝的斜尖。其中左侧加工较多,加工直至把端,剥片方向为由平坦面向凸起面打击,侧缘较平直,并经较多修整;而右侧加工限于上半部分,片疤均较大而深凹,剥片方向与左侧相同,侧缘弧凸,经修整。把端经过修理。器身略呈四边形。长185、宽125、厚103毫米,重1920克,刃角57°~78°。
  刮削器 7件,占工具总数29.2%。石片毛坯、砾石毛坯差不多各占一半。原料有砂岩、硅质岩、火成岩三种,以砂岩为主。长最大值125、最小值40毫米,平均值71毫米;宽最大值94、最小值41毫米,平均值65毫米;厚最大值38、最小值11毫米,平均值20毫米;重最大值381、最小值43克,平均值203克。用锤击法打制,加工简单。砾石刮削器几乎全部都是用一面或两面扁平的圆形或椭圆形砾石单面打制而成;加工时,通常由扁平的一面向较凸的一面打击。石片刮削器一般是在石片的远端或两侧修出刃口,采用正向加工和反向加工两种方式,而以反向加工较多;由于毛坯均较小,除个别外,第二步加工都限于边缘修整,基本上没有改变毛坯的形状。刃口有厚有薄,刃角最大值75°、最小值40°,平均值51°。90%以上的刃缘都是平齐的,锯齿状刃缘很少。形状有三角形、四边形和不规则三种。根据刃缘情况,刮削器可分为单边刮削器、双边刮削器。
  标本ST8③:97:原料为扁长形火成岩砾石,砾面保留有清楚的网纹红土印痕。在砾石的一端和一侧上部剥片,加工出一刃口,单面打制。刃缘不甚平直,中间略弧凸,经修整。器身大部分保留砾面。长95、宽64、厚32毫米,重231克,刃角54°。
  标本ST16③:227:原料为扁圆形砂岩砾石。在砾石的一端剥片,加工出一刃口,单面打制。刃缘平直,略经修整。器身大部分保留砾面。长53、宽50、厚27毫米,重150克,刃角61°。
  标本ST10③:139:原料为扁长形砂岩砾石,一面扁平,一面凸起。在砾石的一端剥片,加工出一倾斜刃口,单面打制。刃缘有点内凹,略经修整。器身大部分保留砾面,一侧上部有一较大的崩疤。长75、宽52、厚33毫米,重176克,刃角51°。
  标本NTl0③:36:毛坯为一砂岩石片,石片的背面有一较大的片疤,远端有个断裂面。在石片的左侧进行加工,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击,加工限于石片的边缘部位。刃缘平齐、略内凹。背面保留有小部分砾面。长125、宽94、厚25毫米,重350克,刃角54°。
  标本NT8②:8毛坯为一硅质岩石片,石片的左侧有个断裂画,背面有一较大的片疤。在石片的左侧进行加工,由背面向破裂面打击,加二正限于石片的边缘部位。部分刃
  缘内凹。背面保留有砾面。长56、宽54、厚11毫米,重70克,刃角59°。
  6.断块和碎片
  断块是指在剥片时沿自然节理断裂的石块或者破碎的石制品小块,断块的尺寸可以很大,但在统计分析时很难将它们划归某种特定的石制品类型。而碎片则是在剥片或石器的第二次加工修整过程中崩落的长度在1厘米以下的小片。上宋遗址的断块和碎片共 94件,在石制品中占的比例很高,为50.81%。岩性有砂岩、石英、硅质岩、石英岩等。其中有石皮的占59%,无石皮的占41%;大小在5厘米以上的占44%,5厘米以下的占56%。
  (二)玻璃陨石
  此次出土的玻璃陨石数量不少,共106件。全部出在第3层,层位和石制品相同。在平面上,陨石的分布没有规律,呈弥漫性分布,但有的地方密度较大,如ST14出土的陨石就明显较其他探方多。玻璃陨石形状各异,大体上可分为球形、扁圆形、长条形和块状,其中块状最多,长条形最少。玻璃陨石颜色呈漆黑,具有玻璃光泽,表面均有凹坑。所有玻璃陨石的棱角锋利,未见明显冲磨痕迹,人工痕迹的玻璃陨石没有发现。尺寸差别很大,最大者径近5厘米,最小者不到0.5厘米。
  五、讨论与小结
  1.关于地层堆积的成因
  发掘期间,我们请广西地质工程勘察研究院张华员研究员和原广西地质队李甫安总工程师到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考察,他们认为上宋遗址发掘区域的地层堆积为坡积物。理由是:
  (1)发掘区第3层堆积物除红色亚黏土外,还含有大量的灰黄色风化砂岩颗粒,这些砂岩颗粒的母岩应为T4基座的岩石,在经受风化剥蚀后被搬运至此。显然,第3层的堆积属于坡积的产物。至于第2、第3层堆积物的差异,可能主要是由于地表流水的大小不同造成的。
