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探新论粤语
作者:罗康宁 文章来源: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粤语源流考
一、从“粤”字谈起
粤语以“粤”命名,广东也简称爲“粤”。这个“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查《说文解字》:“粤”者,“亏也。”这与粤语,与广东,毫无关系。此义项今已不用,连《辞海》也未收。
广东之所以简称爲“粤”,是因爲古代曾系“百粤之地”。“百粤”是个音译词,又写作“百越”。曾有人认爲:“粤”(越)指少数民族,“百”则意味著多。例如《通考·舆地考》:“越以百称,明其族类多也。”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广东土著还是中原汉人,都不可能对民族作出科学的区分,当然不可能将广东土著分爲若干个民族。笔者认爲,“百”跟“粤”一样,都是个译音,与“一百”中的“百”没有关系。“百粤”乃是古代岭南土著的自称,跟今天的壮族自称Bouxdoj(布壮)有点儿相似。而汉族,则称爲Bouxgun(布官,即官族)。Boux(布)是壮语对各民族称呼中的第一个音节,意思相当于“族”或“人”。Boux(布)与“百”读音相近,古代译爲“百”是有可能的。除壮语外,傣族、布依族语言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布依”本身就是个民族自称,其读音与“百粤”接近。因此,“百粤”的意思是“粤族”或者“粤人”。
那么,粤语是粤人的语言么?或者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的么?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爲在古代,那些古粤人的各部落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在生産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古百粤语”。有一些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相互通用的口语词,如“”(壮语dieg,地方)“恁”(壮语naemj,思考),“” (壮语sai,浪费),认爲这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著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这种推断似乎难以成理,因爲这种相互通用的词语数量幷不多,而且多半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例如“恁”“”,在《集韵》中便可找到。详见白宛如《广州话本字考》)。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幷不仅是粤语和壮语,连客家话里也有,但谁也没有认爲客家话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但是,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呢?当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自给自足。”(《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他方言和语言中吸收一些因素,但这决不能作爲它来源的依据。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古粤地的土産,而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地区带进来的。
二、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
粤语到底怎样形成的呢?从汉人大规模入粤最早的历史来考察,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
据考古发现,大约从西周时代开始,岭南粤人与中原汉人就有来往。不过,由于有五岭之隔,这种来往极爲有限。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曾派兵南征百粤,但究竟打到哪里,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西瓯(西江一带)粤人反秦,朝廷发五十万大军征讨,兵分五路:“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见《淮南子·人间训》)这里所记的“镡城之岭”,指今广西越城岭;“九疑之塞”,指今湖南宁远县南;“渠”,即灵渠。这两支军队开通灵渠再经灕江、贺江而进入岭南,灵渠将湘江与灕江沟通,从而成爲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历史上第一条主要通道。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战争告一段落,秦又“谪徒民五十万戍之”(雍正《广东通志》)。这五十万人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因爲直至东汉时统计,岭南各郡的人口还很少超过十万的,在秦始皇时代就更是地旷人稀。这一大批汉人“徒民”的到来,足以改变岭南粤人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随之汉语便由此而被带入岭南。这五十万“徒民”当时究竟定居何处?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市)一带,仍是粤人的天下。秦末,汉人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基本上是粤人,就连赵佗本人,也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惯及其语言,把自己异化成粤人以便于统治。如果不是粤人势力十分强大,他就不会那么做。但是,在西江的中部,那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经过秦兵的一番征讨,那里的粤人大都逃散,从而成爲汉人填补及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由此推之,这五十万“徒民”多数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汉语也就首先传播于西江中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将岭南分爲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同时又设立“交趾刺史部”,以便于统治这九郡,治所最初设在赢 (今属越南),但不久又迁至西江中部苍梧郡治广信。此后三百年间,广信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了东汉,交趾刺史部改爲交州,其治所也在广信。那么,广信在何处?罗香林先生指出:“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今天的封川只不过是封开县的一个小镇,而在汉朝,它却做过三百年的岭南首府,这是了不起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君不见:千百年沧桑之变,有多少古代重镇甚至易爲平地。一个岭南首府变爲小镇又何足爲奇呢?今天我们可以乘火车或汽车直抵中原,然而在唐代以前,中原汉人进入岭南主要的还是靠灵渠这条通道。汉初,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国,走的都是这条水路;直至唐初,宋之问被贬到泷州(今罗定),走的也是这条水路;就连主持开凿大庾岭“横浦之道”的张九龄返回曲江,也经灕江兜个大弯,《巡按自漓水南行》一诗便是佐证。广信地处灕江、贺江与西江汇合处,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达南宁,在岭南不少地方仍在粤人控制之下的时代,确是战略要地。由于汉族移民大批定居于西江中部,因此这一带的开发、汉族文化及其语言的传播也必然早于粤中、粤东、粤北各个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苍梧郡人口爲14万多,南海郡只有9万多人,南海郡包括今广东省怀集以东大片地区,面积比苍梧大,而人口却比苍梧少三分之一,因此,以广信爲岭南首府,虽未必称得上“最佳选择”,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秦至东汉这段漫长的岁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岭南汉族移民的主要地带。这些汉族移民将中原的文化、语言带到这里,生根,开花,结果,是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道路的。罗香林先生指出:“汉人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当时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例如,汉代著名学者、王莽的老师陈钦,被称爲“岭南儒宗”的陈元,我国最早的佛学者牟子,都是广信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过《春秋经注》、《公羊传注》、《穀粱传注》的大学问家士燮。他祖籍在山东,王莽乱世时迁入岭南,定居广信,成爲当时当地的望族,至士燮是第六代。以上所有这些名人,他们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著汉族文化的传播,汉语也就在这一带流行开来。由于广信一带远离中原,交通不便,这些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后,他们使用的汉语也就逐渐偏离了中原汉语的发展轨迹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点,遂形成了早期的粤语,即粤语的雏形。
三、粤语的发展及其中心的转移
语言是随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著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东汉末年,封建势力群雄割据,曹操、刘表、孙权三大政治势力都企图控制岭南。先是刘表私自委任部将吴巨爲苍梧郡太守,据此扼住交州的中枢;而曹操则以东汉朝廷的名义委任士燮“董督七郡”,藉以与吴巨抗衡。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守中原,孙权便趁机派遣步骘率军从湘桂水道南进,击败了吴巨,夺取了广信。士燮迫于形势,宣布归附东吴。步骘继续沿江东进,攻下番禺(今广州市)。爲了避开士燮的势力,巩固孙吴政权的后方,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从此广信作爲岭南首府的三百馀年历史宣告结束。
但是,番禺地理位置偏东,难以控制交州西部的广阔地区,爲了便于治理,东吴于永安七年 (264年)将岭南分爲交、广二州。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州治龙编(今河内);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州治番禺。
番禺成爲州治之后,汉人的势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扩展。但是,直至晋朝,“广州南崖,周旋六千馀里,不宾服者乃五万馀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晋书·陶横传》)此后于永嘉年间,中原晋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继而又“五胡乱华”,导致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使岭南汉族移民数量激增,从东晋时起一直至唐代,朝廷一直推行“以俚治俚”的政策,大量敕封当地粤人爲公、侯,官至将军、刺史、太守、县令等等,客观上有利于汉民和粤民的进一步融合。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汉族的文化及语言就从西江中游不断地向东传播。粤语便逐渐成爲西江流城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中原地区从“五胡乱华”起,受北方游牧统治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汉语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岭南汉人所使用的粤语倒是较多地保留著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唐代诗人张籍的《元嘉行》中就这样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样看来,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拉开,主要是中原汉语本身变化所致,当然,粤语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粤语的影响,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正因爲粤语从其形成之时起便较多地保存著南北朝之前中原汉语的面貌,因此,当它拥有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这么一片通行区域之后,便拒绝接受北方汉语的进一步同化。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幷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及西江两岸平原等经济较爲发达的地区。因而新从中原迁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岭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爲标准的中原汉语,可是它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进一步同化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粤语了,相反地,有些客家话地区后来则受到粤语的渗透,成爲“双方言区”,甚至变成粤语区。由此可见,到了唐宋时期,粤语已经发展成爲一支具有显著特点的汉语方言,幷且形成了以番禺(广州)爲中心,以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爲基础的一种通行语言。
四、馀论
方言的分布,一般说来跟它的形成和发展有著密切的关系,只有弄清了粤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才能对它的分布作出一个科学的分析;而分析今天粤语的分布情况,亦可印证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由于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后又借西江流域而向东西扩展(沿江而下至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广西的南宁)。因此西江一带的粤语一直保持著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远离西江的地区,语音就有较爲明显的差异。例如地处西江中部的封川(即古广信)及梧州与广州距离较远,但这一带粤语与广州话的差异很小;相比之下,地处广州不远的台山、开平等地的粤语与广州话的差别就很大;就连属于广州郊县的增城,其语音与广州话的差异也不小。这就说明,粤语各次方言的分布与西江有著明显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将粤语分爲粤海、邕浔、高阳、四邑、勾漏、钦廉等几个片,这一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如“勾漏片”,其中属于西江中部的德庆、郁南、罗定、封开(除开建一带),语音比较一致,都接近广州;而远离西江的玉林、北流、容县、蒙山等地,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就各有不同,以精、清、从母爲例。玉林、北流、容县念爲t、t‘,蒙山念爲θ,德庆、郁南与广州念爲ts、ts‘。因此,将这些市县的粤语划爲一片是说不过去的。至于“高阳片”,据笔者调查,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这一点,在笔者的《信宜粤语的文白异读》(载《语言研究》1990年第二期)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再补充一点,据熊正辉先生《广东方言的分区》所述,划分这一片的根据是“古心母字是否读声母”,然而,笔者作了个统计,在茂名、高州、信宜话中,由声母所组成的音节仅占全部音节的4%,其他音节绝大多数跟广州话差别不大(这一带还有个声母,但这个声母“广府片”一些地区也有,不成其差异),因而,对语言交际无多大影响;而阳江与广州两地,语言交际就有困难,就连阳江与高州两地的人员来往,其语言交际也有困难。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无声母,而在于它的声韵调配合关系与广州话、高州话有较大的差别,它的八个声调的调值与广州话、高州话无一个相同。从地理位置上看,信宜和高州距西江不远,历史上与西江中下游交往较多。如信宜一带,汉代曾属西江中部的端溪县(今德庆县),直至唐初,仍归泷州(今罗定)管辖,因此语言便受到西江一带的影响,与广州话差别较小。而阳江则远离西江,历史上跟西江中下游极少交往,其语言就与广州话拉开了距离,形成了有别于广州话的较多特点,因此不应把高州、阳江两地的粤语划爲一片。
那么,粤语内部各次方言究竟怎样划分较爲合理呢?
如果从历史的资料来考察,或从它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爲可以把它分爲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广州话爲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两岸的县市话语爲基础,这是粤语系统中最爲通行的主体方言。这个主体方言语音词彙比较一致,其共同点较多,各地人员来往用方言交谈,语言上畅通无阻。必须指出,这个地域的粤语最爲典型,且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因而粤语系统必然以珠江或西江流域的方言作爲主体。第二层次是珠江或西江流域的外围或边远地区,其中包括东莞、增城、从化、清远、广宁、怀集、新兴、云浮、罗定等,还包括粤西走廊如信宜、高州、化州、吴川一带,也包括广西东南部一些县市如岑溪、容县、玉林、南宁等地。这些县市的方言与广州话比较起来,虽然有著各种不同的特点,但语音、词彙的共同点仍然比较多,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跟广州人用方言交谈,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是属于粤方言系统中多种类型的次方言。第三个层次是非珠江或西江流域的粤语片,其中包括粤中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还有阳江、阳春等县市,另外还包括广西南部合浦(廉州)和灵山部分乡镇等一小片。这一非西江流域的粤语,无论在语音方面或词彙方面,都跟广州话有较大的差别。虽然同属于粤语这个系统,但广州人却很难听懂,甚至根本无法听懂。另外,根据地理位置和方言上的差异,我们还可以把非西江流域的粤语大致上分成三小片,即:四邑片、两阳(阳江、阳春)片,廉州片。这三个小片的方言各自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语音、词彙各片差别很大,片与片之间根本无法通话,但是它们却是同属于一个粤语系统。
以上三种情况,笔者只是根据历史上有关资料及今天通话的程度作出初步的勾勒,幷没有深入各地作详细的调查,因此只能提供参考。不过,这里必须说明,语言是随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和资讯的发达,科学的进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员交往日益频繁,各地粤方言相互之间的差异,肯定会渐渐缩小,吸收广州话的因素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叶国泉合作)
1993年12月
封开粤语全浊塞音声母初探
封开县由原封川和开建两县合幷而成,两地方言同属粤语,但其声、韵、调有较大的差异。封川话(以罗董音爲标准)在声母方面的显著特点,是有全浊塞音[b][d][g]。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探。
一、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与《切韵》之关系
先看《封开县志〈语言篇〉》中的例字:
[b]包本婆别 [d]多党桃洞 [g]哥根葵共
其中包括《切韵》古全浊塞音幷、定、群母字和古清塞音帮、端、见母字。古幷母与帮母字都读爲[b],古定母与端母字都读爲 [d],古群母与见母字都读爲[g]。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封川话没有[p][k],有 [t]但不是来自古端母而来自古精母,例如“左”(to)、“最”(tui)、“作”(tok)。因此《切韵》古帮、端、见母都读爲全浊塞音,与古幷、定、群母合流。
这在粤语乃至汉语各方言中都是罕见的。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广东粤语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浊塞音声母的只有四邑话与化州的下江话。四邑话有一种带浊塞音的鼻音声母[mb][nd][g],它们显然来自古明、泥、疑母,与古幷、定、群母无关。化州下江话据何科根、李健的调查,有[b][d]而无[g](见《化州话及其声韵调特点》,梁猷刚《化州话的d》则认爲化州话“有[d]无[b]”)。何、李两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话的b、d幷不是来自古全浊声母幷、定(幷、定已随粤方言浊音清化整个大势演变而爲相应的清音),而是来自古清音声母帮、端。”由此可见,在广东粤语各次方言中,较爲完整地保存古全浊塞音声母系统的,只有封川话。
二、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的産生原因
对于汉语方言中全浊塞音声母的産生,许多方言专家都认爲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所致。例如上述何、李两位先生的论文就认爲:“化州话浊塞音声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壮侗语族的影响。”是否这样,笔者未作调查研究。但就封川话的全浊塞音声母而言,却未发现跟壮侗语族的影响有什么关系。封开县境内的标话便属于壮侗语族,它的声母中幷没有全浊塞音。它本身没有的东西,又何以影响别的语言?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笔者认爲对于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的産生原因,应分开两方面来探讨:
其一,古幷、定、群三母读爲全浊塞音,这一点与《切韵》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切韵》音系的保留。
其二,古帮、端、见三母读爲全浊塞音,与《切韵》音系不同,是否也是古音的保留?笔者认爲也是古音的保留,是《切韵》之前的古音的保留。因爲语言学界已经公认,“浊音清化”是汉语各方言声母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之一。帮、端、见三母在《切韵》读爲清音,如果封川话由于受到别的语言(例如壮侗语)影响而演变爲浊音,那就不是“浊音清化”而是“清音浊化”了,这是不大可能的。根据“浊音清化”的规律,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在《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浊塞音声母可能比《切韵》音系发达,可能有过帮幷、端定、见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话古帮、端、见与古幷、定、群同读爲全浊塞音,正是这种情况的保留。
三、从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看粤语之形成
正因爲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切韵》编纂之前,大约是汉至南朝这一时期,中原汉语就已经传入封川,幷逐渐偏离中原汉语发展的轨迹而形成爲一种方言,其表现之一,就是它的全浊塞音声母没有经历“清化”的过程。因此,从今天的封川话,我们可以窥见早期粤语的某些面貌。
爲什么早期粤语会形成于封川一带?爲什么今天的封川话仍保持著早期粤语的某些面貌?这就要从封川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来分析。封川古称广信,在两汉时期曾是管理岭南诸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和“交州”州治;在地理上,它处于西江与贺江、灕江汇合之处,在大庾岭古道开通之前,中原汉人入粤主要经灵渠、灕江和贺江这两条通道,封川一带自然成爲他们的主要落脚地。同时,封川又是岭南人类最早的生存与发展之地,古百越文化较爲发达。中原文化和语言,也就首先在这块地方传播幷与古百越文化、语言融合,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化和粤语。但在大庾岭古道开通之后,它的地位又逐渐失落,与外界的联繫逐渐减少,其语言也就较多地保存著早期粤语的面貌。笔者与叶国泉先生在《粤语源流考》一文中认爲,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也就是古广信一带;形成的时间始于汉代。封川话保存古全浊塞音声母的事实,可从语音方面印证这一结论。
1996年8月
粤语起源地新探
一、粤语是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
汉语是汉人的语言,粤语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如此。
