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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1997年02期《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 田广金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以上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分析，并结合生态环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清内蒙古中南部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现综合如下。 老虎山文化人群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主体来源就是仰韶文化人群，文中还提到的红山文化，“从同时西进的大司空文化和红山文化因素的分析，以及红山文化筒形罐纹饰的改变(由之字纹变为交叉绳纹)看，这两个系统的文化可能经过对峙、碰撞、融合后再西进，首先在岱海—黄旗海这一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可能与距今6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有关)乘虚而人，形成了“庙子沟类型”的稳定集团。而仰韶文化系统人群所以能固守于鄂尔多斯东部，显然是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优于其它两个地区，说明生态环境这时仍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 《考古》 1979年04期 李友谋 陈旭 试论裴李岗文化四、裴李岗文化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联系 目前，据我们所看到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最接近裴李岗文化的是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磁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裴李岗有共同的因素，例如，两者都是典型的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内容，都有石斧、石铲和石磨盘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都出现了家畜猪和羊。陶器则都是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不见彩陶，器物也都足手制，火候低，陶质粗糙。种类也有一些相同或相近，两者都有小口双耳壶，笨形三足器，假圈足碗和和平底碗。纹饰上磁山出有压印纹、划纹和篦纹等等。 但是，在注意到磁山和裴李岗在文化上存在这些共同因素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它们之间文化上的不同点还是相当突出的。裴李岗最富特征的石镰，磁山还没有见到，磁山的石斧、石铲和石磨盘形制上也同裴李岗的同类器物不完全相同。磁山的石斧瘦长，裴李岗的短厚，磁山的石铲单刃，裴李岗的双刃，磁山的石磨盘有一件三足的，形状则是尖头的，裴李岗的石磨盘多是四足的，只有个别的无足而不见三足的。形状都是回头的平面像鞋底状。此外，磁山出土的石锤，也是裴李岗所不见的。 磁山的陶器，最盛行的是陶盂和陶支架，而这两种器物在裴李岗是不存在的。相反，裴李岗最有代表性的三种形式的鼎，在磁山也是没有见到的。虽然磁山也有小口双耳壶，三足器和假圈足碗，平底碗，但形状同裴李岗的也不完全相同，而这类器物也不是磁山所盛行的，而在裴李岗则是极为盛行器。纹饰虽然都比较接近，但裴李岗是以口沿下施一周斜线压印纹最有代表性．而磁山出现的线绳纹则是裴李岗还没有见到的。在陶器种类上磁山也比裴李岗多，像杯、盘、篡、豆和大口罐等都是裴李岗所没有的。 此外，磁山有大量的骨器，种类有凿、锥、铲、针、笄、鱼镖、网梭等，还有纺轮。家畜除猪、羊而外还有狗牛等和大量的动物骨骼，甚至有把成个的猪、狗骨分堆放置在灰坑底部的情况也是裴李岗所没有的。 磁山遗址在文化上具有与裴李岗相同的因素，而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如果说是反映它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是比较密切，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但是，是否还反映有其它们题的可能?比如说它们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共同因素和不同的特征，是否反映它们之间是同一种文化，而只是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差异?这是一，再就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比较大的不同特征，是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一的文化，而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而且是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互相交流、互阳影响，互相融合而产生的共同因素。我们认为两者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目前由于磁山遗址和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材料都还不多，而磁山又只有遗址的材料，还缺乏墓葬的材料，要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困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还是比较突出的，因此有可能两者不是同一种文化，而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且是由于裴李岗和磁山地域的距离较近，年代上也比较接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交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条件颇多，因此形成和产生的文化上的因素也较为明显些，这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裴李岗文化同东北的红山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不过没有同磁山遗址的联系那么密切。