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形成新探
作者：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最早以罗香林的“唐宋说”为代表，后来又出现了“秦汉说”、“明清说”，甚至出现了无时序的“土著说”以及否定客家民系存在的“误会说”，因此，拿出一种科学的、雄辩的形成说，在今天尤为必要，以厘清种种争议。
既往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时间的考证，每每拘泥于谱牒以及史料上关于人口的变化、客户的比例等问题上，所以，地域有赣、闽之争，时间上更有晋代、唐宋乃至明清之争，跨度竟达1000多年。无疑，上述的确良考证，均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积极的成果，这是应当肯定的。而极具说服力的，足以破译客家民系形成之谜的，却鲜见。
一个民系得以形成，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有族群凝聚的外在形态，更有其历史文化的内在动因，有其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我认为，内在动因及自觉意识，每每比外在形态的出现更重要得多，更可靠得多也确定得多。正如我们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际，是认为那段历史呈现的思想，尤其是主流思想，比众说纷纭的、各执一端的史料或史实，更有参考价值，从而也更具备可信性一样。
因此，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与时间，是决不可忽略其间发生的文化变迁以及整个大的历史背景，惟有找到其思想文化的源头，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民系正式形成的时间与空间。这比简单的谱牒记载及人口、客户的数字当更为雄辩，也更为牢靠。
我以为，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历史文化动因，除学术界公认的自晋代以来的流徙及同时形成的漂泊基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唐宋二朝鼎盛的文化及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尤其是这种文化意识因两宋积弱之际激发起的民族自尊。而这种文化自尊，又恰巧与自晋代“清流”遗传下来的那种傲啸山林、郡望自矜的文化人格有机地衔接乃至焊接在一起，产生巨大的凝聚，对形成这么一个“形而上”的民系，无疑是具有以无比拟的催生作用——两宋年间的历史情势，与两晋年间的历史情势，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民族的危亡，总是迫使一种文化的负载者们勇敢地站出来，承受这种痛苦与压力，寻求再生！
为此，我们认为，客家民系于两宋年间在赣闽地形成，当有三大历史文化动因：
第一， 共同的命运，即漂泊基因；
第二， 文化意识；
第三， 民族自尊。
下边，我们一条一条加以辨析。
首先，是漂泊基因。
对于这个民系，迁徙似乎已成为了一种宿命，血脉里早已凝成了漂泊的因子，两晋也罢，两宋也罢，甚至自两晋至两宋这漫长的近千年中，亦有一个个顽强地坚守大家族传统的群体，在不同的动乱中，自北向南地作群体的位移。他们不似广府人、福佬人，一次到位之后，子孙后代都不再有多少的移民意识，而且连民系的命名，都当地化了。而他们几乎总是在迁徙中，即便在有了闽粤赣大本营之后，仍旧还在向外迁徙。一种永恒的躁动，永恒的希翼，在不断地催促着他们，不要停止自己的脚步……正因早早有了一块又一块的“飞地”，他们也就仿佛听从某种召唤，从一个又一个的“飞地”走向更遥远的“飞地”，并创立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飞地”。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永恒的迁徙中催生了这样一个民系。也正是这种迁徙，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这在中国的北方是由来已久的，恐怕从孔子说的北方是“杀伐之地”开始，原生地中原的自然地理环境，令汉民族和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是不可分开的，更何况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不仅是地理因素，更有人的因素，所谓“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他们之所以迁徙，正是寻求抗御这一天灾人祸的途径。
漂泊者或流亡者的意识，总是与厮守家园者的意识很不一样的，危机感、风险莫测的征途中的变数，种种，都需要他们即时作出决断，否则便会万劫不复，这也锤练了他们的意志力与生命力——一千年来，客家人能不特立独行么？
重点在第二条，作为汉民族强盛期的文化意识，如何催生了这样一个民系，这需要有严密的论证，更应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才能足以服人。