众所周知,广东在秦代之前属于“百越之地”。“百越”乃汉语音译,又写作“百粤”,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其构词方法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爲“越(粤)人”。从这一语词可看出,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是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难以考证。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例如“六建”“六贺”“六谢”“六吟”中的“六”(山冲),“那务”“那霍”“那录”中的“那”(田),“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的非汉语因素在当地今天的粤语中已经不使用,恰好证明今天的粤语跟古百越语没有继承关系。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他的著作《语言地理类型学》中,将全世界的语言分爲两大类:一类是牧畜民型语言,另一类是农耕民型语言。印欧语属于前一类,而汉藏语则属于后一类。牧畜必须在大片草地上展开,大规模的区域迁移经常发生,牧畜型语言也就随著这种迁移而带到其他地区;农耕民靠小块土地而生活,其语言发展方式则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
纵观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虽然也不乏较大规模的区域迁移,但这种迁移幷非由于游牧而多半是由于战争,因此其发展方式仍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这一文明中心就是黄河流域。据邢公畹等先生考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爲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语化”运动;到西周时期,进而形成以夏语原産地——秦晋的方言爲标准音的“雅言”(见《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黄河流域之所以成爲文明中心,跟“夏语化”运动有著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今的汉语各大方言之间儘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作爲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便是如此。虽然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著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彙,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就完整地保存著。由此可见,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非由古“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不是古粤地的“土産”,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带来的。
二、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一带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发生于秦统一中国之际。公元前223年,秦国 60万大军攻灭楚国,便将大军驻扎于五岭,准备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瓯国”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讨。又派史禄在海阳山开凿灵渠,将湘江与灕江沟通,以保证军事上的运输。灵渠便成爲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战争告一段落,秦“发诸尝埔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广注:“五十万人守五岭。”(《集解》)这50万人,便是第一批汉族移民。
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各郡地旷人稀。直至东汉时的统计资料,南海郡也只有9万人。因此,迁入50万人,足以改变岭南越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爲一下子迁入那么多移民绝无可能。但我们知道,大移民是秦灭六国之后爲了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秦始皇既然可以将12万户豪富迁徒到咸阳以及巴蜀,又将内地大批罪人迁徒到河套以及甘肃一带,那么,完全有可能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岭南。虽不一定有50万那么多,但也肯定爲数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迁徒,其目的主要在于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因此这些移民不可能来自与岭南比邻的楚国,而多半来自中原或北方各国。由于他们是成批迁入,所以到达岭南之后,能固守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因而成爲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者。
这批移民主要落脚于何处?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番禺即今天广州一带,仍是百越的天下。因爲直至秦末,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时,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均是百越。就连赵佗本人,也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惯及其语言,将自己异化成百越,以便于统治。如果不是汉族移民的人数太少,百越的势力太强大,他就不会那么做。西江中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爲西瓯人首先起来反抗秦始皇的统治,秦兵攻击的目标也就集中于这个地区,而经过秦兵的征讨,原来居住在那里的百越大都逃散,从而成爲汉族移民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同时,在那个时代,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由于五岭之隔,主要靠水路,除灵渠外,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富川的岭口修筑一条新道,将潇水和贺江联结起来。这样,贺江与灕江就成爲南北沟通的两条主要通道,而贺江、灕江与西江交汇之处,也就成爲中原移民首先落脚之地。据《汉书》记载,到东汉时,地处西江中部的苍梧郡的人口有 14万,而南海郡只有9万。这个曾经历战乱的地区,不但没有变得一片荒芜,反而人口密集远远超过南海郡,如果没有大批汉族移民补充,是不可思议的。
大批汉族移民定居的结果,是使西江中部成爲岭南最早的汉文化传播基地,也就成爲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基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将监察岭南9郡的“交趾刺史部”设于西江中部的苍梧郡治广信;东汉在岭南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广信也就成爲当时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族移民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作爲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其语言也就成爲优势语言。当地土著将汉语作爲第二语言来学习、来掌握,“雅言”也就在这一带逐步流行开来。
从东汉末年起,中原经历300多年的战乱,导致中原汉人更大规模南迁,岭南汉族移民人数激增。这些汉族移民南迁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灵渠作爲主要通道的地位幷未改变。虽然东吴政权已于公元2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搬到番禺,但西江中部作爲汉族移民主要聚居地的地位幷未失落。因此,经历两次移民浪潮之后,中原文化和语言,首先在这块地方传播幷与百越文化、语言融合,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长达270多年,其语言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雅言”几乎荡然无存;而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没有经历这场衝击,也就较多地保存著“雅言”的面貌,从而跟中原拉开了距离,成爲汉语的一种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由此可见,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古广信一带。
三、从封川话看早期粤语的面貌
方言的形成直接影响著它的分布。反过来,分析方言的分布情况,也可以印证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后沿江而下向珠江三角洲扩展,因此,西江中下游一带的粤语一直保持著较大程度的一致性;而远离西江的地区,如“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阳江等,语音差异就较爲明显。就拿封开县的粤语来看,南片讲封川话,北片讲开建话。这两种次方言虽然同属粤语,但其声、韵、调有较大的差异,基本不能通话。封川属古广信县地,地处西江边上,因此这一带的粤语与广州话差异幷不大;而开建话跟广州话就有较大的差异。
下面是《封开县志》所载的封川话音系(由于封川镇的粤语受广州话影响较大,故以罗董音爲标准):
(一)声母:
b 包本婆别 p’ 怕跑潘朴 m 马毛门木
f 飞风火训 d 多党桃洞 t 左走曾宗
t’ 偷痛草切 n 糯脑南农 1 来漏烂落
q 歌根葵共 k’ 开口看曲 h 虾香河雄
ts 纸张绸著 ts’ 吹抽春出 s 书手伤叔
锄三坐罪 爱呕烟黄
(二)韵母:
1.单韵母6个:
a 坝亚 o 多可 e 姐写 i 资医 u 布土
y 女住
2.複韵母11个:
ai 拜界 au 包交 u 报好 ou 头酒 ia 也
ie 野夜
ua 瓜话 uo 果禾 ue 鸡贵 uai 怪怀 ui 来水
3.鼻音韵母19个:
am 胆蚕 om 感林 im 镰盐 yom 音饮
an 炭餐 n 宾贫 in 天建 in 因恩 un 真斤
a 彭生 灯肯 帮江 e 病声 o 东风
i 想章 i 英形 io 容用 ua 横 五吴
4.入声韵母15个:
ap 塔鸭 p 合习 ip 接业
at 达八 t 笔不 it 一 ut 七出
ak 百客 k 北黑 ek 席石 ok 木局
ik 略药 ik 益易 iok 肉玉 uak 划
(三)声调:
阴平 55 科花追高天方甘冬
阳平 24 婆梅桥流田黄名穷
阴上 35 苦彩巧九显引想桶
阳上 13 坐买舅淡近冷两重
阴去 53 过布最叫战奋唱送
阳去 22 话度累道电亮共用
上阴入55 汁湿职笔一德福曲
下阴入43 塔接割铁却桌百尺
阳入 22 杂十杰月贼食石俗
上述可见,封川话具有粤语广府话的基本特点:在声母方面,没有翘舌音,“见”组读爲牙音(舌根音);在韵母方面,保留著鼻音韵母
[m]和全套入声韵母:[p][t][k];在声调方面,上声与去声均分阴阳,入声则分爲上阴入、下阴入和阳入,等等。事实上,封川人与广州人在通话上没有多少障碍。《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中“粤语”一条将它划人“勾漏片”,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封川话与广州话也有相异之处,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它的声母中保存著全浊塞音[b][d][g]。从其例字看,既有《切韵》古全浊塞音幷、定、群母字,也有古清塞音帮、端、见母字。顺便说明:封川话没有[p][k],有[t]但不是来自古端母而来自古精母。因此,古幷母与帮母字都读爲[b],古定母与端母字都读爲[d],古群母与见母字都读爲[g]。
这种情况,从交际通话来看,不会带来多少障碍;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却值得重视。因爲在今天的粤语,甚至在汉语各方言中,如此完整地保存著全浊塞音声母的,实属罕见。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广东粤语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浊塞音声母的只有四邑话与化州的下江话。四邑话有一种带浊塞音的鼻音声母[mb][nd][ng],它们来自明、泥、疑母而不是古幷、定、群母。化州下江话据何科根、李健的调查,有[b][d]而无[g](见《化州话及其声韵调特点》,梁猷刚《化州话的d》则认爲化州话“有[d]无[b]”)。何、李两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话的b、 d幷不是来自古全浊声母幷、定(幷、定已随粤方言浊音清化整个大势演变而爲相应的清音),而是来自古清音声母帮、端。”而封川话不但保存著[b][d][g],而且跟古幷、定、群母相对应,也就十分值得研究了。
对于汉语方言中全浊塞音声母的産生,许多方言专家都认爲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所致。例如上述何、李两位先生论文就认爲:“化州话浊塞音声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壮侗语族的影响。”是否这样,笔者未作调查研究。但就封川话的浊塞音声母而言,却未发现跟壮侗语族的影响有什么关系。封开县境内的标话便属于壮侗语族,它的声母中幷没有全浊塞音。它本身没有的东西,又何以影响别的语言?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从《切韵》得知,唐代以前,中原汉语是有全浊塞音的。直至北宋邵雍作《声音倡和图》,将浊音按照平仄分别与次清音、全清音相配,才出现浊音清化的先导。大约到金、元占领中原,浊音清化才真正完成。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传入封川的汉语,当然有可能偏离这种演变轨迹而原封不动地保留著全浊塞音,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古帮、端、见三母在《切韵》中读爲清塞音,封川话却读爲全浊塞音,这是否“清音浊化”?笔者认爲不大可能。因爲“浊音清化”是汉语各方言声母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之一,传入封川一带的汉语也不例外。而根据“浊音清化”的规律,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浊塞音声母可能比《切韵》音系更爲发达,可能有过帮幷、端定、见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话中古帮、端、见与古幷、定、群同读爲全浊塞音,正是这种情况的保留。
正因爲封川话全浊塞音声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切韵》之前,大约是汉至南朝这一时期,中原汉语就已经传入封川,幷逐渐偏离中原汉语发展的轨迹,其表现之一,就是它的全浊塞音声母没有经历“清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方言,那就是早期的粤语。所以,从今天的封川话,我们可以窥见早期粤语的某些面貌。
1998年2月
改革开放与“粤语热”
一、“热土”效应
随著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有不少东西渐渐走红:“广货”引起青睐,“粤菜”香飘南北,就连广东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浓重的“粤”味而颇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爱。还有一种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粤语的走红。
许多外省人踏进广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过于满耳听不懂的粤语。有人甚至说:“叽哩咕噜的”,“跟听外国话差不多。”如今,这种“叽哩咕噜的”粤语却成了一股“热”,其势头幷不亚于广货与粤菜。
北方人常把粤语称爲“广东话”,其实它幷非广东全省都通行的语言。广东的方言除了粤语之外,还有客家话和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它们“鼎足三分”广东的河山。其中粤语区的人口3000万左右,尚未达到全省总人口的半数。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语使用人数幷不算多,不仅远少于北方官话,而且也少于吴语,大概与闽语幷列第三。不过,粤语所通行的地区在当今是令人注目的,不仅包括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和广东三个特区中的两个——深圳、珠海,而且包括80年代掘起的“广东四小虎”: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以及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市县。这些地方被许多人称之爲“热土”。此外,香港与澳门也通行粤语,海外华侨中说粤语的也占相当比例。随著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这片“热土”的经济辐射作用越来越大,随著海内外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这些地区所通行的粤语也就“香”起来了,“红”起来了,“热”起来了。
日常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们选择什么语言来进行思想交流尤其是进行经济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在市场经济成爲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取向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在招聘管理人员时,都特别声明一条:“会说粤语者优先录用”。说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职,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门去经商,去办事,与其学讲普通话,倒不如学讲粤语,因爲粤语在这些地方更有交际用途,更有经济价值。爲了适应经济交往的需要,省内许多讲闽语或客家话的地方都兴起学习粤语的热潮。汕尾市原属闽语区,通行“福佬话”。从1984年起,就举办粤语培圳班,每一期都开一二十个班,参加学习人数之多,实在罕见。有人粗略统计过,在操福佬话的汕尾居民中,现在能讲粤语的将近90%,能听懂的就几乎100%了。
汕头市本是闽语中一种次方言——潮汕话的中心,近年来也有不少人主动学习粤语。根据汕头大学林伦伦先生统计,从1991年到1992年,该市大专院校公共关系专业和秘书专业学生中修习粤语课的有6个班325人,职业中学、夜校及私人开设的粤语短训班每年达20多个,培训人数800人左右。林先生还在该市金凤城、汕樟立交桥下、海滨广场等三个个体商场调查了30间个体小商店50多位档主,发现每个摊档至少有1至2人能说流利的粤语,其他许多人也至少能听懂。而国际大酒店、金海湾大酒店和龙湖宾馆的门童和大堂柜檯服务员,凡原籍爲汕头市区者,几乎都能讲粤语。
由此看来,在不断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粤语不但不会削弱,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有的专家预见: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粤语必然会成爲广东全省的另一种共同语。
随著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不断发展,粤语的地位也随之而提高,其影响也遍及全国。在北方各个省市,近几年来掀起了一股广东热和香港热,随之也带来了粤语热,出现一种“北方人南下,广州话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后举办过各种不同程度的粤语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有的要出国留学,学好粤语爲的是要在美国唐人街打工吃得开;有的要到特区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深感不懂粤语对日后开展工作不利。据说上海长宁区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粤语班自1980年创办至今,学员已有1200人,现在更趋于兴旺。此外,还出现了“上海粤语学会”,开办低中级粤语班,徐汇区的侨联也办起了侨光补习学院粤语专修科。
在普通话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学讲广州话。一些企业招工、招干,优先录用会说广州话的应聘者。广东人在京开办的各种商店、企业约有三千家之多,顾客到那里购货,便趁机向老广学讲广州话。街道上到处出现了不少诸如“机恤”之类的商品广告,出现了“髮型屋”之类的招牌,个别小餐馆的门口还竖起“食先比钱”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类的口语,更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粤语走红不仅反映于经济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风靡全国的粤语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广东的。这些歌本来大都有“国语版”,但相当一部分少男少女总觉得非用粤语唱不够味儿。比如,在那遥远的西藏,当你漫步在拉萨的街头,不仅可以看到一间间的藏粤商场、香港时装屋、广州粤菜馆,还可以听到各种粤语歌。在歌舞厅和夜总会,青年藏胞歌手们轮番上场。什么《护花使者》,什么《烟雨凄迷》,什么《爱得比你深》,什么《不装饰你的梦》,粤语模仿得完全可以乱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满座的掌声!
至于夹带著粤语的广东文学作品,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方兴未艾的势头。30年代欧阳山等作家曾经提倡“粤语文学”幷身体力行,结果响应者寥寥;60年代初欧阳山又提出“东西南北调”,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吴有恒进一步提出“南腔北调”的主张,认爲“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呼吁“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应有个岭南文派》)这一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运用方言的问题,成爲广东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中青年作家,还以其创造性的实践,使作品的语言産生了新的突破,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天堂挣扎录》等小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运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简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近年掘起的青年女作家刘西鸿,则以其带有浓重的南方都市气息的“粤味普通话”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种引起全国关注的“刘西鸿现象”。
粤语的走红几乎是全国性的。不但是粤语本身走红,就连粤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及其出版读物、录音带等也畅销全国。饶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编的一部《广州音字典》,成爲全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此书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应求。植符兰先生于1992年写了一本《广州话六百句》,也颇受读者的欢迎。此书本来是内部教材,是爲外国留学生开设粤语课程而写的,植先生根据国内大学本科生的要求,将它公开出版发行。此书一发到书店,不几天便抢购一空。
随著粤语不断地由南向北扩散、幅射,在粤语区内部,各个次方言区的语言也逐渐地向广州话靠拢,缩小了与广州话的差别,其语音、词彙和语法等也越来越标准化与规范化。粤语在全国七大方言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显示了一种“强势语言”的衝击力量,其地位仅次于全国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话。
二、劝君少学秦始皇
“粤语热”也同广东的其他“热”一样,一出现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责难。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士对其他各种“热”的责难往往斥之爲“过热”,而对粤语的责难则没有这个词。因爲他们认爲:粤语只能“冷”而不能“热”,无须考究“过”与“不过”。“粤语热”反映了广东“推普”不力。
广东“推普”是否不力?我们不妨稍作回顾。且不说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热,就以开放改革以后来说,广东从省委领导直到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从大学专家到小学教师,爲推广普通话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气力! 1982年上半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广东电台加强推普工作,组织语言专家编写推广普通话的广播稿,在电台开设《广东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讲座,该讲座共设64讲,电台反复播放了三次。之后,所编写的教材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录像,有录音,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笔者之一的叶国泉,就参与写过一本《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趣谈》,销量颇佳。电视台除了坚持播放《每天一句话》、《口语“三合一”》、《你我都学普通话》等节目外,还定期举办竞赛活动。小学、中学、大学均有汉语拼音课,有关行业也办过多期普通话培训班。所花费的人力、财力,在全国各省市中大约可算首屈一指。能说广东“推普”不力吗?
