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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O1、O2、O3都起源于贺江流域 地学演绎 莫如波 2010.10.8 说O1、O2、O3都起源于贺江流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有相同的图腾崇拜，与远古的封豨部落有关，不过，还可以从他们的分化年代及东亚南部的考古年代圈定其诞生范围，论依据，也应在两广范围。 O1、O2、O3的分化年代大概在4～3万年前，先看下中国南方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两广尤其广西出奇的多，说出来就是一大串，如靖西宾山人遗址、都安九谔山人遗址、都安千淹岩遗址、灵山人遗址、田东定模洞遗址(34ka)、忻城古逢人遗址、桂林宝积岩遗址(35～25ka)、柳州柳江人遗址(50～10ka)、来宾盖头洞遗址(35ka)、柳州都乐岩人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Ⅰ(37～20ka)、九头山人遗址、荔浦人遗址、隆林德峨人遗址、牛岩洞遗址、甘前洞人遗址、富川县的狮子岩、横山岩、尖山大岩、荆竹山、狗公山遗址[1]、梧州的木铎冲遗址、广东封开罗沙岩遗址(48ka)、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39～35ka)[3]等，两广大约在2.0～1.5万年前进入中石器时代，这些旧石器晚期遗址年代应在5～2万年前之间。 相比之下中南半岛，最早见年代在3～2万年前的，越南北部靠北部湾有两个遗址Ngoum(23.1～18.6ka)及Tham Khoung(33～28ka)[2]，泰国南部有朗隆日遗址(30～27ka)。因此，说O1、O2、O3在4～3万年前诞生于中南半岛至少目前在考古方面是缺乏依据的。 再说云南西南一带，已发现的5～2万年前旧石器晚期遗址也没几个，云南的丽江遗址(50ka)、富源大河遗址(50～30ka)、河口孤山洞遗址(30ka)、白骨洞遗址(21ka)、四川的资阳人遗址(39～36ka)、资阳鲤鱼桥遗址(25ka)、汉源富林遗址(20ka)、攀枝花回龙洞遗址(20ka)、重庆的丰都遗址(50ka)、铜梁县张二塘遗址(25ka)。加起来不及两广的一半。 不过，此可以解释为云南晚期智人已向北方迁徙了，北方旧石器晚期遗址应与他们有渊源。 云南一带是缺失中石器遗址的，直接在7～5千年前从旧石器晚期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所以不应判断为与农耕文化有关的O系人群早期聚居地。 O1、O2、O3分化的早期，各形成主体族群，如O1人群大致分布于肇庆以东的粤东-赣-闽-浙及台湾等东部地区，从台湾原住民可看到，O1占绝对优势；O2人群主要分布于广西及中南半岛，主体是O2，而当中的O1应是晚期源自西瓯、南越或粤西沿海；O3人群分布于岭北的湖南、湖北及以北地区，湖南的荆蛮后来混入O2a。 三者之间各能形成主体，说明他们早期的迁徙路线是不会搅和在一起的，假如O1、O2都诞生于北部湾，然后向两广迁徙，他们难免会搅和在一起，如果说O2走内陆，O1走沿海，但至今广东境内西江以南地域尚未发现早于2万年前的活动遗址。 三者之间又是有少量渗透的，说明他们分化后的聚居地相距不会太远，如台湾原住民，主体是O1，同时混有少量的O3及O2，假如他们之间的诞生地相距太远，如O3诞生于云南，而O1诞生于东部沿海，O3又如何能东迁，在盛冰期混于O1当中并过台湾呢？再有，既然能东迁沿海，必定穿越广西的O2聚居地，使O3混于O2之中，但广西O2人群当中的O3更多可能源自晚期的荆蛮(瑶族)及汉族。 总之，O1、O2、O3同分化于贺江流域，然后分东、西南、北三个方面扩张这种模式才能最合理解释三者之间的时空分布关系，其他模式很难，还有农耕文化起源问题，都是O3云南起源说很难搞掟的。 湘西是荆蛮的起源地，而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应是其源头。玉蟾岩遗址最早的陶片年代达1.8万年前[4]，大约1.2万年前出现载培稻，湘西的彭头山八九千年前出现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使人很容易想到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相比之下，云南多数在7～5千年前才从旧石器晚期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无农业迹象，削尖脑袋也想像不出，其与湘地年代极早的农耕文化会有什么样的承袭关系？很难想象，湖南的原始O3会来自云南。这里再引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一文中的一段:“在我国南方稻作农业不断向南与西南方向扩散，并与当地已有的初步的食物生产技术相结合，发展出当地的稻作农业(如昙石山文化)，长期流行的云贵高原稻作起源说，不仅理论上不成立，从考古发现的证据中也得不到支持，类似的如印度稻作独立起源说也不成立。相反食物生产在西南地区遭到较长期的抵抗，狩猎采集在当地人口的生计中占有农业普及地区难以比拟的重要性。”[7]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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