这些年，为写胡耀邦、王首道的传记或业绩，我在湘东客属地浏阳跑过多次。当年，我曾在湘东南的炎陵县上山下乡，而我母亲的家，就在粤北的英德。从浏阳到炎陵，再从始兴到英德，形成一条客家人长达上千里的居住带。在调查中，以及在查看各县县志之际，我发现，这里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自江西及粤东迁来的，口音只略有区别。而他们迁入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便是明朝取代元朝之际，陈友谅在南方称帝，惹恼了朱元璋；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对曾支持过陈友谅的地方，实施了灭绝政策，于是，这上千里带的城市、乡村，不是被屠城，便是逃亡一空。原住民消失之后，才有赣粤人大量填补进来，形成这么一条客家人的居住带。广府人常常不解，南雄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地，为何现在几乎不见广府人而只有客家人，其实也就是这一原因。
我说这一历史事实，是要证明，当大批移民填补自湘东至粤北的“空白地带”之前，也就是明初之前，即宋元年间，客家民系便早已形成了，不可能晚至明清之际，至于得名，那又当别论。
此外，还有一样“物证”。
有人说，客家妇女之所以是“大脚蛮婆”，是因为大迁徙不停的奔走所需要，也有人说，这与南方土著母系社会遗存相关。但是，他们都没看到，作为整个汉族，自五代以降，缠足，已成了这个民族女性独有的标志，一种病态的审美特征，而这，与紧连着的两宋的审美观念也是相衔接的。当然，这与整个的“文化大气候”也是分不开的，宋朝，本就是一个内窒、羸弱的王朝，没有“环肥”而只求“燕瘦”，所以，自五代始的女人缠足，便在两宋蔓延开来，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时尚，一直影响到八九百年。连远在东南沿海的广府等民系，也都沿袭了这一陋习，就不说中原、江南的汉人了。而独独只有汉族这样一个民系，客家人，居然没有承传这样一种陋习，其原因何在？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只能有这样解释，也就是客家民系在五代以降的岁月里，已相对从汉民族的主体中独立出来，没有在宋代去追求这样一种“时尚”，仍保持有原来的历史风貌，原来的大气，宏阔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民系的女子，才不至于去缠足。缠足这一特有的风习，当与宋朝的王朝气象相附相成的，渐渐成为对女性的一种虐杀。
其他的因素，诸如处于迁徙之中，不可能缠足，又如南方土著没有缠足陋习的影响，等等，当有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在于这个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已在五代以降独立出来。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客家民系正是两宋间形成的。
这一条的确认，当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下边，我们再论及历史文化的动因。
关于历史文化动因，我们将触及到一个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观点。这便是，唐宋两朝乃至更早至两汉，中国是否就仅为一个内陆的、农耕的大国，而在海洋上无所作为。众所周知， 先秦至两汉，世界上当有两大文明中心，一是古希腊罗马，一是中国。当到了唐宋两朝，西方正陷入“千年黑暗王国”的中世纪，其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则只余下一个中国了。而唐宋两朝的海上交通，在世界上是赫赫有名的，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无疑也应是“海洋大国”。这一见解，未曾有人提出过，这里提出，仅是证明，客家形成发展期间，中国并未似明清时期，退缩或萎缩成为一个内陆的弱国。所以，客家人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他们只承传了中原农耕文化那种重义气、偏保守的传统，而没有敢于冒险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精神。应该说，他们是二者兼有的。而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以只归结为保守、封闭，如汉唐，乃至两宋，其海洋文明的色彩也是相当鲜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海”的第一支船队便从南中国海北端出发，直抵印度、斯里兰卡。唐代广州更有著名的“通海夷道”。及至宋朝，福建泉州因靠近临安，更一跃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就这么绵延了两千多年。唐宋的海洋政策，已级不少论文涉及，宋代几可称为“海洋立国”，其主要财政收入不得不借重海上贸易。人们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仍在处于上升时期，超过了盛唐，像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重大发明，也是在宋代，经济也相当地繁荣。正是蒙古的大军，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到了欧洲，才推动其走出中世纪并催生了“文艺复兴”。
而两宋年间，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重心，可以说是在江西——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