红山遗址出土的一件下腹鼓的深腹罐，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筒形深腹罐很相似，裴李岗出现的蓖纹在红山文化中也受到比较深的影响。在袭李岗和磁山没有发现蓖纹以前，过去一直认为它是东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现在，这种纹饰由于裴李岗和磁山都相继发现，从而找到了蓖纹的渊源是中原地区，这就证明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以来，在文化上的联系是密切的。 襄李岗文化同陕西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同老官台文化相同的遗址也发现于元君庙，北首岭下层。据元君庙下层遗址H403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三足器的形式相同，所不同的是元君庙的三足器有纹饰，裴李岗则不带纹饰。其次T4：4出土的一件假圈足碗与裴李岗的同类器也是比较接近的④。但是，老官台文化也具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而器物多圈底钵，纹饰也有锥刺纹，绳纹，尤其是出现了红色宽带纹。在地层上老官台文也与半坡仰韶早期文化直接衔接，说明老官台文化更接近于半坡仰韶早期文化。因此老宫台文化实际上是介于裴李岗和仰韶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它上承裴李岗文化因素，下发展为半坡仰韶早期文化。 裴李岗文化和下王岗仰韶文化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器物有一些相当接近于裴李岗。比较突出的是下王岗早一期M5出土的深腹圆底高足鼎同裴李岗出上的深腹圆底高足鼎很相似。下王岗T5出土的平底碗同裴李岗T18M24出土的平底碗也是颇为接近的。 此外，裴李岗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山东大汶口出土的圆底高足鼎和深腹鼎、作风上与裴李岗的高足三器品和深腹三足器有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裴李岗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其它文化都发生联系，只不过有的较为密切，有的较为疏远一些。究其原因，有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同时也有可能是文化上的不同。尽管有这些不同的原因．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文化都同裴李岗文化有渊源关系。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丰富了我国原始文化研究的实物资科，今后不仅对裴李岗文化本身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对裴李岗文化的来源以及它往后的发展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因为裴李岗文化还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它往后的发展虽然已经看到一些线索，但还总是不十分擒楚，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探索。 “黄帝南伐赤帝”刍议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韩嘉谷
http://www.bjww.gov.cn/2004/7-27/3117.shtml 黄帝伐赤帝之战是原始社会晚期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大战，古籍多有记载。《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取于有NB043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挤)也，异德之故也。”炎帝即赤帝，姜水是《水经注》的渭水支流岐水，那里有许多和炎帝及姜姓有关的传说故事，徐旭生先生据以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姬水地望缺乏线索，徐先生根据古代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以及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等故事，以为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②。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既然黄帝和炎帝二个氏族都在陕西境内，而他们之间的战争却何以发生在河北省西北部的涿鹿?因为“反山之原”应是《史记·五帝本纪》等其它古籍中频频出现的“阪泉之野”，所以黄帝族的地望需重新审视。 《史记·五帝本纪》对这次战争是这样记载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勿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正义”引《括地志》曰：“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 郦道元《水经·NB044水注》也说这里有黄帝祠，但只说及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没有提到炎帝，其云：“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不过黄帝和炎帝的战争也在涿鹿进行似乎可信，因为银雀山竹简和《战国策》、《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都是如此。 