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
赵永恒 王先胜
华夏儿女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可自秦汉之后,人们对黄帝的历史年代就不很清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20世纪初,报刊上讨论过“黄帝纪元”问题,如1903年的《黄帝魂》认为,“黄帝开国”是在公元前2711年;1903年的《苏报》认为是在公元前2491年;1905年的《民报》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698年。20世纪中叶,翦伯赞在《中外历史年表》中,将五帝和夏、商、周各帝王的年数加起来,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得出,黄帝开始执政是在公元前2550年[1]。
20世纪末,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学界也对五帝时代进行了讨论。其主流观点是将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视为“五帝时代”,与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对应起来,不少学者将黄帝年代定为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2500年)。但许顺湛、黄怀信、陈连开等少数学者认为,炎黄时代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相对应。他们甚至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对应于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文化[2],黄帝年代在仰韶文化中晚期[3]。这是根据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点来判定五帝活动的时代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并由碳14测年数据来给出其年代框架。
在世纪之交,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编辑的八卷本《炎黄汇典》[4],成为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和文化的工具书,其中第一卷“史籍卷”中摘选了古代典籍和传世文献中有关炎帝、黄帝的历史资料,包括大量有关黄帝年代的历法记录。这为用历法记录计算黄帝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里,根据与黄帝相关的历法记录,利用高精度“瑞士星历表”(Swiss Ephemeris)软件来计算、分析和确定黄帝的历史年代。这些计算涉及到天文历法中的年月日干支、朔与节气的时刻以及日月五星的运动等。
黄帝“迎日推策”之年代
《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这就是说,该年的冬至日同时也是朔日,其日干支为己酉。
为了充分检验各种可能性,将计算的时间段设定为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根据太阳和月亮的黄经相等条件计算所有朔的时刻,并精确到分钟,时间为北京时间;第二,计算所有冬至的时刻,即太阳黄经为270度时所对应的时刻,同样精确到分钟;第三,确定冬至和朔日是同一天的日期,并且该日的干支为己酉。计算结果为:公元前4375年1月22日(丙寅年戊子月己酉日)、公元前3574年1月17日(丁亥年庚子月己酉日)和公元前2773年1月12日(戊申年壬子月己酉日)。
笔者曾指出:颛顼的历法起始日为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颛顼生于约公元前2840年,逝于公元前2743年,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820至公元前2743年[5]。众所周知,五帝中的颛顼晚于黄帝年代,而在前述三个日期中,公元前2773年与颛顼的年代相重合,因此必须舍弃。这样,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只需在公元前4375年和公元前3574年两者之间选择。
黄帝作《调历》之年代
《史记·索隐》记载:“《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又称:“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而《后汉书》记载:“黄帝造历,元起辛卯。”
这些文献说明,黄帝《调历》始于某年子月的朔日,其日干支为辛卯。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因此,黄帝作《调历》与黄帝“迎日推策”之间不会超过一百年。这样,在黄帝“迎日推策”年代附近两百年的时间范围内,于前面计算得到的所有朔日中寻找出子月(即包含节气冬至之月)朔的日干支为辛卯的所有日期,就可知道黄帝作《调历》的年代。
若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为公元前4375年,则在公元前4475年至公元前4275年之间,“子月辛卯朔”有两个日期:公元前4444年1月6日(丁巳年庚子月辛卯日)和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甲子年甲子月辛卯日);若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为公元前3574年,则在公元前3674年至公元前3474年之间,“子月辛卯朔”有四个日期:公元前3633年1月9日(戊子年壬子月辛卯日)、公元前3608年12月23日(甲寅年甲子月辛卯日)、公元前3576年1月9日(乙酉年丙子月辛卯日)和公元前3483年1月1日(戊午年壬子月辛卯日)。
关于黄帝《调历》的资料还有宋·罗泌《路史》和清·吴成权《纲鉴易知录》的记载,他们称黄帝“以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但这种说法恐怕与《史记》“历术甲子篇”提到的“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关,焉逢摄提格就是甲寅年,其实这只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太初历》,而不是黄帝的《调历》。
黄帝即位之年代
关于黄帝即位的年代,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太史公史记称,黄帝三十八年,命风后定甲子”,而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称“黄帝元年丁亥”。这说明黄帝即位于丁亥年,37年后(甲子年)定甲子、作《调历》,也就是黄帝作《调历》时为甲子年。
在前述黄帝作《调历》的六个日期中,只有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这个日期属于甲子年。这样,就可以唯一地确定黄帝《调历》始于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同时说明黄帝“迎日推策”的“己酉朔旦冬至”为公元前4375年1月22日。由此可知,黄帝即位于公元前4414年(丁亥年)。
黄帝出生之年代
依据宋·张君房的《云笈七签》记载的“帝年十五,心虑无所不通,乃受国于有熊,袭封君之地”。按黄帝即位于公元前4414年,则黄帝出生于公元前4428年(癸酉年)。