《宋史.列传》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国第一。而宋代江西的进士，达5442名，状元达122名（居全国第二），与唐代江西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第十），可谓成几何级数上升，翻了几十番。
宋代在江西的书院，也是闻名全国，且名列前茅的。曾有过一项调查，称自唐至清，江西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其中以宋代为最，其书院林立、学规完备，影响深远，是他处所无法相比的。学术界一致公认，书院始建于江西，且发达于江西。
颇为著名的书院，便有朱熹所建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的象山精舍，后为宋理宗赐名为象山书院，二院名重一时，弟子数千，乃至上万。有名气的还有如濂溪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道源书院、怀玉书院、东湖书院等等，成为中国古代教育上一个历史奇观。欧阳修甚至惊叹：“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这一奇迹一直影响到明代，“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
正是书院，带来了宗族祠堂辟公田为“学田”、辟公禾为“学谷”的传统——这一传统，则由客家人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仍没有变化。有兴趣的话不妨读一下我另一部作品《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里边有较详尽的调查与记录。③
宋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汇聚于江西，尤其是与客家文化区相接壤的临川。
用不着查资料，我们便可以随手拈来一大串，像李靓、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一直到文天祥……李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黄钟大吕式的人物，一生文章有8卷238篇得意之作，疾呼：“母以有子为尊，君以有民而贵，无子无民，母出君灭”，“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而王安石，则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以安邦治国的巨大智慧，成了政坛上的重巨，勇敢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言不足恤”的纲领，被时人叫做“拗相公”。欧阳修更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关心人民疾苦闻名，且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有着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黄庭坚则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仕途多舛，却是江西诗派的首领。及至明代，还有个被视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无疑，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客家民系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多才多艺，等等。
可以说，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方可以催生这么个形而上的民系，脱离了两宋的历史文化动因去谈客家民系的形成，不仅苍白无力，甚至有点隔靴搔痒。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数字：
宋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册总户数为136万，其中，被列为“客户”的有50万，占36%强。
及至宋徵宗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全国户口为2026万，其中江西有201万，占10%，居全国之首。仅20年间，户数增加了一半，证明“客户”更是激增。
再具体到最后形成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交界地带州、县设置的变化：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汀州由原辖2县增设了上杭、武平二县，共辖四县；及至北宋末元符元年（1098年）又再增设一县，即清流县；到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再增设连城县，于是，自北宋淳化年间至南宋绍兴年间，共增设了四个县，计一共辖有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连城六个县，县的建制增加了三倍。这是在闽西。