也不能低估广东“推普”的效果。事实上,现在的广东人,尤其是城镇居民,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都会说普通话。广州街头的个体户,大都善于察颜观色,如果顾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话接待,因爲这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不过,即使是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广东人,当他们与说粤语的人打交道时,便自然地使用粤语而不使用普通话。爲什么会这样?这就必须从粤语本身来考察了。
唐人贺知章有两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由此可见,方言区的人们对自己的“乡音”怀有何等深厚的感情。这是因爲,语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这个地区人们文化心理的积淀,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使人们热爱自己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即使后来掌握了民族共同语甚至其他语言,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也会作爲母语而长期存在,只要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消失,它就不会被别的语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话以北方话爲基础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积淀,而粤语区人们由于文化心理与北方人有著较爲明显的差异,对母语的热爱就比湘、赣等方言区更爲强烈,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文化心理幷不影响他们对普通话的学习,却必然影响到他们对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只要他们基本掌握了普通话,不影响与其他方言区人们的交际,又何必对其语言习惯横加干涉呢?同样,其他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幷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学习幷掌握粤语,也完全是爲了交际更加方便。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诸多指责?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广普通话是爲了消除方言的隔阂,而不是禁止或消灭方言。然而,有的人总是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看作是要“统一语言”,消灭方言。早些时候,笔者在《南风窗》杂志读到一篇文章,题爲《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话也。这份杂志笔者本人是很喜欢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无是处,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的“高论”,竟使我们这些从事语言研究多年的人听起来亦大惑不解。他说:“秦始皇爲何能成爲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绩是他完成了国土的统一大业,幷且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轨,统一了货币,还统一了文字。唯独没有将语言统一起来,这也许是秦始皇的终生遗憾。”秦始皇究竟是个千古暴君还是所谓“千古一帝”,这里暂且不加评说,但将“统一语言”跟秦始皇的那几项统一相提幷论,认爲是他的“终生遗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这位教师没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无法再世,否则,那个“千古一帝”读到此论,也许会拍案叫绝幷加以实行,那么,中国大地恐怕又会遭受一场浩劫。
不过,即使秦始皇当初搞起“统一语言”,也未必能殃及粤语,因爲那时候粤语尚未形成。粤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语言学界有些人认爲粤语源于古百越的语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语言跟古中原汉语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称“百粤”,“百”是个音译,意爲“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粤”意爲“粤人”。今天的广东人绝大部分幷非古粤人之后代,而是从中原移居岭南的汉族移民之后代。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广东简称“粤”,广东人却不大愿意自称爲“粤人”。那么,粤语是否粤人语言?或者是否可以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古粤人的各部落互不统属,不可能形成什么统一的“古百粤语”。至于古粤人某些部落的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笔者曾对粤西部分地名作过考究,发现其中有些音节,从粤语无法解释其意义,例如电白县“那霍”“那笈”以及化州县“那平”“那务”中的“那”,信宜县“六贺”“六琶”“六云”以及广西容县“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来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汉人已不晓得,而从壮语中却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意爲“田”,“六”意爲“山冲”。它们均置于地名开头,这亦与壮语的构词特点相符。由此可见,说壮语与古百粤某些部落的语言有点渊源,似乎还可信;认爲粤语来自“古百粤语”,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还有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通用的口语词,幷据此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 (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著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这也不成爲其理由。因爲这种通用的词语本来就不多,而且相当部分可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幷不仅是粤语和壮语,客家话同样也有,而谁也没有认爲客家话的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显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他方言和语言吸收一些因素,但这不能视作它来源的依据。同时,今天的粤语语音比其他汉语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汉语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证明,粤语虽然姓“粤”,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本地特産”,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的。而首先将中原汉语带入岭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谪徒民五十万戍之”的那些“徒民”。他们所带入的,当然是那时地道的中原汉语,也就根本用不著秦始皇来“统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听不懂今天的普通话,倒是可以听懂一点粤语。
汉族“徒民”所带入的古代中原汉语发展形成爲粤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点,是每隔数十年或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乱,而这种战乱基本上发生在封建王朝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因而每一次战乱,便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迁潮,广东则成爲这些南迁汉人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其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汉人南迁潮,出现于西晋永嘉年间至隋朝统一中国前后,历时 270多年之久。岭南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其汉语也逐渐成爲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而这个时期,中原基本上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语言面貌随之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岭南的汉语也就跟中原汉语逐渐拉开了距离,沿著自己的轨迹而发展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
由此可见,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对中原汉语,经历了一个“趋同”到“求异”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完成,就标志著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及中心,也就标志著粤语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粤语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汉语的进一步同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于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因而新迁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爲标准的中原汉语,只要将它与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对照便可证实这一点,然而这种中原汉语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同化那里的粤语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渐接受了粤语。可见,方言之间的“趋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统一”,后果只会适得其反。前苏联急于搞什么“语言共同体”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便是一个“前车之鉴”的好例子。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曾经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广普通话,方言就无须调查、研究了。事实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灭对象。对此,方言区的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会産生逆反心理。根据普通话与方言势力的消长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将长期幷存,未来的语言格局不会是一元化(普通话化),而将是多元化(普通话与诸方言共存分用)。” (《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性文化》)可见,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谁想效法秦始皇“书同文”去搞什么“统一语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词语”的旋风
只要对当前“粤语热”略加考察,便可发现:最走红的是粤语中的那些“新潮词语”。这些“新潮词语”是指在改革开放中流行起来的市场用语以及生活用语,而且多半是从香港引进过来的。它们乘“粤语热”而成爲一股刮遍全国的旋风,反过来又对“粤语热”起著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在粤语区尤其是香港已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近年来则吹遍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本来,普通话中早已经有规范的叫法:“出租小汽车”,但这一规范名称逐渐爲“的士”所取代。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一外来词语的流行惊动了市政府领导人,他们在 1986年以行政手段“规定”:即日起,出租汽车凡“继续标有‘的士’字样的,将不淮上街营业。”这么一来,“的士”两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车顶上消失了,但是这个词语幷没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流行。
不必将外来词语视爲洪水猛兽,它们其实是对外开放的必然産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时候,张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外来词语引进浪潮:第一次出现于东汉末年,由于佛教传入,大量梵语和巴利语中的佛教语彙便出现于汉语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经成爲常用词语,例如:“现在”、“过去”、“未来”、“刹那”、“须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语“五体投地”、“想入非非”、“现身说法”、“空中楼阁”、“不可思议”、“昙花一现”、“一尘不染”、“自取灭亡”等等,至于音译词如“魔”、“佛”、“和尚”、“尼姑”、“罗汉”、“阎罗”等更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纪中叶形成。随著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以英语爲主的外来词语被大量吸收进汉语,除了音译词如“马达”、“香槟”、“沙发”、“坦克”、“扑克”等等之外,还有许多是由日本借古汉语的词来意译西方词语然后再被借回汉语的,当今使用频率极高的“革命”、“同志”、“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均属此类。如果视外来词语爲“污染”,爲洪水猛兽,加以排斥,那岂不是连“革命”这个词语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剧增,出现了外来词语输入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跟前两次比较,不但来势更猛,输入量更大,而且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港澳这座桥梁。大多数外来词语都是先输入港澳,被港澳的汉语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引进到内地的。港澳本身是粤语区,因而所引进的音译词多带粤语方音,意译词及音意兼译词也带有粤语的构词特点,加上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毗邻,这些外来词语就首先输入粤语之中,成爲粤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随著粤语的扩散而推向全国各地。因此我们认爲,对于今天的“粤语热”,必须结合外来词语引进的“第三次浪潮”一幷来考察。
在“第三次浪潮”中被引进来的外来词,其数量有多少,我们还没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不过从其类别来看,多半是一些商品词和一般生活语词两类。在这两类词之中,较早引进的、数量较多的是商品词。属衣著类的,如:T恤、迷你裙、比基尼、领汰、法兰绒、波士尼等。属食品类的,如:曲奇饼、麦当劳、咖啡、咖喱、蛋挞、旦戟等。属于娱乐类的,如:卡拉OK、喳喳舞、探戈、镭射、花臣等。这些词语,在今天的广东,不仅青年人使用,中老年人也使用,它们的涵义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了。有些东西本来就属于外来之物,这些外来之物自然就带来外来之名。外来之物借用外来之名,这是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最爲省事、最爲方便的一种办法。
但是,也有一批外来词语所指称之事,汉语本来早已有其名,可是近年来一些青年出于时髦的心理,或者爲了把话说得新鲜一些,便故意以洋名称之。比如称谓语,不说“妈妈”,而说“妈咪”;不说“叔叔”,而说“uncle”;不说“小姐”,而说“miss”;不说“女朋友”,而说“girlfriend”;不说“老师”,而说“sir”;不说“老板”,而说“boss”,不说“妻子”,而说“wife”等等。还有一批日常口头用语,近几年来不少青年也以洋名称之,例如把“对不起”说成“sorry”,把“好开心”说成“好happy”,把“识做”说成“识do。”,把“小商店”说成“store”,把“低级”说成“低class”等等。以洋名代替汉名,广州学生界用得最爲普遍,笔者曾在一所中学和一所大学分别作过抽样调查,从众多英语单词中选出了一批常用的词,分别调查其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估列举其中10个词的调查结果:
1.byebye(再见):中学生和大学生均爲100%;
2.do(做):中学生88%,大学生92%;
3.sorry(对不起):中学生90%,大学生96%;
4.cool(冷漠):中学生98%,大学生100%;
5.face(面子):中学生和大学生均爲100%;
6.boss(老板):中学生98%,大学生100%;
7.party(聚会):中学生和大学生均爲100%;
8.sir(老师):中学生98%;大学生84%;
9.happy(开心):中学生94%,大学生100%;
10.money(钱):中学生与大学生均爲100%。
可见,相当一部分英语借词已融进青年人的粤语口语中,幷取代原有的母语成爲时髦口语,而在青年人当中尤以大学生使用得最多。
粤语中夹用英语单词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口语里,而且也常常出现在广东的报纸、杂志上。例如《羊城晚报》1993年5月 17日晚会版就有一篇题爲《校园持卡一族》的文章,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有时,他们还冷不防晃一晃手中的小卡,对同伴喊:“喂,今天Shopping(购物)去。”这,便是羊城学生中的“持卡一族”。……学生持卡心理则大同小异,都离不开把自己“包装”得现代一点的心态,有的直言不讳,持卡八成是“扮”(造作),有的美其名曰爲“领略新科技”。也有不少学生在风风火火的持卡一族面前持冷静态度,认爲自己还不是“揾银(挣钱)阶层”。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在普通话中既夹用粤语,又夹用英语,粤、英、普三者合一,既土又洋,反映广东开放改革后的语言变化,读来使人颇觉新奇。
再举《广州青年报》1988年1月7日第一版《拉起手来,就是一座桥》中一段:
我喜欢郊游,妈咪(妈妈)话(说)我浪费时间,闲时我喜欢跟一群“发烧友”操起乐器,爹地(爸爸)又话我不务正业。我告诉他,现在潮流夹band(乐队),他更是一头雾水,不知band是何物。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这就是“代沟”。
如果翻开广东一些通俗性、娱乐性的杂志,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这些中英混杂、生动活泼的语句。比如由广东作家协会主办的《少男少女》杂志,就充分显示了广东青少年中的这种“中英混合文化”。1989年3月份,该刊物一个栏目于脆连用两个英语单词做标题:《Friend Friend》(朋友、朋友)。在《女生这样对男生说》栏目里,就有一篇文章,其标题是《请勿“扮 Cool”》(请不要装作冷漠)。在《大特写》栏目中有《形形色色的性罪背后》一文,作者写道:
确实,生活在广州这个开放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每天都接受著大量的刺激信号:……他们随身携带的Walkman (微收放机)里亦播放著带有暗示性的流行歌曲……。
《南风窗》和《黄金时代》等杂志也是如此。试看《黄金时代》1990年第2期《闯世界》栏目里所刊登的《国际盲流》中一段:
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出国热”中,你终于动心了。于是你千方百计地寻找经济担保人,不管对方是隔著八辈才扯得上的亲戚,抑或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接著、你开始攻读英语,考“托福”。好不容易盼来了某个名牌大学或三流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你就开始搞护照,提心吊胆地去领事馆闯“签证关”……终于,你“pass”(通过)了。
有个哥儿们原先在某市电视台当播音员,据说他在城里任何一家酒家吃饭都不用掏钱,后来,他“洋插队”到了澳洲,上学之馀,免不了要到餐馆打工,当waiter(侍者),对每一个顾客点头哈腰。
这种“中西合流”的语言现象産生在广东的大城市乃至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很自然的,广东人听起来或读起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北方各省却是少见的。粤语混入外来词,不管是商品词也好,新潮时髦词语也好,不管音译词也好,意译词也好,直接用外语单词也好,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双语现象,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碰撞在粤方言所産生的一种变异。
四、爲“粤语洋化”一辩
外来词的大量引进,社会上反映强烈。一些北方学者认爲: 粤语中所引入的大部分英语词,多半都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同义的词,夹用英语的形式实属不必。英语词在粤语中泛滥,会破坏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从而造成“语言污染”,后果堪忧。甚至有人认爲,这种语言变异现象跟一些人的崇洋思想有关,因此主张:必须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一“语言污染”现象。
我们认爲,粤语中引进的一些英语词,是近十多年来广东对外开放的産物之一。广东青年以在交际中夹用几句英语爲乐,是禁止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转移的。英语词引入粤语,可以丰富粤语的表现力,使年轻人谈吐更添优雅,风趣,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报刊也乐于使用的原因。
其实,産生这种“粤语洋化”的现象幷不奇怪。因爲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体现,当它作爲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産生互相移借,吸收一些外来词语来丰富自己的语彙,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移借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吸收的。就英语本身来说,也是不断吸收外来语的,据统计,在英语中外来概念词几乎占50%,其中从汉语中也吸收了不少。如“kung fu”(功夫)“silk”(丝)“tea”(茶)等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随著广东人飘洋过海,英语中也吸收一些粤语语词,现代英语中有wok一词,其意义就是“凹底锅”,即粤语的“镬”。
但是,从总的来说,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当本民族经济文化处在高位时,也就是说,当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明都处在较高的层次时,那么,交流的结果,一般是本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扩散、辐射,而对异族文化的吸收则是有限的、局部的;但是,当本民族文化及物质文明在交流中处于低位时,文化交流的结果,一般首先是物质生産技术的全面引进,即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吸收,继之则是从法律、教育、思想乃至思维方式、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引进。在文化交流中,处于高位的往往起著强制作用。相反,处于低位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往往是不加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学富”效应。粤语近十多年来引进的一批英语词语,正是体现了这种效应。
一批时髦的英语单词之所以首先在广东流行,香港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在这个城市的约600万居民中,除了90%的华人外,还杂居了约10%的英、美、德、日、法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加上香港十分开放,外国人进出频繁,在这种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中,香港华人自然地会接触到许多新事物,那些洋人不但带给香港以新的科技,也带给香港以新的文化思潮,同时也给香港居民带来许多外来的新的词语。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香港同胞回大陆探亲,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些时髦的英语词带进来与亲人、亲友交谈,此外,港人还通过电视、广播、录像、流行歌曲、报刊、娱乐杂志等方式,把一些常用的英语词语,源源不断地输入广东。而广东则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引起对英语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英语热”不断升温,英语单词源源进入粤语便成爲一种趋势。
英语词语在广东流行,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广东人开放的文化心态。因爲广东人的文化心理本来就具有一种开放性,善于借鉴和吸收异文化,较少排外心理。
广东人的文化心态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性。包容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文化多源相关。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曾经吸收了百越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诸因素,也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部分影响。这种由多元文化融合成的区域文化往往具有包容性的特徵,这就是能对外来的、新异的文化会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吸收。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促使了粤语向英语的大量移借。这种移借又反映出广东人的开放性心态,正是这种开放型的心态,推动了广东文化从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中国北方各省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大陆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单一性和封闭性。这一点与我国的地理环境条件有很大关系。“我国一面临海,三面是交通极之不方便的陆地,陆地有相当广阔的回旋馀地。在科技相当落后的古代,这种近于封闭的地理空间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见陈建民《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文化》)直到一百多年前,不少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主体,世界的中心,称自己的国家爲“天下”,而对外国则称作“番邦”,把外国人统称爲“番鬼”、“洋鬼子”等等,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正是由于受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外来文化、外来的语彙,一般不予理睬,甚至拒绝吸收,幷强调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及语言的单一性和纯洁性,稍稍沾上一点外国的气味,则视之爲“不纯洁、不健康”,予以排斥。
但是在广东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广东以边缘文化、海洋文化爲特徵,幷带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因此自身善于嫁接他种文化,善于引进、吸收别国语言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说,广东人最早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把眼光投向海外,幷积极而主动地与西方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使自己最先从大陆的封闭文化解脱出来,从而转化爲多元的海洋文化。相对来说,广东人历史上受儒家学说影响少些,而受外来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多些。开放改革以来,广东人善于从多元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反“以我爲中心”,从“你来求我,我得大利,你得小利”的内向型办事原则,转变爲外向型的互利互让原则,这种思想观念是相当部分北方人很难接受的。今天,粤语向英语敞开胸怀大量移借的现象,实爲广东人的开放心态一种反映。
这种在语言上所取的“拿来主义”,充分体现出广东新一代青年人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乐观、开放、兼容和进取的精神。但是,有人却将这种倾向与崇洋媚外混爲一谈,其实是两码事。崇洋媚外者,充满民族的自卑感,以紧跟、模仿、超前洋化爲荣,其特点是不学无术,不求上进。而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头脑的青年人则不同,他们对本民族智慧具有自信心,对西方所宣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作出判断,只吸收对自己有用的那些成分。他们既不媚外,也不排外。
从历史范畴看,广东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沟通了外来文化与中原正宗文化的关系,使它从内陆型封闭状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现实范畴看,它是中国文化由农业文化阶段转化爲现代文化的一次尝试,是东西方文化第二次融汇的结合点。对亚洲经济文化素有研究的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傅高义 (Ezra F Vogel)在其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认爲:“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地方小,目前真正具有潜在能力的‘东亚小龙’是台湾和南朝鲜。而从经济角度看,香港和广东现已形成一个整体区域,两者结合,将可变成第三条‘小龙’。这条‘小龙’不仅具有创造经济奇迹的意义,更标志著一种开放性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
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若分析起来,还蕴含著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识。不少人对开放改革后的广东“一切向钱看”、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思想感到忧虑,其实呢,从“权力拜物教”转变爲“金钱拜物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当今的广东,高级宾馆大门敞开,不论高官、洋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来,一视同仁。街上的士扬手即停,任何人不得拒载。广东人大都不讲求官位而讲求实惠。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中,值得羡慕的不是大官员,不是什么“长”(董事长也许是个例外),而是白手起家的富豪。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广东人在观念上跟北方人有所不同。不少青年人在一起游玩时乐于采用“AA制”(吃饭各人付一份帐)。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人我界綫不明朗的和合性的一种革新。今天的广东,处处体现出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识,如五花八门的专綫电话安装,公众点歌、点播,形形色色的监督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使人感受到一种平等、轻鬆、竞争的气氛。近年来有许多北方的大学生、研究生南下广东找工作,这固然是由于广东工资待遇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广东开放先走一步,逐步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使有本领的人能够在这块开放的土地上一展所长,实现自我的价值。