  (2)六羊山顶部地表的砾石为T4底砾层之残留物,其中有不少是石英的,此应为 T4的基座。T4被破坏后通过地表流水搬运到发掘区,形成第二次堆积。由于搬运不远,石制品和玻璃陨石均无明显冲磨痕迹。
  李炎贤等的报告中,将上宋遗址的堆积物分为7层,由上而下为:
  第1层:砖红色黏土,无层理。含石器。厚6米。
  第2层:棕褐色砾石层。砾石由疏松的砂岩及页岩组成,砾径一般为2~5厘米。厚0.2米。
  第3层:砖红色黏土,偶含砂粒。含石器。厚4米。
  第4层:棕褐色砾石层。砾石由疏松的砂岩及页岩组成,砾径一般为2~5厘米。
  厚0.2米。
  第5层:砖红色黏土。厚6米。
  第6层:褐色砾石层。砾石由三叠纪砂岩及页岩组成,分选度和磨圆度均较好。砾径大多为3~5厘米,少数可达10厘米。厚0.9米。
  第7层:灰色、灰绿色砂岩、砂质泥岩及泥岩。
  其中,第7层为上新统地层,和以上的堆积是一种不整合的关系。
  此次发掘,在发掘区内未找到与上述对应的地层堆积序列。其无层理的砖红色黏土层,可能相当于此次发掘的第2层,而含砂粒的砖红色黏土层可能相当于第3层,但这两层之间并无砾石层。另外,含砂粒的砖红色黏土层之下更无两套砾石层及其之间的砖红色黏土层,而是直接叠压在基岩风化层之上。
  尽管李炎贤等的报告中没有谈到这些堆积物的形成原因,但从其所描述的砾石由疏松的砂岩及页岩组成来看,这几套砾石层并非右江河流阶地的砾石层,因为砾石的岩性单一,又无石英等其他岩性的砾石,而右江河流阶地的砾石层的岩性复杂,有较多的石英砾石成分。因此,这些砾石层不应是右江河流形成的砾石层,其堆积物可能来自附近地方。
  2.石制品的特征及技术分析
  上宋遗址石制品的原料均为砾石,岩性有砂岩、石英岩、硅质岩和石英,其中以砂岩为主,次为石英岩,硅质岩和石英也占较大比例。从大小、岩性和形状看,这些砾石在遗址所在山头顶部砾石层均可找到,表明制作石制品的原料全部来自附近第四级阶地的砾石层。这种情况和百色盆地其他旧石器地点相同。
  从石制品种类和原料的对比分析看,石器制作者对不同岩性的原料已有初步的认识。例如,打制石片的石核更多地选用砂岩、硅质岩、石英等质地相对较硬而脆的砾石,而石英岩砾石因韧性较大,很少用作石核;在制作石器方面,属于重型工具的砍砸器,用料则不大讲究,而属于轻型工具的刮削器,则倾向于选取砂岩、硅质岩等质地较为细腻的砾石作原料。这些都显示出古人类对不同质地石料的特点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石核分为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三种。大多数为自然台面,少数以石片疤为台面(素台面),不见修理台面。剥片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以锤击法为主。石核的利用率低。石核个体较大。台面角较小。上宋石核这些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原料易于获取,当石核稍难剥取石片时便被废弃;另一方面也说明石核的预制台面技术尚未出现,因为这里的人工台面都是较大的片疤,应是先前剥片留下的阴疤,而不像是预制台面的结果。
  石片尺寸不大,没有大石片。剥片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以锤击法为主。自然台面的石片居多,人工台面的石片较少。背面多保留一定的自然面。由于原料质地较差,多数石片的半锥体不甚突出,放射线不清楚,这在石英石片上尤为如此。
  使用石片在许多旧石器遗址中都有发现,有的研究者将之归到工具类。未经过二次加工修理的石片刃缘薄而锋利,可以直接投入使用,这已为考古实验所证实”。上宋遗址发现个别石片的锋利边缘似有使用痕迹,但由于标本太少,加之特征不是很明显,不好确定。不过从百色盆地其他旧石器地点发现较多的使用石片看,作为使用石片来处理还是可行的。