在赣南，更不止是增设县，而是从虔州（后更名赣州）析出南安军，原属虔州的大庾、南康、上犹被析出隶属于南安军。而赣州则新增了兴国、会昌两个县。这样，加上被析出的三县，即大庾、南康、上犹，原虔州地域内共有十三个县，即还有赣、虔化、兴国、信丰、雩都、会昌、瑞金、石城、安远、龙南。其设置县的密度是相当大的。
至于粤东北，即今梅州，设县未有变化，因为大量客户须经赣南、闽西方到粤东北的。
县建制的增加，说明人口密集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地方的开发也达到一定的程度。当然，开发的程度务必有相应的标准，否则不足以建立县一级的政府机构。
谭其骧先生说过：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区开发已臻成熟。他还指出：“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开发程度”，当可有很多的参照，尤其是人口。
至于人口，我们还可以补充如下数字。
闽西汀州，唐元和年间（806-820）人口2618户；到北宋无丰年（1078-1085）间，人口为81454户，200年间增长30倍强；至南宋宝祐年（1253-1258）间，更达223432户，又增长为2.7倍。
赣南，唐元和年间人口26260户。到北宋元丰年间，则为133899户，增长达5倍。至南宋末年，则又上升为近360000户，约近几3倍。
粤东北虽没增设县治，但人口也有相当大幅度的增长。因当时梅州仍属潮州，人口统计较难划分，但到南宋末，梅州人奋起追随文天祥勤王，则全是当地的客家人。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当时人口聚集，一是赣南——其人口基数就是闽西的10倍；二是闽西，由于人口基数低，所以增加的倍数也就多一些，最后是梅州。这也说明客家大本营是自赣南、闽西向梅州发展的，据统计，北宋时期，大本营区域拥有三州十九县，土客总计23万户，其中赣南占58%，闽西为35%，粤东北仅5%/。到南宋，赣南有36万户，闽西为22万户，粤东北人口则难计算，当也在数万户。其比例也当在55%、37%、8%左右。
可见，两宋年间，以赣闽为中心的人口聚集，已是相当凸出的了。
而这种聚集，离不开文化意识的认同——这是一最强大的凝聚力。
以此，不难解释，后来在赣州，而后在汀州、梅州，那么多仁人志士奋起，追随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御元军，义无反顾，死不旋踵。后来，客家大诗人，也是被称之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之一的黄遵宪，曾为梅州（时为嘉应州）题诗：
男执干戈女甲裳，
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覆沙虫尽，
重载天来再破荒。
写的是嘉应州松口镇有8000子弟勤王，兵败后仅余一人，却无一人为之言悔的。
凭此亦可以看出，作为客家人的群体意识，此时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客家民性，在经历漫长大迁徙之后，在面临民系危亡之际，同样也被历史性地确定下来了。客家作为一个民系形成的条件，当在这之前后已完全成熟了，并且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两宋之际，中原、江南继续南迁的家族、百姓，当是不少。当年主战派的大诗人辛弃疾，被迫退居江西，就在赣州的郁孤台，目睹一批又一批南迁的行人，在见证过隆祐太后南逃的造口，写下了名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传诵千古，其中上半阙则是：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仅此，便足以见证当然溯赣江而行，再进入赣南的“行人”有多少！而这，大多数则成为了后来勤王的客家人。宋代，毕竟仍有这样一批慷慨悲歌之士，并不全是“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昏官与懦弱的子民。
人文荟萃，名人迭起，与人口大规模南下、汇聚，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南宋，偏安于一隅，江西更成了南下士族的首选。当然，“客户”并不完全等于客家，主户也不完全不等于客家，这我有专文论及，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知，客家民系此时已经形成，而且早已处于“自在”的阶段了。没有强大的文化背景，是不足以催生这个已蛰伏了相当之久的大迁徙的民系的。
而宋朝的积弱，更大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文化自尊。
先宕开一笔。在广东，广府民系历来不怎么以纯汉人自居的，毕竟，他们与古南越人的渊源最深。直至20世纪初，广府著名大学者黄节的著作中，仍有“粤人、汉人”相分，没有把粤人视为汉人。但是，不少广府人，却又公认其家族在“珠玑巷开基”，而作为珠玑巷传说核心，便是认定，凡是经过珠玑巷抵达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都是南下的汉人。关于传说故事，这里不赘了，我先引用一下我的近著《广府寻根》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由于他们南下时正是中国积弱，外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也就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于是，对珠玑巷这一祖居地，更视为一历史圣地，甚至带上了准宗教色彩，这也无疑影响了周遭的广府人……彼此都有了认同感，以至并非经珠玑巷而来的，也都自觉不自觉一样认下了这个“开基”地，以证明自己汉民族的血统。⑤