《路史》罗苹注:“王冰序《宝椟记》云,黄帝以戊己日生,故以土王。《五行书》云,以戊子日生。”若按“建子”的定义,在公元前4428年里,日干支为戊子的日期有二月初二、四月初四、六月初五、八月初五、十月初六和十二月初七。
民间传说黄帝出生于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时。公元前4400年左右,在二月(即包含节气大寒之月)里,当太阳落山之时,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就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这就是民间所称的“龙抬头”。而在公元前4450年至公元前4350年的一百年间,仅有唯一的“二月初二戊子日”,即公元前4428年2月8日(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这很可能是黄帝的出生日期。
黄帝杀蚩尤之年代
《路史》称:黄帝“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诸侯咸进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黄,而天下号之黄帝。”《云笈七签》记载:“帝以罚叛之功……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帝以己酉岁立,承神农之后,火生土,帝以土德称王天下,号黄帝。”同时,唐·王瓘《广黄帝本行纪》也提到“自黄帝己酉岁”。这些记载表明黄帝在37岁时“杀蚩尤、王天下”,该年为己酉年。
按照黄帝出生于公元前4428年,再加上36年,则黄帝“杀蚩尤、王天下”的年代为公元前4392年,同时该年恰好为己酉年。如此就进一步说明“黄帝《调历》始于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在《云笈七签》中还记载:“帝起有熊之墟,自号黄帝。帝乃恭己下士,侧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由此可知,蚩尤起兵于黄帝21年,即公元前4394年(丁未年),而被黄帝杀于公元前4392年(己酉年)。
黄帝祥瑞之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有景云之瑞。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景星。”其他记载还有“时有景星出见,形如半月”(《帝王世纪》)和“《史记》曰,黄帝时景星见,形如半月,可以夜作”(《渊鉴类函》)。从有关记载看,这很可能是一次超新星爆发现象,因为公元1006年超新星,史书记载为“见大星,色黄”、“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宋史》等)。景星见于黄帝20年,则为公元前4395年(丙午年)。
《今本竹书纪年》中还有一条记载:黄帝“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黄帝57年为公元前4358年,但无论按“建子”还是“建寅”计算,该年均无“七月庚申”这个日子。然而《帝王世纪》的记载是:“黄帝五十年,七月庚申,天下大雾,三日三夜,雾除,帝游洛水之上,大鱼负图而出,今《河图帝观篇》也。”按黄帝历法“建子”计算,即为公元前4365年8月8日(丙子年七月十三庚申日)。
黄帝奏《咸池》之年代
《吕氏春秋》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援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而黄帝之乐《咸池》与天象有关。《乐叶图征》称:“黄帝乐曰《咸池》。《咸池》,五车天关也。”五车天关均是天上的星宿。《史记》记载:“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史记·正义》指出:“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鱼鸟之所托也。”
然而,由于岁差效应的影响,仲春时“日在奎”只能发生在东周及其以后,在600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是“日在毕觜之间”。唐初的李淳风就认为“日在奎”是依据秦历改写的(见《路史》罗苹注),《吕氏春秋》记载的“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就说明了这一点。笔者猜测黄帝奏《咸池》时是“月在奎”,而在编写《吕氏春秋》时有人依据当时流行的《月令》而将其改为“日在奎”。
如果黄帝奏《咸池》时是“月在奎”,同时是仲春月乙卯日。在公元前4414年(黄帝即位之年)至公元前4314年(黄帝在位百年)之间进行计算和寻找,可以确定为公元前4403年4月25日(戊戌年四月廿六乙卯日)、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乙未年四月廿六乙卯日)和公元前4336年5月3日(乙巳年四月廿四乙卯日)三个日期。
由于多种文献记载黄帝奏《咸池》是在杀蚩尤之后,而在公元前4336年5月3日清晨时月亮又偏靠壁宿,因此笔者倾向认为,黄帝奏《咸池》的日期是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该日恰好是节气春分,为仲春之月的标志,于是“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庄子》)。在仲春乙卯日的清晨,一弯残月挂在奎宿的下方,天上的“咸池”即五车星宿刚刚升出东方的地平线。于是黄帝将乐曲命名为《咸池》,而“仲春乙卯”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流传下来了。
然而“月在奎”只是笔者的假设。若不是“月在奎”,则黄帝奏《咸池》的年代就宽泛多了,数年内就会遇到一次“仲春月乙卯日”。而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时间段里,在仲春时节(即包含节气春分之月)的清晨,均可看到“五车天关”等星宿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
黄帝辞世之年代
《路史》记载:黄帝“八月既望,鼎成死焉”,该书罗苹注“《五行书》帝以甲戍日崩,一云戊午”。这说明黄帝辞世于“八月既望”,日干支为甲戍或戊午。按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既望为十五六日以后至廿二三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定义为“既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在其推定的西周金文历谱中的既望对应着从十六日到廿三日[8]。依据既望的这种定义,并按“建子”的八月为未月(即包含节气大暑之月),在黄帝在位50年至100年之间进行查找,其结果如下:若日干支为甲戍,则有公元前4356年、4346年、4341年、4335年、4330年和4320年等六个年代;若日干支为戊午,则有公元前4359年、4358年、4348年、4333年、4327年和4322年等六个年代。若按张闻玉等的“月相定点说”,既望为十六日[9],则黄帝辞世于公元前4341年8月16日(庚子年八月十六甲戍日)或是公元前4359年9月4日(壬午年八月十六戊午日)。
关于黄帝的岁数或在位年数,在古代是众说纷纭。黄帝的在位年数有58年(《列子》)、78年(《路史》注)、100年(《博物志》和《帝王世纪》)、110年(《资治通鉴外纪》和《通志》)等说法,黄帝的岁数有110岁(《帝王世纪》等)和117岁(《路史》)等说法。如果这些说法中的数字是准确的话,则与上述“八月既望”的甲戍日或戊午日均不相合。如果这些数字是近似的,则会有多种年代的选择。