正因爲广东人在开放改革十多年来所形成的讲求实效、乐观进取、公平竞争的精神,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文化心态,因而促使新一代青年知识阶层的掘起,所以他们能够在继承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有胆识、有魄力去引进、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和语彙,大胆地把外族的、外国的吸收过来,融汇到自己的语言宝库中,藉以加强自己的语言表现能力,丰富粤语的表现形式,使之更具有多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由此可见,在粤语交际中适当地引进一些外来词语,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加速经济文化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利的。而对粤语本身的发展,更是起著巨大的作用。
五、应当实行双语制
现在,当外地人踏进广州,就会见到一种普通话与粤语幷举的局面。各路公共汽车均用两种话报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普一粤”,同时播放;商店售货员、宾馆服务员,以及街边摊贩,时而说普通话,时而说粤语。这种情况,既使外来人员感到幷无不便,又令本地居民感到满意。不仅广州如此,广东其他大中城市也大体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语言学界人士对此不以爲然,甚至十分恼火。他们把广东电视台坚持一普一粤的做法,说成是公开地与推普“唱对台戏”,一再要求广东取消粤语台。这些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一个国家需要有民族共同语,以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不知道方言的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産物,不是通过命令就能人爲地消灭得了的。这里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1980年说过的一段话: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彙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一联繫到人,情况就複杂了。说话 (以及写文章)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産物;社会是複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複杂的。不同民族的人说著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人说著不同的方言;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人又往往会说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话。……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 (《语言作爲一种社会现象》)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多年来我国语言研究和语言工作的弊端,今天读起来依然是发人深省的。吕叔湘说的是“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当然包括建国以来有关“推普”的书,这类书都是只见“工具”,不见“人们”,不尊重人们的语言习惯,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看作“统一语言”。这种弊端至今仍未完全纠正。
爲了纠正“推普”工作中的这一弊端,促进我国尤其是方言区的语言生活健康发展,近年来,语言学界不少专家建议推行“双语制”。
所谓“双语”,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地区,同时通行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包括方言)。根据这种情况而确立的二元化或多元化的语言制度,就是双语制。
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都实行双语制。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均可作爲该国的官方用语。香港也是个双语地区, 1986年,当局作出规定:汉语和英语的法律文本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时均可作爲教学媒介。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双语制后,幷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相反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广东的双语现象早就已经出现。秦朝末年,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当时,丞相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百粤土著;就连赵佗本人,在跟他们打交道时,也只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俗及语言,成爲“酋长”式的国王。可见那时广东一些汉人居住的地方,实行的已是“双语制”,汉人之间交际使用汉语,与粤人交往则使用百粤土著语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此后,由于中原汉人不断南迁,逐渐形成粤、客、闽三大方言,这三大方言随著人口的流动而互相渗透,于是出现了一些客粤双方言区、客闽双方言区和闽粤双方言区。例如东莞市的凤岗、清溪、樟木头、大岭山、黄江、塘夏、谢岗等镇,原来都是客家地区,由于粤语的渗透,这一带逐渐成爲客粤双方言区。汕尾市原属闽语区,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渔民”来自粤西之外,其馀全是“福佬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该市掀起一股“粤语热”,逐渐变爲一个闽粤双方言区。据笔者调查,目前全省这种双方言区分布于40多个市县,人口约300万。此外,在同一种大方言区内,也形成一些两种次方言同时通行的双方言区。例如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市县,通行一种“四邑话”,这种“四邑话”与广州话虽然同属粤语次方言,但差异较爲明显,随著广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广州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四邑人也掌握了广州话,因而形成广州话与四邑话同时通行的格局。
双语现象的存在,使广东人的语言生活具有多元性。他们在不放弃自己的母语的同时,乐于接受其他语言和方言,这对于推广普通话本来是有利的,但如果处理不当,片面强调以普通话限制甚至代替方言,那就必然走向反面。
实行双语制,就是一方面普及普通话,使全省人人掌握普通话,幷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定必须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又尊重他们日常用语习惯,认真研究各种方言,适当地发挥方言在日常语言交际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普通话和方言共存分用的局面。就广东来说,就必须对已经形成的“粤语热”持慎重态度。粤语特别是广州话既已成爲全省的主要方言,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交往中起著重要作用,幷且成爲粤港澳经济文化合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充分肯定幷继续发挥粤语这种作用,而不可采取不适当的限制措施。
实行双语制,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什么场合必须说普通话,什么场合可以“悉听尊便”;什么文章(比如机关公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普通话来写,什么文章则可以适当用一些方言词语,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是退了一步,其实是“退一步,进两步”,将使推普工作更顺利地进行。当然,首先要广泛开展讨论,尤其是在语言学界开展探讨,深圳市深港语言研究所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到会的既有广东的学者,也有来自北方各省市的学者,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汉语专家,他们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应引起有关领导机关的重视。
(与叶国泉合作)
1994年5月
从广东语言演变史看“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是个语言现象複杂的省份。全国七大汉语方言,广东就有其三:粤、客、闽;而且粤、客两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广东。除三大方言之外,还有一些归属尚未确定的地方土话(仅韶州土话就有十多种)以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本文仅从粤语区的语言演变史,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考证。
从古百越语言看岭南土著与海外的交往
现通行于广东境内的汉语方言,是秦朝之后汉族移民传入的。在此之前,广东境内居住的是土著民族,统称“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其中“百”指人或族,“越”指水或海。“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当时广东境内有“灌兜”、“缚罗”、“阳禺”、“西瓯”、“伯虑”等多个土著部落,他们多聚居于海边或江边。这些土著部落所通行的是什么语言?我们从岭南的一些地名可以窥见其面目。以粤西爲例,乡镇以下的一些地名中有“那”、“罗”、“六”之类的冠词,如“那朗”(阳江)、“那龙”(阳春)、“那霍”(电白)、“那梭”(遂溪)中的“那”;“罗林”(信宜)、“罗镜”(罗定)、“罗花”(德庆)、“罗朗”(开平)中的“罗”;“六贺”(信宜)、“六建”(封开)、“六振”(容县)中的“六”。这些字,用汉语方言无法解释,而在侗台语中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就是田,“罗”就是山地,“六”就是山冲。由此可见,古百越语与现在的侗台语有著亲缘关系,而侗台语与“南岛语”同出一源。据人类学家容观琼先生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他认爲:“这些成果无疑地支持了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关于原始南岛语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国大陆海岸地区然后分阶段向东南亚海外扩展的假说。”
彼得·贝尔伍德这一假说是否成立,这里暂不讨论。但古百越语言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是已经得到公认的。“南岛语”是德国学者施密特对太平洋南部岛屿诸国语言的统称,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4个语族数百种语言。在他之前,洪森堡称之爲“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一语系属于粘著型语言,以词根加上附加成分与词根的重迭爲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以使用人数最多的印度尼西亚语族爲例,人名、方位名词和普通名词分别加不同的冠词;动词有态、时、体、式等语法范畴;形容词有“级”,分爲同等级、不等级、最高级;代词有人称、数、格等语法范畴,还有亲属式和社交式的区别;这些语法范畴都通过附加成分、词根重迭或助词来表示。这一语系在语序上还有一个特点,是修饰语(定语、状语)置于中心语之后。上述“百越”一语以及许多地名正是如此。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古百越语言与南岛语系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说明岭南土著自古以来就跟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岛屿有著较爲密切的交往。这就爲“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从粤语的起源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从上述可知:古百越语属于粘著型语言,而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现在通行于广东的汉语方言,是来自中原等地的汉族移民传入,伴随汉文化的传播而形成的。
秦灭楚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瓯”即桂江、贺江和西江交汇处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瓯”土著善水战,屡败秦军,杀其统帅屠睢。爲了保证大军的增援以及粮草的运送,秦军在湘江与桂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形成一条“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军基本占领“百越”之地,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幷徵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爲“垦卒”,迁至岭南。爲便于对岭南的控制以及迁徒的顺利进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又在潇水与贺江上游之间的富川修通一条新道。此后,“湘桂水道”和“潇贺之道”便成爲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主要通道。由这两条通道进入岭南的“垦卒”,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汉族移民,他们首先将中原的文化和语言传入广东。
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国,将岭南分爲九郡(后改爲七郡),又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赢娄(今属越南),不久便迁至苍梧郡郡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广信处于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宁,向北则可通过灕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较爲便利。早在秦朝军队征讨岭南之时,这一带曾发生激战,原有土著因抵抗失败,有的被杀,有的逃散,于是成爲汉族移民聚居之地。从西汉起,广信聚集了一批从中原迁来的文人,著名经学家陈钦和他的儿子陈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两人都潜心研究《春秋》、《左传》,分别著有《陈氏春秋》和《左氏异同》。陈元被誉爲“岭海儒宗”,晚年在广信讲学,传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汉文化。东汉末年一度在岭南“董督七郡”的士燮,其祖先是王莽乱世之时从山东汶阳迁到广信的。士燮著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他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绩显著,当时中原先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中原不少文人爲避乱幷慕其名前来依附。其中有潍坊人刘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许靖、许邵兄弟等。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设馆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汉语由于从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开始经历一个“夏语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夏语原産地——秦晋爲标准音的“雅言”,幷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纪录符号——汉字;同时,作爲一种较爲先进的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的交际工具,其强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文人学者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汉字作爲纪录符号的作爲中原标准语言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岭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汉文化、学习汉字之时,来自中原的“雅言” 也就作爲他们的第二语言而逐步在这一带流行开来。同时,“入乡随俗”的汉族移民也从百越文化中吸收了不少东西,例如西江一带土著拜龙母的习俗,至今仍然流传下来。作爲其载体的古百越语中一些因素,也爲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东汉之后,中原屡经战乱,幷一度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那里的汉语受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衝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同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逐步拉开距离。与此同时,岭南汉族移民不仅大量增加,而且和当地土著的不断融合,从而促进了汉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已吸收百越语言某些因素的汉族移民语言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今天的粤语。
有些学者在论述粤语吸收古百越语的因素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粤语与侗台语的某些通用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粤语,同样存在于广东的客家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因此不足爲据。值得重视的是,今天的粤语仍然存留著一些粘著型语言因素,这种情况在粤西一带尤爲突出。笔者调查过信宜的粤语,发现其名词有“大称”和“小称”之区分,动词有“长时体”和“短时体”之区分,形容词有“轻级”和“重级”之区分,其“称”、“体”和“级”通过“变音”、“重迭”、“缀加”来表示。其中“变音”是将该音节的声调念成特高而上扬,具体说,调头是本调的调头,调尾特高,比五度标调法的最高调值还要高(笔者标爲X)。同时,所有单韵母和入声韵母都变爲相对应的鼻音韵母。例如“山[san]”,调值爲53表示“大山”,调值爲5X则表示“小山包”。又如“圆[yn]”,本调是23;如果重迭成“圆圆[ynyn]”,且后一个音节调值变爲2X,便表示“有点儿圆”或“不太圆”(详见笔者《信宜方言志》)这些显然属于粘著型语言的因素,在包括汉语大部分方言在内的孤立型语言中是找不到的。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一书中说:“从晚近调查纪录的三亚回辉话看,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彙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信宜粤语的“变音”也属“声调补偿”现象,系古百越语因素爲粤语所吸收的见证之一。
从粤语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汉族移民如何与岭南土著融合,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如何吸收古百越文化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特色的珠江文化。古百越与海外的各种交往不仅没有随著汉族移民的进入而中断,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发展成爲一条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
同时,由于这一融合首先发生于西江中游即两广交界,而作爲两广交界主要港口的徐闻、合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爲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始发港。
从粤语中心的东移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其雏形后,便借西江而向东西扩展。
番禺,原是南越国的首府,南方最大的港口。但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这一带仍是百越土著的天下。赵佗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全是百越土著。就连赵佗本人,也得采用百越的服饰和生活习俗,讲百越语言。南越国覆灭后,原先定居于西江中部的一些汉族移民逐渐沿江而下,已经吸收了百越语言一些因素的粤语逐渐通行于这一带。东汉末年,孙权派遣的将领步骘大军在士燮的支持下,击败刘表任命的苍梧郡守吴巨,占领了广信。接著,又攻占幷驻扎于番禺。到东吴永安七年(264年),将原属交州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划出,增设广州,州治番禺。粤语的中心开始沿西江——珠江向番禺一带转移。
晋朝之后,中原“五胡乱华”,大批汉人南迁。由于全国汉人的中心已经向东南方转移,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多数不再走湘桂水路,而取道粤赣边境的大庾岭。例如南梁太子萧统,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岭南而到达始兴的。他曾经到南雄珠玑巷爲老百姓治病,最后积劳成疾而去世。现在珠玑巷的中门楼还供奉著他的塑像,称爲“太子菩萨”。及至唐开元四年(716年),当时任“内供奉”的岭南人张九龄有感于大庾岭通道之崎岖难行,召集民伕开凿了梅关新道。此后,梅关—珠玑巷成爲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珠江三角洲成爲岭南汉族移民的中心,也就成爲粤语的中心。
由于粤语从其形成到中心的转移都是凭藉西江—珠江,因此,它带有十分浓厚的“水文化”特色。从词彙看,粤语中带“水”字的词语特别多,如称路程爲“水路”,称路费爲“水脚”,称心意爲“心水”,称眼力爲“眼水”,称通信息爲“通水”,称美丽爲“威水”,称能干爲“呖水”,称机灵爲“灵水”,称注意爲“醒水”,称苍老爲“老水”,称幼嫩爲“嫩水”,甚至将钱称爲“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另外,从今天粤语内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与水的密切关系。一些学者曾将粤语的次方言按行政区域划分爲广府、勾漏、高阳、吴化等几个片,这是缺乏依据的。其中“勾漏片”指西江中游的梧州、封开一带,这正是粤语的发祥地和早期的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沿西江—珠江转移到了广州,两地的粤语仍然保持著较大程度的一致性,硬将两地粤语分爲“广府”、“勾漏”两个不同的“片”,实不可取。笔者和叶国泉先生合作的《粤语源流考》(《语言研究》1995.1)一文中,将其划分爲三大层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从梧州、封开到香港、澳门,爲第一层次,这是粤语的主体。其语音与广州话差异不大,语言交际基本上畅通无阻。第二层次是珠江—西江流域的周边地区,包括增城、从化、清远、广宁、怀集,以及粤西走廊的云浮、新兴、罗定、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廉江,还包括桂东的玉林一带。其粤语次方言与广州话有一些差异,但仍然可以通话。第三层次是非珠江—西江流域的粤语区,与广州话差异较大,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虽同属粤语,彼此之间却基本不能通话。总而言之,凡是靠近西江—珠江的地区,其粤语次方言就比较接近广州话;距离西江—珠江越远,其粤语次方言就与广州话有著较大的差异。
从粤语中心由广信向番禺转移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江—珠江这条“母亲河”的作用,可以看到粤语所承载的珠江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海洋。广州(番禺)之所以成爲“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幷且两千年不衰,无疑是有其坚实的文化基础的。
语言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古百越文化到以后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岭南且两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幷开发“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宝贵文化遗産,继承幷发扬珠江文化开放性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对于加入WTO后的现代化建设,有著重要意义。
2001年11月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
——兼谈粤语的文化价值和保护问题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是我和叶国泉先生合作的《粤语源流考》一文首先提出的。这篇论文曾在香港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宣读,后发表于《语言研究》1995年第一期。1996年,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等单位在封开举办“岭南文化古都”专家论证会,我在会上宣读了题爲《封开粤语全浊塞音声母初探》的论文,会后又发表了《粤语起源地新探》,对这一课题作进一步论证。现在我扼要介绍这些论文的主要观点,同时公布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粤语保存著我国最早的“普通话”
讨论粤语的形成地,首先要弄清粤语从何而来。有人以爲粤语来源于古代岭南“百越”语言,这不合乎事实。粤语确实保存著某些古代岭南“百越”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来源,则是古代中原一带的“雅言”。
雅言的基础是以黄帝爲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便发展成爲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普通话”。春秋战国时期,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徵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这些垦卒“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但由于垦卒独自屯田,因此他们的语言只在屯内通行,幷未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直至赵佗建立南越国时,也采用百越土著的服饰和生活习俗,讲百越土著的语言。可见雅言幷未在岭南通行,只是出现了少数面积很小的“雅言岛”。
雅言在岭南传播,始于西汉平南越国之后。汉武帝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都是汉人政权,官方交际必须讲雅言。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今封开和梧州),雅言就首先在广信使用。广信又是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汉武帝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金属器具、杂缯等购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经南流江—北流江和鉴江—南江两条贸易通道输入广信,再经贺江—潇水输往中原。中原传入的雅言通过商贸活动而逐步通行于这一带。
广信还是岭南早期的文化中心。东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者以这里爲阵地,开展文化活动,设馆客授生徒。其中最突出的是经学家陈元和士燮。陈元被誉爲“岭海儒宗”,晚年回广信办学,成爲岭南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士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还一度“董督七郡”,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来依附,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以讲学爲业。这些文人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汉字作爲纪录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又没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这么一来,雅言便成爲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就像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样,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言。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一些因素,也就爲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从而逐渐形成爲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
粤语形成之初,跟中原汉语差异幷不明显。到晋朝以后,先有“五胡乱华”,接下来便是长达270馀年的南北分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那里的文化和语言带来巨大的衝击,从周朝以来一直作爲民族共同语的雅言逐渐消失。在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保持较爲稳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没有发生中原汉语那样的变化,一直保持著原来的音系。正如李如龙教授所说:“中古之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经荡然无存,它的大量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粤语。
封开粤语的全浊塞音:早期粤语活化石
粤语保存著古代雅言的大量因素,可以通过粤语与《切韵》音系的对照证实。《切韵》是我国最早一部音韵学著作,成书与隋朝初年,所记录的是南北朝时期读书人的音系,也就是晚期雅言的音系。以《切韵》音系跟今天汉语七大方言进行对照,可以看出,保存这个音系最多最完整的是粤语。以古代的入声爲例,北方的汉语方言由于受游牧民族语言影响,塞音韵尾普遍脱离,因此,现在这一带的人们完全不知道入声是怎么一回事。其他汉语方言虽然保存一些入声,却不完整。粤语由于拒绝了“入派三声”这一变化规律,所以保存著古代的全套入声,同鼻音韵尾整齐对应。同时,粤语有9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其调值与《切韵》音系基本一致。
在粤语的形成地封开一带,古代雅言音系的因素保存得更爲明显。《切韵》音系中有一套全浊塞音声母,这套全浊塞音声母在汉语大多数方言中已经消失,在今天的粤语广州话亦已无存,却在封开的粤语中保存完整。更令人注意的是:在封开粤语,不仅在《切韵》中属全浊塞音“幷”、“定”、“群”母的字仍然读爲全浊,而且在《切韵》中已经念爲清塞音“帮”、“端”、“见”母的字也读爲全浊塞音。“浊音清化”是汉语声母演变的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全浊塞音声母越发达,其年代便越久远。封开粤语全浊塞音比《切韵》音系发达,说明它保存著比《切韵》成书年代更早的音系,也就是两汉时期的雅言音系。所以说,它是古代雅言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是早期粤语的遗存,是粤语形成于古广信的见证,是岭南文化发祥于广信的佐证。
从“沿江分布”看早期粤语的中心
由于广信地处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交趾,向南则可通过北流江、南江等支流抵达郁林合浦诸郡,在以水路爲主的年代是个交通枢纽。粤语在这一带形成之后,便凭藉江河而向东、西、南扩展,因此形成了“沿江分布”格局。具体可按流域分爲六个次方言区:
1.西江—珠江流域 由广信沿西江向东至番禺(广州)一带,包括广西梧州、贺州和广东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原南越国的首府番禺。番禺是两千多年不衰的东方大港,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发展农业和商品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因而逐步成爲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广信到番禺便成爲粤语通行的主要区域。这一带的粤语通常称爲“广府话”。
2.浔江—郁江流域 由广信溯西江、浔江、郁江直抵交趾郡,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三市及其所属大部分县。交趾郡也是汉族移民较早定居的地方,因而这一带很早就有粤语传入。这一带的粤语次方言跟广府话接近,可以互相通话。
3.北流江—南流江流域 由广信溯北流江而上,经南流江到合浦郡,包括广西玉林、北海、钦州三市及其所属各县。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地处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成爲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这一带成爲岭南早期的商贸要道。随著商贸发展,粤语逐渐通行。这一带的粤语保存古汉语音韵较多,跟封开一带的粤语较爲接近。