这是早早到达广东的广府民系，其汉民族心理强化的历史原因。那么，对于客家民系，他们当然有更深的中原情结，尤其是外族大规模的压迫到来，对于这个民系的最后定型，具有更大的作用意义。
可以说，文天祥集中地体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人们不难发现，元兵南下，清军入关，抵抗得最强烈的，都是在南方。以至西方史学家称南宋厓门银湖之战为东方“滑铁卢之役”，认为中国的进步便是由此逆转的。1275年，元军东进，京师告急，远在两千里之外于赣州的文天祥，便组织了义军勤王临安。人劝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他也自知是无望：“吾亦知其然也”，决意以身殉国。甚至临安已破，宋恭帝投降，他仍坚守信念，“硬颈”地打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君降我不降”的旗号……一直到他过零丁洋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最后在北京柴市壮烈就义。他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不仅历代壮士可以背诵，直到今天，仍是激励我们奋发的雄文。
毫无疑义，在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文鼎盛，又在极为惨烈的国破人亡的积弱之中，南下早已到达江西的相当一批主客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背负汉民族正宗的族群意识，激发出空前未有的文化自尊！
我以为，这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最鲜明也最雄辩的标志！
而后，正好衔接有后来太平天国“灭尽清妖”，及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的汉民族意识——当然，孙中山很快便提倡各民族的平等。但作为近代的几大革命，如我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中所说的，其第一推动力仍旧是汉民族意识，所以客家人才由蛰伏而一举冲天。同时，他们又承传唐宋期间的海洋文化精神，迅速与“西风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接轨。我在另一篇论文亦提到，作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余绪，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海上帝国”，曾称霸于明末清初的东海及太平洋西岸，其间主要部将刘国轩、陈永华均是客家人，三分之一的部属也是客家人。这次到台湾访学，与著名客籍作家钟肇政交谈，他亦强调，台湾的客家人在拓殖之初，便充满了冒险意识，这正是海洋文化精神的表现。
前承传唐宋海洋文化，中有宋代鼎盛于赣的文化大背景，而后更有宋末在积弱之际激起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这三段历史文化演进，都鎔铸在了客家民系的身上，因此，作为这个民系，最后形成或定型于两宋的赣或赣闽之间，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根据历史、文化的演进，人口地理、谱牒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印证，客家民系，完全可以认定是在两宋期间于赣或赣闽边界中形成，其形成的各种条件均已成熟，而民系本身的形态也同样鲜明地显现了出来。这一“两宋说”，较之较早的“秦汉说”以秦始皇、汉武帝大军二平南越为据，以及较晚的“明中说”，当有更充足的科学理据。
“秦汉说”这里便不多说了，虽说现在广东龙川县是客家县，但那里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中叶到达，即便有更早到的古汉人，也是后来才被同化为客家人的。族谱中，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该县的客家族谱所载的祖先是秦时来的在籍汉人。而秦汉下南粤者，大都成为了广府人——笔者已在《广府寻根》中作了全面原分析与论证过。陈支平教授也实际上支持了我这一观点，他在《客家源流新论》21页中就认为：“事实上，这次秦汉戌卒的南来，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他们成了客家人的祖先。倒是广州人的姓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南越王赵陀时，如洗氏‘在天下为稀姓，在广东为巨族，……秦末五岭扰乱，保宁洗氏妇人集兵保境，蛮不敢侵。’（见《佛山乡忠义志》卷九《氏族》——引者）秦汉军队既与南海赵陀发生关系，则这些戌卒，更有可能成为比客家人来广东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南海系汉民的祖先。”可以说，“秦汉说”已经不再困扰客家研究学者们了，这也成为了共识。
但“明中说”，乃至“明清说”，则一直是相当一批学者所坚持的，并且有着相当多的材料支撑。