《列子》记载:“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这说明黄帝在位58年,因而黄帝辞世于公元前4357年,其年黄帝72岁,但该年不符合“八月既望”甲戍日或戊午日。如果黄帝奏《咸池》的时间确实是在公元前4346年,且《列子》所记载的并不是从黄帝即位于有熊国算起,而是从黄帝“王天下”算起,那么,黄帝辞世的日期是公元前4335年9月14日(丙午年八月廿二甲戍日),其时黄帝94岁、在位80年。
因此,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尚无法确定黄帝辞世的年代,只能猜测黄帝是在公元前4357年以后才辞世的,其年龄应超过72岁。如按“月相定点说”,则可确定黄帝辞世的日期为公元前4341年8月16日(庚子年八月十六甲戍日),其时黄帝88岁、在位74年。
黄帝年代之置信程度
通过以上计算和分析,可列出黄帝大事年表。根据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及各年代间的一致性,还可大致判定各个年代的置信程度。
置信程度最低的是黄帝辞世的年代,依据现有的资料尚无法得出一个可信的年代来。有关黄帝祥瑞和奏《咸池》的年代,置信程度也相对较低,这是由于文献的可靠性或相应记载有问题(如“日在奎”)而造成的。然而,关于黄帝出生、即位和杀蚩尤等年代的历法信息虽较为晚出,但计算出的相关年代却是相互一致的,说明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传承而保留下来的,因此这些年代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同时,比较可靠的是黄帝作《调历》的年代,这是由于《后汉书》等史书记载的黄帝历法信息应该是准确的。
置信程度最高的是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因为从《史记》开始,很多史书均有类似记载。依据“己酉朔旦冬至”确定的黄帝年代是在公元前4375年或公元前3574年附近,若考虑其他文献资料或考古学的证据,就能确定出黄帝年代是在公元前4375年左右。
黄帝大事年表
年份```````````````````````````````相关事件````````````````````````````````````````在位`年龄``置信度
黄帝纪元前52年`公元前4428年```2月8日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黄帝出生`````````````````````````1``★★★
黄帝纪元前37年`公元前4414年```丁亥年,黄帝即位于有熊国````````````````````````````````1```15``★★★
黄帝纪元前18年`公元前4395年```丙午年,景星见```````````````````````````````````````````20```34``★★
黄帝纪元前17年`公元前4394年```丁未年,蚩尤起兵```````````````````````````````````````21```35``★★★
黄帝纪元前15年`公元前4392年```己酉年,黄帝杀蚩尤、王天下`````````````````````````````23```37``★★★
黄帝纪元元年``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甲子年甲子月辛卯日,作《调历》```````````````````38```52`★★★★
黄帝纪元13年```公元前4365年```8月8日丙子年七月庚申,凤鸟至`````````````````````````````50```64``★★
黄帝纪元32年```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乙未年仲春乙卯日,黄帝奏《咸池》``````````````````69```83``★★
黄帝纪元37年```公元前4341年```8月16日庚子年八月十六甲戍日,黄帝辞世``````````````````````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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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五帝时代为龙山时代,炎黄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但尚未见到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资料来做深入具体的研究。与之相反,虽然“五帝时代要上延至仰韶时代、炎黄的历史文化应与仰韶文化相关”只是少数学者的认识,但他们是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论证的。现在,依据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年代的历法记录来进行计算分析,认为黄帝的年代应该始于仰韶文化前期,而这与考古学结合其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参考文献:
[1] 翦伯赞. 中外历史年表.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黄怀信. 考古与文物, 1997, 4: 33
[3] 许顺湛. 许顺湛考古论集.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 李学勤,张岂之. 炎黄汇典.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5] 赵永恒,刘高潮. 科学, 2004, 6:14
[6] Perryman M A C, et al.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1997, 323: L49
[7] Fabri 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1980, 82: 123
[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9] 张闻玉. 铜器历日研究.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天文年代学 五帝时代 黄帝 年代
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清晨在洞庭湖君山所看到的天象
横坐标表示地平坐标的方位角,90度为正东方,180度为正南方;纵坐标表示地平坐标的高度角,0度表示地平线,正数为地平线以上,负数为地平线以下。图中从左上方到右下方的三条曲线表示赤道坐标的经线,从右到左分别对应赤经300度、330度和0度;从右上方到左下方的三条曲线分别为赤道、黄道和南恒隐圈。日月五星的赤道坐标来自于“瑞士星历表”软件,恒星数据来自欧洲空间局的伊巴谷(Hipparcos)星表[6],并作了恒星自行的改正,岁差改正是依据法布里(E. Fabri)的数据[7]通过数值积分而得到的。
利用天文学方法确定颛顼的历史年代
赵永恒 刘高潮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有纪年的历史却仅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在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1],把中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共和元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自然提出了对“五帝时代”的研究,这就是正在酝酿中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2]。然而,传世文献对三皇五帝的记载非常稀少,甚至关于三皇五帝本身就有多种说法。以五帝为例,有人认为五帝为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也有人认为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关于五帝生活的历史年代就更不清楚了,仅知道五帝是在夏朝之前。