4.南江—鉴江流域 由广信溯南江而上,越过云开山脉到鉴江流域,包括广东云浮、茂名、湛江三市及其所属大部分县(市)。这条通道一直通向雷州半岛南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徐闻,因此也是一条商贸要道。鉴江流域古属高凉郡,在南梁、南陈及隋三朝,当地俚人首领洗夫人与太守冯宝共谐连理,奉行汉俚和睦的政策,使汉族移民文化和百越土著文化逐步融合,由广信传入的粤语也就逐步在这一带通行。这一带的粤语吸收了当地土著语言的一些因素,但总的来看,语音与广府话差异不大,可以相互通话。
以上四个次方言区,都从广信出发,通过水路扩展而形成,其音系也就保持著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以下两个次方言区情况就有所不同。
5.漠阳江流域 包括广东阳江市及其所属阳东、阳西、阳春。其粤语次方言通常称爲“两阳话”,声韵母系统跟鉴江流域差不多,有人将它们划爲一个“片”(高阳片)。其实,这两种次方言在声韵调组合上有明显的差异,互相之间难以通话。
6.潭江流域 包括广东江门市及其所属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这四个市(区)历史上称爲“四邑”,其粤语次方言也就称爲“四邑话”。通行四邑话的还有鹤山以及珠海市斗门区。四邑地区距离广州幷不远,四邑话却是粤语系统中跟广州话差异最大的一种次方言,其原因是潭江与西江在水路上幷不相通。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早期粤语的中心不在广州而在广信。
粤语的中心,事实上也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广信是早期粤语的中心,也是早期岭南文化的中心。
弘扬岭南文化必须保护粤语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定爲“国际母语日”。该组织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産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由此可见,保护母语跟保护文化遗産一样,已经成爲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人民在思维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这个民族或这个地区传统文化的结晶。广东的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爲三大组成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汉语方言。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它不仅蕴藏著广府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离开了粤语,岭南许多文化品种便不复存在。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在弘扬岭南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重新认识粤语的自身价值,必须加强对粤语的保护。作爲粤语形成地的封开,尤其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爲。
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建立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博物馆,但一直没有实现。封开作爲岭南文化和粤语的发祥地,可以先行一步,在博物馆内建立一个粤语馆,收集、积累本地及周边地区粤语的材料,特别是那些独特的语音现象,例如上面讲过的全浊塞音等,将这些不可多得的古代雅言活化石保存下来,不仅可以作爲粤语形成于古广信的见证,而且可以作爲岭南文化研究和我国古代语言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2004年7月
粤语见证海陆丝路交汇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闢了陆上丝绸之路;又派遣黄门译长率领船队远航南亚,开闢了海上丝绸之路。海陆丝绸之路互相交汇,不仅促进了岭南的经济发展,而且使这个地区的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现之一,便是岭南的主要汉语方言——粤语的形成。反过来,粤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见证海陆丝路之交汇。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粤语的源流进行考察。在去年8月的“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上,我作了题爲《粤语形成于古广信》的发言,就粤语的形成、分布特点及其文化价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初步谈到海陆丝路交汇在粤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现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和肇庆市委、市政府在怀集主办“泛珠三角与燕都文化论坛”,借此机会,我对去年发表的观点作进一步补充和发挥,同时提出一些新的发现和浅见。
一
粤语来源于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雅言,幷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基本特徵。因此,它形成的过程,就是雅言传入岭南幷由民族共同语演变爲一种方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发祥于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有著密切关系。
《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即“越人”,指居住在海边的人。后来爲了跟浙江一带的“越”区别而写爲“粤”,沿用至今。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语,幷没有统一的“百越语”。所有土语都跟中原雅言没有亲缘关系,却跟南太平洋岛屿诸国居民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这一事实说明,在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前,那里的土著民族跟中原来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不过,有史记载的海上贸易,始于西汉年间黄门译长的远航。他们带著黄金和丝绸等杂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历都元(今属越南)、邑卢没(今属泰国)、谌离(今属泰国)、夫甘都卢(今属缅甸)、黄支(今属印度)等国,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这次远航所开闢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张骞所开闢的陆上丝绸之路互相交汇,形成一个对外贸易的网络。与此同时,汉武帝还给岭南不少“特殊政策”,比如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徵收赋税等。这些“特殊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对外开放”相结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汉书》中说:“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商贸活动离不开语言交际,通行于王畿及中原一带的雅言,正是由这些“中国(中原)往商贾者”带到岭南,通过商贸活动而传播开来。
古代进入岭南的通道主要有三条:湘江—灵渠—灕江道,潇水—贺江道,大庾岭—浈江道。在两汉时期,中原商贾主要走哪一条通道?本文仅从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一分析。
(一)湘江—灵渠—灕江古道 灵渠南面的桂林通行西南官话。官话形成于宋元而通行于明清,说明汉族移民进入幷定居于这一带的时间不会早于宋朝。众所周知,灵渠是公元前217年由秦军开凿的,它沟通湘江与灕江,成爲进入岭南的唯一水路。秦军正是凭藉这条水路输送粮草,才大举攻入岭南。然而,据曾昭璇先生考证:秦代开凿只是一条渠形,仅航小舟,故运输量不大。且桂林河谷流行于峰林石山中,河谷常有漏水,尤以旱季,因河床下部每有地下河存在,减少河床水量,故易成险滩。今天仍有滩360个之多,集中平乐—昭平段。〔1〕因此,两汉时期,它在商贸运输方面还没有起多大作用,幷非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主要通道。唐宋之后对灵渠进行十多次大修,明朝中叶又对灕江险滩大加疏通和整治,这条水路才有比较安全的航行。官话通行于桂林一带,与灵渠大修及灕江疏通整治的年代吻合。
(二)大庾岭—浈江古道 因大庾岭上有横浦关,又称梅关,故称横浦之道或梅关古道。梅关之南是南雄市,通行客家话。本来,这条古道在秦军入粤时已经开通,但它是以陆路爲主,行军打仗还可以,商贸运输方面就远不及水路了。同时,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被切断,其后年久失修,到唐朝已是“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2〕。身爲岭南人的张九龄正是有感于这种状况,才主持重新开凿,使之成爲一条“坦坦而方五轨”的南北通道。五代之后,随著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东移,进出岭南的人多走这条通道。而五代至两宋年间,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客家人先聚居于江西鄱阳湖一带,再经梅关进入岭南。不过,从这条通道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幷非全是客家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定居广府地区,他们的中原正音没有发展成客家话,而入乡随俗改说粤语,成爲广府人。
(三)潇水—贺江古道 又称潇贺古道或岭口古道,汉语方言比较複杂。以地处贺江上游的富川瑶族自治县爲例,主要汉语方言有四种:粤语、西南官话、民家话、土话。简述如下〔3〕:
粤语 当地称梧州话。主要分布于白沙、莲山、古城、柳家、富阳、城北、福利等乡镇,使用人口约7万。
西南官话 当地称富阳话。主要分布于县城富阳以及朝东、古城、莲山、柳家等乡镇,使用人口约3万。
民家话 是“民家人”使用的方言,分布于福利、石家、葛坡、麦岭、城北、油沐、朝东,使用人口3万多。
土话 包括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是汉瑶杂居地区汉瑶两族居民共同使用的方言,其音系大同小异,归属及其来源尚不清楚。分布于新华、福利、石家、富阳、柳家、古城、莲山、白沙、葛坡、麦岭、城北、油沐、朝东等乡镇,使用人口约11万。讲民家话和土话的人多数会讲官话。
该县还有两个方言岛:一是保庆方言岛,在油沐乡部分村庄,约3000人,清朝由湖南保庆地区迁入。二是客家方言岛,在白沙镇部分村庄,约3000人,在客家人西迁的过程中形成。
此外,该县现有瑶民7万多人,占全县人口1/3。一部分于宋末从贵州迁入,大部分于明朝以后从湖南迁入,大多数使用汉语方言,只有4千人使用勉语,但对外交际则使用西南官话。
上述三条古道中,潇贺古道是唯一有粤语通行的,且跟梧州同属一种次方言,而梧州是粤语形成地——广信之一部分,说明它是雅言传入岭南的主要通道。
同时,从现在富川粤语和西南官话通行的区域,也说明潇贺古道在两汉之后曾经一度衰落。至明清时期,随著灵渠的畅通,新的汉族移民迁入,他们带来的官话逐渐成爲县城一带的主要交际语言,粤语区逐渐南移。
潇贺古道是秦朝继开凿灵渠之后再开闢的一条水陆联运之道,其中陆路约170公里,北连潇水,南接贺江。秦朝之所以开闢这条通道,可能是发现了灵渠和灕江在航运方面的弊端,而贺江不仅通航能力优于灕江,同时,它与潇水的分水岭恰好是萌诸岭和都庞岭之间的缺口(故称爲岭口),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言:“实爲一平地”。因而它一经开闢,便成爲当时“一条最有利的南北运输大道”〔4〕。
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军打仗也好,经贸文化往来也好,人们进入岭南,多取道湘桂边界。秦始皇攻打百越如此,汉武帝开闢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当灵渠灕江起不了这种作用,潇贺古道便顺理成章地成爲他们的首选。罗香林先生指出:“由两汉至南北朝爲广东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我们知道,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中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爲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苍梧,遂成爲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5〕罗香林先生所勾勒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通道。两汉时期的中原商贾,就是沿此孔道,进入岭南;作爲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也是沿此通道,长驱直入,传到岭南,以苍梧郡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爲中心向周边传播。经学家陈元、士燮等都曾在广信研究学问,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经学家刘熙、程秉、薛宗,许靖、许邵兄弟,以及易学家虞翻等,也先后自中原来到交州,设馆招徒,弟子多达数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光礼化。”〔6〕这里的“言语”,当然是有汉字作爲纪录符号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后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这条孔道的作用逐渐淡化,原通行于长安一带以及这条孔道岭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衝击而变形或消失,原通行于这条孔道岭南段的雅言则保存下来,同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从汉民族共同语演变成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
二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以广信爲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幷在扩展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形成各种与广信粤语大同小异的次方言。分析这些次方言的特点,我们便可发现早期粤语扩展的路径,从而发现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路径。这里选择其中几种次方言进行分析。
(一)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简称北流江次方言区) 包括玉林、北海两市及其所属各县。其语音主要特点是:
1. 古“帮”、“端”母发爲全浊塞音声母b、d。
2. 古“知”组声母跟“端”组合流,发爲舌尖音。
3.古“精”组声母都发爲舌尖音。其中“精”、“清”跟“端”“透”合流,发爲舌尖塞音;“从”、“心”、“邪”母发爲舌尖边擦音θ。
我在《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中谈到,封开的封川话保存著一整套全浊塞音声母,包括唇音b、舌音d、牙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个古全浊塞音声母对应。同时,《切韵》中的清塞音声母“帮”、“端”、“见”跟“幷”、“定”、“群”合流,也读爲b、d、ɡ。与封开粤语比较,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的全浊塞音声母没有那么完整,只有唇音b和舌音d,缺少牙音ɡ;同时,这两个浊塞音声母来自《切韵》中的“帮”、“端”母,而跟“幷”、“定”母没有对应关系。由此可见,粤语在广信一带形成后,便沿著北流江—南流江这条水陆联运通道向合浦一带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它也朝著“浊音清化”的方向演变,只不过没有遵循先“帮”、“端”、“见”后“幷”、“定”、“群”的清化顺序,而是“幷”、“定”、“群”以及“见”母首先清化了,“帮”、“端”两母反而作爲全浊塞音保存下来。
古“知”组声母跟“端”组合流,也是汉朝雅言的发音,封开粤语和北流江次方言都保存了这一特徵。而“精”组与“端”组合流,则较爲特殊,在古汉语中尚未发现这种情况。不过,“精”组在《切韵》中是独立的一组声母,而在今天的汉语,不论是普通话还是粤语,它都不再独立。在普通话中,它们与“见”组部分字合流,发爲舌面音;在今天粤语的广州话,则与“知”、“照”两组合流,发爲平舌音。这组声母既然可以跟“见”、“知”、“照”组合流,同样可以跟“端”组合流。在海南闽语中,“精”组就是跟“端”组合流的。因此,在北流江次方言区,“精”、“清”与“端”、“透”合流,是古代汉语声母系统内语音调节産生一系列链动变化的结果,幷没有离开汉语的发展规律。至于同属“精”组的“从”、“心”、“邪”三母发爲舌尖边擦音θ,也是如此。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发现类似θ的声母,有可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过来的,但这种吸收也属正常现象。北方方言的翘舌音不也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的吗?在粤语的次方言中,这个声母比较普遍地存在。笔者认爲,这是由于“精”组中的“精”、“清”两母已经跟“端”、“透”合流,发爲舌尖塞音,“精”组的其馀三母——“从”、“心”、“邪”也就同样地向舌尖音靠拢,而在《切韵》音系中没有相应的舌尖音可以合流,于是从当地土著语言中引进了舌尖边擦音θ。
由此可见,北流江流域是早期粤语扩展之地,是两汉时期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産物。东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广州)之后,岭南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及至张九龄重新开凿的大庾岭道取代潇贺古道成爲南北主要通道,番禺(广州)取代广信成爲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番禺港取代徐闻、合浦成爲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北流江—南流江通道的地位也随之而失落,变成比较闭塞的地区,其早期粤语的一些面貌便得以保存下来,成爲今天研究语言、研究海陆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珍贵资料。
(二)南江——鉴江次方言区(简称南江次方言区) 古称“粤西走廊”,从这条走廊的“头”,即南江与西江交汇处的郁南,直至它的“尾”,即鉴江入海处的吴川,粤语次方言的语音基本一致(唯鉴江中游的化州有些特殊,其语音与北流江次方言区接近)。
与北流江次方言区比较,南江次方言区没有全浊塞音声母,古“知”组部分字白读音跟“端”组合流,文读音则跟“照”组合流,发爲舌齿音;“精”组除“心”母字外全部发爲舌齿音。可见其音系比较接近广州话。这一带也有舌尖边擦音声母θ〔7〕,但它只跟古“心”母对应,跟“从”、“邪”两母没有对应关系。因此,南江次方言区的θ声母跟广州话中的舌齿擦音声母s有著明显的对应关系,古“心”母字,当地发爲θ声母,广州话发爲s声母。由于受广州话影响,今天这一带的居民往往在日常会话中发θ声母,在读书时则发爲s声母;跟本地人会话时发θ声母,跟外地人会话时则发爲s声母,形成两读,因此在语言交际上无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江和鉴江上游的信宜,有一种特殊的“变音”现象,出现于单音词或多音词的最后一个音节,读法是:将该音节声调的调尾变爲特高;同时,所有单韵母都增加鼻音韵尾n,入声韵母则变爲相对应的鼻音韵母。名词变音表示“小称”,动词重迭变音表示“短时体”,形容词重迭变音表示“轻级”。〔8〕显然,这种变音属于词语的一种形态变化。我们知道,汉语包括它的七大方言,属于孤立型语言,本身是没有形态变化的。那么,信宜粤语的形态变化究竟从何而来?笔者认爲,应系古百越语言因素的残留。据人类学家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因此,古百越各部落的语言大部分与“南岛语”有著亲缘关系,而“南岛语” 属于粘著型语言。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一书中说:“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彙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信宜粤语的“变音”正属于“声调补偿”现象,这里的土著民族在接受粤语时,便将这一语言现象带入粤语,一直保存下来,成爲海陆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的见证。海陆丝绸之路既是贸易通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民族融合的通道。西汉时期设置端溪县,县治德庆,管辖范围包括南江流域和鉴江上游(信宜),标志著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开始融合。两汉以来的千馀年间,这一带未发现汉族移民与百越土著有大的衝突,及至南梁、南陈及隋三朝,还出现过俚人首领洗夫人与高凉郡太守冯宝共谐连理,奉行汉俚和睦的政策的佳话。汉族移民和百越土著不断融合,其语言也必然互相吸收。当然到明朝万曆年间,才出现由瑶民发动的“罗旁之乱”,那是后话。
南江流域地名多冠“罗”字或“六”字,鉴江流域地名多冠“那”字,说明在古代,前者属于西瓯部落,后者属骆越部落,其语言幷不相通。而形成粤语之后,南北基本一致。这就说明,粤语虽然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体是中原传入的雅言。
曾昭璇先生指出:“爲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9〕商贸往来促进语言交际,使通道上下的方言渐趋一致,因而形成粤语的两个次方言区。
(三)怀集粤语 根据《怀集县志》,其粤语分爲上坊话与下坊话,本文只谈下坊话,以怀城语音爲标准。主要特点有:
1.清塞音声母p、t和清塞擦音声母ts在圆唇元音前发爲浊塞音b、d和浊塞擦音dz。
2. 古“从”、“心”、“邪”三母字发爲舌尖边擦音声母θ。
值得注意的是浊塞擦音dz 。我说粤语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基本特点,是就整个粤语而言的。如果单凭广州话,就不足以证明这个结论。因爲广州话中所保存的塞音韵尾、双唇鼻音韵尾以及平、上、去、入四声等,雅言中有,唐宋时期的中原正音也有。有人认爲粤语保存的是“唐音”,就广州话来说,也没有错。但封开、怀集以及北流江、南江流域的粤语,就保存著唐朝之前甚至南北朝之前雅言音系的许多因素。比如《切韵》中“知”组声母,汉朝雅言发舌尖音,《切韵》成书时期即隋朝初年发舌上音,唐宋中原正音演变爲平舌音,元明官话又演变爲卷舌音。在今天封开以及北流江流域、南江流域的粤语中,这组声母都发爲舌尖音,保存著汉朝的发音。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全浊音的保存。在封开论坛,我著重论述封开粤语中的全浊塞音,称之爲“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因爲它是古代雅言音系独有的,到唐宋时期,中原汉语声母中的全浊音,包括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变成清音了。封开不仅保存著一整套浊塞音,而且所有不送气塞音声母都发爲浊塞音,这么一来,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在汉语各方言中是罕见的。但封开粤语没有浊塞擦音,怀集粤语中的浊塞擦音,弥补了这个不足。封开加怀集,既有浊塞音,又有浊塞擦音,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浊音系列,从而将粤语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五百年,从唐朝提前到汉朝。这么一来,就跟汉朝的雅言衔接起来了,就跟海陆丝绸之路创始阶段联繫起来了。因此,怀集粤语中的浊塞擦音,同封开粤语中的浊塞音一样,都是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
至于古“从”、“心”、“邪”三母字发爲舌尖边擦音声母θ,这一点跟封开及北流江次方言区一致。但在封开及北流江次方言区,古“精”组声母字全部发爲舌尖音,其中古“精”、“清”两母字发爲舌尖塞音,古“从”、“心”、“邪”三母字发爲舌尖边擦音。而在怀集,古“精”组分化爲两种情况:古“精”、“清”两母字与“知”、“照”两组合流,发爲舌齿音ts、ts‘;古“从”、“心”、“邪”三母字则发爲舌尖音边擦音θ。
由此分析,怀集的粤语应系从潇贺古道直接传入的雅言演变而成,其演变轨迹与封开略有不同。怀集地处封开的东北部,西与贺州接壤,境内的绥江与贺江接近,古代中原汉人从潇贺古道进入贺江流域后,其中一部分经陆路转到绥江流域,沿绥江而下,直抵番禺(广州)。可见,潇水—贺江—怀集—绥江—珠江—番禺,也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的历史地位虽然不及由广信至番禺的“黄金水路”,但它对于岭南及泛珠三角地区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2005年7月
注 释:
〔1〕〔4〕〔9〕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2〕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3〕《富川瑶族自治县志》。
〔5〕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6〕《三国志·薛宗传》。
〔7〕严格地说,θ是舌尖—齿间边擦音,北流江次方言区多发爲此音;而南江次方言区多发爲舌尖—齿龈边擦音,跟θ略有差异。爲了方便排印,本文统一标作θ,幷统一称之爲舌尖边擦音。
〔8〕详见拙著《信宜方言志》。
粤语文化纵横谈
什么是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多种答案。而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的“文”,本义爲纹理,引申爲文辞,也就是语言(例如吕叔湘先生的一本语法学著作就叫《中国文法要略》)。文化,就是“以语言教化”。当然这未必是对文化最科学的解释,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语言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量事实证明,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而且全面地反映一个民族在思维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爲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此,作爲一个地域的方言也是如此。汉语有七大方言,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广东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爲三大组成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汉语方言。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广东和整个岭南地区最大的汉语方言,它不仅蕴藏著广府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离开了粤语,广府乃至岭南地区许多文化品种便不复存在。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应当研究和弘扬粤语文化。
从汉民族共同语的沿革谈起
相传黄帝部落的史官仓颉创制了汉字。这套汉字与西方文字的最大区别,是依据东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纯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随著汉字的産生,汉语便形成了与口语相辅相成的书面语。当口语交际发生障碍时,操不同方言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借助于书面语。而书面语的作用一旦得到公认,人们便会想方设法爲其汉字“正音”,即确定一种公认的标准读音。这种标准读音一经推广,书面语便成爲部落的共同语。
汉语最早的书面语和共同语称爲“雅言”。它形成于西周,以其国都王畿一带的方言即“夏语”爲基础。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雅言成爲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官方语言,如果官员不会说或者说不好雅言,出使时就必须带会讲标准雅言的“象婿”(翻译)。不仅官方交往如此,当时文人讲学也都使用雅言。孔子就对学生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他日常使用鲁语,而诵诗书和参加祭祀时则用雅言。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雅言的推广,使它逐步成爲社会各界交际的共同语。
汉朝,扬雄著《方言》,将非地区性的普通词语称爲“通语”。有的语言学者以爲“通语”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其实它只是就词彙方面而言,跟音系没有关系;同时,扬雄将几个地区内都使用的词语也称爲“通语”。可见“通语”幷非当时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当时的民族共同语仍然是雅言。到了东汉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由长安转移到洛阳,朝廷和文人都以河洛雅言爲标准音。爲了跟长安音区别,人们称之爲“洛生咏”。
东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一带的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衝击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鼓励鲜卑人学习汉语,中原汉语融入了不少鲜卑语的成分。与此同时,大批士人南迁,东晋和宋、齐、梁、陈的京师金陵(南京)成爲他们的活动中心,其语言沿袭河洛雅言,称爲“士音”;当地原居民的语言称爲“庶音”或“吴音”。隋朝,南北统一,但两地士音差异不小。开皇初年,刘臻、颜之推等八位学者有感于此,经过讨论确定审音原则,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出我国第一本音韵学著作——《切韵》。编著者宣称“酌古沿今”,“兼包南北”,实际上以南方士音爲主,酌取北方士音,因而所记述的是隋朝以前的雅言音系。与现代汉语音系对比,这一音系主要特点是:有一整套全浊塞音和全浊塞擦音;“见”组声母均发爲牙音(舌根音);“知”组声母发爲舌上音,与“端”组接近;“影”母发爲喉音;有舌叶音;没有翘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声调。纵观今天汉语七大方言,最接近《切韵》音系的是粤语,上述大多数特点,包括“见”组声母均发牙音,没有翘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舌叶音,有平、上、去、入声调等,在普通话和北方各大方言中已经找不到,而在今天粤语中却完整保存。今天广东封开一带的粤语,保存著全浊塞音及全浊塞擦音声母;还有个别地区的粤语次方言保存著《切韵》“知”组声母及“影”母的发音特点。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粤语与雅言的传承关系。
隋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重返长安一带,同时以洛阳爲东都。朝廷通行秦音,而河洛音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此时的河洛音已经不是当年的“洛生咏”而融入了不少鲜卑等游牧民族语言成分,以“洛生咏”爲基础的《切韵》反而被指“多吴音”,进行多次删改。北宋建都汴京(开封),河洛音成爲标准音,陈彭年、丘雍奉旨编著《大宋重修广韵》,作爲“官韵”颁行,爲了跟雅言音系区别,称爲“中原雅音”,又称“中原正音”。与雅言对照,中原正音有以下主要变化:全浊塞音和全浊塞擦音消失;舌叶音消失;舌上音“知”组声母与“精”组合流,发爲齿音(平舌音)。在汉语七大方言中,比较接近这个音系的是客家话。客家人自称“不忘祖宗言”,其“祖宗言”便是中原正音。
金元两朝,黄河流域再次爲北方游牧民族所统治,这一带的汉语也就再次受游牧民族语言的衝击而发生明显变化,中原正音的中心也随著汉族移民大量南迁而转移到江南一带。与此同时,在南宋的京城临安(杭州)以及建康(南京)等城市,随著市民社会的形成,出现一种“官话”。这种“官话”最初幷非官方用语,而是市民语言。因当地百姓称市民爲“官”(如“看官”“客官”等),其语言便称爲“官话”。明初建都南京,令乐韶凤等修《洪武正韵》,才将官话定爲官方用语。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江淮人移居北京,官话随之而传到北方地区,成爲汉民族共同语。当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记述:“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爲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与中原正音对照,官话的主要变化是:牙音“见”组声母分化爲两套,开口合口字仍读牙音(舌根音),齐齿撮口字则读齿音(舌面音);舌上音“知”组(“娘”母除外)跟正齿音“照”组(部分)合流,变成翘舌音声母; “影”、“喻”两母以及“疑”母大部分字变爲零声母;双唇鼻音韵尾m幷入n韵尾;塞音韵尾消失即入声消失。
清朝,官话分成两支:一支是以北京官话爲代表的“北音”,一支是以南京官话爲代表的“南音”。朝廷起初将满语定爲“国语”,后随著汉满文化的逐渐融合,便将吸收了不少满语成分的北音也作爲官方用语推行,在粤闽等地设立“正音书院”,正音教师却由驻防旗人担任,难怪当地不少汉人视北京官话爲满语而不愿接受。本来,各民族语言之间互相吸收本属正常现象,北京官话融合了不少满语成分,幷没有改变其汉语的性质,也不影响它成爲汉民族共同语的资格。因此,民国初年确定国语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普通话音系,都以北京音爲标准。