在涿鹿发生的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是原始社会晚期发生在我国北方的另一场大战，《史记·五帝本纪》是这么说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载了这场战争，文字略有不同，其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赤帝分命二卿，命蚩尤于宇(宅)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名之曰绝辔之野。”按照《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所逐的帝乃是神农氏，由于蚩尤把天下搞得“九隅无遗”，赤帝害怕了，说于黄帝，将蚩尤杀之于中冀这个地方。“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作“冀州之野”，地望较广，班固《汉书·地理志》注引师古曰：“两河间曰冀州。”“两河”是指黄河中、下游河曲以内的地方，范围从黄河自河套南流段的东岸起，迤东到太行山东麓黄河下游的西岸止。古黄河出三门峡后，沿太行山东麓北流入海，因此古冀州应包括今山西以及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部分地区，黄帝执杀蚩尤在冀州的范围内，具体地点不能确指。
二次战争都从涿鹿开始，涿鹿应是这三个原始部落集团分布区的接壤地。银雀山竹简说黄帝攻蚩尤是“南伐”，则黄帝族的居地应在涿鹿北〖HT6”，6SS〗③〖HT5”，5SS〗，涿鹿以南是炎帝族的居住区。蚩尤族的居地，徐旭生先生根据其和少NB046等的关系，认为属于东夷集团，“这一集团所居的地域，北自山东南部，最盛的时候也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也从涿鹿开始，则其居住区的边缘也当去涿鹿不远。 更迭顺序中年代最早的后岗一期文化，其分布重心在太行山东麓。该文化的形成过程南部和北部略有不同，南部的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是由磁山文化经过中间环节界段营类型⑦发展而来，其演变过程是，到界段营类型时，陶器群仍以磁山文化固有的平底器为主，然而开始出现了圜底器，包括釜和红顶钵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后岗一期文化的常见器物，如细颈瓶、弦纹罐、小口双耳罐、饰喙状乳突的尖底器，因此可以认为界段营类型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前身。后岗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陶器群仍以平底器为主，到晚期才基本上多是圜底器，完成从磁山文化到后岗一期文化演变的全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圜底器因素，从周围相邻的原始文化看，应来自太行山东麓北部的镇江营类型⑧，后岗一期文化是磁山文化和镇江营类型两支考古学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⑨。 不过不应忽略的是，在界段营类型时有一个重要现象，即这个文化类型表现出和环泰山地区北辛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以致有学者认为它们之间的“共性已超过了个性……，它们之间的联系已远非年代相似的缘故，而是文化用性的相同性所决定的。”⑩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太行山东麓和环泰山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包括磁山文化、镇江营类型和后李文化，从一开始便强烈表现出彼此间相同或相似的特点，都使用釜(磁山文化为平底盂)和支脚为组合的复合炊器，和黄河中、上游的“前仰韶文化”以及燕山地区的“前红山文化”尽皆不同，在黄河下游地区形成一个独具特征的文化区系，所以它们即使不是同源，至少也源头相近。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保持到约距今7000年前，由于全新世大暖期使气候不断升温，冰川消融，发生洪水，自三门峡以下的黄河下游平原成为洪水区，泰山和太行山之间的交往隔绝，于是两地古文化面貌反差日益增大，变成为似乎是不同谱系统古文化，其实它们较早阶段相似的特征表明，即使不是同源，至少也相接近B11。它们在被洪水分隔后各自向相邻地区扩展，互不干扰。环泰山地区的古文化，由8000年前后的后李文化，经7000年前后的北辛文化，到6000年前演变为大汶口文化，沿海岸向北发展至辽南，向南至东南沿海，向西则是沿黄河南岸至豫西，不见于洪水区以西的太行山东麓河北地区。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和镇江营类型，分别经过界段营类型和北福地甲类，到6000年前形成后岗一期文化，尽管南北之间文化面貌仍存在差异，但基本上已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其传播状况是，东、南两面皆不过黄河洪水区，主要向西、北方面发展，北面深入燕山山地，平谷上宅、密云燕落寨皆发现其遗存，在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中也颇能见到其影响，如由平行线条组成的彩陶图案等；西面则穿越太行山进入晋中地区，一直达于内蒙古中南部，包头的阿善、西园、凉城的红台坡、准格尔旗窑子梁等地皆发现其遗存B12。这个分布情况恰和东夷集团的分布形势，尤其和蚩尤西逐神农氏的传说有着不谋而合之势，不能认为偶然的巧合。 蚩尤西逐神农氏，实际上即是进入仰韶文化分布区。神农氏的居地也在渭水流域，和炎帝族相近。该地区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神农氏和炎帝族应同属这一考古学文化，所以有的古籍将两者混而为一。《世本》说：“炎帝姜姓。”