其主要依据是，第一，经宋末元初的浩劫，在闽粤赣边区，其人口已变得相当稀少，不足以成为一个大的族群，因此，这个时候，客家民系当还末形成，因此也不存在一个“客家大本营”。第二，大本营地区内不同区域的居民在基本的民俗事象方面，是在明代中期趋于一致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共同性的特点。据此论者，引用了明嘉靖年间编修的《赣州府志》、《汀州府志》与《惠州府志》中关于近20个县的民性的表述，如“勇而好争”、“性颇淳朴”、“民鲜商贩”、“唯务农力田”、“士知读书尚礼，俗重登科取名”、“力本右文，士多向学”……均有相应的共性，这证明其“总体的文化心理基础及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等，也是共同的、一致的。”其三，则是客家的称谓，一般认为是明中叶以后才有的，有的学者还论证道，这称谓当是明末甚至清代才正式产生，所以，这个民系的形成也就应在明中叶之后。
上述论证不乏严密、严谨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漏洞，尤其是对粤北客家属地的形成缺乏必要的考证。
不错，宋末元初，闽粤赣边区，是抵抗元军最为激烈的地区，身为江西提刑安抚使用权兼赣州知军的文天祥，奉诏勤王，号召郡中义士抗御元军，其时，赣闽粤边区的百姓一呼百应，与元军鏖战多时，不少人，还追随到了宋代的最后一役——厓门银湖之战，慷慨赴死。史载梅县“松口卓姓，全族800余人，竟随至厓门，至帝沉海，仍无一降元者。”可以说，卓姓几乎要灭族了，可见战争之惨烈。徐旭曾在其《丰湖杂记》中也称：“迨元军大举南下，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或合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
同类的历史记载，还可以引述很多。
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一历史惨祸之前，未曾形成一个相应的族群，同仇敌忾，又如何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而问题更在于，如果元兵过后，这些地区已是满目疮痍，人丁十不余一，日后又如何能重新凝聚起来，并且恢复原来的传统？
如果按“明中说”的话，客家人只是到那时才形成，其依据是引用当地人口的变化，并以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作参照，那么，是必忽略两宋间同一地域人口的变化，没看到其间升、降，再长的曲线变化，把历史给切断了。
作为生活在粤北山区的客家人，只要我们认真地查勘县志、族谱，则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是明初时从东边，即赣南、闽西、粤东，迁入的。笔者写胡耀邦的传记时，竟发现《浏阳县志》上的记载，与粤北众多县志的记载，均有一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便是，当地的客家人迁来的原因，是因为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帝时，自湘东至粤北一带的老百姓，大都站在陈友谅一边，陈友谅兵败后，朱元璋对支持过陈友谅的地方，采取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赶光，我外祖父老家英德，上十万人的县城，最后剩下的仅百余人，后来，英德也从州降格为县了——原来在汉代，英德还是浛洸、浈阳两大县。从县治的压缩，可见当时人口的锐减。正是这次大屠杀之后，客家人才自东边迁来，填补了自平浏至英德一线的“空白”。而浏阳客家，与英德客家，早已是同样的几乎不分彼此的客方言，尽管他们在这次迁徙中，一北一南，绵延近千里——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将在后边的文章中作详尽的阐述。
持“明中说”的，大都依据这一批客家人“后补”而得出的结论，他们称，其对明初以来大本营地区各州、县的地方志文献进行过仔细的检阅，发现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的很多个县内，自明代初期至隆庆年间，200年来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时有下降。特别是在南雄府和韶州府等地，其下降幅度很是惊人。他们引用嘉靖《南雄府志》中一段话：“乃邑无全里，里无全甲，甲无全户。其何故哉？盖雄介南岭而郡，因山而田，介岭而邻，散客寓恒多。因山而田，故富岁恒少，客浮于主，则有强壮盈室而不入自主版图者矣，山浮于田，则有岁或不秋而转徙他业者矣。”的确，历宋末元初浩劫，再加上明初朱元璋的灭绝政策，这些地方人丁稀少，不少人躲进深山成“无籍之民”，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但研究者大都不解粤北的历史，尤其是称“明代中期的大本营地区在总体上还处在开发过程之中，特别是粤东和粤北”，则大谬也。粤北韶州一带，在宋末元初之前，是中原与岭南的中转地，根据广东的史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唐宋时期，其人口密度、经济开发程度，甚至比广州还强。直到珠玑巷事发，粤北才大批南下珠江三角洲。正是这批人走后，客家人才填补了进去。
研究者以明中叶客属地区每户平均数“远远高于当时全国户平均人口数”为据，认为“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客族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以三代同堂为主要形式的居住特点，最迟在明代中期已基本形成。”这显然也武断了。
