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凭什么不会出错？徐松有什么资格给他人封状元？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唐大中五年辛未（851）的记述 ↑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唐大中五年辛未（851）的记述 ↑

  “李郜榜”三个字的最早出处：

  淳熙三山誌 卷第二十六 人物類壹

  五年辛未李郜榜

  林勗　字公懋，閩縣人，大中五年“開元禮”登科，終吉州刺史。

   《淳熙三山志》为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

评论：

   徐松撰写《登科记考》及孟二冬撰写《登科记考补正》已用尽了可利用的史书史料，书中所列可看作是可利用的极限，一般认为县志不能直接作为信史，我们再难从别处找来史料充实里面的内容。

   徐松说李郜为状元，下面未明出处，很可能是从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记“郑嵎，字宾光，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之言反推李郜为进士科榜首。

   “李郜榜”三个字最早见于南宋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对林勗的记述“五年辛未李郜榜 林勗 字公懋，闽县人，大中五年‘开元礼’登科，终吉州刺史。”出于“大中五年”这个同年关系，元人辛文房撰写《唐才子传》时很可能是借用了《淳熙三山志》中“李郜榜”三个字，从而导致了由林勗大中五年李郜榜登科演变成郑嵎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及第，李郜也就由开元礼科榜首变成进士科榜首（状元）。林勗在（大中）五年辛未李郜榜登的是开元礼科，徐松也是认可的，林勗被列于“诸科二十二人”名下而不是列于“进士二十七人，又三人”名下。

   徐松判断莫宣卿为“制科”应源自封州刺史白鸿儒公元878年所作《莫孝肃公诗集序》一文中的“设科求贤，合天下士”,认为当中的“设科”必定是制科。但徐松本身所言“按是年设科无考”当中的“设科”两字，指的就不是制科，而是一种可以成为状元或进士的科考，单指白鸿儒的“设科”为制科显然不合理；再说，既然该年“设科”(常科或进士科）无考，进士二十七人又三人从何而来？郑嵎、柳珪的进士从何而来？可见当中必定有错。(注：郜 gào 音告；勗 xù 音旭；嵎 yú 音隅禺；懋 mào 音貌)

2011.2.16

   错误应与徐松引用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内容有关，以下来自百度“唐才子传”中的内容：

   很多唐代诗人的有关资料是靠辛氏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如唐人所撰多种《登科记》久已亡佚，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一书，乃大量征引辛氏此书中所录唐人登科资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唐才子传》共十卷，作者元代人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此书对中﹑晚唐诗人事迹所记尤详﹐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登第先後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後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存唐人旧说﹐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实为高仲武）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清四库全书评《唐才子传》。是书原本凡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其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祗撮共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

   周本淳先生将此书的讹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时间失次，二是地理讹误，三是误甲为乙，四是褒贬失实。其例甚多，详见本书正文注释。分析起来，辛氏致误的原因约有两点：

   一、所采原书本身已误。如卷五《张仲素传》云:“魏文帝有云:‘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殊不知魏文帝从无此论，而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将杜牧此语误属曹丕，辛氏乃沿年后山之误。在诗人事迹方面，辛氏的重点是标举诗格，而轻于考述行迹，故多采笔记小说。而唐五代后期的笔记小说，因受到传奇的长期浸染，叙事务求新奇动人、曲折有致，往往虽叙述时人事迹，却大加渲染夸张，与传奇小说已难以区分，情况十分复杂。辛氏难以一一考辨所载事实的真伪，一旦采择入传，又往往踵事增华，则距事实更远。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指出的本书卷七《许浑传》称其梦游昆仑一事，系节录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而此事见录于早《本事诗》四十年的唐代卢肇所撰《逸史》一书，事主乃是许瀍。辛氏沿用误说，又加臆评，完全曲解了许浑的性格。

   二、所采原书不误，而辛氏误读误解。如所采《郡斋读书志》卷四上柳仪曹评陈子昂语，柳仪曹本指柳宗元，辛氏误解为格柳公权。又如《郡斋读书志》著录《雍陶集》时说:“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唐志，系《新唐书·艺文志》的简称，辛氏误为雍陶诗集名，在卷七《雍陶传》中说“有《唐志集》五卷，今传。”皆为典型的例子。

   客观上说，辛氏在唐亡后三百多年后，以一己之力，博访史料文献，把零散材料系统化，为一代诗人写传，其中艰难可以想见。更难能的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论点，不愧为唐诗之功臣，虽然有诸如此类的缺陷，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总目》说:“盖文房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牾，往往杂见。然较计有功《唐诗记事》,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间缀以论，多掎摭诗家利病，亦足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功，固不为无补焉。”这个评价不失公允。（摘自：百度百科“唐才子传”）

   唐大中五年辛未(851)登第在《唐才子传》中仅见卷七对郑嵎的描述:“郑嵎，嵎，字宾光，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有集一卷，名《津阳门诗》。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询求父老，为诗百韵，皆纪明皇时事者也。”《唐才子传》没有李郜为状元的记述。再说，元朝将国人分作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人)、汉人（北方)、南人（原南宋)，难以想象元朝人对南方人是何等的蔑视，把南方的状元漏掉或切换掉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针对徐松《登科记考》的错误，周腊生在《《登科记考》所载唐代状元正补》(孝感教院学报.1998)里指出了一箩筐。十分搞笑的是，韶关张氏化名西平风，为了证明岭南第一状元是韶关张氏祖先张九龄，便在南方论坛发帖赞叹徐松撰写《登科记考》是“用力甚深，考证精审，资料富赡”,这私货明显更假太假，怎么只从周腊生那里抄来这12个字？陈泽泓根据白鸿儒所述的莫宣卿科举之途“入郡庠”“试于有司，荐于大廷，对杨清问，初典翰林，未服官司政”,认为莫宣卿是及第常科之后又经殿试制科第一，并认为张九龄及第进士，过程得过才堪经邦科第一。从形式上判断，张九龄与李郜登第进士并为开元礼科榜首应是同一回事。“按是年设科无考”可以理解为该年进行了诸科考试之后，没有进行常科或进士科考试，而是直接让诸科优胜者再进行制科殿试，中选者为状元与进士，即当年的状元及进士均不是从常科或进士科选出。西平风等人是自作聪明，想套用公式，根据自己构思的中选模式来判断这样才是状元，那样做是制科第一，搞到古代皇帝敕封状元都得经他批准一样，这真是太搞笑。皇帝主持的殿试莫宣卿得第一记于《全唐文》白鸿儒《莫孝肃公诗集序》当中，同榜进士柳珪称莫宣卿为“状元”见于《全唐诗》十七册柳珪诗《送莫仲节状元归省》,莫宣卿中状元后得以任职翰林内阁大学士，不但有白鸿儒记有“初典翰林”更有《全唐诗》十七册莫宣卿诗《百官乘月早朝听残漏》为证，西平风等人应找条公式套用一下，看看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连进士都不是，一个南蛮山民如何能跑到长安朝廷去？柳珪称莫宣卿为“状元”有人则解释为戏称或谀称，宣卿继莫俦、莫群后排第三（昆仲者三)，字仲节，凭什么说“仲节状元”是个戏称、谀称？柳珪为什么要戏称或谀称别人为状元？“状元”可不是一个能随便起用的外号，况且还是一个进士去称一个制科（即西平风等人眼里的“诸科”)第一为“状元”。再说，在皇帝面前乱戏称，不说砍脑袋至少也会被驱赶出朝廷，智商顶级的进士不至于糊涂得如此交关。

20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