《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和炎帝之间的战争，《帝王世纪》便以神农氏替代炎帝，该书是这样记载的：“及神农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修德抚民，诸侯叛神农氏而归之。黄帝于是……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神农氏和炎帝在古籍中被如此混同，极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是同一氏族集团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名称或实体，神农在先，炎帝在后，所以当后岗一期文化向西扩展时，会产生出蚩尤西逐神农，炎帝害怕，说黄帝出战蚩尤的传说。蚩尤逐神农氏，以及炎帝说黄帝击杀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应是仰韶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之间的反复较量。 苏秉琦先生把仰韶文化分为三支，即以宝鸡—华县—陕县为中心的中支，以大河村—王湾为代表的东支，和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西支，三支文化又以中心区系为纽带连接起来成为一体。对仰韶文化进入涿鹿所在的张家口地区并与后岗一期文化相接触的路线，苏先生是这样描述的：“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渭水流域或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经历了组合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一重组之后的仰韶文化，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同源于燕山以北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相会。”B13这一带在相当距今6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至少可以判断出“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笔者注：即后岗一期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B14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山西南部地区已有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存分布B15，后岗一期文化进入晋中，无疑是对仰韶文化所属氏族集团的侵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代后岗一期文化，是这两支文化所属氏族集团展开的又一轮次角逐，并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胜告终。但仰韶文化欲东出太行却所行不远，仅在太行山谷道口的曲阳钓鱼台等一些地点见到其遗存，显然是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代了后岗一期文化，然而不久又为红山文化所取代。红山文化以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为分布重心，涿鹿以北属于它的分布范围，因此应和居地在涿鹿北的黄帝族有关。红山文化被认为源于兴隆洼文化B16，和同属辽西原始文化之一的赵宝沟文化“大致分布在同一地域，又有一段并存、平行发展的时期。”B17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被称作“前红山文化”，在京、津和唐山、廊房地区有较多发现，具有赵宝沟文化特征的遗存经常叠压在兴隆洼文化之上，北京平谷上宅B18、天津蓟县青池B19、河北三河孟各庄B20、迁安东寨B21等遗址都是如此。前红山文化向南深入到天津平原，天津北辰区刘家码头、武清区小韩庄、梅厂、宝坻牛道口、北里自沽等地皆发现其石耜、石磨棒等遗物，和蓟县下埝头、弥勒院等属镇江营—北福地类型体系的遗存错杂相处B22。不过在“前红山文化”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后岗一期文化势力强劲，平谷上宅遗址发现后岗一期文化直接叠压在具有赵宝沟文化特征的上宅二期堆积之上的地层。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辽西一带古文化也发生组合和重组，红山文化形成并崛起，到距今5000年前后发展成为领先中原一步的原始文化并逐步南进，蔚县三关出土它的典型遗物B23。只是典型红山文化遗址在燕山南麓发现不多，红山文化大规模南下的物质遗存到“后红山文化”时期时才得到充分展现。 所谓“后红山文化”是指在辽西等地继红山文化后出现的小河沿文化，由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遗址得名B24。陶器群中的筒腹罐体现出辽西地区古文化的传统，钵类器几乎与红山文化难以区分，彩绘中的半重环纹透露出与红山文化鳞形纹的渊源关系，尊形器和几何形纹饰等又显示出和赵宝沟文化的联系。“后红山文化”南下的证据是它许多因素较多地见于京津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B25、冀中地区的容城午方类型HT6B26，以及冀南、豫北地区的大司空村类型 B27，几乎覆盖了原先整个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区。 雪山一期文化由昌平雪山遗址得名，拥有一组独具特征的陶器群，包括用于炊器的夹砂敞口罐，以及小口高领罐、钵、壶、盆、豆等，其中夹砂筒形罐、双耳小口高领罐等，都具有小河沿文化同类器物的典型特征。蓟县张家园B28、蔚县三关等遗址皆发现与此相类似的遗存。 午方类型得名于容城午方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群，泥质陶中的小口高领罐、扳耳罐、折腹盆，夹砂陶中的筒腹罐、双耳中口罐，以及彩绘花纹中的斜线三角纹、对顶重环纹等，均与小河沿文化相同或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有饼足斜腹碗、弧线三角彩绘母题等未见于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尊形器、雷纹图案等也未见于午方遗址。