第一， 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不应是日后才形成的，而是早有传统，愈往前，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愈明显，倒是往后，它才会在不同区域中被瓦解或发生变化。
第二， 正是有这样的传统，在战乱或屠杀之后，有的家族可能只剩下一、两个人，这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也就是说，至少得历经两三代之后，才会重新恢复聚族而居，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第三， 大量的史料表明，早在两宋，闽粤赣客家人的聚居地，便已形成一个个大姓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严格地说，这还不能说是“形成”，也应是沿袭已有的中原传统。前边提到的，如果800名卓姓人，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一直追到厓门，直至全姓覆没亦不为悔。族谱中这类记载还不少。
因此，只有在巨大的历史惨祸发生之前，业已形成这样一个颇具凝聚力的族群，并已有了自己的大本营，这才会在惨祸之后，纵然已被打散打乱，也仍旧会重新凝聚与恢复。所以，“明中说”所使用的材料，只要换一种目光，大都可以反过来为“两宋说”所用，而且更具说服力，例如，说明初至中叶，南雄府上韶州府等地，“其下降的幅度更是十分惊人”，这便是朱、陈争帝的后果，原住民被杀或逃离之后，客家人才填补进去，而这批填补进去的客家人，已有鲜明的客家意识与纯正的客方言了，因此，作为民系，当在这之前便早已形成了的。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重新审阅两宋间的建制与人口异动。除开前已引证的材料外，还有——
如宋宝祐年间，汀州人口120万，是清代之前人口高峰。宋之后的人口跌落，原因当是十分明显的，几百年也未能恢复过来。
又如宁化，宋初仅万余人，到南宋已达10多万人了，仅一个很小的石壁村，就住了40多姓人，有三十六寨、七十三棚之称，可见人口密度之高。在《嘉应州志》上更有记载：“今之土著，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赣州来者。其语言音声皆以汀赣为近，其传次不相上下，约在二十余世之间。”这段文字透露了很多的信息，一是元末明初前，尚有大批客家人聚居在汀州、赣州这两个客家祖地，后来才移民至嘉应即梅州的；二是这批人的“语言声音”业已完全一样了，即客方言早已经形成，三则是“约在二十余世左右”，如以20岁为一世，也就四五百年，当是两宋年间。
所以说，客家民系，并非宋元之交大浩劫及明初朱陈争帝大屠杀之后才形成的，而应是两宋期间，并且在两场惨祸之后，又重新凝聚了起来，再成燎原之势。也就是说，当客家人向粤东北，尤其是湘东至粤北一线迁移时，这个民系不仅已形成且已稳定了下来，从此之后，客家民系的形态，已不再有多少变化了。
当然，我们亦可视唐宋之交，为这个民系的形成初期，这倒不是避开五代缠足之类问题，（因缠足作为一种时尚在整个民族流行开来也不是三五年的时间），而是形成过程，当有相当一段岁月。以两宋为界限，绵延数百年，综合各种因素与条件，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等，这里有传承，也有新质，有虚，也有实，不可以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所以，两宋说，当比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的“唐宋说”要进了一步，有更坚实的基础与科学的论证，为此，罗香林所引的宋人陈一新《瞻学田碑》一文中称闽粤赣三角地“风声气息颇类中州”等内容，也就不予重复了。
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
Origin of Hakka and Hakkanese:A Genetics Analysis
李辉 潘悟云 文波 杨宁宁 金建中 金力 卢大儒
摘 要：客家人是南方讲客家话的特殊汉族民系,其来源学术界有一定争议.该研究对福建长汀的148个客家男子做了遗传分析.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成分分析看,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又偏向于苗瑶语族群中的畲族,不同于其他南方汉族偏向于侗台语族群.混合分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13%,类侗族结构6.8%.各族M7个体Y-STR单倍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湖北,其一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应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 区段9 bp缺失频率为19.7%,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与客家话中的苗瑶语特征相印证,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最初也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