上述可见,两千多年来,汉民族共同语至少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形成雅言—中原正音—官话(国语、普通话)三个不同的音系。雅言作爲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是周至南北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汉民族在思维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它的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带已经消失,其中许多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粤语,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産。
粤语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也就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至今不少说粤语的人跟客家人一样,仍然将自己的方言视爲正宗的古代汉语,从上述沿革来看,幷非没有根据。粤语不仅对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有著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同样有著不可替代的价值。
粤语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
既然粤语来源于雅言,那么,它形成的过程,就是雅言传入岭南幷演变爲一种方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发祥于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有著密切关系。
《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 这里的“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诸岭、骑田岭、大庾岭,合称“五岭”,横贯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犹如一道连绵千里的屏障,将珠江流域和中原大地分开,因此中原人习惯将珠江中下游称爲“岭南”。对于“百越”,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越以百称,明其族类之多也。”百越当然包括多个民族,当时两广境内有“灌兜”、“缚罗”、“阳禺”、“西瓯”、“伯虑”等多个土著部落,他们多聚居于海边或江边,而“越”的意思就是水或海。不过百越中的“百”幷非数词,而是个音译词,指人或族。今天壮族就有“布壮”、“布土” 、“布侬”、“布曼”、“布雅依”等20 馀种自称,对于汉族则称爲“布官”,其中“布”(Boux)意爲族或人,跟“百”读音相近。在构词上“偏正倒置”,即把修饰语素放在后面。据此,“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即“越人”,指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后来爲了跟浙江一带的“越”区别而改译爲“粤”,沿用至今。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语,幷没有统一的“百越语”。所有土语都跟中原雅言没有亲缘关系,却跟南太平洋岛屿诸国居民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这一事实说明,在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前,那里的土著民族跟中原来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不过,有史记载的海上贸易,始于西汉年间黄门译长的远航。他们带著黄金和丝绸等杂缯等,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历都元(今属越南)、邑卢没(今属泰国)、谌离(今属泰国)、夫甘都卢(今属缅甸)、黄支(今属印度)等国,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这次远航所开闢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张骞所开闢的陆上丝绸之路互相交汇,形成一个对外贸易的网络,使西北和南方边境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这一带从事商贸活动的人,来自各地,语言不一,爲了进行交际,他们约定俗成使用共同语。因此,雅言便通过商贸活动而逐步通行开来。
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军打仗也好,经贸文化往来也好,人们进入岭南,多取道湘桂边界。秦始皇攻打百越时,先在湘江和灕江之间开凿了一条“灵渠”,接著又在潇水与贺江之间开闢一条水陆联运之道。汉武帝十分重视“封中”即封水(贺江)流域,选择广信(今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作爲监察岭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选择徐闻、合浦作爲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原因也在于此。罗香林先生指出:“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爲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苍梧,遂成爲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这里所勾画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通道。两汉时期作爲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就是沿此孔道,长驱直入,传到岭南,以苍梧郡治广信爲中心向周边传播。经学家陈元、士燮等都曾在此设馆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经学家刘熙、程秉、薛宗,许靖、许邵兄弟,以及易学家虞翻等,也先后自中原来到交州,在广信设馆招徒,弟子多达数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光礼化。”(《三国志·薛宗传》)这里的“言语”,当然是有汉字作爲纪录符号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因此除了读书以及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这么一来,雅言便成爲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就像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样,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言。与此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些因素,也爲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后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从广信转移到番禺(广州),这条孔道的作用爲张九龄主持开凿的大庾岭通道所取代,原通行于长安一带以及这条孔道岭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衝击而变形或消失,原通行于这条孔道岭南段的雅言则保存下来,同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从汉民族共同语演变成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
粤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使它具有明显的“水文化”特性,具有较强的整合力。在“广东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的发言中,我根据粤语“沿江分布”的特点,依据流域分爲六个次方言区:1.西江—珠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佛山、清远、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及其所辖各县,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2.浔江—郁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等市及其所辖各县;3.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玉林、北海、钦州等市及其所辖各县;4.南江—鉴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云浮、茂名两市及其所辖各县,湛江市及其所辖吴川、廉江;5.漠阳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阳江市及其所辖各县;6.潭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江门市及其所辖各县。其实,在六个次方言区中,除了漠阳江和潭江两个次方言区之外,其馀四个在音系上差异幷不明显,从西部的南宁到东部的深圳,从北部的连州到南部的湛江,都可以互相通话,将它们看作一个大的次方言区(广府话区),亦未尝不可。究其原因,珠江—西江—浔江—郁江自古就是一条黄金水路,其粤语次方言自然相通;而南江—鉴江和北流江—南流江两个次方言区,则是通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合浦的主要通道,正如曾昭璇等在《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所指出:“爲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因此,这两个次方言区的形成,本身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産物,是海上丝绸之路促进粤语整合的见证。
粤语音系的特点及其文化价值
提起粤语的特点,尤其是谈到粤语保存古代汉语的特点,许多人都从粤语的词彙中举出大量例子,诸如“颈”(脖子)、“镬”(大锅)、“翼”(翅膀)、“屋”(房子)、“佢”(他)、“行”(走)、“企”(站)、“揩”(洗)、“饮”(喝)、“著”(穿)、“度”(量)、“估”(猜想)、“朝”(早上)、“晏”(中午)、“几多”(多少)、“银子”(钱币)、“卒之”(最后)等等,不少有关粤语的文章也是如此。粤语词彙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任何一种方言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它的音系。
上面已经谈到,在今天汉语七大方言中,粤语最接近《切韵》音系,保存著《切韵》音系的大多数特点。而其中最爲显著、最有价值的,是保存雅言的声调系统。
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玉钥匙歌诀》云:“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疏藏。”说明平、上、去、入四声对传递情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重视四声,写诗作词,讲究平仄协调,以形成“抑扬顿挫”之美感。可以说,没有平仄韵律,也就没有唐诗宋词的黄金时代。今人对平仄的作用体会不深,是因爲普通话的阳平幷非“平道”而是个升调,同时没有入声,许多古代读爲入声的字在普通话读爲阴平或阳平,这么一来,哪个字都平声,哪个字读仄声,如果不查韵书,谁也难以区分。而在粤语中,阴平读爲高平,阳平读爲低平,保存“平声平道莫低昂”的特点,幷且保存入声,因此,平仄区分得很清楚。在广府地区,许多人一直坚持用粤语吟诵传统诗词,就是爲了更好地领略由声调的平仄而形成的“抑扬顿挫”之美感。2002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与广东电视台就联合制作了一个用粤语吟诵诗词的专题节目《古韵流风》,播出后颇受好评。
入声,是古代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粤语的一大特色。古代诗歌,即使是非格律诗,也都十分重视入声的运用,因爲入声“短促急疏藏”,运用得当,可使诗的节奏铿锵有力。汉乐府民歌《上邪》:“山无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竭”、“雪”、“绝”都是入声字,与诗中所表现的激烈情感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柳宗元的《江雪》、岳飞的《满江红》等,都是如此。北方汉语由于受游牧民族语言影响,塞音韵尾脱落,“入派三声”成爲一条普遍规律,今天的普通话没有入声,用普通话诵读这些古诗,无法体会入声的艺术作用。同时,由于“入派三声”,原来的入声字很可能读爲平声,这么一来,连区分平仄都成问题,传统诗词的音韵美必然大打折扣。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只有粤语保存著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双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也就完整地保存著古汉语的入声。传统诗词,尤其是上述押入声韵的诗词,只有用粤语吟诵,才能领略其中的韵味。正像儿化是北京话的标志一样,入声可以说是粤语的标志。而儿化是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入声却是古代汉语音韵的保存。
粤语平、上、去、入均分阴阳,其中入声还分阴入、中入、阳入。这么一来,就有9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其中所有阴调的调值高,所有阳调的调值低,符合“阴”、“阳”本义。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皆有阴阳之分,声调亦不应例外。南朝沉约发现四声时,没有谈到阴阳。然而,到底是当时四声不分阴阳,还是没有发现?笔者认爲应属后者。粤语声调分阴阳,读起来有一种高低起伏之美。粤语歌之所以在汉语方言歌曲中独树一帜,经久不衰,就因爲它的旋律跟歌词声调的阴阳是协调的。比如“一生何求”这句歌词,“一”的声调是阴入,调值5;“生”的声调是阴平,调值55;“何求”两个字声调都是阳平,调值11,旋律与调值完全一致,充分表现了粤语自身的魅力。当然,在粤语歌中,这样完全一致的也不多见,只要大致合乎“阴高阳低”的规律,不是“阴阳颠倒”就行了。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阴平,调值高;“流”是阳平,调值低。作者正是发挥这一高一低的特点,通过旋律的配合,産生起伏感,加上后面“万里滔滔”由低而高推进,表现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平声虽有阴阳之分,而阳平的调值幷非低平,失去阳调的本义,因此,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不必考虑旋律与声调是否配合。粤语歌与普通话歌不同的特点,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粤剧也是如此,它被称爲“南国红豆”,其实粤曲中有不少曲调是从北方引进的,例如“梆子”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二黄”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拨子,“西皮”源于陕西的秦腔。还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梁祝》等等,当然幷非广东“地産”,但一经用粤语填词和演唱,便带有浓郁的“粤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粤语声调与粤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扬顿挫”之美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粤语不仅有一整套塞音韵尾,而且有一整套鼻音韵尾,形成阴阳对应:p/m、t/n、k/。而且在一些地区(如信宜)的粤语次方言中,塞音韵尾通过“变音”可以转化爲鼻音韵尾,保存了古代汉语音韵“阴阳对转”的特徵。
在声母方面,粤语有以下主要特点:1. “见”组声母保持古代发音,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都发爲舌根音k、k‘、及喉擦音h;2. “非”组声母发生变化,其中“非”、“敷”、“奉”母字发爲唇齿音声母f ,“微”母则与“明”母合流,发爲双唇鼻音声母m;3. “精”组声母在大部分地区与“知”、“照”两组合流,都发爲舌齿音ts、ts‘、s;一部分地区与“端”组合流,发爲舌尖音t、t‘、θ。这些特点,对于汉语音韵演变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除了上述普遍特点以外,粤语中一些次方言还具有各自的特点。比如,一些地区的粤语次方言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全浊塞音声母。其中广东封开县的粤语最典型,保存著一整套古全浊塞音声母,包括双唇全浊塞音b、舌尖全浊塞音d、舌根全浊塞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个古全浊塞音声母对应。同时,《切韵》中的清塞音声母“帮”、“端”、“见”跟“幷”、“定”、“群”合流,也读爲b、d、ɡ。《切韵》中有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及全浊塞音(没有标明送气或不送气),形成“一浊二清”的不平衡状态。而封开粤语则是“一浊一清”,所有不送气塞音都是全浊,所有送气塞音都是清音,形成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的整齐对应,不仅在粤语,而且在整个汉语中都属罕见,应属比《切韵》成书年代更早的汉语音系遗存。除了封开之外,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也有全浊塞音声母b、d(缺少ɡ);潭江次方言区的台山还有带鼻音的全浊塞音声母mb、nd、ɡ,但对应关系各有不同。可见全浊塞音在粤语中幷非个别现象。“浊音清化”是汉语声母演变的一条规律,古全浊塞音在今天普通话中已经荡然无存,在汉语各种方言中也基本消失,因此,粤语一些次方言所保存的全浊塞音,是古代雅言和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建设文化大省应当发挥粤语的优势
秘鲁作家略萨于2000年9月在题爲《全球化:文化的解放》的讲演中说:爲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继英语之后,千千万万的人“在拼命地学习日语、德语、普通话和粤语”。这话表明,在当今世界,粤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
其实,粤语的特殊地位和优势,从其形成之时起就逐步呈现,它不仅迅速同化岭南的百越语言,而且不断同化各种从北方传入的汉语方言。进入近代,随著广东的掘起,粤语的优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而成爲举世瞩目的热土,通行于这片“热土”的粤语也就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其周边的一些客家方言区和闽方言区,掀起一股学粤语的风气,很快变成“客粤双方言区”和“闽粤双方言区”。例如原属闽方言区的汕尾市,就举办过多期粤语培训班,报名参加学习者十分踊跃,现在整个市区已经基本通行粤语,成爲一个典型的“闽粤双方言区”。汕头本是闽语中一支次方言——潮汕话的中心,也不断推广粤语,据汕头大学教授林伦伦先生调查,该市大专院校秘书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1991年开设了粤语课,参加学习的达300多人;职业中学、各种夜校以及私人开设的粤语培训班每年大约有20多个,参加学习达800多人。林伦伦先生还到该市一些大酒店和商场调查,发现那里原籍汕头的工作人员大都能讲粤语。不仅广东各地如此,一些北方人也学习粤语,尤其是“孔雀东南飞”的打工一族。粤语流行歌曲不仅盛行南国歌坛,且跨五岭、过长江、越黄河,流向全国,有些人甚至爲唱好粤语歌而学习粤语。随著中西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伴随著西方文化输入粤语,成爲一种“新潮词语”,逐渐推向汉语其他方言和普通话。据语言学家语言学家陈章太先生和陈建民先生的统计,80年代以来,仅是通过粤语进入普通话的外来词语至少有600多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最近修订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就收入了大量粤语词,例如“买(埋)单”、“花心”、“入围”、“生猛”、“煲电话粥”、“爆满”、“炒鱿鱼”等。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还说:目前,这些方言一般会标上〈方〉字样,“但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
对于粤语的优势,从语言学者到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此忧心忡忡,认爲粤语文化的发展势必影响“推普”,给语言交际造成障碍。无须讳言,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粤语与普通话在音系上的差异是较大的,粤语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难度也就较大。曾有人将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称爲“煲冬瓜”,广州一位市长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也曾传爲笑料,就连梁啓超先生讲话,也时而夹杂诸如“点解”之类的粤语词彙,可见差异之大,学习之难。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差异说到底是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是造成“推普”工作较其他方言区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同时,粤语区的人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比较深,而某些语言工作者将“推普”错误地理解成“统一语言”、“取消方言”,伤害了这种感情,挫伤了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也是造成粤语区“推普”工作进展较爲缓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要看到,广府人既重视自己的母语,也不排斥其他语言和方言,更赞成推广普通话,这跟广府人的开放观念和兼容意识有著密切关系,同时跟粤语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著密切关系。在当今广东,普通话与方言幷存的格局正逐步形成,例如公共汽车报站,既讲普通话,又讲粤语。本地居民感到亲切满意,外来人员觉得幷无不便。广播电视节目也是如此,一部分讲普通话,一部分讲粤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去年,南方电视台粤语卫星频道正式啓播,成爲全国首个上卫星的方言电视频道,与讲普通话的广东卫视形成双语幷存的格局。除了普通话和粤语之外,会说其他汉语方言以及外国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无疑是个好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语言作爲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应当保护和发展这多种语言幷存的格局,而不是以普通话“统一天下”。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作爲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同样如此。汉语自古至今都由多种方言所构成,各种方言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官话和当今的普通话都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幷非汉语的唯一形态。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和官话都对促进各地区人民的“和”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统一语言”、取代方言;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同样是爲了“和”,而不是爲了“统一语言”、取代方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公布《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的报告中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産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发挥粤语优势,发展粤语文化,不仅对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而且对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积极意义。
2005年8月
信宜粤语的变音、重迭与缀加
信宜位于广东省西部,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全县人口87万(1987年统计),其中使用粤语的约65万人,使用客家话的约22万人。
信宜粤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变音、重迭变音、缀加等形态变化,分述如下:
一、变音
变音是以词的语音变化表示语法意义的构形手段,与连读变调或连读音变不同。
变音的形式是:单音词的音节或多音词的其中一个音节(多数是最后一个音节),其声调的调值特念成特高而上扬,具体来说,调头是本调的调头,调尾都是特高,比任何一个本调的调尾都高得多,用五度标调法无法表示,故记作[
]。同时,韵母发生变化:单韵母[a i u y]一律增加鼻音韵尾[n],念成[an n n n in un yn];收[p t k]的入声韵母分别变成收[m n
]的鼻音韵母。下面举些例子,例中前一种读音爲本调,后一种读音爲变音:
花[fa53]/[fan]
车[ts‘53]/[ts‘n]
写 [35]/[n]
多[t53]/[tn]
字[tsi11]/[tsin]
路[lu11]/[lun]
猪[tsy53]/[tsyn]
鸭 [ap33]/[am]
热[it22]/[in]
呖[lk55]/[l]
手巾[su35kn53]/[su35kn]
鸡公头[ki53ko53t‘u23]/[ki53ko53t‘u]
三分之一 [am53fn11tsi53jt55]/[am53fn11tsi53jn]
所有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副词,均有变音现象。
1.名词的变音
名词变音,起区分大小的作用。指大用本调,指小用变音。例如“猪”,念[tsy53]表示大猪,念[tsyn]表示小猪,不用修饰成分。下面再举些例子:
山[san53]大山/[san]小山包
河[h23]大河/[hn]小河、小溪
路[lu11]大路/[lun]小路
缸[k 53]大缸/[k]小缸
鹅 [53]大鹅/[n
]小鹅
鱼[y23]大鱼/[yn]小鱼
狗[ku35]大狗/[ku]小狗
球[k‘u23]篮球、排球、足球/[k‘u]小皮球、乒乓球
题[t‘i23]大题/[t‘i]小题
牛牯 [u11ku23]大公牛/[u11kun]小公牛
老鼠[lou23sy35]大老鼠/[lou23syn]小老鼠
石头[sek22t‘u23]大石头/[sek22t‘u]小石子
衫裤[sam53fu33]大人穿的衣服/[sam53fun]小孩穿的衣服
鸡公头[ki53ko53t‘u23]大公鸡/[ki53ko53t‘u]小公鸡
一词多义的名词,通过变音可以区分义项:表示大的事物用本调,表示小的事物用变音。例如:
炮[p‘au33]大炮/[p‘au]爆竹
糖[t‘ 23]食糖/[t‘]糖果
仔[tsi35]儿子/[tsi]小伙子
手巾[su35kn53]毛巾或浴巾/[su35kn]手绢
亚公[a33ko53]爷爷/[a33ko]图画中的人像
亚姨[a33ji33]小孩对长辈女子的尊称/[a33jin]小姨
新人 [n53 n23]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人/[n53
n]
新娘子
称呼人的名词,通过变音可区分年纪的大小:称呼长辈一般用本调,称呼晚辈一般用变音。例如:
亚叔[a33sok55]叔父/[a33so]小叔
亚姑[a33ku53]姑妈/[a33kun]小姑
亚罗[a33l11]老罗/[a33ln]小罗
称呼长辈或同辈的名词,一般不变音,例如“奶”[pu53nai23](姨妈)、“大伯”[tai11pak33]、“五婆”[23p‘23]、“老师”[lou23ei53]、“科长”[f53ts 35]、“会计”[wui11ki33]等,如果变音,则表示“小称”,含有轻视的意味,例如:
做科长[k‘y23tsu33f53ts 35]他当科长
[k‘y23tsu33f53ts]他只当了个科长
个只会计[k33tsek55wui11ki33]这个会计
[k33tsek55wui11ki]这个小会计
2.动词的变音
动词变音表示“短时体”,与普通话动词重迭式的作用相似。例如:
睇书[t‘i35sy53]看书/[t‘isy53]看看书
前一种念法没有时间限制,后一种念法表时动作短暂。下面再举些例子:
食饭[sek22fan11]吃饭/[sefan11]吃点饭
手 [ok55su35]动手/[osu35]动一动手
倾大胜[k‘e53tai11se33]聊天/[k‘etai11se33]聊聊天
畀心机[pei35 m53kei53]下功夫/[peiem53kei53]下点功夫
有把炮[ju23pa35p‘au33]有把握/[jupa35p‘au33]有点儿把握
来已坐[li23kei35ts‘23]来这儿坐/[li23kei35ts‘n]来这儿坐坐
3.形容词的变音
单音节形容词有原级、轻级和重级。轻级表示程度轻,重级表示程度重。本调表示原级,变音表示轻级。例如:
食饱饭[sek22pau35fn11]吃饱饭/[sek22paufan11]吃饱点饭
“饱”变音[pau]表示“饱点”或“饱些”的意义,在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再如:
读多书[tok22t53sy53]多读书/[tok22tnsy53]多读一点书
做好工[tsu33hou35ko53]把工作干好/[tsu33houko53]把工作干得好些
岳高头 [k22kou53t‘u23]把头抬高/[k22kout‘u23]把头抬高一些
快去归[fai32hy33kui53]赶快回去/[faihy33kui53]快些回去
好恶[k‘y23hou35 k33]他很能干/[k‘y23hou35]他有些能干
单音节形容词变音常常与“咁[km33](这么)”组合,例如“咁多[km33tn]”。在这里,“多”的程度很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数量大”的原义。如通常说“咁多菜[km33tnts‘i33](只有这么多菜)”,实际的意思幷不是表示菜多而是表示菜不多。下面再举些例子:
咁大[km33tai11]这么大/[km33tai]只有这么大
咁长[km33ts‘ 23]这么长/[km33ts‘]只有这么长
咁阔[km33fut33]这么高/[km33fun]只有这么宽
咁高[km33kou53]这么高/[km33kou]只有这么高
咁远[km33jyn23]这么远/[km33jyn]才这么远
咁热[km33it22]这么热/[km33in]才这么热
咁冷[kn33la23]这么冷/[km33la]才这么冷
咁快[km33fai33]这么快/[km33fai]只有这么快
咁肥[km33fei23]这么胖或这么肥/[km33fei]只有这么胖或只有这么肥
与“多”“大”“长”“阔”“高”等相对立的“少”“细”“短”“狭”“矮”,变音不表示轻级。在口语中这些词一般念变音,不念本调。
4.数量词的变音
数词和量词的变音可区分数量和份量:表示数量多、份量重的用本调,表示数量小、份量轻的用变音。但数词和量词不能同时变音,如果数词变音,后面的量词一般省略;如果量词变音,数词用本调。单音节数词一般不变音。下面举些量词的例子:
两寸长[l 23ts‘yn33ts‘ 23]/[l 23ts‘ynts‘ 23]才两寸长
三斤重 [am53kn35ts‘o23]/[am53knts‘o23]才三斤重
五条鱼[23t‘iu23y23]/[23t‘iuy23]才五条鱼
十张凳[sp22ts 53t 23]十条板凳/[sp22ts t 23]才十条板凳
一碗饭[jt55wun35fan11]一大碗饭/[jt5wunfan11]一小碗饭
三石头 [am53ku11sek22t‘u23]三块大石头/[am53kusek22t‘u23]三块小石头
百零隻人[pak33le11tsek55 n23]一百来个人/[pak33le11tse n23]才一百来个人
廿几岁 [p22kei35ui33]二十多岁/[p22kei35ui]才二十多岁
九个字[ku35k33tsi11]三刻钟(“字”系计时单位,每个字等于五分钟)/[ku35kntsi11]只有三刻钟
数词变音的作用与量词变音大致相同。例如:
两十钱[l 23sp22ts‘in23]二十块钱/[l 23snts‘in23]只有二十块钱
百零人[pak33le11 n23]一百来个人/[pak33le n23]才一百来个人
“两十钱”数词变音跟“两十文钱”量词变音的意义相同,“百零人”数词变音跟“百零隻人”量词变音的意义相同。又如:
廿几学生 [p23kei35hk22s 53]二十多个学生/[p22keihk22s 53]只有二十多个学生
三分之一 [am53fn11tsi53jt55]/[am53fn11tsi53jn]才三分之一
增加四成[ts 53ka53ei53ts‘e11]/[ts 53ka53ei33ts‘e]只增加四成
正一半 [am53tse53jt55pun33]刚好一半/[am35tse33jt55pun]才刚刚一半
序数词变音则表示次序高低:次序高用本调,次序低用变音,因此“第一”一般不变音。例如:
佢得第三[k‘y23tk55ti11am53]他得了第三名/[k‘y23tk55ti11am]他只得了个第三名
5.代词的变音
代词中的反身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均有变音现象,通过变音区分数量的大小,分量的轻重,时间的长短,范围的宽窄等。本调表示数量大,分量重,时间长,范围宽;变音表示数量小,分量轻,时间短,范围窄。例如:
自己手[tsi11kei35ok55su35]自己动手/[tsi11keiok55su35]自个儿动手
个钱[k33tit55ts‘in23]这些钱/[k33tints‘in23]这点钱
个阵冇得闲[k33tsn11mau23tk55han23]这阵子没空/[k33tsnmau23tk55han23]这时没空
放己最妥[f 33kei35tsui33t‘35]放在这儿最合适/[f 33keitsui33t‘35]只有放在这儿最合适
写未得[km35 35mei11tk55]这样写还不行/[km 35mei11tk55]光这样写还不行
疑问代词和一些指示代词变音表示语气委婉。例如:
庶系我个口罗[sy11tit55hi11 23k33l55]哪些是我的呢?/[sy33tinhi11 23k33l55]到底哪些是我的呢?
