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主编《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88～100页 8500字

第五章  广府民系、广府方言、广府文化于广信的“汉化定型”

  长期以来，学者一般认为，广府民系形成于唐宋年间，其中珠玑巷为最重要的阶段。而随着古广信的研究，不少人对已经流行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提出了新的阶段说。

  显然,“广府”的提法，源于广州，而“广州”一名，又得自于“广信”,也就是说“广”字，最早是源于广信，来自汉武帝“广布恩信”一语，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汉文化深深的印记。所以，一批人类学者、语言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汉文化巨大的内聚力，与南越文化相结合，这才有可能将岭南散沙状的部落，凝聚成为一个族群，加上由于“广”的得名，广府民系便由此内聚而成。所以，汉代才是广府民系“汉化定型”的最早阶段。

  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语言的研究与“破译”,我们不难发现，为何西江流域的广府方言，与中心城市广州那么相近，却与主要是珠玑巷移民的五邑方言相去甚远？为此，语言学家进—步在各个方而，包括语音上，做出了论证，认为粤语形成于西江流域中部，说得更具体—点，便是古广信一带。

  从语言切入，我们亦可以发现，广信时期，正是当地文化为强势的中原文化所吸附，所改造，从而成为广府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阶段，与民系一样，这也是广府文化被“汉化定型”之际。

  这一来，广府民系“珠玑巷开基”一说当如何解释呢？

  应该说，它所具备的正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意味，是广府文化与汉文化的再度整合，其背景正是南宋积弱、民族危难的时候，广府人的汉民族自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关于广府民系、方言与文化的问题，叶国泉、罗康宁二位语言学家和文化学者谭元亨均作了新颖独到、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杨蔚关于语音特点的分析，亦值得—读。

  一、广府民系的形成

  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加上广府之“广”字得名，循名责实，广府民系亦由此内聚且形成。

  由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出版的《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是谭元亨多年的心血，书中对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文化作了认真、深入的探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其中，关于广府民系形成于广信期，有整整的两节。这两节分别名为“广府民系的‘汉化定型’”与“汉民族色彩的强化”。

  谭元亨认为，平心而论，也只有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全国的文字、法律、货币、度量衡之际，中原文化才逐渐形成强势文化。由于秦王朝的短命，汉初实施黄老学，直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原文化才最终作为强势文化，在岭南产生重大影响。也只有这个时候,“越化”才被削弱，汉化方可加强。

  其时，广府民系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才最终“汉化定型”。

  事实上，广府的“广”字，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用在岭南这片疆域上。这固然是“得名”,却可“循名责实”,最终完成了广府民系的内塑。

  在赵佗的“南越国”,显然不以中原为尊，在汉初之际，一度称臣，又一度反叛，汉王朝也始终取一种又拉又打的姿态，直到最后灭了南越国，将岭南府治北移至广信——广信则因汉武帝一语“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而得名，取“广布恩信”之义。

  应当说，南越国之际,“汉越杂处”,越族处于高势能的位置上，所以连赵佗都越化得相当可以，就不用说一般的中县人了。换过来，到了以广信作府治之际,“汉越杂处”,汉则换到了高势能的位置上，对越实施了汉化,“越化”可以说是入乡随俗，百越文化又本身是多元的，松散的，因此，这时说民系形成则依据不足。只有到了广信府治时期，广府民系才有了内聚力，从而得到定型。

  当年陆贾说和赵佗时，南越国正呈示出对中央王朝无可否认的离心力，这在汉王朝当时也是无可奈何的，大军压迫，由于连年征战，只能是虚张声势，赵佗也不买账，陆贾怎么说刘邦了不得，赵佗也只是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也就是说，如他参与中原战事，不见得就输给刘邦。陆贾惟有以劝赵佗毋忘自己是叫中原人的根本，且认为这足以说动赵佗:“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