颛顼年代的天文学计算
在此讨论的是处于五帝中间的颛顼的历史年代。如果能弄清楚颛顼的生活年代,就相当于为“五帝时代”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支点,故而具有史学价值。
传世文献中记载,颛顼是一位有文治之功的帝王,建都于河南濮阳。他在位期间建立了统治机构,定婚姻,制嫁娶,确立男女有别,长幼有序;针对巫术盛行之风,下令民间禁绝巫教。特别是,他还因改革历法,被后人推戴为“历宗”。
据《晋书·历律志》记载,魏文帝黄初年间(即公元220—226年)的董巴对远古历法的传承作了很好的论述: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历。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汤作《殷历》弗复以正月朔旦立春为节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据正四时。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
根据这段记述,颛顼的历法起始日(即该年的正月初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朔日;(2)立春;(3)五星会聚;(4)五星会聚于天庙,即营室。由此,可以利用现代天文计算的方法进行天象回推,来寻找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年代和日期。
以下的天象回推计算主要依据由瑞士的Dieter Koch和Alois Treindl 两人开发的“瑞士星历表”(Swiss Ephemeris)软件(http://www.astro.com/swisseph/)进行。该软件是在美国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发布的精度最高的DE406行星历表和月亮表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它将DE406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3000年的时间跨度拓展到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5400年,并保证了0.001角秒的位置精度。因此该软件的时间跨度和位置精度完全适用于颛顼所在历史年代的判断。
为了充分检验各种可能性,我们将计算的时间段定为从公元前5400年一直到公元220年(董巴的年代)。其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根据太阳和月亮的黄经相等的条件来计算所有朔的时刻,并精确到分钟,时间为北京时间;第二,计算所有立春的时刻,即太阳黄经为315度时所对应的时刻,同样精确到分钟;第三,计算每日的太阳与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的黄经,结果表明,在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220年间,共发生了278次五星会聚现象(按照五星会聚的定义[3],五大行星会聚在黄道上黄经60度的范围内,并在太阳的同一侧;各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大到足够使它能被肉眼观测到,即木星、金星去日11度以上,土星、水星、火星去日15度以上);第四,在计算得出的278次五星会聚之中,寻找在立春日发生的五星会聚,共计八次;第五,在这八次五星会聚中,找出距离立春最近的朔的时刻。
根据以上计算找到了满足“朔日”、“立春”和“五星会聚”这三个条件的唯一日期,即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其他的五星会聚,其立春日和朔日均相差八天以上。
另外,通过“五星会聚于天庙”这一天象也可验证上述结论。以赤道坐标来看,五星分布于古代二十八宿的危宿与壁宿之间,这正是室宿的范围,室宿亦称“营室”;而如果按地平坐标来看,则五星分布在室宿与壁宿附近。由室宿与壁宿所组成的四边形作为“天庙”是非常形象的。
依据《晋书·历律志》的有关记载,可以用天文学方法唯一地确定出:颛顼的历法起始日为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在这一天,恰是节气立春,相应的物候是“冰冻始泮、蛰虫始发”;而且这天也是正月初一,是朔日,朔的时刻为北京时间3时41分,正是天亮之前,即“旦”和“鸡鸣三号”的时候;此时,“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天、地、人得到了极大的统一,“鸟兽万物莫不应和”。因此,董巴对颛顼历法的描述确实是颛顼之时的实际天象,这些天象给那时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故老相传,终于留存了下来。
如此煌煌的天象和精密的测算,使得后人以“颛顼圣人为历宗也”,而追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也成为后世历法推求“上元”的动力。同时,依据颛顼的历法,人们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因为在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这一天,既是正月初一,也是节气立春,是“春天开始的节日”。
这些天象是否是后人伪造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要逆推出这样的天象,需要计算节气、朔、五星会聚和星宿的岁差效应。而从东周到东汉,当时的历法主要是“四分历”,其推算的节气在一百多年以外就与实际相差一日,推算的朔日在三百多年以外就与实际相差一日;至于“太初历”和“三统历”的误差还要大一些。此外,这些历法对五星运动的推算精度也不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直到晋朝的虞喜才发现了岁差,即春分点在黄道上退行的现象。董巴那时的人们尚不知道岁差,而《晋书·历律志》的作者(唐初的李淳风)还不相信有岁差。实际上,前述《晋书·历律志》关于董巴论历的记载是基于三国谯周(201—270)的《古史考》。
从史书考证颛顼的年代
据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颛顼在位78年,年98岁。创制新历法应该是颛顼执政以后的事情,这样,颛顼开始执政之时的下限为公元前2807年,上限为向前推77年,即公元前2884年。
从司马迁开始,很多人认为五帝是一脉相承、依次继位的,如同后期某个朝代中的前后几个皇帝。若以每个帝王执政最多100年计,五帝的总年数不会超过500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禹于公元前2070年执政[1],则黄帝不会早于公元前2570年,颛顼不会早于公元前2470年。20世纪初,报刊上曾讨论过“黄帝纪元”问题,例如1903年的《黄帝魂》认为“黄帝开国”于公元前2711年;1903年的《苏报》则认为是公元前2491年;1905年的《民报》则认为是公元前2698年。到20世纪下半叶,翦伯赞等在《中外历史年表》[6]中给出,黄帝开始执政是在公元前2550年,颛顼在公元前2450年,禹在公元前2140年。这些年代,无论是颛顼还是黄帝,均晚于前述的下限公元前2807年,这说明五帝不应该是依次继位的。