放庶□正得诺[f 33sy53ny35tse33tk55n11]放哪里才行呢?/[f 33sy53nytse33tk55n11]究竟放哪儿才行呢?
点正合心水罗[tim35tse35hap22 m53sui35l55]怎样才合心意呢?/[timtse33hap22 m53sui35l55]到底怎样才合心意呢?
个位系陈老师[k33wi11hi11ts‘n11lou23ei53]这位是陈老师(一般叙述)/[k33wihi11ts‘n11lou23ei53](义同上,语气委婉)
此外,个别代词变音起区分词义的作用。例如:
几多人听课[kei35t53 n23t‘e33f33]听课的人真多/[kei35tn n23t‘e33f33]有多少人听课
上例的前一种说法中,“几多”读本调,属不定代词;后一种说法中,“几多”变音,属疑问代词。
6.副词的变音
副词中的时间副词和程度副词都有变音现象,范围副词、然否副词、语气副词仅有个别可以变音,关联副词不变音。
时间副词的变音,一般表示时间短暂或与现在的距离短。例如:
有时读书[ju23si23tok22sy53]有时读书/[ju23sintok2sy53]偶尔读书
先有人来 [am53in53jn23 n23li23]刚才有人来过/[am53inju23 n23li23]刚刚有人来过
早□好有[tsou35ny35k‘y23hou35ju23]过去他很富有/[tsouny35k‘y23hou35ju23]不久前他很富有
程度副词变音,表示程度浅。例如:
天微微光[t‘in53mei23mei23ku 53]天微明/[t‘in53mei11meiku 53]天稍微有点儿亮
上下齐[s 11ha23ts‘i23]差不多完/[s 11hants‘i23]只差一点儿就完
上面例子中的“微微”“上下”本调就表示程度浅,变音表示程度更浅。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如“好(很)”“至(最)”等均不变音。
范围副词“一齐”变音表示范围小。例如:
全校一齐去[ts‘yn11hau11jt55ts‘i23hy33]全校一起去
在这种句子里,“一齐”习惯上用本调,因爲“全校”的人数多。
我捞你一齐去 [23lou53nei23jt55ts‘ihy33]我和你一块儿去
在这种句子里,“一齐”习惯变音,因爲“我”和“你”只有两个人。
然否副词“大概”变音,表示否定语气增强。例如:
大概来齐[tai11k‘i33li23ts‘i23]大约到齐了/[tai11k‘ili23ts‘i23]也许到齐了
语气副词“好采”变音,成爲然否副词。例如:
好采冇来[hou35ts‘i35k‘y25mau23li23]幸亏他没来/[hou35ts‘ik‘y23mau23li23]也许他没来
两种读法所表示的意义截然不同。
除了上述作用外,信宜话还有少数词语可以通过变音区分词性。例如:
等[t 35](动词)/[t]过一会儿(副词)
听[t‘e33]等(动词)/[t‘e]过一会儿(副词)
个会[k33wui11]这会儿(代词)/[k33wui]以后(副词)
那会 [a11wui11]那会儿(代词)/[a11wui]以前(副词)
二、重迭变音
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均有重迭式。重迭和变音结合在一起,引起语法意义变化。
1.动词的重迭
单音节动词重迭,第二个音节必然变音,这种重迭变音形式表示动作轻,时间短,跟单音节动词变音的意义差不多。例如:
睇[t‘i35]看/睇睇[t‘i35t‘i]看一看
恁[nm35]想/恁恁[nm35nm]想一想
讲[k 35]说/讲讲[k 35k]说一说
行[h 25]走/行行[h 23h]走一走
徛[k‘ei23]站/徛徛[k‘ei23k‘ei]站一下
坐[ts‘23]坐/坐坐[ts‘23ts‘n]坐一下
笑 [iu33]笑/笑笑[iu33iu]笑一笑
似[ts‘i23]象/似似[ts‘i23ts‘in]有点儿象
2.形容词的重迭
单音节形容词重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第二个音节变音,表示程度轻,属“轻级”;另一种是第一个音节调值特高而上扬,但韵母不改变,与一般变音有点差别,这种形式表示程度重,属“重级”。例如:
天光光[t‘in53ku 53ku]天微明/[t‘in53ku ku 53]天大亮
“光光”前后两种念法在程度上是对立的,前者是轻级,相当于单音节形容词“光”加上程度副词“略微”“有点儿”“不太”;后者是重级,相当于单音节形容词加上程度副词“很”“非常”“十分”。下面再就两种重迭式举些例子:
好好[hou35hou]不太好/[houhou35]很好
坏坏[wai11wai]不太坏/[waiwai11]很坏
高高[kou53kou]不太高/[koukou53]很高
大大[tai11tai]不太大/[taitai11]很大
白白[pak22pa]不太白/[pakpak22]很白
黑黑[hk55h]不太黑/[hkhk55]很黑
爽爽[s 35s]有点高兴/[s s 55]十分高兴
呖呖[lk55l]不太能干/[lklk55]十分能干
笨笨[pn11pn]有点笨/[pnpn11]很笨
同单音节形容词变音的情况一样,表示量小的单音节形容词,如“细”“矮”“短”等,重迭变音不表示轻级,一般也没有表示重级的重迭变音形式。
信宜话单音节形容词还有一种“三迭式”的变化,即把表示重级的重迭式的第二个音节再重迭一次,其意义与表示重级的重迭式大致相同,只是语气上有所加强。例如:
好好好[houhou35hou35]好得很
坏坏坏[waiwai11wai11]坏得很
高高高[koukou53kou53]高得很
白白白[pakpak22pak22]白得很
爽爽爽[s s 35s 35]高兴得很
呖呖呖[lklk55lk55]能干得很
三、缀加
缀加式合成词的词缀有两种:一种具有一定词彙意义,例如“鸡公”“鸭公”“猪公”“马骝公”的“公”,“睇头”“恁头”“讲头”的“头”等,这一种本节不作详述。另一种词缀没有词彙意义,只具有语法意义,它们是粘附于词根的,离开了词根,它们就失去了意义,就无法独立存在。这种词缀是根据语音上的习惯约定俗成的,大部分找不到合适的汉字来记录,有的甚至在音节表中找不到合适的音节。例如“惦□□[tim11p‘ut55lut55]( 非常直)”、“光□□[ku 53ts‘t55lt55](非常光)”这两个缀加式形容词中的[p‘ut55][lut55][ts‘t55][lt55],都无字可记,[lut55][lt55]这两个音节不能独立存在。信宜粤语的形容词和量词都有这种缀加形式,分述如下:
1.形容词的缀加
单音节形容词要表示重级,最普遍的手段是缀加。例如“惦[tim11](直)”,要表示程度重,便说成“惦□”[tim11p‘ut55]、“惦□□”[tim11p‘ut55p‘ut55]或“惦□□”[tim11p‘ut55lut55]。后缀“□[p‘ut55]”“□□[p‘ut55p‘ut55]” “□□[p‘ut55lut55]”均无独立意义,只是利用语音上的习惯以达到加重程度的效果,同时起到加强明确性、色彩性、生动性的作用。通常有单缀式、重迭双缀式和迭韵双缀式三种。
1)单缀式。即单音节形容词后面加上个单音节后缀,例如:
高□[kou53k‘ 11]很高
矮□[ai35tt55]很矮
厚□[hu23tp11]很厚
薄□[pk22p‘t55]很薄
长□[ts‘ 11kut22]很长
短□[tyn35ts‘t55]很短
圆□[jyn11pok55]很圆
扁□[pn35hp22]很扁
肥□[fei11tm11]很胖
瘦□[su33k‘p33]很瘦
硬□[11k‘t22]很硬
□[nm11ku11]很软
白□[pak22mok55]很白
黑□[hk55lyt55]很黑
爽□[s 35tyt55]很高兴
有些单音节形容词可以带几个后缀。例如:黑□[hk55lyt55]/[hk55lui53]/[hk55ma53]/[hk55m 53]/[hk55ou11]
以上五种念法均表示“很黑”的意思,不过“黑□[hk55lyt55]”含褒义,其馀四种均含贬义。又如:
肥□[fei11tm11]很胖/[fei11nok55]很胖/[fei11lui53]很肥/[fei11lm11]很油腻
由于信宜话的“肥”是多义词,既可以表示“胖”,也可以表示“肥”,还可以表示“油腻”,当它表示不同的义项时,就带不同的后缀。另外,“肥□[tm11]”与“肥□[nok55]”意义相同,但前者含贬义,后者含褒义。
2)重迭双缀式。单缀式的后缀重迭,便成重迭双辍式,其意义与单缀式一样。例如:
高□□[kou53k‘ 11k‘ 11]很高
矮□□[ai35tt55tt55]很矮
长□□[ts‘ 11kut22kut22]很长
短□□[tyn35ts‘t55ts‘t55]很短
圆□□[jyn11pok55pok55]很圆
扁□□[pn35hp22hp22]很扁
肥□□[fei11tm11tm11]很胖
瘦□□[su11k‘p33k‘p33]很瘦
硬□□[11k‘t22k‘t22]很硬
□□[nm11ku11ku11]很软
白□□[pak22mok55mok55]很白
黑□□[hk55lyt55lyt55]很黑
爽□□[s 35tyt55tyt55]很高兴
3)迭韵双缀式。形式是:单音节词根带双音节后缀,后缀的第一个音节一般是单缀式的后缀,第二个音节由声母[l]跟后缀第一个音节的韵母相拼而成。它所表示的程度比单缀式和重迭双缀式更重些,且一般含贬义。举例如下:
高□□[kou53k‘ 11l 11]太高
矮□□[ai35tt55lt22]太矮
长□□[ts‘ 11kut22lt22]太长
短□□[tyn35ts‘t55lt55]太短
圆□□[jyn11pok55lok55]太圆
扁□□[pn35hp22lp22]太扁
肥□□[fei11tm11lm11]太胖
瘦□□[su33k‘p33lp33]太瘦
硬□□[11k‘t11lt22]太硬
□□[nm11ku11l11]太软
同单缀式及重迭双缀式一样,迭韵双缀式也有一根多缀的情况。例如:
肥□□[fei11tm11lm11]太胖/[fei11tt55lt55]太胖/[fei11tsyt55lyt55]太胖
□□[nm11ku11l11]太软/[nm11p‘a11la11]太鬆散
此外,还有一种双声双缀式的,但不普遍。常见的例子有:
圆□□[jyn11tm53t53]太圆
黑□□[hk55mi53m 53]太黑
它们所表示的意义与迭韵双缀式相同。
2.量词的缀加
单音节量词缀加的形式只有一种:单音节量词作词根,带单音节后缀。后缀的声母一律是[l],韵母与声调跟词根相同,因此,词根与后缀是迭韵的。这种形式表示数量很多、份量很大,跟单音节量词变音、本调共同构成轻级、原级和重级。例如:
一堆石头[jt55tuisek22t‘u23]一小堆石头
一堆石头[jt55tui53sek22t‘u23]一堆石头
一堆□石头[jt55tui53lui53sek22t‘u23]一大堆石头
不过,这种缀加式量词只能跟数词“一”结合,所修饰的只能是集合名词或不可数名词。幷且一般带有“嫌多”的意味,同单音节量词变音带有“嫌少”的意味恰好相对应。下面再举些例子:
一帮□细侬[jt55p 53l 53 i33no]一大帮小孩
一窦□黄蜂[jt55tu33lu33w 11fo55]一大窝黄蜂
一把□青菜[jt55pa35la35ts‘e53ts‘i33]一大把青菜
一□猪肉[jt55ku11lu11tsy53ok22]一大块猪肉
一僕□头毛[jt55pok22lok22t‘u11mou53]一大把头髮
一□□泥[jt55pt22lt22ni11pa11]一大团烂泥
一踏□银纸[jt55tp22lp22n11tsi35]一大迭钞票
一篇□废话[jt55p‘n53ln53fei33wa11]一大篇废话
一串□问题[jt55ts‘yn33lyn33mn11t‘i11]一大串问题
一担□人工[jt55tam33lam33 n11ko53]一大番功夫
一趟□人客[jt55t‘ 33l 33 n11hak33]一大班客人
集合量词一般都有这种缀加形式。一部分个体量词及个别度量词、动量词也可以缀加,但缀加后都变成集合量词。
1987年3月
信宜粤语的文白异读
在方言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同一个字,在读书时和日常会话时语音有所不同。这种现象称爲“文白异读”。在信宜的粤语次方言,文白异读不仅较爲普遍,而且具有较强的对应规律。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声调的文白异读
信宜话一部分字,声调有文读和白读的区别,其对应规律是:白读爲阴调,文读爲相应的阳调。具体有三种情况:
1.白读爲阴平调(53),文读爲阳平调(通常念爲11)。下面举些例子(每条前一种读音爲白读,后一种爲文读,下同):
妹 mui53/mui11 灵 le53/le11
毛 mou53/mou11 笼 lo53/lo11
瞄 miu53/miu11 儿 i53/i11
芒 m 53/m 11 人 n53/n11
濛 mo53/mo11 成 se53/se11
条 t‘iu53/t‘iu11 芽 a53/a11
娘 n 53/n 11 研 n53/n11
流 lu53/lu11 爷 j53/j11
篮 lam53/lam11 蝇 je53/je11
栏 lan53/lan11 横 w 53/w 11
2.白读爲阴上调(35),文读爲阳上调(23)或阳平调(23或11,这里均记爲23)。例如:
舞 mu35/mu23 揽 lam35/lam23
妥 t‘35/t‘23 拦 lan35/lan23
挺 t‘e35/t‘e23 轮 ln35/ln23
里 ly35/ly23 蕊 ui/ui23
垒 lui35/lui23 绕 iu35/iu23
3.白读爲阴去调(33),文读爲阳去调(11)或阳平调(23或11,这里均记爲11)。例如:
磨 m33/m11 隆 lo33/lo11
赖 lai33/lai11 潜 ts‘im33/ts‘im11
连 lin33/lin11 捱 ai33/ai11
声调的文白异读主要集中在古次浊声母字上。上述例子中,只有“条、挺、潜”属全浊声母,更加例外的是“妥”,属清声母。
二、韵母的文白异读
(一)信宜话古假、效、咸、山摄的部分字,韵母有文白异读现象,其对应规律是:白读爲以爲主要元音的韵母,文读分别爲以a和i爲主要元音的韵母。其中二等韵(包括开口和合口)的文读以a爲主要元音(但有个别开口一等和合口三等字);开口三、四等韵的文读以i爲主要元音。具体分述如下:
1.假合二 白读韵母爲,文读韵母爲a:
剐 ku35/kua35
2.效开二 白读韵母爲u,文读韵母爲au:
泡 p‘u53/p‘au53 跤 ku53/kau53
泡 p‘u33/p‘au33 绞 ku35/kau35
刨 p‘u23/p‘au23 拗 u35/au35
3.山开一、开二、合二、合三 白读韵母爲n、t,文读韵母爲an、at:
翻 fn53/fan53 刮 kut33/kuat33
反 fn35/fan35 挖 wt33/wat33
弹 tn11/tan11
4.咸开二 白读韵母爲p,文读韵母爲ap:
插 ts‘p33/ts‘ap33 峡 hp22/hap22
夹 kp22/kap22
5.效开三、开四 白读韵母爲u,文读韵母爲iu:
瓢 p‘u23/p‘iu23 撩 lu53/liu53
调 tu11/tiu11 聊 lu11/liu11
挑 t‘u53/t‘iu53 窍 k‘u33/k‘iu33
6.咸开三、开四 白读韵母爲m、p,文读韵母爲im、ip:
点 tm35/tim35 贴 t‘p33/t‘ip33
舔 t‘m23/t‘im23 聂 np33/nip33
钳 k‘m23/k‘im23 协 hp22/hip22
7.山开三、开四 白读韵母爲n、t,文读韵母爲in、ip:
扁 pn35/pin35 研 n23/in23
辨 pn11/pin11 掀 hn53/hin53
编 p‘n53/p‘in53 显 hn35/hin35
偏 p‘n53/p‘in53 鳖 pt33/pit33
片 p‘n33/p‘in33 撇 p‘t33/p‘it33
浅 ts‘n35/ts‘in35 揭 k‘t33/k‘it33
(二)信宜话古遇摄的部分字,也有文白异读现象,其对应规律是:白读爲单韵母u或y,文读爲複韵母ou或y。分述如下:
1.遇合一 白读爲单韵母u,文读爲複韵母ou:
补 pu35/pou35 慕 mu11/mou11
布 pu33/pou33 度 tu11/tou11
部 pu11/pou11 土 t‘u35/t‘ou35
普 p‘u35/p‘ou35 路 lu11/lou11
2.遇合三 白读爲单韵母y,文读爲複韵母y:
聚 tsy11/tsy11 取 ts‘y35/ts‘y35
叙 tsy11/tsy11 趣 ts‘y33/ts‘y33
蛆 ts‘y53/ts‘y53
三、声母的文白异读
(一)信宜话的一些古非敷奉母字,白读声母爲双唇音p、p‘,文读声母爲齿唇音f。例如:
拂 pt22/ft22 扶 p‘u23/fu23
伏 pok22/fok22 风 p‘o53/fo53
敷 p‘u53/fu53 覆 p‘ok55/fok55
个别匣母字也有这种情况:
鬍 p‘u11/fu11
(二)信宜话的一些古疑、日母字,白读声母爲舌面鼻音,文读声母爲半元音j。例如:
愚 y11/jy11 阮 yn23/jyn23
寓 y23/jy23 入 p22/jp22
仁 n11/jn11 褥 ok22/jok22
元 yn23/jyn23
个别影母字也有这种情况:
秧 53/j 53
(三)信宜话的一些古影母字,白读声母爲喉塞音,文读声母爲半元音j。例如:
影 e35/je35 应 e33/je33
医 ei53/ji53 椅 ei35/ji35
衣 ei53/ji53 意 ei33/ji33
“医”以下的几个字,白读与文读在韵母上也有区别,原因是在信宜话中,与i,j与ei没有配合关系。
(四)信宜话的一些古心母字,白读声母爲舌尖边擦音,文读声母爲舌尖前擦音s;同时,由于声韵母配合关系上的原因,白读韵母爲ei,文读韵母爲i。这类字只限于阴平调。例如:
斯 ei53/si53 司 ei53/si53
撕 ei53/si53 丝 ei53/si53
私 ei53/si53 思 ei53/si53
二等生母字也有这种情况:
师 ei53/si53 狮 ei53/si53