若将这两支文化的陶器群作比较，完全可以看到两者的共性大于个性，甚至把午方类型看作为小河沿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也不为过。这类遗存在冀中地区有较广泛分布B29，房山镇江营遗址新石器文化第三期也属此范畴。 大司空村文化由安阳大司空村遗址得名，广泛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与午方类型有许多与之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不见鼎，有数量较多的敛口或折腹彩陶盆、钵、中口罐，以及饼足斜腹碗；彩绘一般都施于盆、钵的口沿下和罐的肩部，布图风格彼此接近。只是大司空村文化的彩绘多用弧线三角和平行曲线构图，流行花瓣状纹、蝶须纹、S形纹；午方类型则多用平行直线构图，流行对顶半重环纹和对顶三角形纹，母题彼此有别。就文化面貌的整体来说，两者也是共性大于个性，因此午方类型经常被归入大司空村文化。 小河沿文化接近午方类型，午方类型又接近大司空村文化(见图一)，这样从辽西越燕山到太行山东麓南部，便明显地呈现出了一个文化传播带。在这个传播带上，敛口或折肩的盆、钵和中口罐等器类皆居突出地位，彩绘的布局和风格相近，而且都不使用鼎作炊器，表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只在于哪一端是此文化传播带的源头?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原先在太行山东麓，北部从镇江营—北福地类型开始，南部从后岗一期文化起，都使用鼎作炊器。可是现在属于这个范围内的大司空村文化和午方类型都不用鼎，而是用罐作炊器。午方遗址出土有典型的筒腹罐，大司空村遗址公布的发掘资料中，能用作炊器的也应是二件夹砂罐。环顾四周，相当距今近 5000年前的大司空村文化之时，东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南面是属大河村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西面为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都使用鼎作炊器，只有北面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不用鼎而用罐。用罐作炊器是燕山地区炊事方式的传统特征，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即如此，现在太行山东麓一改传统炊事方式，也采用夹砂罐作炊器，必是受到来自北面小河沿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其中当包括居民成份在内的变化，才有可能使炊事方式也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在太行山东麓乃至中原地区，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包括前红山文化)的文化因素，还大量见于后世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如赵宝沟文化中有翅膀的野猪、有冠子的鸟、有翅膀的鹿，就是后世流传了数千年的龙、凤、麒麟灵瑞；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就是后世历代帝王奉行的坛、庙、冢祭祀制度；商周文物中的玉龙造型，以及广泛使用于青铜器纹饰的龙、凤、云、雷等母题图案，也莫不与红山诸文化有关；甚至崛起于漳河流域的商族，在追溯其祖源时，竟也和北方燕辽地区产生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殷墟商墓中人骨体质特征还表现出和北方居民有更大的关联B30。在这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中，影响最重大的当数礼祀制度，祀与戎是古代国家立国的两大要务，红山文化的礼祀制度为中原接受并被发扬光大，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交流，而是包括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在内的重大社会变革。变革的渊薮来自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于是发明此礼祀制度的黄帝也成为膜拜对象，甚至被奉为祖先。《国语·鲁语》曰：“故有虞氏NB048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NB048黄帝而祖颛顼”，而有虞氏和夏后氏都属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到周代，周天子直接把自己视为是黄帝子孙，《国语·晋语》记：“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周人的姬姓居十二姓之首，于是黄帝成了我国传说历史中最显赫的人物，此后受历代帝王祭拜。 小河沿、午方、大司空村文化陶器比较 不过《史记》说黄帝“东至于海，登凡山；西至于海，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统天下的皇帝式人物，应当是在后来大一统观念下产生的传说。在考古资料中，黄帝族南下的物质遗存证据，主要见于太行山东麓的大司空村类型、午方类型、雪山一期文化等遗存中，同时期相邻地区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大河村三期(或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都仍然使用鼎作炊器，各自和上阶段的文化一脉相承，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对它们的影响均不明显，黄帝族南下造成的势力范围是有限的。《史记·周本纪》记周武王封先圣王之后为诸侯时，炎帝被列于黄帝之前，这除周人发轫于炎帝族故地外，也略可见炎帝的影响。黄帝所以能在中华历史上取得突出地位，主要应归于他创造了在当时领先中原一步的原始文明，成为古代帝王维持统治的精神武器。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