另一类观点是以东汉时期流传的纬书为代表的,认为五帝相当于后期不同朝代的开国皇帝。例如,《春秋命历序》认为:炎帝传八世,五百二十岁;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传八世,五百岁;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尧治九十八年;重华(舜)治五十三年。《易纬稽览图》认为: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对五帝的在位年数差不多都是大约数,其误差在一二十年都有可能。
若以禹于公元前2070年执政,按《春秋命历序》,颛顼至舜的总年数为901年,则颛顼于公元前2971年执政;按《易纬稽览图》,颛顼至舜的总年数为1000年,则颛顼于公元前3070年执政。这些均比前述的上限公元前2884年要早,因而是存在着问题。
也曾有人认为,帝喾十世是包括尧舜的,如此,颛顼和帝喾的总年数分别为750年(《春秋命历序》)和850年(《易纬稽览图》)。若以禹于公元前2070年执政,按《春秋命历序》,颛顼于公元前2820年执政;按《易纬稽览图》则为公元前2920年。比较起来,只有按《春秋命历序》所得的颛顼开始执政之年为公元前2820年符合前述上下限。
这样,按照《春秋命历序》的说法,并将尧舜并入帝喾世系,以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计,则颛顼开始执政于公元前2820年。按《帝王世纪》记载的颛顼在位78年,年98岁计,则可知:颛顼生于公元前2840年,逝于公元前2743年,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820至公元前2743年。然而,文献中的年数很多是大约数,故这些年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误差。但由于颛顼创制新历法之年被确定为公元前2807年,因此,颛顼历史年代的大致时间范围也就可以被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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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文年代学 五帝时代 颛顼
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220年间发生在立春日的五星会聚
五星会聚发生的时间 |
立春的时刻 |
朔的时刻 |
公元前5250年3月15日至4月17日 |
3月16日20时56分 |
3月6日19时47分 |
公元前3341年2月11日至3月9日 |
3月1日21时31分 |
2月19日21时7分 |
公元前3104年2月7日至3月18日 |
2月28日9时9分 |
3月10日23时15分 |
公元前2807年2月10日至3月6日 |
2月26日10时24分 |
2月26日3时41分 |
公元前2190年2月12日至3月27日 |
2月22日3时17分 |
2月14日16时39分 |
公元前1953年2月13日至3月23日 |
2月20日15时15分 |
3月5日9时49分 |
公元前281年1月24日至2月17日 |
2月8日10时21分 |
1月30日13时35分 |
公元前44年1月16日至2月22日 |
2月5日17时17分 |
2月18日21时5分 |
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天亮前在河南濮阳所看到的天象 横坐标表示地平坐标的方位角,90度为正东方,180度为正南方;纵坐标表示地平坐标的高度角,0度表示地平线,正数为地平线以上,负数为地平线以下。图中从左上方到右下方的三条曲线表示赤道坐标的经线,从右到左分别对应赤经240度、270度和300度;从右上方到左下方的三条曲线分别为赤道、黄道和南恒隐圈。日月五星的赤道坐标来自于“瑞士星历表”软件,恒星数据来自欧洲空间局的伊巴谷星表[4],并作了恒星自行的改正,岁差改正是依据法布里(E. Fabri)的数据[5]通过数值积分而得到的。 |
[ 载于《科学》(上海),2004年56卷06期,14-16页 ]
转自:http://www.lamost.org/~yzhao/history/zhuanxu.html
颛顼帝喾时代中原科学技术述论
陈习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 要:我国古史上的五帝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而颛顼帝喾时代是五帝时代的重要阶段。在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地区在农业、畜牧业、水利、陶瓷、纺织、冶金、建筑、石器制作、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天文历法、地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成就,并呈现出同步性、融合性、先进性等特征。
关键词: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地区;科学技术;成就;特征
中图分类号:N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6)04-0029-04
五帝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五帝是"代表具体人、族团和族团世袭领袖的名号"[1]10-11。《世本》、《大戴礼记》、《史记》所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尚书·孔氏序》、《帝王世纪》所载"五帝"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礼记·月令》所载"五帝"为"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可见,颛顼、帝喾是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且是很有作为的部族联盟首领。
颛顼之政绩有"实行宗教改革,借神力助政"、"设置官职,专管'民事'"、"发动对'共工'的战争"等;帝喾则有制作简明农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等举措[2]96-97,其丰功伟绩使他们位居五帝之列。
颛顼帝喾时代,约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在考古学文化上,颛顼帝喾时代大致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相对应[3]序。本文拟在前贤时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颛顼帝喾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问题作一梳理和探索。
一、颛顼帝喾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成就
颛顼帝喾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农业、畜牧业、水利、陶瓷、纺织、冶金、建筑、石器制作等行业及天文历法、物理学等领域。
1. 农业生产技术