  再实施胡萝卜加大棒的诱逼:“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冢先人，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史记》中称:“于是尉他(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屈蛮夷中久，殊失礼义’。”

  话是这么说，陆贾表面游说成功，并且升了官，可南越国对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却不是就那么牢固的，到了高后四年，便因中原断绝铁器供给，这一君臣关系即告破裂。发动“叛乱”,自称为“南越武帝”,拓展疆域，东至闽越，西抵夜郎，俨然一东西万余一大国矣。直到高后死，陆贾奉文帝之命再度来说和，才偃旗息鼓。赵佗主政南越70年，岭南基本上是安定的，中央王朝几乎没有多少干预——仅高后禁运铁器一事为插曲，所以，南越国一直是自行其是，没有多少“汉化”的有力措施。尽管赵佗被一再提醒为“中国人”——当时称中原人为中国人。

  赵佗死，凡传五世，经93年。及至汉武帝，国力增强，边患不再，这便着手解决南越国的问题。终于找到借口，发兵南下，翦灭颇得越人信赖的二朝元老吕嘉，这才真正一统中国。

  当时汉武帝正东巡至左邑桐乡，听说南越已灭，喜形于色，便把所在地名改为“闻喜”。破南越大军，乘势臣伏夜郎，扫荡东越，从此东南沿海至西南，均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汉武帝着意经营岭南，将交趾府治，北移到了广信正处于漓江下游桂江与西江交汇处，而秦朝已凿通了灵渠，沟通湘水，使来自中原的水路得以贯穿，无疑，从这里去施加来自中原的影响，实施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统治与改造，都比原南越国的番禺要有利得多，毕竟，刚刚灭掉的南越国仍留有不少遗患，番禺可谓危机四伏。

  就这样，从西汉至东汉，直至三国之际，广信作为岭南的府治所在地，持续了375年，将近四个世纪。

  而这四个世纪，对广府民系的“汉化定型”无疑起到了最重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汉文化已作为强势文化，加上得广信之地利，更具有高势能。而湘漓水路，又进一步在这400年间，大批引入了中原人，即汉人，在这里实施统治。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打的正是汉文化印记，后来，南海、苍梧诸郡，更是“风序泱泱，衣簪斯盛”,以汉文化为尊，且蔚然成风了。来自中原的学术文化如此，其制度文化、伦理观、城市风格等，也同样对岭南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这是借助强大的中央政权才产生的。一旦中央政权被削弱，这种“汉化”色彩又会相对让位于“越化”之后的海洋化了。所以，南北分裂之际，府治便又从广信搬回到了番禺，番禺后来更成为了广州，雄踞于全国对外交往的港口之首。这在后文将另有述及。

  还是回到“汉越杂处”上。

  广信时期，应是由南越国的“杂处”走向了交融或融合，这习形成一个民系，不再分彼此。广府文化也成了官方文化，强势文化。近四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不排除局部的叛乱，但每每能慰诱招降，化干戈为玉帛，更加快了这一融合的过程，尤其是东汉初年，五岭中，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更促进了汉越的交融。

  其间，有任延与锡光二太守，致力于传播巾原礼义，被称为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任延与后来另一太守陶基，还全力设立学校，传播中原文明。

  在隋唐文明前夕，岭南更有著名的冼夫人的业绩，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越人是如何积极参与这一“汉越交融”之中的；冼夫人为高凉郡越族一支俚人的女巨帅，她与汉人交往,“诫约本宗，使从百姓礼”,让俚人上层社会较快与汉人礼仪合拍，促进了俚人社会的进步。她又亲自与汉联姻，与高凉郡太守冯宝结为夫妻，积极推行中原的先进制度、礼仪，从而使岭南“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亻离)化为弦涌，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与中土”。