  工具类型有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等三种。工具数量少,器类也少,从组合看,砍砸器和刮削器占主体,手镐只有个别。砍砸器均为砾石单面打制而成,制作简单,器身大部分保留砾面,器体较大。刮削器的毛坯有石片和砾石两种,用砾石加工者均为单面打制,而石片刮削器则多为反向加工,尺寸较小。
  此次发掘未发现手斧和薄刃斧。原因可能是这次出土的石制品不多,工具更少,而手斧和薄刃斧这类工具在石制品中所占的比例本身就不高,在百色盆地其他地点中,手斧仅占石制品的6.6%,薄刃斧更少,只有1.8%,因此,这次发掘未发现这两类工具就不足为奇了。而砍砸器数量最多,刮削器也占很大比例。这种情况与田东坡西岭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相似”,和百色盆地高阶地其他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也差不多。
  3.年代问题
  上宋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百色盆地其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是一致的。上宋石制品的原料为砂岩、石英岩、石英、硅质岩砾石,这和盆地其他地点石制品的原料一样;打片和加工石器采用直接锤击法和碰砧法,石核利用率低、石片背面保留有砾石面,这和盆地其他地点也相同;工具类型有砍砸器、手镐、刮削器,这些也是盆地其他地点工具组合中的常见类型。但上宋未发现有盆地其他地点所见的大石片(15厘米以上),也没有发现手斧和薄刃斧。但如前所述,这次出土的石制品不多,工具也少,而手斧和薄刃斧这类工具在盆地其他地点石制品中所占的比例本身就不高,大石片的比例也很小。这些器类不一定出现在这数量很有限的石制品中。因此,总体而言,上宋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百色盆地其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是一致的,其年代也应相当。
  这次发掘出土大量玻璃陨石。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陨石的原生层位和石制品是一致的,均属于第四级阶地。百色盆地发现的玻璃陨石是大约80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彗星撞击地球的产物,也是新生代期间发生的五次大撞击事件中最近的一次,玻璃陨石是记录这次撞击的证据。上宋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无疑是同期的。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利用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采用氩/氩法测出的年代为80.3万年。
  通过石制品的对比分析及石制品的层位分析,并结合玻璃陨石的年代,我们认为上宋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
  4.上宋遗址发掘意义
  上宋遗址位于百色盆地的西端,右江流人盆地的人口,地层堆积较为复杂。通过此次发掘和研究,对了解遗址及周围的古地貌以及右江在该河段的历史变迁具有意义。
  此次出土的玻璃陨石数量之多、尺寸之小,是百色盆地旧石器考古发掘中前所未有的。这众多而形态各异的玻璃陨石,表明陨石在百色盆地散落的密度是不一致的,这为科学家研究这次“陨石雨”的降落特点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众多,已获得的石制品数以千计,但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却很少,因此出土的石制品也不多。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为百色盆地旧石器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