中原地域是世界农作物繁育、早期动物驯化等中心的组成部分。在颛顼帝喾时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已能满足城邑和聚落人口增长的需要。粟、黍种植较多,一些地方还种植水稻。如在临汝大张遗址发现有粟粒[4]85-91;在淅川黄楝树遗址发现有稻壳、稻秆及加工稻谷的石杵、石臼工具;在舞阳阿岗寺遗址出土有炭化稻粒[5]603,豆类植物已被驯化[3]368。这时期,农具也有了明显的改进,翻土工具石铲变得较为规范化,其形制也趋于合理化,收割工具石刀(或说石爪镰)、石镰数量增多,多为长方形,靡制,穿双孔,如在淅川黄楝树遗址便发现有钻孔石器和钻孔石芯。木耒形翻土工具也已经出现。如在陕县庙底沟遗址和三里桥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均发现人们已经使用双齿木耒的痕迹;三里桥遗址龙山文化层还出土有骨铲[7]115。以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已经试制了较为先进的石犁、木犁等翻耕农具,犁耕已开始出现,如在孟津小潘沟龙山遗址出土有在龙山时代极少见的石犁[8]75-79。家畜家禽饲养方面,数量和种类显著增加,出现大家畜,如陕县庙底沟遗址26个龙山窖穴中所出的猪、狗、牛、羊等家畜骨骼,远远超过168个仰韶窖穴所出的总和[5]33。马已经开始在此驯养,如北部汤阴白营遗址就出土有马骨和马齿[9]193-202。家猫可能已经出现,在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家猫的骨骸,其放射性碳素年代为公元前2160年[10]。
2.水利科学技术
水利方面,中原先民已有一定的水利实践和水利知识,初步掌握了治水方法。颛顼帝喾时代,主要活动在今辉县市一带的共工氏族,为防治黄河洪水的危害,开创了修筑堤坝治水的方法。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为防止洪水泛滥,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即修筑堤埂围堵川水,在当时是很受人重视的[11]131。《淮南子·兵略训》云:"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这说明活动在帝丘西北的共工氏在与颛顼争战的时候,曾利用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筑堤蓄水,然后决水淹灌颛顼之族。这种堤防即是我国古代城墙、城郭的源头,也是龙山时代能形成我国历史时期筑城第一次高峰[12]227的技术基础。
3.制陶技术
龙山时代的陶器制造技术较前大有改进,除了烧制技术的提高外,其轮制陶器技术已广泛应用[13]。其中,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中,大多数是灰陶,也有彩陶,主要采用泥条制成,口沿多经慢轮修整。而在陕县三里桥遗址东部还发现薄如蛋壳的(表面经磨光)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既有泥条盘筑和轮制,又有模制[5]28。陕县庙底沟遗址和三里桥遗址的龙山文化层所出陶器还采用了"接底法"[7]110,或称为"分制接合成型法"制陶技术[14]87。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还有泥质黑陶。它们留有快轮的痕迹,为轮制而成[5]28。在洛阳王湾遗址,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第二期文化中,所出陶器以灰褐陶最多,红、彩陶少,泥质黑陶增加,新出现极薄的蛋壳陶,主要采用轮模合制技术;王湾第三期文化被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代表的"王湾类型",所出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制作技术以轮制为主[15]175-178。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种类繁多的小型白陶和蛋壳黑陶,纹饰有方格纹、篮纹、绳纹、指甲纹、附加堆纹及素面、磨光、鸡冠器耳等[16]35-40、64。陶器质量的不断提高与陶窑结构的改进有直接关系,此时的龙山文化时期陶窑由横穴窑发展为竖穴窑,如郑州林山砦、陕县庙底沟等遗址就发现有这种陶窑[6]238。
制陶技术的改进还表现在陶器品种的增加上,如陶鬲、陶罐、大瓮、陶、﨟、、高足杯等新型器物出现了。如民权牛牧岗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有、鼎等遗物,南召观岭遗址龙山文化遗层发现有黑陶,洛阳王湾遗址龙山文化曾发现带领瓮、夹砂小瓮、单耳罐、鬲、﨟、、?、镂孔七座等新的陶器器形,等等。
4.冶金技术
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发现屡见不鲜,证明颛顼帝喾时代已出现了青铜冶炼技术,并已达到了一定水平。其中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就发掘出一种型青铜残片[17]30-31。据调查,中原地区有发展青铜器的矿产资源条件,如临汝有两个单生铜矿,登封境内有孔雀石及铜铁硫化矿,淇县、汝阳、卢氏、灵宝等地有锡矿。在铜矿石的冶炼上,当时已采用铜矿石与燃料一起置于炉内熔炼,冶炼与熔铸已经分工,红铜与青铜并行发展。如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内发现有铜渣[18]21-36;郑州牛砦龙山文化三层中发现有熔化青铜的残炉壁[19]19-26;临汝煤山遗址龙山文化第二期灰坑中,发掘有泥质熔铜炉炉底残块,内壁保留有数层铜液[20]285-294。在铜器的铸造上,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型器来看,已能设计制作技术要求较高、结构较为复杂的铜器陶范,并发明了陶范的烘范预热工艺,外范加工采用了淘洗与沉淀工艺[12]197。
5.建筑技术
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建筑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不少发明创造。房屋建筑基本上是较半地穴式为进步的地面式建筑。如汤阴白营龙山遗址清理的63座房基中,除一二座外,都为圆形地面建筑。在建筑材料应用上,汤阴白营、安阳后岗[22]33-88等遗址中,发现有大量使用人工烧制石灰涂抹的房基及白灰坑、白灰渣、白灰球、石灰石、白灰器和涂抹石灰的工具---石抹子。汤阴白营、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永城王油坊等龙山遗址中还发现有土坯墙房址。土坯的发明,改变了仰韶时期木骨泥墙的建筑形式,并为后来砖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颛顼帝喾时代,房屋建筑中,还发明了散水技术,普及了檐柱技术。所谓"散水",就是为保护墙面和加固墙基,采取的在墙外四周堆积有一定厚度并呈内高外低斜坡状泥土层的一种技术措施;檐柱则是为保护墙壁而使房檐适当延长的一种技术措施,后人称为房屋的"走廊"。这种技术在颛顼帝喾时代普遍推广,安阳后岗等诸多龙山房址都有很多檐柱遗迹。同时,房屋和城郭的高台、夯筑与板筑技术也在中原地域得到普遍推广,其中新密古城寨古城的方块板筑技术独具特色[23]4-9。
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地域出现了最早的城邑陶水管道排水技术。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城南门门道路土之下,发掘的一段残长5米多的陶质排水管道,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排水管道,有效地解决了排水与城墙、路面保护的矛盾。这一时期,凿井取水技术也在中原地域得到应用。洛阳矬李[24]5-17、临汝煤山[25]427-476、汤阳白营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为生产、生活用水而开凿的水井。
6.天文历法