  显然，汉越向更深的、更大规模的融合，在上千年间不曾停歇过。因此，广府民系在广信时期“汉化定型”后，也绝非一成不变，仍在发展之中，所谓“汉化定型”是指其凝聚的最初结果，而非固化，否则，纯然的汉化，也就不会有一个汉民族中这么一个颇具个性与特色的民系了。广府民系形成后，事实上，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中，仍有地域的变化乃至于族群的变异，但其根性或本质可以说是相对稳定了的。

  为此，我们大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并非武断的结论，这就是说，古百越中，南越人是广府民系的主要源头，而广府民系则是在“越汉杂处”走向“越汉融合”中得以形成，广信时期正是广府民系“汉化定型”而凝聚产生的重要历史阶段。

  写到这，很多人会问，如今，一般人都认为，广府民系是形成于宋明年间的珠玑巷阶段，广府人视珠玑巷为祖上开基的圣地，这又怎么解释呢？

  要了解广府民系的形成，不研究其“开基”地珠玑巷，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星珠江三角洲上的广府居民，其族谱、家谱，大都声称自己的远祖来自于珠玑巷，有人甚至认为，珠玑巷移民后裔，约占今日整个广府民系人数的60％。这个比例无疑是惊人的。然而，人们小禁又会反问，在宋末元初珠玑巷人迁徙至广州周遭之前，广州已有的原住民究竟还存不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之前，广州在南北朝至唐宋间，非常兴盛，人口众多，而且，说的也是广府方言了，也就是说，广府民系早已生息休养于广州周遭了。珠玑巷人南下，无非只是又一次整合的过程，不能说有了珠巩巷人，才形成广府民系，所谓60％的结论，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

  那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大一部分广府人，仍认为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之地呢？

  首先，无可否认，宋末元初，是有不少居住在珠玑巷的中原人，被迫再度南迁，抵达珠江三角洲。其实，这样的南迁，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或多或少发生过，只是这一次是最大规模的，较著名的便是日后学者反复考证的罗贵率33姓97户人家离开南雄珠玑巷南下的历史记载，因此颇具代表性。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早在南北朝之际，南雄、始兴、曲江一带，便已是中原人南下的—个重要的落脚点，根据当年户籍已载，这里人口已经相当兴旺了，吴就曾置始兴郡，府治在曲江，阴铿所存不多的诗中，就有几首写到始兴。到唐张九龄，史志上均有一笔，为“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凿大庾新路”。在大庾新路未开通前，岭南与中原的联系，一是水路，靠灵渠沟通湘、漓二江，迂回曲折，极为不便，绕道至南岭的西部，而且常因年久失修而中断；二是陆路，由连州而桂阳，或经武水上泷口，一有战乱便封闭、断绝了。这都大大地限制了南北往来。大唐亦有故道，但如史载：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山头亚)截，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只因张九龄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坡险之故，利用农闲，终凿成全长15公里坦坦而方五轨、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的新路。从此，最艰难的险径，一下子变成了南北沟通的最便利、最重要、最快捷的大道。后宋人余靖《武溪集》笔下如行云流水：……溯大江，渡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之役，余皆篱工楫工之劳，全家坐而至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可见，大庾新路，一下子涌入了岭南的“十之七八”的客旅。

  这一来，在大庾新路南，即南雄一带滞留的中原人也就更多了，张九龄后裔也住在这相当长时间，如今珠玑巷出名的张昌故居，便是他后人所筑，甚至珠玑巷得名电缘于此。据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吕之先，为南雄敬宗巷考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元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条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旌表的，正是人口繁衍、家族和睦这样—种中国人的伦理观。张昌是张九龄第十四世孙，后张家包于宋末元初南徙至新会、开平等地，据称此间张姓已有20余万人了。

  由此可以断定，唐宋年间，珠玑巷周遭，已聚居了更多的来自中原的汉人。至于珠玑巷南迁中一则关于胡妃的传说，因史实关系，留待后面再谈。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仅录张昌一史实而未收胡妃传说，自有道理。