(五)信宜话个别古知母字,白读声母爲舌尖塞音t,文读声母爲舌尖前塞擦音ts;同时,由于声韵母配合关系上的原因,白读韵母爲ei,文读韵母爲i:
知 tei35/tsi53
四、使用特点
(一)从使用上看,文读多用于书面语、外来语、术语和带有庄重色彩的用语,白读则多用于口语、土语、地方熟语和带有轻视意味的用语。例如:
毛:在“毛巾、毛孔、毛里求斯、毛骨悚然”等词语中一般念爲文读mou11,单说或在“头毛、鸡毛、发毛(发霉)、密毛佬(吝啬鬼)”等词语中一般念爲白读mou53;用作姓氏时,在“毛泽东”中念爲文读,在本地人姓名中念爲白读。
娘:在“爹娘、新娘、姑娘、老大娘”等词语中均念爲文读n 11,仅在含轻视意味的“二娘奶(三亲六戚,专用于女性)”一类词语中念爲白读n 53。
跤:在书面语“跌跤、摔跤”中念爲文读kau53,在方言词语“踏跤(跌跤)、打跤(打架、摔跤)”中念爲白读ku53。
片:仅在少数书面语如“片刻、片断”中通常念爲文读p‘in33,多数场合,如在“一片、肉片、玻璃片、明信片、片纸隻字”等词语中均念爲白读p‘n33。
影:在“影子、影片、影射、影响、合影”等词语中均念爲文读je35,仅在单用表示“遮住”的意义时念爲白读e35,如“你影住我nei23e35tsy11 23”。
可见,文白异读在使用上很不平衡,有的字以文读爲主,如“娘、影”;有的字则以白读爲主,如“片”。
(二)文白异读与说话人的年龄、文化、生活环境也有关系。一般地说,青年人多用文读,老年人多用白读;文化高的多用文读,文化低或无文化的多用白读;城镇及其周围乡村多用文读,边远山区多用白读。因此,随著时间的推移,文化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文白异读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有些字的白读渐趋消失,例如“知”,在五十年代 信宜人的口语中,单说普遍念爲白读tei53;现在,仅在远离城镇的乡村一些老年人口语中保存这种念法。同时,新出现了一批有文白异读的字,例如“医、椅、意、丝、思、师”等。所以,对于这种文白异读现象,既要作共时的探讨,又要作历时的考察,将二者结合起来。
五、馀论
从音系上看,文读比较接近广州话,白读与广州话距离较大。如声母方面,广州话没有、、,信宜话白读爲这三个声母的,文读分别念爲ts、ts‘、s、j,与广州话基本一致;韵母方面,广州话缺乏以爲主要元音的一系列韵母,只有一个韵母,字也比信宜话少,信宜话白读爲、u、m、n、p、t韵母的,文读则念爲以a或i爲主要元音的韵母,跟广州话比较接近。此外,上述古遇摄的字,信宜话中白读爲单韵母、文读爲複韵母的,广州话都念爲複韵母;声调文白异读的字,信宜话中白读爲阴调、文读爲阳调的,广州话都念爲阳调。由此可见,信宜话的文白异读现象跟广州话的影响有著明显的关系。
现在的粤方言区,古代曾是“百越”聚居之地。秦以后,中原汉人陆续迁入岭南,多半落脚于西江流域,幷继续向东、南、西渗透。长时期来,由于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人们交往较多,逐渐形成一种以广州音爲标准的在粤语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次方言——广州话;信宜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但距离西江不太远,境内最大的河流黄华江以及南江均属西江水系,因而信宜话与广州话的差异比远离西江的四邑、阳江话与广州话的差异小得多。虽然用白读音与广州人通话存在一定障碍,但文读音却很接近广州话。笔者作了个统计,在《方言调查字表》的3,700字中,如果按文读音,信宜话与广州话声韵调完全相同的达3,292字,占86%,而四邑、阳江话与广州话声韵调完全相同的不到5%。因此,信宜与广州基本可以通话,四邑或阳江与广州就基本不能通话。幷且因爲差异较大,四邑、阳江话无法形成一套与广州话相近的“文读音”。所以,我们认爲,一些著作将信宜和阳江的方言划入“高阳片”是不恰当的。
(与叶国泉合作)
1990年6月
广东双方言区的分布及其成因
1990年下半年,笔者在各市、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协助下,对广东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材料表明,广东各种方言在分布上是互相掺杂、互相交错的,存在许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双方言区。本文对这些双方言区的分布及使用人口作一概括说明,幷对其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广东双方言区的分布
广东有三类双方言区:第一类是北方方言和本地方言同时通行的双方言区,这种双方言区在全省各城镇普遍存在;第二类是本地两种方言同时通行的双方言区,包括客粤双方言区、闽粤双方言区和客闽双方言区;第三类是在一种大方言区内,两种次方言同时通行的双方言区,例如阳江市区,属粤语区,既通行阳江话,又通行广州话,内部交际使用阳江话,对外交际使用广州话。本节只描写第二类,分述如下:
(一)客粤双方言区
客粤双方言区是全省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双方言区。其母语爲客家话,内部生活交际使用母语,对外交际包括机关公务、广播宣传、生意往来以及教学等多使用粤语。分布于30多个市县,人口约200万。包括以下三类地区:
1.客家话区与粤语区接壤的地带.具体有:
深圳市;沙头角一带,约5万人。
宝安县:东部的南澳、大鹏、癸涌,坪山、坑梓、坪地、龙岗、横岗、平湖、龙华等镇,约7万人。
东莞市;东部的凤岗、清溪、樟木头、大岭山、黄江、塘厦、谢岗等镇,以及莞城、厚街、虎门三个镇的部分村庄,约8万人。
增城县:荔城、宁西、中新等镇,约14万人。
三水县:六和、大塘、芦苞三个镇,约8万人。
罗定县:加益、扶合、泗沦、都门、分界、罗镜、新榕、连州、太平等乡镇,约10万人。
信宜县:大成、白石、怀乡、洪冠、茶山、旺沙、贵子、思贺等乡镇,约20万人。
高州县:根子、云潭、新洞、泗水、谢鸡、马贵等乡镇,约 24万人。
电白县:霞洞、大衙等乡镇的部分地区,约2万人。
阳春县:圭岗、永宁、双窖、三甲、八甲等乡镇的部分地区,约7万人。
阳西县:塘口、新圩、程村、上洋等乡镇的部分地区,约3万人。
化州县:文楼、平定、合江、宁洞、官桥、新安等乡镇,约 20万人。
2.客家话与粤语交错分布地带。
广东的一些市县,客家话与粤语互相渗杂,交错分布。以清远市爲例,除清城和清郊的太和、白湾、回澜、山塘4个乡镇系粤语区外,其馀24个乡镇都既有粤语区,又有客家话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据全市统计,粤语使用人数爲258262人,客家话使用人数爲 164619人,可见粤语不仅在地理上占有优势,在人数上亦占有优势。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客家人,出于交际需要,只得逐渐学会幷使用粤语,因而都成爲客粤双方言区。除清远市外,属于这类情况的还有从化、佛冈、龙门、阳山、连县、广宁等县。
从化县:除县城街口镇一带爲粤语区外,其馀各乡镇均有一些村落爲双方言区,约5万人。
佛冈县:除县城石角镇一带爲粤语区外,其馀各乡镇均有一些村落爲双方言区,约5万人。
龙门县:麻榨,永汉,沙径、龙华、王坪,龙城、蓝田、地派、左潭、铁岗、天堂山、龙江、平陵、路溪等乡镇的部分村落,约10万人。
阳山县:黎埠、大良、新圩、杜步、七拱、东山、太平、白莲、扬梅、小江、黄岔、秤架等乡镇的部分村落,约11万人。
连县:九陂、龙潭、高山、西江、连州、附城、龙坪、朝天、保安、清水、东陂、瑶安等乡镇的部分村落,约9万人。
广宁县:排沙、石洞、潭播、江屯、联和、北市、赤坑、螺岗、上村、东乡、宾亨、五和、横山、木格、石咀、古水、洲仔等乡镇的部分村落,约8万人。
3.粤语区中的客家方言岛。由于它们长期处于粤语区的包围之中,遂逐步发展成客粤双方言区。具体如下,
珠海市:湾仔沙、夏美的部分村庄,约2万人。
斗门县:白蕉、六乡、斗门等镇的部分村庄,约3千人。
中山市:五桂山、南朗、三乡、神湾、坦洲、翠亨村等镇的部分村庄,约3万人。
台山县:赤溪镇的部分村庄,约2千人。
新会县:大泽、杜阮两镇的部分村庄,约2千人。
鹤山县:鹤城、共和、祉山、宅梧、龙口、合成等镇的部分村庄,约3万人。
新兴县:河头、勒竹两镇,约3万人。
云浮县:托洞、镇安、白石等乡镇,约6万人。
德庆县:悦城、播植、武垄等乡镇的部分村庄,约2千人。
郁南县:宋桂、东坝、河口、平台等乡镇的部分村庄,约1万人。
封开县:平凤、江川、渔涝、七星等镇的部分村庄,约4千人。
怀集县:闸岗、蓝针两乡的部分村庄,约3千人。
(二)闽粤双方言区
闽粤双方言区的母语爲闽语(潮汕话或雷州话),内部交际使用母语,对外交际则多使用粤语。这种双方言区主要分布于雷州半岛东北部及粤语区中的闽方言岛、闽方言点。粤东汕尾市区则是近年新形成的闽粤双方言区。共计人口近50万。具体如下:
电白县:水东、林头、坡心、七径、霞洞、羊角等乡镇,约 10万人。
茂名市:袂花、鳌头等镇,约2万人。
湛江市:郊区部分镇,约10万人。
汕尾市:城区各街道,约10万人。
中山市:沙溪、大涌等镇及张家边、南朗、三乡的部分村庄,约14万人。
郁南县:东坝镇的部分村庄,约1万人。
英德县:氵含氵光镇的一些村庄,约600人。
龙门县:左潭镇的个别村落,约50人。
(三)客闽双方言区
客闽双方言区的母语爲客家话,内部交际使用母语,对外交际则多使用闽语(潮汕话)。主要分布于粤东客家话区与闽语区接壤的地带,人口约40万人。具体包括:
饶平县:新丰镇一带,约1万人。
揭阳县:玉湖、龙尾、新亨、桂岭、白塔等乡镇,约7万人。
揭西县:县城河婆镇以北的乡镇,约30万人。
普宁县:石牌镇,约1万人。
二、广东双方言区的成因
广东的这些双方言区是怎样形成的?这就必须结合这些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来进行考察。
“马坝人”头骨的发现,证实早在10万年以前,广东便有人类居住。这些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发展威若干个互不统属的部落,其语言也互不相通,史称“百粤”(或者“百越”)。秦朝之后,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南迁,将汉语带入岭南。其中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迁是秦始皇23年(公元前214年)平定百粤之后,“谪徒民50万戍之”(见雍正《广东通志》)。 50万在当时要算个不小的数目,因爲直至东汉时统计,南海郡的人口只不过9万多。这批“徒民”的到来,改变了百粤“一统天下”的局面,随之中原的文化及语言,也就开始传入广东。不过,整个广东尤其是番禺(今广州)一带,百粤的势力还相当大,秦末时赵佗在那里建立南越国,从承相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百粤土著,就连赵佗本人,也只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俗及语言,成爲“酋长”式的国王。可见那时广东一些汉人居住的地方,实行的已是“双语制”,汉人之间交际使用汉语,与粤人交际则使用百粤土著语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东汉末年至南北朝,中原屡遭战乱,北方汉人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广东汉族移民数量随之而激增。东晋时,朝廷实行“以俚治俚”,大量敕封百粤土著,客观上促进了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的融合,也促进了“双语制”的推行。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作爲先进文化载体的汉语,逐渐取得了优势,成爲通行于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和粤东沿海的主要语言。与此同时,自“五胡乱华”起,中原一带受北方游牧民族控制达270多年之久,其汉语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东汉族移民的语言便同中原汉语拉开了差距,形成爲若干种方言。其中珠江三角洲及粤西一带的汉族移民,其语言保持著较大程度的一致性,遂形成爲粤语;粤东沿海一带的汉族移民,其语言既与闽南一带的方言保持一定的共同之处又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遂形成闽语的潮汕话。
当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已有大量汉族移民定居之时,“马坝人”的故乡粤北,仍是土著部落聚居之地,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交通闭塞,大庾岭原有一条沟通南北的小道,秦、汉军队南征时均有一支从此小道进入。但由于崎岖狭窄,除军队和少数土著之外,多数人进出岭南都走灵渠水路或粤东海道,汉族移民也就主要落脚于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到了唐朝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爲了改变粤北的落后状况,召集民夫开凿大庾岭新路,史称“横浦之道”。这条道路开通之后,中原汉人入粤就不必经灵渠或粤东海道兜个大弯了。唐末到五代,中原再次战乱,出现北方汉人第三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这次南迁的汉人,多取道大庾岭,落脚于粤北及粤东北。南汉时,广东境内新置英、雄、敬、浈四州,其中英、雄、敬三州均在粤北及粤东北;据北宋太平兴国至元丰这一百年间的统计资料,这三州人户增长的幅度相当惊人,其中英州 (今英德)由4979户增至8019户,增长61%,雄州(今南雄)由8363户增至20089户,增长一倍多,成爲粤北人户最多的一个州;粤东北的敬州(后改爲梅州)在太平兴国年间还只有1577户,到元丰年间便猛增至12890户,增加6倍以上。这些地区人户的增长,显然是大批汉族移民定居所致。这些新迁入的汉族移民,习惯上称爲“客家人”。
客家人迁入广东,带来的是当时比较标准的中原汉语,这种中原汉语与粤、闽方言已有明显差异,其中一种方言对另一种方言很难再産生同化作用,因而形成幷存的局面。客家人入粤后,大都定居于较爲闭塞的山区,与外界交往较少,他们的汉语也就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趋向,形成一种有别于中原汉语又不同于粤语和闽语的“客家话”。
明朝以前,广东粤、客、闽三大方言由于通行区域不同,还未相互渗透。但到了明末清初,南迁汉人激增,客家地区人口饱和,耕地紧缺,迫使其中一部分离开粤北和粤东北向别的地区转移,于是出现了粤客或闽客方言互相掺杂、互相交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一些地区尤爲突出。还有一部分客家人散居于粤语区或闽语区中的山地,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岛或客家方言点。这些客家方言岛或客家方言点的周围通行粤语或闽语,居住在那里的客家人要对外交往,就非得学会粤语或闽语不可,因而也形成爲客粤或客闽双方言区。例如普宁、惠来两县交界大南山区的少数村庄,村民的先祖是明成化年间至清初这段时间从长乐(今五华县)迁来的客家人。这些村庄周围是闽语区。到本世纪20年代,村民就基本上会说潮汕话,成爲客闽双方言区。发展到后来,潮汕话逐渐取代客家话而成爲这里的通行语言了。
到了近代,广州成爲我国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已经通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语不断向其他方言区渗透,使一些原来的客家话区和闽语区逐渐演变成客粤双方言区和闽粤双方言区。例如东莞市的凤岗、清溪、樟木头、大岭山、黄江、塘厦、谢岗等镇,原来都是客家方言区,由于粤语的渗透,这一带现在都成爲客粤双方言区。汕尾市原属闽语区,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渔民”来自粤西之外,其馀全是“福佬人”,1984年以来,出于经济交往的需要,掀起一股学粤语的热潮,每年都办一二十期“广州话学习班’,一连办了数年,有人粗略统计过,现在的汕尾居民,能讲粤语的达到90%,能听懂的几乎100%,成爲一个新出现的闽粤双方言区。
上述可见,广东双方言区的形成,既是客家人迁徒、扩散的结果,又是粤、闽方言尤其是粤语不断渗透的结果。双方言区不断形成,又不断消失,最后的结果,是一种方言逐渐取代另一种方言,而取代的原因幷不在于这种方言本身,而主要地在于这种方言所通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方言的渗透作用。如信宜县大成、白石、怀乡、旺沙等乡镇都在黄华江两岸,这一带原是客家地区,先民是在明万曆年间镇压罗旁瑶民起义之后搬入这一带的。到本世纪,由于粤语的渗透,黄华江西侧近10万人口的地区已成爲客粤双方言区;而到七十年代,这片双方言区变爲地道的粤语区了,又从黄华江以东産生出一片新的客粤双方言区。粤语渗透能力之强,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可以预见,到不久的将来,粤西这片最大的客家话区将演变爲客粤双方言区,最后又演变爲粤语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叶国泉合作)
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