颛顼帝喾时代,天文历法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颛顼历的制定。《汉书》卷30《艺文志》载有《颛顼历》21卷、《颛顼五星历》14卷。《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的业绩时说:"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其中"履时以象天"、"治气以教民",就是指颛顼能根据天象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能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黎民百姓。颛顼历法以黄帝《调历》为基础,但要完善得多。《晋书》卷17《律历志》中董巴云:"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蜇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成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洪范传》亦云:"历始于颛顼。"古人说历法始于颛顼而不始于黄帝,说明颛顼历法比较成熟,对后世影响极大。据史料记载,唐尧、虞舜、夏商周都沿用了颛顼的历法,秦时历法基本上承袭《颛顼历》,在汉初仍沿用百余年。
关于《颛顼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庞朴先生认为,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广义概念)一带行用"火历"[26]131-137。火历就是"以大火(心宿)为授时星象的自然历"。它"以大火昏见为一个新的农事周期的开始",或者说"以此时为'岁首'",这是它的最大特色。在火历之后,颛顼帝喾时代还发明了"岁星纪年法"。《山海经·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黎生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山海经·海内经》则云:"噎鸣生岁十有二。"《吕氏春秋》卷17《勿躬》云:"后益作占岁。"庞先生认为噎鸣即噎,也就是"作占岁"的后益。"作占岁"或"生(岁)十有二岁",是指发明岁星纪年法,火正黎负责观察火的运行。笔者认为,《颛顼历》的情况当与火历近似,后来又有岁星纪年法的特点。有的学者也指出,从颛顼时期开始,"通过测定太阳影子以决定回归年的长度及二分、二至的制历,与通过观察大火星的昏升以决定春耕的观象授时,是同时使用、互为补充的"[27]。
其次,星宿的初步认定。颛顼确定了各星辰的位置,被认为是主宰北方天神的大帝。《国语·周语下》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淮南子·天文训》亦云:"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星辰,其兽玄武。"这也表明,"这些星宿的位30置和活动情况是颛顼所发现而确定的"[3]89。再次,设置天文官,统一历法。《史记》卷26《历书》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存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这就是《国语》卷18《楚语下》所说的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颛顼任命重、黎为天文官,不仅促成了黄帝历法的中兴,而且促进了《颛顼历》的流传和发展,推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进步。
帝喾"序三辰"以"治历明时"。帝喾在继承颛顼时代天文历法成就基础上,有所进展。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为发展农业生产,使黎民百姓因时而耕种,"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国语》卷4《鲁语上》亦载,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昭注解为"能次序三辰(即日、月、星)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这里说帝喾"序三辰"以"治历明时",表明帝喾通过日、月、星三辰运行变化规律的观测,对《颛顼历》作了一定程序的修订,使之成为更适用于农业耕作的简明历法,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7.地学
颛顼时"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是中国古代地学的源头。"'绝地天通'的直接外在表征,首先就体现在在大联盟对于名山崇封及祭祀权的垄断上,'四岳'、'五岳'等名当皆源起于此。所谓'三坟'、'九丘'之书大约也是反映古人'疆域'观念的地文书"[28]37-45。也就是说,颛顼时中国古代"疆域"概念开始萌芽。
8.其他方面。颛顼帝喾时代,石器制作上,磨制技术比较完善和成熟,基本上是通体磨光,广泛采用切割法、管钻法加工,石器棱角方正,穿孔器流行。如陕县庙底沟遗址龙山文化层共出土82件石器,其中打制的约占13,磨制的则高达86以上,穿孔的亦占30以上;郑州大河村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石器146件,几乎全为磨制,穿孔的亦达20以上,出土有穿孔的扁斧[6]228。颛顼帝喾时代中原地域石制技术的进步,也体现在上面所述石犁、石刀、陶纺轮、石纺轮等的出现和改进上。
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颛顼发明了桨和篙,帝喾发明了舵和橹。物理学方面,颛顼帝喾时代已有钟、磬等乐器。前秦王嘉《拾遗记》卷1《帝瑞顼》载颛顼时"有浮金之钟,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则声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轻,取以为磬,不加磨琢。及朝万国之时,乃奏含英之乐,其音清密,落云间之羽,鲸鲵游涌,海水恬波"。"浮金之钟"当为黄钟,后者指"石磬"。《吕氏春秋》卷5《古乐》云:"帝喾命咸黑作为《声(一作唐)歌》、《九招》、《六列》、《六英》;有?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钟。"这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得到证实。如禹州阎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一件石磬[5]596,尉氏桐刘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埙[5]505。
二、颛顼帝喾时代中原科学技术的特点
颛顼帝喾时代,因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因素,在中原这一特定地域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初步体现出一定的特色和风格。
1.中原地域科技发展的同步性
龙山文化遗址在中原的分布非常广泛。据初步统计,中原地域近64个龙山文化聚落群,龙山文化遗址共1341处,包括近10个类型[3]355。由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中原各地的科技发展步伐比较接近,在整体上较为均衡。
2.中原地域科学技术的融合性