  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南岭广东一侧在这些年间聚居或作短暂停留、休整(其实应是有来有去)的中原人，乃至士族再多，但从当地发展的程度看，是不可以与当时广州相比，人数也不可能很大，南雄一带作板块位移，也不可能把珠三角原住民大部挤走。因此，把珠玑巷移民定位为南北交融当中的一次整合而非广府民系的最后形成，则是更合乎历史事实的。

  珠玑巷人南迁后主要居住地是珠江三角洲，由于他们南下正是中国积弱，外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也就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于是，对珠玑巷这—祖居地，更视为一个历史圣地，甚至带上了准宗教色彩，这无疑影响了周遭的广府人，尤其是先后来到广东融入广府民系的中原人，彼此都有了认同感，而且相当强烈，以至并非经珠玑巷而来的，他们也自觉不自觉一样认下了这个“开基”地，以证明自己汉民族的血统。其实，在这之前,“粤人”每每与“汉人”有所区别，并不以汉人为尊。这也说明了—个融合过程。此外，有人认为，珠玑巷是“广州士族俱发源于此”的地方，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素质，尤其是宋代，其后儒社会有着很深影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相当造诣，来到珠三角后，也就对当地产生辐射，如南宋以后，广州周遭的九所书院，均为珠玑巷人所兴……

  如果说，广信时期，广府民系属于“汉化定型”内聚而成的话，那么，珠玑巷，则是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汉化”的进程，是他们一个精神的故乡。因此，关于珠玑巷传说还是放在广府文化形成与发展中，作为一个思想与情感的轨迹去认定与理解更合适一些。

  关于民系的形成似乎更多讲了来自中原文化产生的内聚作用，不错，这的确是广府民系的黏合剂，没有这一条不足以凝聚为一个民系。不过，作为海洋文化，始终又是这个民系的开放姿态，没有这一条，也不足以使广府民系与其他民系区别开来，有着自身五彩斑斓的特色，从而充满勃勃生机，在近代对中国主流或整体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此特地重复或强调广府民系形成过程中海洋文化的作用，更是非常必要的，毕竟，这才是这样—个民系的底色或本色。

  二、粤语的形成

  粤语大部是中原移民带来的，其形成于汉初西江中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古广信一带。

  语言学家罗康宁在《粤语的起源地新探》一文中，继续延伸他与叶国泉教授合著的《粤语源流考》的观点，对广信—带，即西江中部作为粤语的起源地作了更深入的论证。

  下面的论述，即是他的观点。

  (一)粤语是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

  汉语呈汉人的语言，粤语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如此。

  众所周知，广东在秦代之前属于“百越之地”。“百越”乃汉语音译，又写作“百粤”,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其构词方法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为“越(粤)人”。从这—语词可看出，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是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难以考证。惟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例如“六建”“六贺”“六谢”“六吟”中的“六”,“那务”“那霍”“那录”中的“那”,“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明白，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的非汉语因素今天在当地的粤语中已经不使用，恰好证明今天的粤语跟古百越语没有继承关系。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他的著作《语言地理类型学》，中将全世界的语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牧畜民型语言，另一类是农耕民型语言；印欧语属于前一类，而汉藏语则属于后一类。牧畜必须在大片草地上展开，大规模的区域迁移经常发生，牧畜型语言也就随着这种迁移而带到其他地区；农耕民靠小块土地而生活，其语言发展方式则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

  综观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虽然也不乏较大规模的区域迁移，但这种迁移并非由于游牧而多半是由于战争，因此其发展方式仍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这一文明中心就是黄河流域。据邢公畹等先生考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语化”运动；到西周时期，进而形成以夏语原产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文明中心，跟“夏语化”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今的汉语各大方言之间尽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作为汉语八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便是如此。虽然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就完整地保存着，由此可见，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非由古“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带来的。

  (二)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发生于秦统一中国之际。公元前223年，秦国60万大军攻灭楚国，便将大军驻扎于五岭，准备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秦军尚未行动，西江中部的“西瓯国”却先起兵反秦，秦始皇才匆匆忙忙派屠睢带领50万大军征讨。屠睢则派史禄在海阳山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以保证军事上的运输。灵渠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战争告一段落，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在《集解》注:“五十万人守五岭。”这50万人，便是第一批汉族移民。

  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各郡地旷人稀。直至东汉时的统计资料，南海郡也只有9万人。因此，迁入50万人，足以改变岭南越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一下子迁入那么多移民绝无可能。但我们知道，大移民是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秦始皇既然可以将12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以及巴蜀，又将内地大批罪人迁徙到河套以及甘肃一带，那么，完全有可能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岭南。虽不一定有50万那么多，但也肯定为数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迁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因此这些移民不可能来自与岭南比邻的楚国，而多半来自中原或北方各国。由于他们是成批迁入，所以到达岭南之后，能固守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因而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者。

  这批移民主要落脚于何处？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番禺即今天广州一带，仍是百越的天下。因为直至秦末，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时，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均是百越。就连赵佗本人，也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惯及其语言，将自己异化成百越，以便于统治。如果不是汉族移民的人数太少，百越的势力太强大，他就不会那么做。西江中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西瓯人首先起来反抗秦始皇的统治，秦兵攻击的目标也就集中于这个地区，而经过秦兵的征讨，原来居住在那里的百越大都逃散，从而成为汉族移民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同时，在那个时代，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由于五岭之隔，主要靠水路，除灵渠外，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富川的岭口修筑一条新道，将潇水和贺江联结起来。这样，贺江与漓江就成为南北沟通的两条主要通道，而贺江、漓江与西江交汇之处，也就成为中原移民首先落脚之地。据《汉书》记载，到东汉时，地处西江中部的苍梧郡的人口有14万，而南海郡只有9万，这个曾经历战乱的地区，不但没有变得一片荒芜，反而人口密集远远超过南海郡，如果没有大批汉族移民补充，是不可思议的。

  大批汉族移民定居的结果，呈使西江中部成为岭南最早的汉文化传播基地，也就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基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将监察岭南9郡的“交趾刺史部”设于西江中部的苍梧郡治广信；东汉在岭南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广信也就成为当时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族移民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作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其语言也就成为优势语言。当地土著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来掌握,“雅言”也就在这一带逐步流行开来。

  从东汉末年起，中原经历300多年的战乱，导致中原汉人更大规模南迁，岭南汉族移民人数激增。这些汉族移民南迁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灵渠作为主要通道的地位并未改变；虽然东吴政权已于公元1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搬到番禺，但西江中部作为汉族移民主要聚居地的地位并未失落。因此，经历两次移民浪潮之后，中原文化和语言，首先在这块地力传播并与百越文化、语言融合，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长达270多年，其语言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雅言”几乎荡然无存；而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没有经历这场冲击，也就较多地保存着“雅言”的面貌，从面跟中原拉开了距离，成为汉语的一种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由此可见，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古广信一带。

  (三)从封川话看早期粤语的面貌

  三、封开话的特点；(一)封开话的语音特点；(二)封开县南北片粤语的语音特点

  四、广府文化的形成

  五、广府文化与汉文化的整合

《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后记

　　史著不可以强作，更不可以敷衍，勉为其难。未必成为其“著”。一如明代史学家谢肇所说的:“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余，立论唯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五杂俎》卷三十三，事部一)正切中当今史著之弊。如我勉强再炮制之类东西，有何颜面去见封开的父老乡亲。

　　可这部书总归得编，众多文化学者、历史学家、人类学者、语言学家以及地理学家，为古广信的“正名”耗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只是让我这后学收拾一下，当责无旁贷。

　　面对上百篇、数百万字的论文，以及相关的专著，要理出个头绪，心怯得很。几经踌躇，反复斟酌，便采取了今日这种编著与论文观点辑录之间的折衷方式，尽可能理出相应的系统与线索来，具有一部专著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同时，又兼顾各位大师论文中的精彩成分——毕竟，它应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也就是说，对不同论文作了必要的取舍或区别。对欠完整的部分，再由本人和研究生加以补写。使之尽可能全面，且有层次及学理。