中原地区依靠"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吸收周边地区的科学技术,既充实了自身,又加速了科学技术融合的步伐。如在整个河洛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中,"河洛地区作为文化熔炉,融会四方精神可以说是到处体现。尤其在仰韶文化时期,在河洛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第一个高峰。庙底沟时期的强烈的扩张性和高度的融合性,使得它的影响扩及大半个中国"[29]29。中原地域文化这种特征,也体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是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晚期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共存,其遗存在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中都有发现。如洛阳、郑州、许昌、周口、驻马店和信阳地区,共有近20处的地方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遗存[5]55, 56。这反映了颛顼帝喾时代黄河中游和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也包括科学技术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3.中原地域科学技术的先进性
颛顼帝喾时期,中原地域处于当时部落大联盟的核心区域,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条件,促使一些科学技术首先在此萌芽、产生和发展,或走在时代的前列。如颛顼有"历宗"之誉,尧舜夏商周都沿用了颛顼的历法,秦汉时《颛顼历》还在起作用。建筑技术上,有学者指出,"从目前考古材料观察,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古城,其营建技术都赶不上中原地区的水平,特别是(新密)古城寨古城的方块板筑技术,的确是独具特色"[3]373。中原地域出现了最早的城邑陶水管道排水技术,等等。
综上所述,颛顼帝喾时代是五帝时代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代,中原地区在农业、畜牧业、水利、陶瓷、纺织、冶金、建筑、石器制作、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天文历法、地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成就,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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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濮阳发现东周卫国都城 可能有城下城
2006年06月07日09:19 河南报业网
发掘现场的探沟内发现的骨头(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从东周卫国都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片(资料照片)
深埋于十米深的黄土之下,专家估计城内设施保存基本完好,将为研究卫国历史以及五帝之一的颛顼提供实物资料
记者6月5日从省文物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濮阳县高城村南发现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5月27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以及我省的考古专家对该城址进行论证后一致认为,这即是考古界寻找已久的东周时期卫国的都城。该都城遗址目前被深埋在10米多深的黄土之下,估计街道、宫殿布局保存完好,对此遗址进一步发掘后,将为研究卫国历史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
据史书记载,卫国都城是建在颛顼帝丘之上,因此,该都城的发现也为中华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城墙掀起卫国都城面纱
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濮阳县一带。但由于考古界在濮阳附近一直没有找到大规模的城址,因此卫国都城一直是个谜。
高城遗址位于濮阳县东南五星乡高城村南,距县城约10公里。2002年,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对该遗址进行考古钻探,就发现遗址北部有夯土城墙。2005年4月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为配合国家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两次对高城遗址四面城墙进行钻探和试掘,发现四面均有城墙。整个城址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城墙基础宽约70米,顶部宽约20米至30米,城墙之外有一周护城壕。据测量,北墙长约2420米,东墙长约3790米,西墙长约3986米,南墙长约2361米,为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
主持该项目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袁广阔博士告诉记者,依据考古发掘和钻探,发现该城四面城墙顶部多被4米到5米的唐宋和明代淤沙所覆盖,城壕和城内被汉代厚约6米至8米的淤土层所叠压,初步断定该城是在汉代被黄河水冲毁淤平的。此外,在发掘中还发现埋有人头骨或兽骨架,表明当时在修补城墙时举行了祭祀仪式。这与史书记载的东周时期城墙修筑过程中存在祭祀现象相吻合。如此大规模的城址除了都城不会是其他的城址,因此专家判定该城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都城。
城下还有城,疑为颛顼帝丘
在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卫国城墙的下面还发现有夯土的痕迹,下面很可能另有一城。
《汉书·地理志》记载:“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也记载:“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两种文献说明卫国都城是在帝丘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专家们认为,如果卫国都城下就是颛顼的帝丘的话,证明了濮阳一带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为研究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地下都城发掘难度大
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说,卫国都城发现后,可以说河南境内东周时期比较大的方国都城都基本找到。如商丘的宋都、新郑的郑韩都城、三门峡的虢国都城、上蔡蔡国都城等。尤其可贵的是该城被洪水深埋于地下,估计当时的街道、宫殿布局等一定保存较好,如果进一步发掘,将为卫国都城以及卫国历史提供可靠的资料。
对今后的发掘工作,孙英民说:发掘难度非常大。由于整个城址面积近10平方公里,工作量极大;加之地下水位高,城池又深埋地下,稍微一挖就向外冒水。要想全面揭露卫国都城、颛顼帝丘的面貌,需要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来源:河南日报 记者 陈茁 李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