　　受黄伟宗教授之托，书就这么编写出来了。却难免有遗珠之憾，有些好的文章、独到的观点，没能用上。同时，不同类的学科，在以本学科理论加以论证之际，不可避免会反复使用同一材料，如某些历史事件，某位前人的论断，等等，——而这种重复，如果是独立专著当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读者看下来，没准又会觉得啰嗦了。陷入这两难境地，恐怕也是无奈。

　　广信是一部历史，一部曾为人遗忘而今又被重新寻回的历史。作为历史，它总是这样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的。也许，一度的失去，才更显它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广信是有幸的。

　　有幸在它最能闪光之际，被人拂去上面的历史尘埃，不曾继续埋没下去。

　　毋庸讳言“六经注我”,历史总归是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是这种服务是有远见的还是短视的，以宽阔的胸怀还是以狭隘的功利为基准，否则，贻误了现实，也一样侮蔑了历史。毕竟，历史绝非幼稚园给孩子玩的泥巴，不可任意捏圆捏扁。

　　如同广信不可以用作今日重演封建专制的理据一样。广信所具备的历史、文化诸方面的意义，要广博得多、深厚得多。

　　诚然，这本书中，不敢称有“包罗千古之见”、“飞扬生动之笔”,它只是忠诚地还原历史的“本真”(海德格尔语)，但编纂下来，只觉得，太实了，少了一些思想的火花，有不少想说的话也没有说得出来，于是，索性在这后记中点缀几句。

　　毕竟，从失而复得的这一部历史中，我们所得到的，远不止历史本身。

　　史著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而同样在创造历史——创造历史则在史著自身，它所激荡出的理念，所揭示的思想真谛，当会构成今日新的历史。

　　古往今来，同一部历史，前人写了，今人又写，后人还会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每个时代对同一段历史的感悟不会一样。关于广信的历史，也会这样。我期盼很快有人写出新的一部——促我编的这部速朽，当为万幸。这便是我写下这一后记的目的。

谭元亨     

2004年春于广州·五山

本卷编委会

审  定：黄伟宗

主  编：谭元亨

编  委：张镇洪  司徒尚纪  黄启臣  叶国泉  刘伟铿  罗康宁  邱立诚  陈永正  杨式挺  高惠冰  宋长栋  杨  蔚  黄萼辉  陈楚源  陈泽泓  郭培忠  黄陌权  谭元亨

    [注]-《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书中第194页有“据两汉书《地理书》记载，苍梧郡在元始二年（2）有24379户，146160口，而到永和五年（140），却激增至111395户，466975口”。

    暨南大学历史系王元林《论汉合浦郡在岭南与中外交通中的地位》中的一段：“从《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和《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统计岭南人口可知，交趾郡户数92440户、口数746237口，位居岭南各郡第一；九真郡户数35743户，口数166013口，位居第二；苍梧郡户数24379户，口数146160口，位居第三；南海郡户数19613户，口数94253口，位居第四；合浦郡户数15389户，口数78985口，位居第五；排列后两位分别是郁林郡、日南郡。交趾郡口数是南海郡的8倍，九真、苍梧两郡也远远高于南海郡。交趾、九真每县平均人口也高于南海郡各县。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口，与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居红河及其他河流下游有关。而汉境初开疆土，在册的编户应是承袭原来而来的。交趾一带经过数次战争，人口或亡或逃，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的岭南五个郡（交趾、郁林人口失载）,苍梧郡人口达466975口，远远高于第二名南海郡250282口，是其1.87倍。九真郡人口虽仍居第三，但其增加不明显，被南海郡反超。最后两郡是日南、合浦。合浦郡人口数不到9万，仅86617口，人口没有增加。”